浅析南街村模式——平均富裕而非共同富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非论文,富裕论文,共同富裕论文,平均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国村镇中，南街村的富裕程度虽并非处于上游，但作为公有制条件下引导农民极大地 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实现方式之一的南街村模式，却极具典型性，它是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样本。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受 历史环境的路径依赖的作用，南街村在传统社会积淀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相悖的思维模式和价 值取向如：重礼治轻法治、重教化轻权利的小农意识传统；经集权和强制性的政治动员而放 大并指导出独特的行为取向。这种体验结构远滞后于经济体制等的制度结构的状况，将使其 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受到极大的制约。实际上，目前许多农村包括城镇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在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偏差，而且党和政府与 市场、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利的界定非常模糊，致使上级在引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上普 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通过对极具鲜明特点的南街村模式的实证解读，可使我们对富裕 所应体现的具体内容、伪共同富裕的表现以及共同富裕的实质有所了解。
一、南街村概况
南街村简介。南街村是河南省临颍县城南关的一个行政村，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 全村有805户，3130口人，2006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设有1个村党委，下有22个基 层支部，近300名党员，村民委员会下辖15个村民小组。全村1000多人在企业中上班，9000 多名职工来自其余6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300多名。目前，村民们都住进了三室一厅或二 室 一厅的楼房，有煤气、中央空调、闭路电视、收音机，卫生间里还有澡盆。教育（从儿童入 托到大学毕业都由村里统一支付学费）、医疗全部免费，还有敬老院……村里的企业组织— —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一级大型企业，拥有方便面厂等26个企业，产品11大 类100余种，资产总值0.28亿元。南街村的未来目标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公有，富 到个人没有1分钱存款。
南街村的组织方式。自全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受地域及亦农亦商传统经营方式的影 响，再加上面临着商品经济外部环境的挑战，生产方式已不可能再复归到自然经济的小农耕 作。因企业承包人未能尽责地完成任务，乡村工业也萎靡不振。受传统城乡分治的体制影响 ，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也受到极大限制。村党支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回收企业、土地 ，成立了合作社。南街村党委会、村民委员会、中原工贸公司，构成了南街村社区最主要的 组织机构，统称“三大班子”。其中村党委、村委会基本沿袭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大队党支 部、队委会的组织模式，对内实行计划经济。“三大班子”一套人马，党政企三位一体， 相互渗透沟通，统领着整个社区的政治、经 济、社会生活，最高权力归党委。但这种集体所有制又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的 公有制，而是有严格界限的社区“共有”制，即为全体村民所共有。（注：参见刘倩：《市场因素下的“共产主义社区”——对中部中国一个村庄社会结构变革的 实证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南街人将其发展之路 概括为：一是坚持实行公有制，走共同富裕道路；二是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持“以人为中 心”的管理方针，号称“毛邓村”；三是农工贸一体，实现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模 式；四是运用“外圆”加强经营，严守“内方”文明治村；五是坚定信念，建设共产主义小 社区。在享受小康生活的同时尝试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理想。
二、南街人的“共同富裕”实质是小农、集权的平均主义富裕
从经济基础上看。南街村依附于传统农业，停留在食品加工业的低级状态上，尚不具有以 高技术、新工艺为基础的项目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没有一个强大的产业支柱 和经济增长点，而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难免处于劣势。如果没有稳定的高速增长的生产性富 源的话，富裕的基础将非常脆弱。此外，在人力资源方面，因目前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所 需技术人才很少，最高仅到助理工程师级别。而南街村的带头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其追 求高科技项目——可以取代一切能源的“永动机”项目和替代性的“泥土造纸”项目，战略 设想却令人瞠目。
从南街村内部的政治体制来看。受“性善论”和“建构理性主义”知识论影响而进行着大 一统的集权统治。“性善论”认为，人生来是善良无私的，但在与外界进行交流时易引起私 心杂念；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和信息的先进性可以完全代替、代表农民来进行选择。由 于 南街村领导班子垄断着一切生活来源和政治资源，一方面，从精神上采用农村公社斗私批修 的方式改造居民的思想进行灵魂净化；另一方面，修建围墙以与外界保持着孤立和隔膜，在 无形和有形上成为与外界隔绝的纯洁的真空地带。因此，南街的农民都得就范于既定的理念 ，因为福利与表现挂钩。这里的人仍像乡土社会中的村民那样，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 ，死于斯，自给自足地保存着乡土本色。他们的生活，只是四季的轮替，而没有时代的变迁 和进化。全村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种体制，只有一种生活。罗素说过，惟有多姿多彩才是 幸福。况且我们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不能极大 地满足社会需要，以平均整齐划一的方式进行分配所有资源，极易造成对个体自由的侵犯和 生产活力的缺失。它极大压抑了个性的自由发展，没有个人的生活空间。当人的基本生存权 获得满足后，发展权便成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人力资源是最基本的和产出效率比最高的 生产要素，没有人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乃至倒退。这就需要提高公民的 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创造出提高修养的环境。但是，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够以强迫灌输来剥 夺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为代价。“外村一个卖豆腐脑的说，南街治安好，生活稳定。不 过她说那些福利，钱也买得到，那里不自由” （注：陈明群：《南街：小农的社会理想》，载《南方周末》，2000年4月14日第13版。）。富裕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还体现在 精神生活的充实和幸福方面。这种幸福的基础是人格权利的被尊重和人格的实现。
从在思想教育上坚持的“外圆内方”看。对沉重的传统文化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加批判的 继承严重地影响了南街现代化的进程。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进展和社会变迁的速率慢的地 区，在权力结构和状态上有着费孝通先生在描述乡土社会时的特征，即权力体制是长老统治 。下级对上级只有服从而没有反抗甚至是反对，反对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 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在注释的灵活变通中以求和外部社会变迁的适应。“对不能反 对 而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是表面的无违。”（注：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它造成了 形式与内容的脱离，虚伪成了游刃于社会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保护色。这种虚饰的“外 圆”程度、打擦边球的技巧也就成了思想解放的标准。
南街村运用公社时期的做法对当地民众灌输毛泽东思想，用“十星级文明户管理制度”将 其具体化，把评比结果与福利待遇相挂钩。这种运动方式从整体上看根本不符合现代文明准 则 ，带有原始意味的乡土社会的痕迹和“左”的印记。但从局部——特定的区域南街村来看， 我们也不可否认，南街村的人民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最起码达到了一种平均富 裕。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南街村的发展模式是否是坚贞不渝地遵循毛泽东思想而形成 的这个结果很值得怀疑。因为，换一个地区，待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如同做秀那样地大搞“大 学毛著”、“大学雷锋”和“大唱革命歌曲”等形式主义运动，通过这种政治特殊性来制造 轰动效应地贴标签，说是某某思想的成果，也会给外界以同样的效果。这就需要我们用宽容 的态度理性地看待问题。任何一种政策试验、具体方式的选择应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遵循人民群众自愿的也就是尊重人格的原则下而非强制性地进行局部试点。但要警惕的 是不应神化局部性的经验和具体方法。
从带头人的先导作用及局限性看。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即村、乡两级兴办的乡镇企业，从兴 办之初到走到比较富裕的阶段，都离不开一个或一批能人的领导，特别在创业初期，是以血 缘和地缘为纽带，靠能人的带动发展壮大起来的。带头人的素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这些人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对政治动向、经济发展、社会 形势、传统伦理有着敏锐的嗅觉和深刻的认识，他们既具有适应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礼治价值 观，同时又在实践发展过程中自觉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而有着法治观念和契约理念，以开 放的胸怀自然地承担着厚重的儒家思想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对接使命。这种宽容的中庸之道， 使乡镇企业在新的发展时期获得了新生，也锻炼出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这种先导作用 对于事业的初创阶段是大有裨益的，它一方面在决策上具有很高的效率和摆脱不必要的干扰 ，另一方面，其个人感召力也可发动人们心悦诚服地跟随他一道开创。但是，个人的智慧是 极其有限的，况且还要受到历史、知识、发展的局限，不可能永远先知先觉，任何一个决策 上的失误都将使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若仍以原来的一言堂式的组织形式和船小好掉头 的经营方式，只是致力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而不在组织上进行创新，不能建构一个科学 的组织决策机制以对企业的战略进行规划的话，将很难保证事业的长久健康发展。而且对一 个人的盲从和信仰崇拜将会使成员具有极大的依赖性，面对发展变化放弃个人的见解和思想 的独立，秩序的崩解将不可避免。
从对共同体以外的人的待遇看。南街村是封闭的、小农的、自给自足的、缺乏流动性的集 体。在对本村农民和外来人员的问题上，缺乏起码的公平。就工资部分来讲，凡是在企业工 作的南街人或外籍职工都实行工资制。工资倾斜体现在四方面：个人与集体，向集体倾斜， 通过扩大公共积累提高公有化程度；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倾斜。一般职工月工 资150～200多元，村三大班子成员250元，厂（队）长是300元，而科技人员的工资在300～500 元左右，最高3000多元；外籍职工与本地职工，向外工倾斜，相同工种，前者比后者工资高 出20%～30%，这是由于外工在此地的吃住虽免费，但不享受其他福利；农业工人与企业工人 ，向农业工人倾斜，前者比后者高出30%左右。外来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相对于村民来说享受 的福利待遇极为有限，而且一旦离开该村将一无所有，自己的投入进入到该村这个集体的积 累中，而个人却享受不到分配的权利，因此相对于有该村户籍的村民来说是受到了剥削。内 部员工的工资额大体相当，这样，劳动的有效投入多的人自然受到投入少的人的变相剥削， 极大地打击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能够体现南街村特色的是“高福利”下的“低工资”，如 果无福利作保障，生活可想而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日益逼近，从事生产的人将越来越少， 其可持续发展状况令人堪忧。
三、共同富裕的精神实质
平均主义非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受传统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观、落后的 经济状况、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以及经济体制和政治 体制改革的不彻底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公平的认识上 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将其认同于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分配根据既不是人的合理需要，也 不是经济贡献，而是平分财富或收入均等的观念形态。由于观念形态不具有经济客观性，因 而在一定范围内，某种观念形态在少数人拥有的情况下不易转化为“合法”的经济行为，而 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则自然地转变为“合法”的经济行为，成为分配社会财富或收入的重 要依据。在实施中因披着“公平”、“合理”的外衣而不易被人们所识破，它往往使一部分 人压制和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理所应当，在心理上也不具丝毫道义谴责。在平均主义 发生作用的场合，无偿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极为复杂，主体也不定型、不稳定，经常交互扮 演着两种角色，而且数量也不易进行测定。这种分配形式的典型特征是要求分配上的绝对均 等，以所谓的大公来压制小民的权利，当然不会引起贫富差距的拉大，也不会产生阶级冲突 和对立。究其实质是无偿占有和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是对按劳分配的粗暴践踏和恣意否 定，是极不公平的分配现象。这种思想的盛行和泛滥，只能造成社会的退化和普遍贫穷的恶 果。“它否定按投入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助长了人们的懒散和惰 性，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影响了创造力的发挥，阻碍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由此造成知识贬值，使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严重影响民族素质的提高；其观念所设的心 理上的无形障碍和外部社会环境的破坏，严重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 展；使资源不能有效地按市场规律进行流动，促成产业结构的畸形化，造成生产要素和资源 的极大浪费”。 （注：金喜在：《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283 页。）
人格平等和选择自由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经济建设是目前 中国最大的政治，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和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社会主义本质中的“解放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解放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解放 的主要内容应是去掉束缚于身的有形的、无形的枷锁，即解放禁锢人的思想和制度设施，从 而解放人的手脚和能力；而“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的德行、心智、体能等全面素质， 建构使人们心情舒畅地工作和学习、调动生产和生活积极性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从软环 境和硬环境方面创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良好氛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实质上说就是人 的解放和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最终的落脚点都不可避免地要 集中到尊重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情感风格上。无论是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思想上，人人 都不可能完全保持同一向度，各自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邓小平 指出：“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 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 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28页。）共同富裕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处在目前这个发展状态下试图 进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说是禁锢着人的个性，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粗暴侵犯，从而将 严重地影响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与社会及文化思想的可持续发展。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 是不均衡的。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取向，创造 出了多元化的社会。这种多元化，除了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也包括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因 此，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它不应该是反文化的文明建设，其首要的前提是思想的解放、开放 和自由，而不是禁锢。
规范的法治秩序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土壤环境。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越是非市场经济 化程度大的地区，受传统的规范影响越深，即由在传统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而越是服 膺于“礼”，法治的观念即用法律的力量来协调权利的理念便越是淡薄。结果是在差序格局 中，受切身利益的影响，对待事物的态度是由己推人，选择的标准依感情的远近厚薄大异其 趣，没有整体的概念。“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中国的道德和 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注：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因没有一个统一 的普遍性标准，群己之间没有界限，也就遑论权利和义务了。因此，以产权为例，传统体制 上 的人人都有而人人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只是虚无缥缈的公有，因此在经济利益方面，对个 人产权的确认是一个挥之不去也不容逃避的问题。因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变化未能适应经 济体制的变化，原有的“礼治”的土壤环境已不再适合现代化变迁的社会形态。一般来说， 意识形态的变化仅靠内力的作用难有大的改观，这就要求传统体制进行现代化的嬗蜕。在现 代化的体制转轨过程中明晰界定权利，创设良好规范的制度框架，使集体财产这种公有制经 济在实现形式上做到自由流动、保值和增值，实事求是地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乡镇 企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各种模式发生着碰撞、冲突和磨合是难以避 免的，市场主体仍需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而进行不懈的探索和追求。
总之，现代化不但是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最主要的是人文的现代化。 如果人的思想仍然受传统体制的束缚，社会格局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而不是非人格 化的社会团体格局，将很难形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和有效的专业性分工，人们的创造力将受到 极大的扼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及文化体制之间将很难形成良性互动，协调发 展。这就需要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 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协调好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政治、经济、 思想上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培育公民的民主、法治、权利和义务的理念，作为微观主体的 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作为不脱离团体下的个体才有更自由和广阔的空间驰骋，才有 条件充分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故共同富裕，不仅仅体现为一种生存状态（物质方面），更 体现在生活意义上（精神方面）。它是指社会成员在经过自由选择和审慎制度出公正、规范的 社会秩序引导下，主动、自觉、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并将其投入到生产性劳动中去 ，通过政府救济、志愿性服务及政策调节等活动消除两极分化，使每一个体的物质生活丰裕 、精神生活自由，社会保持和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