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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与危机的性质
2007年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人们视为是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衰退，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开始步入复苏的轨道。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复苏迹象。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如此严重的一轮全球经济衰退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期中得以恢复，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美欧日以及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政府刺激方案，因而避免了全球金融领域的恐慌，而这种恐慌是导致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主要原因。
（一）本轮危机与全球化的系统风险
首先，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一个非系统风险，金融自由化在次贷危机面前的无所作为，似乎表明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缺陷和失灵。但是，这种推论的逻辑错误在于次贷危机的爆发可能并不是非系统风险积累的结果。因为美国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年代，恰好也是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和对外负债急剧增长的年代。美国过度的需求增长和外围国家的过度供给，既是危机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判断，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外围国家过度生产所积累起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
其次，为什么全球性的系统风险会首先从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为突破口？这一问题应从美国的需求增长方式的变化及美国政府的利益实现上寻找答案。从美国居民消费来源的结构来看，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工资收入；二是财富的增长，主要是指股票和房产等金融资产。20世界70年代中期以后，居民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1975年居民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为4.2，199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了4.7。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之后，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这一比率已经上升到6.2。由此可见，在2001年前后，美国房地产及其相关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纳斯达克泡沫之后美国居民财富增长的需要，这符合维持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总体要求。至于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在这一时期能够成为美国投资银行炒作的对象，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2008）中已作了透彻分析。美国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政策，使美国的房地产成为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业，这就为与房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创造了发展的空间。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把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定位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话，那么，如下的结论便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1）对全球经济中的东亚经济体来说，由于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都采取了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进程逐渐放缓。因此，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直接冲击程度有限。然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所伴随的中心国家的需求下降，必然对这些国家产生直接的冲击。（2）根据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至少是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创新、福特制度的管理创新以及美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创新的基础上，才逐步进入了上世纪60年代的增长繁荣；而1973年～1975年的危机也是在信息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才迎来了90年代的新经济时代。然而，从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还没有实质性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有关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技术也还只停留在探索阶段。因此，任何经济指标所反映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目前都缺乏创新的基础。（3）在缺乏创新的前提条件下，全球经济的复苏现象，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说明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发展到完善的程度，但它仍还能维持下去。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在缺乏创新基础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则说明针对现存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远没有到位，今后若干年中类似的经济调整还会反复的出现，直至新的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出现，新一轮全球经济的繁荣阶段才会到来。
（二）周期性危机与再平衡的实质
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有必要在方法论上将周期性危机和总危机加以区分。只有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伴随的情况下，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总危机才会出现，这种激剧的变革或以战争为手段（如上个世纪初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实现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两个并行市场格局的形成），或以国内政局的动荡为表现形式（上个世纪90年代原苏东体系的瓦解，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新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而在这样总危机爆发之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强制性的调节手段，其作用在于：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客观比率的要求，使价格趋近于价值或均衡价格，使虚拟经济趋近于实体经济。因此，只有总危机才是对制度、格局以及相应结构的否定。这是长期的趋势，而周期性危机则是对价格偏离价值量的调整，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周期性。
每当全球性危机来临之时，人们总会用对总危机的认识来替代周期性危机性质的判断。然而，即便对总危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也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判断，在总危机真正出现之前，它也不能用于替代对周期性危机性质的判断。这种判断，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总危机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每当世界经济出现危机时，人们总是会预期美元的汇率会走低，而事实上，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时代，每次危机期间美元并不是一味地贬值，相反，很多情况下，危机期间，美元对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而言是升值的。
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全球经济的失衡主要出现过四次，第一次较明显的失衡出现在是英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失衡（1880后的近10年中），后三次是以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失衡（分别是：1960年～1973年，1974年～1989年，1990年～2008年），从而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但只有英国主导下的经济失衡在危机过程中实现了再平衡，另外三次失衡，只是在危机过程中出现了失衡量的逆转，而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非但没有出现逆转，相反，失衡的规模还呈现出进一步增大的趋势。
这一现象说明，全球经济失衡并不是经济全球化所固有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在于全球经济失衡所表现出的利益分配、治理制度、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差异冲突等问题。因此，在技术创新的平稳周期中，全球经济的基本分工格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我国经济的外部风险
金融危机发生后，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特征和现实表现来看，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有望进一步得到提升。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欧元区国家产业结构的未来调整有望由服务业向高端制造业进行转移；二是来自于发达国家进口需求中中端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的增加；三是与我国经济在未来国际金融格局上升空间的增加有关。但应该提及的是，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仍然在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现有国际分工格局的维持。只有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稳固的前提下，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才会有所保证。
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基本特征以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我国分工地位错误定位的风险。本次金融危机在导致美国的金融市场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学者开始强调本轮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认为我国应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主动挑战美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应当指出，在中短期内，金融危机的发生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国的金融市场，但从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实体经济领域中技术创新的现实表现来看，当前的全球经济分工格局即便有所调整，也是以现有全球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微小调整，在中短期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在全球经济的分工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条件下，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也不会有较大的调整。因此，在中短期内，稳定和巩固我国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制造业地位，也构成了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事实上，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定位要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中制造业的大国地位为主要目标。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制造业对应的是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这是国际分工体系加以维持的根本前提。在我国将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调整后，很难找到一个市场容量与本国服务业相匹配的制造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基础在于我国经济对未来产业创新方向的把握和引领，但在当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格局未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外围国家不可能持续的引领产业创新的未来方向。因此，在中短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在于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中制造业大国地位的稳定和巩固，而对于外部流动性冲击和进口需求冲击所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需要一个平常的心态来加以看待。
2.红利争夺的风险。在全球经济失衡时期，虽然有关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尚存有争论，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由于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分工不同，全球经济失衡的存在确为美国和外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利益实现机制。对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美国则通过大量进口消费品，在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附加值含量较高的产品研发和销售环节，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在这样的一种共生模式中，虽然处于失衡两端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不同，但经济利益的创造却是显著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外部经济失衡的程度不仅与美国实体经济内部的投资收益率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可能实现的经济利益的水平。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缺少重大的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条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这也就意味着中短期内世界经济的增长将在一个低水平的区间内波动运行。
3.流动性紧缩风险和外部需求的逆向冲击。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原有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银行资本准备金的提高、最大杠杆率以及最低流动性水平的设置、政府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管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将有所恶化，外部资金供给的短缺以及借贷成本的不断上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也就是说，不但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过去的流动性繁荣趋于萧条，同时，伴随着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也很难再现这轮流动性繁荣的景象。在全球流动性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背景下，对于我国而言，国内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冲击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之后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我国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必然趋紧，流动性繁荣时期的融资便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也就难以为继。在当前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完全满足企业外部融资需求的情况下，国际融资条件的恶化必将会对国内的生产型企业形成较大的流动性冲击。另一方面，随着流动性繁荣的结束，后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必须借助于技术创新来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中短期内，美国经济很难出现有力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外进口需求已经很难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伴随着流动性繁荣的结束，在新一轮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再分配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的优势尚不突出，所面临的外部竞争也必然有所加剧，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必将面临着较大的外部需求冲击。
4.政治风险。当全球经济衰退之时，利益分配成为各国关注的主要内容，政治经济冲突难以避免。在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中，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既是战略竞争对手也是战略合作伙伴。从对立的角度讲，在全球经济的关注点由利益创造转向利益分配的背景下，无论是经济还是非经济的手段，都可以成为利益再分配的可行工具。但从合作的角度讲，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在金融领域，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都在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多。这就要求中美两国要继续加强和深化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避免经济问题的政治化，避免采用非经济手段来达到利益再分配的目的。而对于我国而言，在当前我国经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仍然较大的现实约束下，用经济利益换取经济利益，用经济手段应对经济事务，以谋求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我国的应对策略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侧重。
首先，应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推动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在流动性繁荣逐渐褪去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不断趋紧的融资约束，提供必要的生产性资金，为国内产业的发展以致整体的产业竞争力提供必要的支撑。同时，从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角度讲，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也是国内需求替代外部需求、继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关键。因此，一方面，我国应积极促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确保交易监管的全面性，强调对金融机构的稳定性监管，切实建立完善系统性风险的处置制度，尽最大可能降低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强信用体制建设，加快推动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在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时，也从根本上为居民消费需求的提升创造条件。
其次，积极推进多边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维护我国应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随着全球流动性由繁荣转向萧条，以及美国纳斯达克和房市泡沫的相继破灭，全球经济的关注点由利益创造转向利益分配。而从全球利益分配的一般原则来看，利益分配的大小往往与不同国家间经济实力以及相互依赖程度有关。虽然从个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表现为对美国经济的单向依赖，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而言，美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样非常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可能是维护外围国家应得利益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国应在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加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以区域经济带的紧密依托为基础，努力构建全球多极化的制衡体系，通过主动谋求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对称的话语权，切实维护我国所应得的政治经济利益。
最后，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看，我国应以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逻辑起点。从广义上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内涵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对国民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结构的调整。在收入结构调整趋于均衡的前提下，国内整体收入水平继而需求水平才能提高，内外部的需求结构才会因此而趋于均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收入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必然是相统一的。但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外部需求水平的稳定增加，而外部需求的增长动力则是建立在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基础之上的。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势必会影响到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继而削弱我国外部需求进一步增长的动力，而这又会制约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空间。因此，如何打破这样一种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悖论循环，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升级的关键。而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整个出口产业的附加值将有所增加，这为行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继而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出口产品质量和结构的提升，有利于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维持我国出口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从而为外部需求的持续增加提供必要的动力。
（执笔：雷达 阎衍 朱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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