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李大钊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与李大钊，前者是中国国民党早期领导人，是近代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后者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驱。这两位历史人物虽然年龄并不相同，孙中山比李大钊大23岁，但他们又都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重要历史时期。考察他们在上述时期也即20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其异同，这既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又有助于揭示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基本规律。
一
20世纪初期亦即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受到了当时盛行于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影响，并且顺应了时代潮流，走上了探索中国的非资本主义也即社会主义的道路。早在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中明确地说道：“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 〕到了1905年5月中旬， 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又指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主张“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也就是说，使中国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2 〕这些表明，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已经开始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又不断地得到了丰富与发展。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按其基本性质说来”则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3〕；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4〕。 而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即激进民主主义者。十月革命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黎明的曙光，经过观察和比较，坚决反对封建主义，而又对民主共和制度失望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才从此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7月1日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在中国第一次论述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实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5〕1918年11～12月， 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的胜利》两篇文章，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5月又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0年，李大钊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组成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则是创始人之一，并成为北方党组织的领导者。至此，他完全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战士。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日益丰富与发展。若将孙中山和李大钊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一比较，则不难发现两者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上。
孙中山从同情劳动人民悲惨处境的角度出发，对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1905年5月， 他就已经指出：在“所有欧洲国家”，“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欧洲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么痛苦”，“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6〕。 而李大钊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则进行了更深刻的揭露，1919年5 月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7 〕孙中山和李大钊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揭露是符合西方国家实际情况的。
孙中山从同情欧美劳动人民的角度出发，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富人”（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的不公平现象进行了抨击。1906年12月2日， 孙中山指出：“试看（欧美）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之地了。”“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8 〕李大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弊病也进行了抨击。1919年5月， 他说道：在欧美，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9〕1923年12月4日，李大钊又说道：“资本制度越发达，在资本制度下的文明越进步，劳动者越受苦痛呢。”“资本制度发达了”，但“无数的劳动者都因此失业了”；“就是有不失业的，也不能不迁就资本家的意志了”。“资本只是集中于少数的大资本家手里了，其余的人，都是生活漂摇不定呢。”〔10〕孙中山和李大钊的这些揭露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助于时人认识西方资本主义。
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目的也进行了抨击。1924年8月17日， 他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说道：“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11〕在这里，孙中山虽然并没有使用“剩余价值”这一语词，而使用“赚钱”这一语词。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生产剩余价值”与“赚钱”是一回事〔12〕。而李大钊对资本主义目的也即“赚钱”或榨取剩余价值也进行了揭露。1919年5月， 他指出：“剩余价值”“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13〕。1923年1月16 日，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目的在得利润，有许多公用的大事业，利润相离太远，不确定而不充分。”〔14〕孙中山和李大钊关于资本主义目的的这些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掠夺、侵略和战争。孙中山当时对帝国主义这一本性也进行了揭露。1924年1月，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中国军阀“结欢于列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15〕1924年3月2日又指出：“国外帝国资本主义侵凌，日迫一日。”〔16〕而1923年9月16日李大钊也说道：“日本 对我国一直是采取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态度”，“英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也对外推行“压迫”政策〔17〕。孙中山和李大钊对帝国主义的这些揭露，也有助于人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
正因为资本主义包括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存在上述弊端，所以孙中山和李大钊都主张打倒资本主义制度。1924年8月17日，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公开指出：“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18〕这体现了这位民主主义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胆量。而1923年11月13日李大钊也主张“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号召人们“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19〕。孙中山和李大钊的这一主张有助于当时的中国人去追求中国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二）在关于用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也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上。
孙中山认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也即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早在1912年10月14日，他就指出：“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20〕孙中山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能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反映了他的勇气与远见。而李大钊也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实现“自由、平等、博爱”。1919年5月， 李大钊在他的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说道：“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21〕1921年12月15日，李大钊又指出：“凡此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谟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22〕1923年11月13日还指出：“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23〕总之，孙中山和李大钊都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在当时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社会的不满，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孙中山看到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少数大资本家由于独占“大资本”所以最终垄断了社会财富、操纵了国民生计从而引起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革命运动高涨。同时，孙中山又受到了亨利·乔治单一税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此外，中国古代大同学说、井田制等因素也影响了他。孙中山因而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早在1912年10月，孙中山就指出：“社会主义”“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24〕。具体而言，就是“土地归为公有，资本归为公有”。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社会经济相当落后，因而孙中山又认为近代中国“民权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不应该立即废除私有制以建立纯粹的公有制，而应该实行“大资本”国有（公有）的“国家社会主义”亦即“集产主义”。孙中山对此解释说：“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25〕而至于其他一些“小资本”也即次要的生产资料则可以由私人经营，但必须加以节制，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换言之，孙中山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国营经济（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发展的所有制。这是符合经济落后中国之国情的。而李大钊也设想中国将来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也要实行“大资本”国有化（公有化）。1923年1月16日，他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办理。”“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而停止其从前的业务，有限的归于消灭。”〔26〕这与孙中山的上述设想基本一致。孙中山和李大钊的这一设想揭示了落后中国在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一个规律。
孙中山鉴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因而主张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发展生产力。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说道：中国在“行社会主义”时要发展生产力，“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同时，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也能够发展生产力，中国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在“行社会主义”时将会“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27〕。而李大钊也有类似的设想。他在1920年指出：“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28〕1921年又指出：“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换言之，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29〕总之，李大钊和孙中山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发展生产力或实业。这不仅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认识，在今天亦具有现实意义。
孙中山在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他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欢迎与赞赏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0〕，并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的最高理想。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指出：“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31〕1924年8月10日，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仍然说道：“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32〕。而李大钊作为共产主义信仰者，更主张“大同世界”也即共产主义世界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早在1918年12月他就指出：我们“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33〕。1919年2月又指出：人类将“达到世界大同”〔34〕 。孙中山和李大钊的这些设想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设想上。
孙中山鉴于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而主张近代中国首先要从事“政治革命”也即“民权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政治革命”成功以后，再紧接着从事“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1912年4月4日，孙中山指出：中国“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35〕。 1912年4月16日又指出：“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社会主义“可以进行”〔36〕。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李大钊鉴于近代中国是“列强的半殖民地”，因而更加主张首先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也即“国民革命”以使中国“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37〕，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使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和李大钊的这些设想也是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首先经过民主革命然后才能从事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客观规律。
孙中山鉴于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因而主张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时还要同时实行国家“工业革命”（国家工业化），将两者同时并举。1918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一文中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即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38〕而李大钊也主张中国将来不仅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使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而且与此同时还要进行“工业革命”以使手工生产变为机器生产。1920年，李大钊说道：“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其进步是一线的。”〔39〕孙中山和李大钊这一主张也同样反映了经济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
由上可见，孙中山和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确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孙中山和李大钊“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40〕，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及对近代中国将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构想等问题上，却达到了许多相同或比较一致的结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主要地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其一，孙中山和李大钊都受了时代的影响。孙中山和李大钊探索社会主义都是在20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开始成了时代的潮流。从国际上看，欧美日本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革命运动不断兴起并动摇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同时，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时代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和李大钊不要“袭欧美日本之故辙”，也即不要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应该探索中国的国情，“另辟新径”。从国内来看，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软弱无力，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这种国情不同于当时欧美日本诸国，带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五四运动以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开始作为现实任务而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时代更要求孙中山和李大钊探索与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去认识中国的国情，提出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主张，去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在同一个时代的影响下，孙中山和李大钊有可能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及对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构想等问题上达到一些相同的结论。
其二，孙中山和李大钊两人的自身情况也有一些相同或相近之处。
首先，孙中山和李大钊都具有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李大钊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们从小就具有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就已开始产生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抱负。
其次，孙中山和李大钊都具有不断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孙中山一生千辛万苦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屡受挫折，从不气馁，一直到临终。而李大钊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也不断地探求真理，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李大钊便选择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以后又不断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再次，孙中山和李大钊都比较注意研究当时国内外社会实际情况。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孙中山“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41〕。而李大钊本人也比较注意和研究当时中外社会情况，尤其是关注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
最后，孙中山和李大钊都长期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理论家，而且是民主革命实践家。他长期投身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社会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而李大钊从青年时期起也一直从事着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实践，有助于他们了解国情，有助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主张符合国情。
孙中山和李大钊上述这些自身情况的相同或相近之处，都有助于他们在探索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达到不少相同或比较一致的结论，从而使得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许多相同之处。
二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在孙中山和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中，有的暴露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所存在的严重弱点，而体现了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兹举数例加以说明。
1.在孙中山那里，“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有关经济方面的概念。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指出：“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42〕1924年8月3日，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仍然说道：“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43〕显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是不科学的，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制度，不仅在社会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都有相应的要求。但在李大钊那里，社会主义却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不仅在社会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44〕。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与系统的社会主义。
2.在孙中山那里，经济落后的中国不能通过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1924年8月10日，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公开指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45〕孙中山并不真正地了解到阶级斗争的社会作用，也不知道“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更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始终没有主张在中国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更反对在中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而李大钊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在中国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1922年7月， 他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46〕1923年1 月，李大钊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当此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47〕李大钊这一主张则是合理与正确的。
3.在孙中山那里，中国“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其实，孙中山的这些主张恰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而李大钊当时则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括“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及“发达国家资本”在内的民生主义主张都是属于中国“国民革命”的范畴〔48〕，也即属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范畴。具体而言，孙中山所说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途径，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李大钊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
孙中山和李大钊之所以存在上述这些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49〕，去理解与探索社会主义。孙中山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50〕，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一生中长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代表。正因此，孙中山只能从经济角度来理解与探索社会主义，因为这对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并没有多大害处；正因此，孙中山反对在中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正因此，孙中山将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属于民主革命经济纲领的“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等当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而李大钊的宇宙观则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此，李大钊将社会主义当成一个完整与系统的思想体系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并没有仅仅当作为一个经济方面的概念；正因此，李大钊主张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正因此，李大钊并未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当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总之，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理解与探索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必然存在着上述这些不同之处。同时，上述这些不同之处正体现了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而暴露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致命弱点。
但是，在孙中山和李大钊两人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中，有的方面却是孙中山正确，而体现了李大钊在探索社会主义时所出现的失误。兹举几例加以说明。
1.孙中山认为，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不应该马上建立纯粹的公有制，而应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与发展，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当然，孙中山同时还主张要“节制私人资本”，以避免“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显然，孙中山的这一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51〕还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仍然实行的是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此可见，孙中山当年的上述设想是符合国情的，揭示了落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规律。但李大钊当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时却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大资本的企业”要“收归国有”，而且包括“小工商业”、“私营的生产机关”等等在内的“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52〕。李大钊这种急于消灭私有制以建立纯粹公有制的设想，事实已经证明，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是李大钊探索社会主义的一个失误。
2.孙中山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下乘”也即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由于“大资本”国有而不归私人独占，与此相适应，社会劳动产品也不应该由私人独占，而应该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早在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就提出：“社会主义学者”主张“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其劳动大，则酬报多，其劳动小，则酬报亦小。”他认为这是“分配最平允之方法”〔53〕，赞赏并接受了这种正确的主张。而李大钊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产品分配的形式上实行“平均分配”。1920年，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使“分配平均”；“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54〕。其实，绝对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55〕因此，李大钊在探索社会主义时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3.孙中山鉴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因而主张将来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采用对外开放主义。1912年10月23日，孙中山说道：“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56〕五四时期他还明确地指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57〕；不久又说道：“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58〕而李大钊当时并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虽然李大钊已经意识到了当时的中国是“列强的半殖民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却是排斥的立场，认为对“世界的资本主义”要进行“抵抗”，“实业”只能“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59〕。所以李大钊并未像孙中山那样提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这种进步与合理的主张。这是李大钊当时探索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失误。
总之，在孙中山和李大钊两人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中，有些方面却是孙中山正确，而体现了李大钊在探索社会主义时所出现的失误。李大钊在探索社会主义时出现了上述失误。主要是因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准备时期。由于深重的民族灾难，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们都迫不及待地投身于实际斗争。五四运动后不到一年，他们便忙于组织共产党和从事工人运动等实际斗争。这种状况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来不及全面了解和作充分的理论研究，更不善于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因而出现了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家看作要立即消灭的革命对象、全盘否定西方资本主义、排斥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等失误，他们还错误地认为“平均的分配”才是社会主义产品分配原则。李大钊的上述情况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而孙中山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当时已接触到了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参综”这些“诸家学说”，“比较其得失”〔60〕，同时还“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61〕，所以才形成了他的在某些方面带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避免了李大钊在探索社会主义时的上述失误。孙中山的上述情况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主主义者勇于探索国情、结合中国实际的可贵精神。
三
考察了20世纪初期孙中山与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结论。
（一）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含有不少合理与积极因素。不同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方面的概念，并且反对在中国通过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当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这只能表明孙中山并不是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但是，孙中山如同李大钊一样，也认为要“打破资本制度”，主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实行“大资本”国有化（公有化）也即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社会主义能够发展生产力，主张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孙中山如同李大钊一样，还设想：近代中国“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业革命”（国家工业化）应“同时并举”，等等。这又表明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中含有不少合理与积极因素，它们符合中国的国情，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不仅含有不少合理与积极的因素，而且还有一些主张超出了时人。如：经济落后中国将来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不能立即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而应该实行国营经济（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既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又限制其过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落后中国要采用对外开放主义，“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等等。这些主张不仅同样符合中国的国情，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超出了同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理解水平。这表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但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三）孙中山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经济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基本规律。他们都主张，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应该紧接着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的工业化应该“同时并举”，落后中国将来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时要将“大资本”归国家所有，社会主义不仅要而且能够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尤其是孙中山还主张，社会主义低级阶段要实行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产品的分配形式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等等。这些主张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上也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规律，对当今中国人民从事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注释：
〔1〕〔2〕〔6〕〔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273、273、327 ～328页。
〔3〕〔4〕〔40〕〔49〕〔50〕〔51〕〔5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10、661、1409、1409、649、1369～1370、89页。
〔5〕〔33〕〔34〕《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604、622页。
〔7〕〔9〕〔10〕〔13〕〔14〕〔17〕〔19〕〔21〕〔22〕〔23〕〔26〕〔28〕〔29〕〔37〕〔39〕〔44〕〔46〕〔47〕〔48〕〔52〕〔54〕〔59〕《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83、682～683、72、613、662、672、67、503、672、611、375、445～446、703、375、373、572、611、772、612、375～376、455页。
〔11〕〔15〕〔16〕〔18〕〔30〕〔32〕〔43〕〔45〕〔58〕《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9～410、115、541、410、355、381、359、392、39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页。
〔20〕〔24〕〔25〕〔27〕〔31〕〔36〕〔42〕〔53〕〔56〕《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3、510、523、508、322、324、508、338、507、517、533页。
〔35〕秦孝仪编：《国父思想学说精义录》，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399页。
〔38〕〔57〕《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0、398页。
〔41〕〔6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2页。
〔60〕《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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