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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我的百年电影评选
时值中国百年电影之际，为了全方位、系统地对百年中国电影进行回顾，也为了重新认识其历史和价值，《南方周末》将展开“《南方周末》——我的百年电影评选”活动。评选将采取读者投票的形式，同时我们也为幸运读者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敬请关注和参与。
此次评选项目包括中国“十大影片”、“十大导演”、“十大编剧”、“十大男演员”、“十大女演员”、“十大译制片”、“十大摄影”等常规项目，以及“十大角色”、“十大台词”、“十大道具”、“十大搭档”等非常规项目。
评选的具体方式和细则，本报今后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中国第一篇影评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篇电影评论文字，作者不详。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与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放映相隔不到9个月。1897年，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携片到上海，在天华茶园、奇园等处放映。本文即为此次放映后的影评。
观美国影戏记
……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新凉，偕友人往奇园观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又一影，一人灭烛就寝，为地瘪虫所扰，掀被而起捉之，置于虎子中，状态令人发笑。又一影，一人变弄戏法，以巨毯盖一女子，及揭毯而女子不见，再一盖之，而女子仍在其中矣！种种诡异，不可名状。最奇且多者，莫如赛走自行车：一人自东而来，一人自西而来，迎头一碰，一人先跌于地，一人急往扶之，亦与俱跌。霎时无数自行车靡集，彼此本撞，一一皆跌，观者皆拍掌狂笑。忽跌者皆起，各乘其车而沓。又一为火轮车，电卷风驰，满屋震眩，如是数轮，车轮乍停，车上坐客蜂拥而下，左右东西，分头各散，男女纷错，老少异状，不下数千百人，观者方目给不暇，一瞬而灭。又一为法国演武，其校场之辽阔，兵将之众多、队伍之齐整、军容之严肃，令人凛凛生威。又一为美国之马路，电灯高烛。马车来往如游龙，道旁行人纷纷如织，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观毕，因叹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原载《游戏报》1897年第74号，摘自《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
“王小姐在正式登台之前，不接见任何人；但是可以买一张由王小姐亲笔签名的照片，每张50元。”据电影史家沈寂记载，当王汉伦到南洋各地登台表演之前，有很多影迷拥到她下榻的旅馆，要求一睹芳容。“王汉伦办公室”的办事员在门口挡驾，给了没见到王汉伦的影迷另一个“出路”。虽然不能亲眼见到王汉伦，能得到她亲笔签名的玉照也不错，大家纷纷掏钱，不到一小时就卖了200多张。
好电影产好影迷
1923年底。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第一部轰动全国以至东南亚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在虹口爱普庐影戏院试映时，门票每张一元，相当于当时高等客饭的价格，人们都等着能亲眼见到一对“孤儿寡母”，这个孤儿就是郑小秋，而“寡母”，就是50元一张亲笔签名照的王汉伦。
作为个体的第一个影迷当然无法考证，但作为一个群体，王汉伦的这些影迷应该是中国电影诞生以来孕育出的第一批影迷。在1923年底《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之前，中国观众的主要兴趣都是欧美各国倾销来沪的疯狂闹剧和侦探长片，1896年8月到1923年底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西方电影以匪夷所思或斑驳陆离的视觉奇观，来满足中国人从银幕上猎奇探秘的心理。然而，在这样一个欧美电影单向传入中国的时代，舆论几乎将电影及其观众置于死地。
1920年前后，输入中国的欧美电影主要是《火车大劫案》、《银行大劫案》、《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红圈》等盗匪片和侦探片，而上海等地诈骗、抢劫、绑架、杀人、放火案件居高不下，1923年的临城劫车等多起案件，采用的就是美国侦探长片中的各种“动作”。自然人们也会把扑克和轮盘赌这两种赌博方式的“风行”，归结为外国影片输入中国之后的“魔力”。各种社会毒赘如乞丐、娼妓、赌徒越来越多，舆论很容易、也很希望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定的联系，进而将产生各种社会恐怖和不安的根源，归结到上述那些“有意诲盗”、“卑劣浅陋不值一顾”的欧美盗匪片和侦探片上。直到1934年，在评述1920年代前后输入到中国的“舶来影片”时，有人还专门为美国侦探长片列举出了7大“弊端”，明确表示这些侦探长片运到中国以后，“种恶因的是美国人，食恶果的却是中国人”。可以看出，当最早一批欧美电影进入中国的时候，猝不及防的中国舆论更倾向于将电影归之为毒害观众的天敌。
正当电影被看成舆论认为“十恶不赦”的时候，国产影片《孤儿救祖记》的出现，“拯救”了中国影迷。1924年天津发行的《电影周刊》里，有文章谈到天津电影院放映《孤儿救祖记》的情形，离影片开演还有20分钟。除了“前两排座位尚有空余之外”，电影院已经基本满座。影片开始后，“作者不断地被感动得落泪”，偷偷地扫视了其他的观众，很多人都是“涕泪交流”。此后不久，王汉伦也因为“形态逼真”、“恰如其分”的演出，被推举为“中国演员将来有为大明星之希望者”第一位，尤其“睹花伤心”一场戏痛泪直流，演出了万分悲苦，被影迷捧为经典。
外国片商闻讯纷纷购买拷贝，《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不但使明星影片公司还清了债务，让其赚了双倍利润，潸然泪下的苦情和传统道德的遗绪，第一次征服了舆论，提升了国产电影的声誉，同时也造就出了中国的第一批影迷。反之，也正是这一批影迷，造就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两个电影明星。
中国影迷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走进电影院。
不是胡蝶我不爱
在1931年5月出版的《电影月刊》上，有一封半文不白的、由“中国上海”写给好莱坞明星琵琵·但妮尔(Bebe Daniels)的《情书》。“琵琵吾渴念的人儿：
假使吾生长在美国，假使吾和你能有一分钟的会见，一分钟的谈话，那是如何幸福啊！假使你肯伸出你纤纤的玉手，纳入吾粗糙的掌中，吾愿意放弃天下一切的至宝；假使你给吾一个多情的微笑，吾愿以全部的青春奉赠。假使你再以一枚温柔的甜吻相许，吾愿意牺牲，甚至吾底生命。但是吾们非但关山万里，而且远隔重洋。把你的芳名低低唤着，但是这柔弱的声音，渡不过那辽阔的洋面。”
经典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的全盛时期。包括琵琵·但妮尔、珍妮·盖诺、玛丽·碧克馥、葛丽泰·嘉宝等在内的好莱坞影星，其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上海观众的心。从她们主演的每一部影片，到她们豢养的每一只猫狗，影迷们都如数家珍。去“高尚”、“伟丽”的首轮影院看美国影片，在沙龙、舞场中谈论或在生活里模仿美国明星及其衣食住行，基本上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时尚。1931年9月《影戏生活》第1卷第36期上，有影迷给26位好莱坞明星一一册封了“头衔”，“绝色妖妇”茂拉劳、“老面皮”威廉海恩土、“贞男”雷门诺伐罗、“热女郎”克莱拉·宝等等，可见中国影迷对神秘好莱坞的关注和热衷。
胡蝶的“蝶迷”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影迷会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跟范伦铁诺、小范朋克、丽莲·吉许、玛丽·璧克馥和葛丽泰·嘉宝等好莱坞明星一样，杨耐梅、张织云、宣景琳、陈玉梅、胡蝶、阮玲玉、陈云裳以及金焰、高占非、刘琼等电影明星开始影响中国影迷。此时出现了大量中外明星趣闻逸事的文字图片以及许多定位明确设计专业的影迷杂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到1937年，就有120种以上的电影杂志问世，其中包括《电影画报》、《荷莱坞周刊》、《影戏生活》、《电影明星画刊》、《银幕与摩登》、《明星家庭》、《影迷周报》、《影迷新报》、《影城》、《花絮》、《明星特写》等在内的大多数电影杂志，都是比较有名的影迷渎物；1938年至1941年短短4年间的上海“孤岛”，又有50种左右的电影杂志创刊，其中，含有“影迷”二字的刊名就有《影迷画报》、《影迷世界》、《影迷良友》等数家。
与此同时，中国影星的影迷也在与日俱增。1932年至1933年间，上海的《电声日报》和《明星日报》先后举行了轰动全国的“电影明星影片空前大选举”和“影后大选举”。尽管其中可能有炒作和操纵的嫌疑，但两次下来，胡蝶均以超过1万张的得票荣登榜首，成为无人能匹的“电影皇后”。胡蝶在影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影戏生活》第1卷第46期也有文为证。这篇名为《蝶迷》的文章是这样的：
“美人！美人！既能倾人城，又能倾人国；丽质天生倾人心。胡蝶！胡蝶！谁都不能敌，独步影坛无人敌！……”
“蝶迷”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胡蝶主演的影片，收藏有胡蝶的所有照片，乐此不疲谈论胡蝶一点一滴的生活片断。“蝶片”、“蝶照”、“蝶事”，烘托出“蝶迷”的痴心与苦情。但无庸讳言的是，影迷的热情和拥戴使大多数明星光彩照人；也是影迷的推波助澜，使大多数明星走上了肉体和精神的不归路。
一个＞一群
在中国，总有另一种特殊的“影迷”，他们拥有令人目眩的金钱和权力，轻而易举地走进普通影迷无法企及的“圣地”。应该说，在“蝶迷”们心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国外的琵琵·但妮尔，也不是国内的阮玲玉，而是另有其人。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多次提到抗战后期胡蝶与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戴笠的特殊关系，胡蝶到重庆和戴笠同居之后，戴笠为了讨她的欢心，不但专门为她修了公馆，还将公馆附近原有的花草树木全部锄掉，种上自己觉得好看的花草来讨好胡蝶。虽然这些花草在别人眼里妖艳、恶俗，但由于戴笠的出现，胡蝶的影迷从一群渐成为了一个，抗战爆发之前，胡蝶就开始逐渐淡出影迷的视线，远离了曾经狂热的那群“蝶迷”。
其实，早在杨耐梅、张织云尤其阮玲玉身上，就已经出现过从“一群”影迷向“一个”影迷转变的情况。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主演《玉梨魂》、《诱婚》、《空谷兰》等影片而“艳名远扬”的富家小姐杨耐梅，一度是影迷眼里的“风骚明星”。影星龚稼农回忆，1925年，杨耐梅的生活琐事被好奇心浓烈的影迷渲染传播，街头巷尾、茶楼酒馆，“人人无不以谈耐梅为见多识广”。当时的杨耐梅，几乎左右着上海滩最炫的时尚。在烫发之风刚刚兴起之时，杨耐梅和她的好朋友华珊，别出心裁地把秀发烫得出奇地高，令人侧目；同样，各种标新立异、珠光宝气的服饰，只要杨耐梅用过便会到处流行。敢出风头的杨耐梅，引起了独霸济南的军阀张宗昌的注意。因慕杨耐梅之名，张宗昌特派专人到上海，请她赴济南商讨所谓的“投资拍片”事宜。从济南回到上海之后，满载而归的杨耐梅组建了耐梅影片公司，春风得意、阔极一时。但后来沉迷虚荣的杨耐梅，越来越没有作品问世，影迷也以超速的遗忘或极端的行为回馈他们的偶像。30年后的杨耐梅在香港街头沦落为了丐妇，身旁没有一个影迷。
另一位“银幕艳星”和“悲剧圣手”是张织云。为了感激导演卜万苍的知遇之恩，在大中华影业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拍完《战功》和《可怜的闺女》等影片之后，张织云便与卜万苍坠人爱河，接着举行了婚礼。然而，风流成性的“茶叶大王”唐季珊出现在张织云面前，开着私家车载着她出出进进，并被影迷重重包围，张织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张织云在拍摄卜万苍新片《玉洁冰清》时，不满卜万苍不但将她塑造成一个渔家女，而且在其中经常蓬头垢面，甚至还要疯一次，决绝地离开卜万苍，投入唐季珊的怀抱。可是，得到张织云之后的唐季珊，不久便故态复萌，跟联华影业公司最有才华的电影女明星阮玲玉同居，并由此引发阮玲玉自杀的悲剧。
阮玲玉的噩耗震惊全国，葬礼备极哀荣。虽然阮玲玉自杀之前写下了“人言可畏”，但她的影迷还是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阮玲玉的感情，在送葬的人流中，数量最大的仍是那些一直担心着阮玲玉“玉体消瘦”、希望她“快快锻炼”的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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