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刊论文,时期论文,制度论文,勃列日涅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5-0039-0012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由于惯性的作用，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思潮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人们仍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的道路上前行，因此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初期仍沿用前任领导的做法。“1965-1966年，一批早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就成书定稿，包含批判个人崇拜内容的书籍还继续出版”①，并没有遭到当局的禁止。但随后不久，苏联政府就开始加大对意识形态的管制，严格文化制度，强化书刊检查。虽然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曾宣布“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但历史证明，书刊检查制度贯穿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始终。
一、书刊检查机关的职能
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管制强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增设书刊检查方面的机关，进一步加强原有书刊检查机关功能。此间，有权行使书刊检查的机关有苏联书刊保密局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第五局。前者负责对即将或者已经刊登的书籍、报刊进行检查；后者负责对阅读禁书及违反相关规则的人与事进行秘密监督。无论是编辑部还是出版社的编辑都必须服从苏联书刊保密局的领导，而苏联书刊保密局的行动又常常在克格勃的监督之下。
(一)苏联书刊保密局
1964-1982年，苏联书刊保密局依然是执行书刊检查制度的主要机关，其主要任务与此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保护国家见诸公开出版物、电视、广播、电影、戏剧、展览以及想要送达国外的材料中的国家秘密；预防在内容上具有反苏与反共性质的出版物通过公开渠道在苏联传播；对提交给各部委审批的部门消息清单草稿中不应该公开的部分进行仔细研究；向各部、委、出版机关等单位领导通报有关在保守见诸书面国家秘密方面的重点指示等②。其间，苏联书刊保密局曾有一段时间内成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的组成部分。但不久，苏联书刊保密局又脱离了上述委员会的管制，继续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起开展书刊检查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供详尽的有关国家文化与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意见与情绪、国外媒体对他们的反响等信息③。它有权干预艺术问题。编辑对书刊检查工作的认识是从经验中获得的：如果书刊检查机关不止一次地对同样性质的错误发出警告，编辑们就应该清楚什么是可以写的，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文学作品的内容经编辑们处理后发生了变化。
1971年7月12日发布的《苏联书刊保密局业务检查指示》对苏联书刊保密局当时一段时期的具体工作任务作了详细规定：苏联书刊保密局有权阻止有关苏联军队志愿参加各民族反对美国及其他侵略者战争的消息在公开出版物上刊登；今后不允许有关苏联轨道弹道导弹的任何材料见诸书面；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中通报有关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地下中微子站的设计与建设情况，并且也不能在该中微子站建设工作尚未完成之前通报其所在的城市；没有苏联书刊保密局领导的批文，禁止在公开出版物上刊登自然灾害信息；未经苏联海洋部的许可禁止在公开出版物上刊登有关苏联开发北方海洋通道以及经北方海路行驶的船只路线；未经苏联书刊保密局领导批准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刊登保加利亚作家瓦列里·彼得罗夫(Валерий Петров)、德拉戈米尔·阿谢诺夫(Драгомир Асенов)、埃米尔·马诺夫(Эмил Манов)、约尔丹·拉季奇科夫(Иордан Радичков)等人的作品，与此同时有关他们作品审查的消息也不许见诸书面；未经苏联书刊保密局领导的批准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刊登苏联各城市徽标的文字信息以及图片；不允许在公开出版物上刊登有关滨海边疆区苏昌(Сучaн)化学制药厂的设计与建设的消息；不允许在公开出版物上提及有关以色列与西班牙参加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主席团会议的代表来到苏联境内的消息④。
总体上来看，苏联书刊保密局的职能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在国家还处于比较高的地位。它的活动，使苏共得以尽可能全方位地掌握国家的意识形态方向。
(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第五局
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意识形态管制的主要表现就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和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该部门主要由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两百人，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侦查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内招募了24952名新情报员，占全国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苏联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
克格勃经常从事间谍行为，例如，1973年7月8日，克格勃向中央委员会通报作家Л.列昂诺夫(Л.Леонов)的手稿，克格勃是从列昂诺夫亲近的人那里获得这一手稿的。该手稿是作者的自传，其内容涉及了集体化、1933年“大饥饿”、1937年“大清洗”，也就是说该手稿中所涉及的内容都是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依照克格勃的信息，尽管该手稿没有获得批准出版，但它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话题，其原因在于，其中描写了高尔基与斯大林以及伏罗希洛夫会面的场景⑤。列昂诺夫作为此次会面的一个参加者在描写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时称，斯大林是一个多疑的人，而伏罗希洛夫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⑥。
从1959年到1964年数十名间谍对6万名苏联公民进行了监控，其中有300～400人被控犯了从事反苏活动罪。遭遇逮捕与审讯的最主要指控是阅读或者传播“私下出版物”以及其他“反苏文学”。这些“反苏文学”包括：索尔仁尼琴(А.Солженицын)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杜金采夫(А.Дудинцев)的《不仅仅为了面包》(《Hехлебом единым》)等。克格勃不仅监督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由苏联书刊保密局保存在图书馆的作品，而且还有20世纪60年代经书刊检查机关检查通过出版的文学作品⑦。
二、书刊检查的实践
勃列日涅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虽然在惩罚手段上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有所缓和，但检查的力度与过去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时期，苏联党和政府虽然曾经尝试着在该国通过施行出版法，废除书刊检查制度，但最终由于各种原因以及苏联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没有实行，反而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检查力度。其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废除书刊检查制度对苏联来说并不现实，很可能会导致民心浮动、国家大乱⑧。
(一)对出版物的检查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书刊的审查明显在强化。无论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抑或哲学家，一旦被当局定性为在意识形态上有害，那么他们的书籍就会被停止销售⑨。图书馆出现了以下情况：许多图书由公开借阅转为图书馆特藏而不外借。有许多作家都被列入了书刊检查之列，他们的作品乃至私人通信都受到了严密的监督。苏联的各部门，无论是各种科学研究所、高等院校，还是新闻社、塔斯社、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局、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都在书刊检查的严密监督之下。苏联书刊检查显现了加强的趋势。
1967年9月21日，克格勃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中描述了А.Е.科斯捷林1967年7月写给《顿河》杂志社和苏联作协的一封信。他的这封信被当局称为“垃圾”信件。科斯捷林在信中写道，“上百位作家和诗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监狱和劳改营中，身心均受到残酷的摧残”⑩，而包括乌克兰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遭到无情的摧残。科斯捷林称，“我的许多作品都被各杂志编辑部退回了”(11)，编辑部在给他的回信中对其作品大加赞赏，随后却有一个转折句子“但不能发表”。科斯捷林称，有时他的作品通过了出版社的审核，但发表后却发现，其作品已经面目全非，许多不符合当局品味的章节、句子等均已经消失，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968年苏联书刊保密局事先检查结果通报中称：“书刊检查干预事件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平。仅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苏联书刊保密局以及其地方机关对各出版社、编辑部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用于出版的材料以及广播和电视即将播发的节目进行了多次审查，被禁止刊登或者播发的材料多达7.2万份。”(12)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一时期遭遇书刊检查人物及其作品的具体数字，但一些遭受书刊检查的人物及其作品还是有据可查的。
从图书馆或者书刊销售网清除一些“有害”作家的作品是苏联书刊检查机构的一贯做法。依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74年1月28日的指示，苏联书刊保密局于当年2月14日发布命令，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进行大面积清除，包括图书馆的藏书、书店等图书经营场所的书籍和杂志上刊登的作品。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虽经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但无论其是以什么形式面世的，都在相关部门的查禁之列：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年国家文学出版社(Гослитиздат)、苏联作家出版社(Советскийписатель)出版发行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年国家教育出版社(Учпедгиз)出版发行专门为盲人读者阅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国家文字出版社与报纸杂志出版社分别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语言出版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年《新世界》杂志第1期刊登的《克里切托夫卡车站》(《Случай на станции Кречетовка》)和《玛特辽娜的一家》(《Матренин двор》)等均遭查禁(13)。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书籍外，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成外文后，也不能免于政府的查禁。
除了图书馆和图书销售网以外，旧书店也是苏联书刊检查机构重点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经常销售一些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书籍，有一些人正是利用这样的渠道销售国家禁止的书籍。依照苏联书刊保密局的指令，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书刊保密局必须经常对本地的旧书店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每个季度都要向苏联书刊保密总局上报当地的旧书店数量、检查次数等有关信息。如发现旧书店内买卖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禁止的书籍，则一定要向上级国家机关报告。不允许有玩忽职守的现象出现。1977年10月12日列宁格勒书刊保密局就从旧书店中撤销Н.А.别尔佳乌夫(Н.А.Бердяув)和С.Н.布尔加科夫的书籍一事致信苏联书刊保密总局，信中称，该局在对当地旧书店进行检查时发现，一些旧书店里买卖反动哲学家别尔佳乌夫以及反动经济学家、哲学家布尔加科夫的书籍(14)。列宁格勒局在解释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时称，指导旧书店开展业务的文件中并没有提到上述两位作家。为此列宁格勒局请求将Н.А.别尔佳乌夫和С.Н.布尔加科夫的名字列入“属于清除范围的人物名单”之中(15)。
从这一时期来看，苏联书刊检查机关的主要精力均在于对私下出版物进行检查与压制。公开压制异己思想催生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然后是保护权利的运动在国家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使文学分裂成官方的、受检查的报刊和不受管制的、非官方的以“出版物”和“自我出版物”的形式出版的文学。这种分裂只是将书刊检查机关允许出版的作品提到了表面，而更多拥有对立思想的作品开始以非官方的形式出版，就此私下出版物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形式。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与集中营迫害的，其形式主要有公开信、请愿书、禁书(其中含文学作品、回忆录等)。到20世纪70年代，私下出版物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克格勃通过分析总结后发现，此时的私下出版物已经与前一段时间有很大区别。
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以维护权利运动为主旨，其内容既包括全国性问题，也包括地方性问题；既有官方问题，又有非官方问题；既涵盖民族权利与文化问题，又涵盖宗教信仰与自由问题。但由于私下出版物涉及的内容多为官方不允许的，因此其通过任何途径出版的书刊在官方看来都是非法的，遭到苏联当局的检查与迫害是自然的。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时事纪事》存在期间，曾经多次被政府勒令停止发行，其一些编辑者也遭遇当局的逮捕、监禁等不公平待遇。
私下出版物的出现与传播引起了苏联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注，其一直以来依赖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以及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也遭遇了极大的挑战。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1970年12月21日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此进行了重要说明：“‘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以来出现了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16)为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采取措施，对私下出版物进行监督，防止其思想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二)视听领域检查
勃列日涅夫时期，全国各家影院上映的影片千篇一律，情节单调乏味，此外，更多的是上映那种符合当局政治口味的巨片，如为某个周年献礼的鸿篇巨制等。只要是遵循当局的创作方式，其电影作品就会受到政府的垂青，反之则会遭到各种限制。
这一时期，苏联书刊保密局有关电影方面的检查是很细致的。许多影片刚刚摄制完成就被苏联有关部门禁止放映。如根据格罗斯曼的同名小说拍摄的影片《政委》(《Комиссар》于1967年杀青，但很快在这一年就遭到禁映(17)。
塔尔科夫斯基系苏联著名导演，在国际上也拥有广泛的声誉，他的影片在一些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屡次获得大奖。但在国内，塔尔科夫斯基的影片却不受欢迎。原因在于，塔尔科夫斯基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没有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此，长期以来他的作品都得不到当局的认可，有时他本人都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塔尔科夫斯基拍摄的许多优秀影片长期遭遇禁止公映，即使后来得到允许上映，但内容已被剪辑，影片残缺不全。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因含有反斯大林的潜台词，有时虽然当局允许上映，但也只能在几家指定的电影院内放映。
1971年，苏联电影导演А.Г.格尔曼拍摄了故事片《道路上的关卡》，国家电影事务委员会要求对片中200处进行修改。格尔曼拒绝这样做，为此他三次受到警告处分(18)。由于没有按照当局的设想去修改，拍摄工作也一拖再拖，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才得以拍摄并公开发行。
勃列日涅夫时期，戏剧与电影一样无法涉及许多现实题材，尤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当时的剧作家、演员和导演巧妙地运用了苏联观众都心领神会的“伊索式语言”，这种方式是列宁在同沙皇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进行斗争时经常采用的，列宁于1917年4月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序时就曾写道，“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式的——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19)。
苏联对广播与电视的审查也是相当严格的。没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任何广播电视不得公开国家明令禁止的消息。为了在广播电视领域实施检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常召开会议，对前段时间的检查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检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并下达相关的命令。
(三)涉外领域检查
勃列日涅夫时期，针对外国在苏联的文化产业的检查极其严格。外国输入苏联的电影、书籍、邮件等，在苏联举办的国际展览会、国际电影节等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有时，一些出版社的领导为了使翻译作品的内容更符合意识形态标准，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大幅度的删改，一些作品到出版时已经所剩无几。
20世纪70年代，苏联翻译出版了美国新闻创始人斯塔德斯·捷尔克尔(Стадс Теркел)激进的政论体评论书籍《工作》。该书在美国出版时长达500多页，书中详细地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社会生活全景。由于苏联书刊检查部门有针对性的筛选，该书翻译成俄文出版后，仅被压缩成12页的小薄册子(20)。那些被苏联当局认定为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害的内容均被删除。
对外国电影进行检查始于十月革命胜利后，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为严格。苏联时期，莫斯科国际电影节(Moscow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是该国最大的国际电影节，在世界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电影节始创于1959年，每两年的7月份举行一次。1965年第四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举办前夕，苏联书刊保密局就针对这次电影节规定了一些限制性的条件，如果某外国电影没有通过电影节管理处的审查，那么就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对其进行报道，并且不能对其进行评论；禁止公布外国客人和国际电影节评奖委员会成员的名字，不能公布电影节的收入；不能公布索契有可能是第四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地(21)的相关信息。
苏联认为外国电影大多包含色情、暴力和反共产主义思想，因此苏联书刊检查机关有权利并且有义务对外国影片进行检查，以防止外国影片对苏联人民造成毒害。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为了净化苏联电影市场，苏联书刊检查机关在处理争议颇大的外国电影时多采取禁止购买的方式。这些有争议的电影包括：吉洛·彭特克沃(ДжилоПонтекорво)的《阿尔及尔之战》(《Битва заАлжир》)、米洛斯·福尔曼(Милош Форман)的《金发女郎之恋》(《Любовь блондинки》)等(22)。其中《阿尔及尔之战》曾获威尼斯金狮奖，是一部半纪录影片，也是获得阿尔及利亚政府正式支持的独立抗暴电影，完全利用当地民众拍摄而成(23)。苏联书刊保密局认为有一些影片含有色情镜头，如果想在苏联上映就要对相关的镜头进行删减，如托尼·理查德森的电影《汤姆·琼斯》、迈克尔·柯杨尼斯的电影《希腊左巴》；而一些影片中含有“多余的镜头”，也必须进行删减，如斯坦利·克莱默(Стэнли Крамер)的《纽伦堡审判》(《Нюрнбергский процесс》)以及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Микеланджело Антониони)的《蚀》(《Затмения》)等，以上作品均遭到苏联书刊检查机构的严厉审查。
林赛·安德森(Линдсей Андерсен)导演的影片《幸运儿》(《О,счастливчик》)有32分钟的内容和情节被剪辑掉。贝纳尔多·贝托鲁奇(Бернардо Бертолуччи)导演的影片《随波逐流的人》(《Конформист》)表现的主题是思想处于危机与混乱状态下、缺乏坚定政治信念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状态。这部电影在苏联上映后，其版本比原作减少了30分钟(24)。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苏联书刊检查机构还将大部分西方输入苏联的影片都处理成黑白片。
三、对书刊检查的反抗
自从苏联实行书刊检查制度以来，就不断引起国内新闻、出版、文学等各领域的不满与反抗。而从世界各国的书刊检查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对书刊检查的抵制可以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种手段。所谓非法手段，是指地下印刷业和地下书籍贸易；所谓合法手段，是指用“伊索寓言”式的文学和政治漫画公开抨击对出版业的管制，或用各种手段钻检查条例的空子，逃避迫害(25)。这种反抗既有来自苏联共产党党内的反抗，也有来自党外的反抗。苏联党内有人曾企图通过制定出版法以约束书刊检查制度并同专横粗暴行为作斗争，但最终都没有成功。20世纪20年代末，苏(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主张应对书刊检查‘极审慎行事’，主张不断同这方面的‘主观主义’和‘过火行为’作斗争”(26)。但最终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采纳，反而是他本人因此受到牵连，最后被免职。而一些编辑部的编辑也并不是对苏联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一点反感都没有，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与书刊检查制度进行对抗，反对来自意识形态与政治方面的强权。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反抗书刊检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持不同政见者”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但当时“持不同政见者”仅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并不能称其为运动。20世纪6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曾宣称，苏联对与众不同的观点持欢迎态度，任何人、任何社会团体都可以对国内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批评与指正。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苏联政府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来自“不同声音”的压力，于是苏联安全部门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打击“持不同政见者”，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持不同政见者”思潮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有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被当局提升到了法律层面，他们遭遇当局严厉检查时经常“持有”的罪名就是“反社会秩序罪”。
“持不同政见者”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现象。而“持不同政见者”出版的“私下出版物”在这一时期颇有市场。“私下出版物”可以说是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一个产物，是对苏联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的反抗。
持不同政见者的成分较为复杂，但总体来说以知识分子为主。正是俄国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追求的历史传统激励着他们不断地为自由与民主而斗争，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敢于反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敢于对社会不公平与压制说“不”，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害的材料大都在他们中间传播。他们与苏联政权进行斗争的目的与任务虽然有所不同，但却表现出了相同的斗争形式与方法：写请愿书、印制各种形式的传单、出版“私下出版物”等等(27)。有时他们还通过举办辩论会、歌唱比赛、音乐会或者通过电影以及戏剧表演等方式传播自己的思想。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麦德维杰夫(P.А.Медведев)、萨哈罗夫(Сахаров)、索尔仁尼琴等。他们代表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各个流派，虽然各自的主张有一些差别，但在争取自由、人权、民主等方面是一致的。
(一)索尔仁尼琴的反抗行为
首先公开反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1967年5月16日索尔仁尼琴向第四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提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用大量的笔墨对苏联的书刊检查进行了分析与评判。
索尔仁尼琴认为苏联书刊检查制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索尔仁尼琴指出，书刊检查是中世纪的残余，但在俄国一直到19世纪仍然存在(28)。苏联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公开承认本国存在书刊检查制度，这一点在宪法中也没有明文规定。由此可以推断，既然本国宪法并不承认书刊检查制度的存在，因此，以任何一种形式实行这种制度都是不合法的。他认为，苏联书刊保密局和克格勃作为书刊检查的执行机关，对文学和艺术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专横的管理。苏联作协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对作家实施帮助，而是在书刊检查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作协对“上面的命令常常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索尔仁尼琴表示，苏联作协既没有保护作家本身，也没能保护作家的著作权。“我们的作家实际上没有，同时也不被承认有权对人和社会的精神生活发表超前评价，并且根据自我的理解阐释社会问题或我国饱受磨难的历史经验。那些原本可以表达成熟的民族思想，能够及时、有益地影响民族意识的发展或人类精神生活的作品，被书刊检查机关用一些吹毛求疵、自私自利、对人民生活而言目光短浅的意见宣布为禁书。”(29)
索尔仁尼琴主张取消一切形式的书刊检查。为此他表示，一些编辑部的编辑拒绝刊登某些优秀稿件的原因在于，这些稿件“没有通过检查”。苏联作协的许多成员也清楚地知道，任何人在将自己的作品提交给报刊编辑部或者出版社之前都要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检查”，力图将其作品中的一些章节、段落、语句、表达方式等符合书刊检查机关提出的要求，进而符合意识形态标准(30)。如果某些作品中出现不符合意识形态标准的章节、句子或者词语，自己首先就要进行修改，或者干脆删除。无论是苏联作协的作家，还是其他作家，上述做法的目的都在于使自己的作品能够顺利地问世。索尔仁尼琴认为，“依据文学的合理属性，所有这些修正对优秀的作品来说都是有害的”(31)。这样一来，人们往往见不到真实的作品，苏(俄)一批优秀作家都曾遭遇书刊检查的重压，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叶赛宁(Есенин)、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阿赫马托娃(Ахматова)、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ернак)、布宁(Бунин)、布尔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普拉托诺夫(Платонов)、曼捷利什塔姆(Мандельштам)、沃洛申(Волошин)、古米列夫(Гумилев)、克柳耶夫(Клюев)、扎米亚金(Замятин)、列米佐夫(Ремизов)等都是书刊检查的受害者。上述作家中，有许多人的名字使20世纪苏联文学与诗歌蓬荜增辉。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被苏联作协除名，有的根本没有被吸收为苏联作协的成员，有些人甚至被流放，最终客死他乡，一些年青作家还没来得及崭露头角，就已经屈死在劳改营当中。索尔仁尼琴表示，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苏(俄)文学在世界上还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到现在(20世纪60年代)，却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其原因就是书刊检查的存在。他希望，在苏联能够取消一切公开或暗藏的书刊检查，允许出版社出版任何书籍。并建议苏联作协能够为自己的成员提供必要的保护(32)。
(二)苏联国内大规模开展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运动
索尔仁尼琴关于取消书刊检查的呼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7年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前夕，苏联国内开始了大规模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运动。一百多位学者、院士、文人、艺术家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信息传播、发现与获得法律建议》。这一行动给苏联政权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该草案的中心思想就是取消一切形式的书刊检查。草案的起草者宣称，应该用法律手段代替书刊检查制度，应保障公民传播信息与获得信息的自由，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任何人都要遵守法纪，而其出版权不应受出版前检查的限制，并且有权获得任何信息。但应禁止下列行为：通报间谍消息；泄露军事与国家秘密；宣传侵略战争；煽动种族仇视与种族分裂；侮辱性的言辞行动；传播虚假信息，致使某人遭到损失；伪证；精神侮辱；教唆犯罪；具有犯罪性质的诽谤；同谋罪；恐吓；不经作者同意或不经版权合法所有者同意传播作品以及公开或描述有关情节；通过实现上述一些行为破坏相关标准文件所规定的社会生活(33)。
第二，任何个人、组织、机关、企业都有权不受出版前检查的限制出版各种类型的出版物，并且不受份数限制；可以上演戏剧、出品和上映电影以及冲洗照片，组织展览会、音乐会以及其他一些形式的演出，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组织演讲或学术辩论会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实现这些权利(34)。出版物、电影、形象艺术作品、广播电视节目一定要包含以下信息：作者或出版社或制造者。但上述行为必须充分考虑到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限制条件(35)。
第三，苏联公民有权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成立出版社，可以出版杂志、报纸，可以成立信息通讯社，建立剧院，成立剧团、歌舞团，举办音乐会，设立音乐会或展览大厅，成立电影院、摄影工作室、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无线电播音室、图书馆以及成立主办(公开)讲演的机构等，或者建立一些其他组织、机构、企业等以实现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规定的权利(36)。
上书者此举旨在保障苏联公民在出版领域各个方面的权利，保障苏联公民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保障作者的著作权，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问题。他们同时也表明公民或组织在享受上述权利的同时，不得违背法律规定的各种限制。
在苏联国内各领域专家倡议取消书刊检查的同时，也有人建议不应完全取消书刊检查，因为那样做是不现实的，但他们认为有必要取消文学方面的书刊检查。
总的看来，“停滞”时期，苏联各界反对书刊检查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这样的行为，苏联政府的书刊检查却变得越来越严厉。
(三)出版传播私下出版物
苏联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为了避免政府的打击，一般都在熟人之间秘密流传。大体上可以将苏联私下出版物分成以下几类：以前在苏联出版但现在未经允许发行的以及在西方出版并在苏联私下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各种类型的报纸或杂志；法庭审判的司法文件；手稿或私人通信等。实际上，苏联私下出版物种类远不止上述几种类型，有一些根本无法划分为哪一类。这一点也是由于苏联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决定的。苏联政府实行严厉的书刊检查，不仅逮捕与监禁在政治上有害的作者，而且还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为了能使自己的主张、观点与见解与广大读者见面，一些人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出版私下出版物也不足为奇。
1.书籍。被禁的书籍包括勃列日涅夫上任前在苏联出版的，但由于其作者现在的行为触犯了苏联意识形态主流观点，因此此时不允许在苏联传播，但依然经持不同政见者以各种途径进行传播；还包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公开出版发行的著作、后又传回苏联发行或翻印传播，一般来说，此类出版物(тамиздат)是经西方正式出版的，不应称为私下出版物，但由于其未得到苏联政府的允许在苏联公开发行，只能在私下流传，因此冠以上述名称。上述书籍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维护民主与人权的。
麦德维杰夫兄弟与萨哈罗夫都是苏联维护民主与人权的著名代表人物，前者的《谁是疯子？》，后者的《为和平而斗争》、《萨哈罗夫国际听取会文件集》等都是维护民主与人权方面的著名代表作品。他们的作品不仅在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圈子内有一定影响，而且拥有广泛的国外读者。此外还有李特维诺夫编辑出版的《四个人的诉讼程序》、加兰斯科夫和金兹伯格编辑出版的《白皮书》、巴涅夫斯卡娅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阿马利里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波德拉宾涅克的《惩罚性的治疗》、马尔钦科的《我的证词》等。上述作品大都在联邦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发行。
第二，反对政府的行政命令方式的。
苏联当局的行政命令方式对书籍出版影响很大，自然也就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抗与不满，如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的著作《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公开反对苏联当局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认为这是在加速俄罗斯化，剥夺其他民族的合法权利。此书在苏联并没有得到允许出版，而是传到西方出版，因为这件事，伊凡·久巴多次遭到苏联有关部门的批判，1972年乌克兰作协将其开除，随后不久苏联当局将其逮捕。
还有一些因种种原因被苏联有关部门禁止出版的作品也通过私下出版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其中阿扎耶夫的《囚车》由于涉及30年代基洛夫被刺后的“大清洗”而被禁；别克的《新的使命》本来要由《新世界》杂志刊登，但遭到长期主管相关工作、后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相的遗孀的反对，作品未能如期发表；扬波尔斯基的《莫斯科一条街》完稿后，一直被禁止发表(37)。
2.杂志。《时事纪事》1968年4月30日开始正式出版发行，共发行15年，出版63期(有一种说法称是64期(38))，1983年停刊(39)。该杂志是苏联首份维护人权的杂志，基本上都是以合法的形式出版发行的。但其内容，传播的方式与方法具有明显的“地下”性质。
除了《时事纪事》外，由麦德维杰夫兄弟主编的《政治日记》也颇具代表性，该杂志是一份专门揭露苏联政治内幕的固定的私下出版刊物，西方国家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左派”的代表刊物。从1964年开始该杂志由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主持出版发行。该杂志是在苏联私下流传的、未经官方允许、以打字方式出版发行的月刊，在西方一般称其为《政治日记》。这份杂志出版发行后不久，麦德维杰夫就发表声明称，该杂志的信息来源是其在上层的朋友，其中包括《共产党(Коммунист)》杂志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政治日记》的读者群比较固定，开始时大约有40人，但后来其影响与传播范围越来越大。《政治日记》采取纪事的形式对苏联国内外大事和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述，同时还刊载了各种不同的资料，如：内部指示、重大新闻事件、国际问题、时事杂评、历史片段、书刊评介、会议摘记、文学生活、私下流传的历史档案、历史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未发表的手稿、报刊文摘、书评等。虽然上述内容对苏联当局的批评和指责并不多，但仍不断遭到苏联当局的查禁。
除了《时事纪事》与《政治日记》外，其他这类杂志出版的时间都不是特别长，有的出版了几年，有的很快就遭遇了政府的取缔。
3.手稿和私人通信。除了上述杂志、书籍外，苏联国内还私下里流传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稿、公开信、请愿书以及一些纲领性文件。如《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时不待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关于我国若干社会政治思潮》、《两千字宣言》、《科学与现代社会》等等。这些文稿有的是以作者真实姓名传播的，有的是以化名扩散的，但这些打字文稿在苏联社会广为传播，影响巨大(40)。它们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全方位透视了社会，并提出在苏联建立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公有制为主并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两种经济相互竞争以及多党制国家的不同于政府主张的改革方案。
其中《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颇具代表性。这篇文章是由萨哈罗夫写作的，他曾经将其递交给苏联最高领导层，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萨哈罗夫将文章寄给了自己的一些朋友，从此《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开始广泛流传，并最终传到国外。1968年7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萨哈罗夫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轰动。萨哈罗夫在文章中论述了进步、和平、人权与思想自由等苏联忌讳的话题，并且指出，和平的唯一保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尊重人权(41)。他认为，人类社会需要思想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自由。要进步，就要有思想的自由，要允许多元思想的存在，这一点恰恰是苏联不具备的。萨哈罗夫在文章中不仅对人权等问题进行了剖析，而且还详细分析了苏联的内政外交。他的文章一经刊出后就引起了当局的极大注意。
四、苏联政府对违反书刊检查行为采取的政策
从新旧苏联宪法来看，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律上来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规定，尤其是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为了避免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苏联政府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更加慎重，他们尽量不采取公开审判的形式，而是用诸如政治上施压、分化瓦解、精神迫害、驱逐出境等方式。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尤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一切行为都进行监督，包括他们发表的作品、家庭、婚姻状况、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为了抵制私下出版物，防止其散布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根据现行法律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个别人则采取预防性措施(42)。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1974年10月，他联合一些流亡西方的苏联作家，在西柏林创办了《大陆》文学季刊，作为发表苏联流亡作家作品的阵地，他亲自撰写了发刊词。1978年6月8日他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因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还有《古拉格群岛》等。因此，索尔仁尼琴成了政府关注的焦点。索尔仁尼琴的通信、婚姻状况、家庭、社交、社会关系等无不处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严密监控之下，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被及时上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向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提交了一封建议取消报刊检查制度的信，这件事遭到苏联当局的指责，大会认定索尔仁尼琴为苏联作家的叛徒。此后，针对索尔仁尼琴本人及其作品的审查愈发严厉。1969年4月28日，苏联书刊保密局致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中称，在对从国外输入到苏联的文学作品进行检查时，苏联书刊保密局扣留了英国出版社“哈尔·博德利(Бодли хел)”寄给索尔仁尼琴的邮件(43)，美国艺术与文学研究院和艺术与文学民族研究所写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也在其中，信中邀请索尔仁尼琴为上述两所研究机构的名誉成员。
作为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的婚姻状况也备受关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多次就索尔仁尼琴的离婚问题、再婚问题等向苏共中央提交报告，报告的内容虽然没有明显的监督词汇，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他本人的敌视与不满。这一点从1972年9月1日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马利沙科夫提交的《关于索尔仁尼琴离婚案上诉情况的报告》中的最后一句“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过程由本部进行监督”就可见一斑。后来，索尔仁尼琴再婚后为第二个儿子举行洗礼的过程及参加人员也都得到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礼遇”，与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的一些人都榜上有名，如：罗斯特罗波维奇、维什涅夫斯卡娅、沙法列维奇等(44)。
1972年11月27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就《索尔仁尼琴文集》出版的有关情况向苏联中央提交了报告，报告中称，《文集》出版的目的之一是“必须推倒‘企图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建起的那一堵无法穿透的高墙’”(45)，同时，《文集》的一些作者“在思想上是有害的”(46)，且欲打算采取非正规途径进行传播，为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制止‘文集’传播”(47)。
除了例行的监督外，苏联政府经常采取政治施压与分化瓦解等办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是在思想上有害的人。只要当事人的行为或作品不符合苏联意识形态标准，就会面临被开除党籍、公职，开除出各种协会，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权利等危险。
Л.К.丘科夫斯卡娅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认定，丘科夫斯卡娅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反苏行为，此后她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反苏思想，她的一些反苏作品后来成为西方攻击苏联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丘科夫斯卡娅结识索尔仁尼琴，自此她成为索尔仁尼琴的坚定支持者，她的行为早就已经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1973年11月14日，苏联第2790-А号机密文件记录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关于索尔仁尼琴支持者反社会活动的报告》，报告中称，“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丘科夫斯卡娅继续积极支持索尔仁尼琴的敌对活动，参加在他和萨哈罗夫周围掀起的反苏叫嚣。她起草并向西方发出一封为他们辩护的信。这封信具有公开的反苏性质，其目的是诋毁那些谴责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某些行动的苏联公民在报刊上发表的意见”(48)。鉴于丘科夫斯卡娅的反苏行为，苏联作协将其从“协会”中除名。
书刊检查机关对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迫害是政治上施压的典型案例。萨哈罗夫是苏联科学与社会生活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萨哈罗夫开始从事维权活动，当时他反对的还只是在原子能领域进行核试验。而萨哈罗夫遭遇苏联书刊检查机关严厉监管与政治施压的缘起则在于，1966年，萨哈罗夫写信给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反对恢复斯大林个人崇拜(49)。1968年萨哈罗夫在私下出版物上发表了《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的长篇巨作后，苏联当局越来越无法容忍其观点与言论，对其言行的审查也越来越严厉，而此时，他的作品却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在国外广泛流传，《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在国内外印刷了约2000万份。这一事件导致萨哈罗夫离开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到1969年才允许他继续从事科学工作。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50)，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他认为，尊重人权不仅仅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和平的基础。他不仅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提出要保护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在有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问题上，萨哈罗夫表现得更为激烈，他不同意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制止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在苏联重演。萨哈罗夫的一系列行为引起当局的极大不满，他开始遭受来自国家领导层的公开批判与谴责。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其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51)。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萨哈罗夫于1980年初致信勃列日涅夫，公开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苏联当局的极大反感，再加上此前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在“维权”方面的举动，苏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决定，秘密逮捕萨哈罗夫，剥夺萨哈罗夫的所有政府奖项以及荣誉，将其流放到高尔基市。高尔基市当时并不对外国人开放，所以萨哈罗夫到那里后，几乎与世隔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还是遭遇了克格勃的严密监视。而他再次回到莫斯科，已经是五六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的事了。萨哈罗夫遭受的政治压迫，成为那个时代持不同政见者此类遭遇的一个缩影。
除了政治施压与分化瓦解外，苏联书刊检查机关还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包括精神迫害、驱逐出境等各种手段。
苏联书刊检查机关，主要是克格勃利用精神病疗法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大致包括：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医院，从而迫使其放弃固有的想法，无法进行反抗社会的活动；将一些严重反抗苏联当局的人逮捕，进行精神病学鉴定，然后宣判并强制治疗(52)。这种“精神病院治疗法”是勃列日涅夫当局监禁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方法，在当年既迅速有效且“合理合法”，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
已披露的解密资料显示，作家小麦德维杰夫享受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精神病院治疗法”。麦德维杰夫兄弟在其著作《谁是疯子？》中称，这种方法相当不人道，因为在那里，所谓的治疗，就是长时间被迫使用氯丙嗪、磺胺嘧啶之类的药物，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病人”真的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根本无法再“危害社会”(53)。
1974年7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除出境并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利。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受此“待遇”的苏联学者有许多人，如：В.阿克肖诺夫、Ю.阿廖什科夫斯基、А.阿马尔里克、Г.安德烈耶夫等(54)，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人物。
五、结语
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及勃列日涅夫领导地位的巩固，其个人集权和新的个人崇拜倾向日益明显。这一时期，书刊检查制度与当时的大局势基本符合，仍然比较严厉，任何试图在没有苏联作协、苏联书刊保密局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参与下进行的出版活动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书刊检查从范围方面来讲与此前的相差不大，但由于长时间的积淀，以及政府对意识形态的严厉限制，不断引起来自各个方面的反抗，而索尔仁尼琴就是反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最著名的人物。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严厉的检查是苏联政府在书刊检查制度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持不同政见者”出版的书籍、杂志、他们的手稿与私人通信等都成了书刊检查机关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书刊检查机关对违背相关原则的人的惩罚手段虽然不及斯大林时期严厉，但也同样骇人听闻，且更加隐蔽，精神上的折磨与驱逐出境成了惩罚的主要方式。
注释：
①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②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М.,РОССПЭН,2002.С.352.
③Там же.С.341.
④Есин Б.И.,Засурский Я.Н.,Минаева О.Д.Русск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стория надзора.АСПЕКТ ПРЕСС.Москва,2003.С.369.
⑤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49.
⑥Там же.С.351.
⑦Горяева T.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50.
⑧张建华：《激荡百年的俄罗斯——20世纪俄国史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⑨[俄]尤里·谢尔盖耶维奇·里亚布采夫：《千年俄罗斯》，张冰、王加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12页。
⑩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34
(11)Там же.С.335.
(12)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1997.С.381.Горяева.T.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38
(13)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С.587-588
(14)Минаева О.Д Русск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в документах,История надзора.С.370.
(15)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С.588.
(16)郭永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4年，第130页。
(17)Рейфман П.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советской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цензуры.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History/reifm/19.php
(18)[俄]尤里·谢尔盖耶维奇·里亚布采夫：《千年俄罗斯》，张冰、王加兴译，第314页。
(19)《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20)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55
(21)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Документы икомментарии.С.550.
(22)Практика цензуры зарубежных фильмов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резкой критике на секретариате СК СССР.http://www.russiancinema.ru/template.php?dept_id=3&e_dept_id=5&e_chrdept_id=2&e_chr_id=49&chr_year=1986
(23)阿尔及尔之战—影片资料，http://movie mtime com/10052/
(24)随波逐流的人，http://baike.baidu.com/view/871704.htm
(25)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26)马龙闪：《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载《南方周末》，2004年第2期。
(27)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42.
(28)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30.
(29)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30；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30)同上。
(31)同上。
(32)同上。
(33)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36
(34)Там же.
(35)Там же.
(36)Там же.
(37)谭得伶、吴泽霖：《解冻文学与回归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38)郭永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第115页。
(39)Хроника текущих событий,http://www.memo.ru/history/diss/chr/
(40)郭永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第118页。
(41)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олгов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о,наука,ученые.http://www.lseptember.ru/ru/fiz/2002/14/no14_2.htm
(42)郭永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第126页。
(43)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С.575
(44)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300页。
(45)同上，第297页。
(46)同上，第298页。
(47)同上，第298页。
(48)同上，第301页。
(49)Рейфман.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советской и поствосетской дензуры.
(50)《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被监控或驱逐出境》，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5/24/1547782_0.shtml
(51)同上。
(52)郭永胜《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148页。
(53)《谁是疯子？》读后漫话，http://15093204.blog.hexun.com/60329491_d.html
(54)Горяева T.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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