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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金钱造成的不平等不是历史的进步
在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种日益严重的拜金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但表现在文艺创作中，即有些作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粗制滥造，胡编乱造，夹黄带灰，经济效益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甚至是惟一目标，而且有些作家公开地在文艺创作中鼓吹拜金主义观点。
历史上真正的作家对各种各样的拜金主义现象和观点都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有力的批判。古代有索福克勒斯，他在《安提戈涅》中指责：“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近代有莎士比亚，他在《雅典的泰门》中谴责：“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身旁拉走；／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娼妇……”
可是，当前我们有些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欢呼拜金主义的胜利，在文学作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鼓吹拜金主义观点，而在思想随笔一类作品中这类现象就更为严重。
先是张宇在中篇小说《垃圾问题》中，写了作家尽管感到与搬家公司打交道即不再是和人打交道，而主要是和金钱打交道的冷漠，但是，作家仍然反复地强调：“我这种人，今后宁愿和钱打交道，也不和人打交道。我们这个城市要让搬家公司来管理就好了。”作家虽然感到金钱“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马克思语）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但还是认为金钱万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还是搬家公司好，只认钱不认人。看起来在城里生活，做人太难，并不如金钱万能好。天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还是一种进步哩！”当然这部中篇小说确实揭露了当前社会的某些阴暗的腐烂的方面，但作家没有勇气面对矛盾、面对丑恶、面对腐烂，而是逃避。在解决现存冲突的斗争面前，作家怯弱到把希望寄托在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上，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
接着是张贤亮在《小说中国》《忧思与希望》等书中反复强调：“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钱，已经冲破了许多森严的等级界线；钱，虽然形成了新的不平等，但有力地摧毁了旧的不平等。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张贤亮认为当前金钱所造成的新的不平等是历史的进步，理由择其要者有三。
一是避免自己受辱。张贤亮引用一个“民间企业家”的话说：“过去某个干部喜欢玩女人，我要申请个摆摊的执照，我哪去给他找女人？自己的老婆姐妹漂亮的话只好把老婆姐妹送上去，现在‘好’了，我花两个钱就能打发他。我觉得还是现在花钱办事方便。”
二是“效率提高”。张贤亮认为，在市场经济社会，要取得干部官员良好忠诚的服务，也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说要花一定的钱去购买。如果没有其它方式方法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提高干部素质，将工作效率提到正常水平，今天就立即全面制止（如且假设真能制止住）所有形式的“权钱交易”，我国有相当多正当事务的办理速度，至少会慢下半个节拍，该一周解决的要十天，该一月解决的要一个半月。有了“权钱交易”市场，该一周解决的快的会只用五天，该一月解决的搞得好半月二十天就能见分晓，至少可以如期得到结果。
三是能够调动人们重建社会的积极性。张贤亮认为，“利己”是人的天然属性，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一切都是从利害关系出发的。
张贤亮这种理论极为荒谬。
过去，有些腐败势力或集团利用权力强制占有女人。现在，他们可以利用金钱自由“购买”了。可这难道是一种进步吗？这种占有女人的手段更隐蔽了，更狡猾了，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人的受屈辱和受奴役的地位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也许，你可能暂时地让你的妻女和姐妹逃避或避免屈辱和奴役，但不可能改变广大阶级姐妹仍然要受屈辱和奴役的地位，而且这些腐败势力或集团随时都有可能使你的妻女和姐妹沦为阶下囚。过去，那种明目张胆地强占女人，至少还能激起人们心中的强烈不满。现在，其手段隐蔽了，不仅这点起码的反抗意识没有了，搞不好还真的成为合法的买卖了！
的确，有人把当前社会腐败产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物欲膨胀和品质败坏，或者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但这是肤浅的。这都没有真正把握贪污腐化的社会根源。恩格斯早就深刻地指出了贪污腐化的社会根源。他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王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这就是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发生的历史衍变，即从社会的公仆衍变成社会的主人。这种历史衍变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有些人成为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的特殊集团或“圈子”。怎样消灭这种特殊集团或“圈子”呢？就是继续革命。
恩格斯说过：“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日益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但是，这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前还有一点的合理的地方，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后就不合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历史发展的各种残酷的形式。张贤亮鼓吹金钱所造成的不平等是历史的进步，实际上是在今天仍然鼓吹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开历史的倒车。
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在20世纪的变化
20世纪虽然结束了，但20世纪所留下的思想问题仍然纠缠着我们。20世纪末，人们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从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在20世纪的变化中，我们是不难发现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思想界粗鄙实用主义泛滥所造成的恶果。
话剧《切·格瓦拉》所刻画的一位脱离社会（阶级）的解放追求个体的自由的“东方之子”，颇能反映当今中国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想倾向。“东方之子”说：“怎么愣就给我生在了北京东城南锣鼓巷，地地道道地东亚蒙古人种，世世代代离周口店不远？！”“八国联军那会儿可是机不可失，除了日本，一水的西洋。那一次真是‘文明冲突’，正好打一场人种改良翻身仗！没看见人家越南南方，美国兵留下的孩子一相面再一验血全挣上了美元？怎么当时躲在井里的我太奶奶太姥姥没一个儿这么想？如今一照镜子烦不烦哪！你就再怎么哼马赛曲再怎么唱星条旗再怎么把《独立宣言》倒背得如同‘床前明月光’，（指着镜子）你还是这张脸！”“既然街南街北这么老大差别，就多想想怎么跟那边断绝关系，抓紧办移民，路子我都趟出来了——”“当不了大款就傍大款，开不起银行就抢银行，没投胎富人区就搬进去，不给迁就翻进去，空中不成走地道，没招儿了才讲平等呢，有本事谁他妈当老百姓呀！”现在，当代“白毛女”争先恐后纷纷嫁给黄世仁，不少少女傍大款，许多华藉美人变成了美藉华人，就深刻地说明了这种“东方之子”不是个别的。如果我们将当代“白毛女”——“东方之子”的思想状况和20世纪40年代的白毛女——杨喜儿的思想状况作一番比较，就不难把握20世纪中国某些思想变化的轨迹。
20世纪40年代，贺敬之等所塑造的白毛女对奴役她们的黑暗世界是反抗的。白毛女对黄世仁的认识是清醒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黄世仁他是我的仇人！就是天塌地陷我也忘不了他跟我的冤仇啊。他能害我，能杀我，他可别妄想使沙子能迷住我的眼！”对黄世仁的压迫是反抗的，“我就是再没有能耐，也不能再像我爹似的了，杀鸡鸡还能蹬打他几下哪。哪怕是有一天再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吧，我也要一口咬他一个血印”。这种反抗也是彻底的，“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贺敬之等肯定赞颂了白毛女的斗争。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某些作家笔下不傻的“白毛女”对她们所处的屈辱世界是屈服的。有位作家在中篇小说《何处是我家园》中写了一位不傻的“白毛女”秋月，甘心情愿地接受比黄世仁还要坏的地头蛇查老爷的玩弄。秋月为了过上舒适的日子，放弃真挚爱情，心甘情愿地让地头蛇查老爷蹂躏和玩弄。秋月为了“活着”，什么都不要了。什么人的尊严，什么纯洁的爱情，什么人生的价值，见鬼去吧！秋月虽然已心知查老爷欺骗了她，虽然已明白查老爷确如人所说的笑面虎，虽然知道查老爷安排她走是想要长久地得到宝红，可她想，就是明白了这些我又能拿他怎么办？如她一样渺小的人们的生活都是操纵在查老爷们手上的，由他任性编织。纵是看透看穿了，也还不是得依从他们？如果反抗了，未必就比服从了好些吗？而既然是渺小的一群，能做到什么反抗？不就是赔上自己的一条命，与其这样，莫如由他去好了。看来，秋月对她的奴隶地位不是没有意识到，她意识到了她在受欺骗和被玩弄。但是，在秋月的内心深处，竟然没有反抗和抵触，甚至越来越有点自得其乐了。作家这样写不是为了反映生活的溃烂一面，并进行坚决的批判，而是肯定了秋月的这种生存哲学。
与此相应，几年以前，就有人提出所谓“孙子哲学”，明确宣布“这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要中国人当美国人的孙子。最近，又有人鼓吹“傍大款”，说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就要抓住一个大的，‘与巨人同行’，说你傍大款你就傍嘛”。认为中国应该自觉地充当美国的殖民地就会发展起来。这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洋奴哲学。
真没想到，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竟然堕落到了这种买办和汉奸的地步。某些知识分子的“无根”和“失语”状态在目前愈来愈严重。这些知识分子不是维护中国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表达、抒写他们的深沉苦难，而是背叛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尊严。
当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深刻地反映了粗鄙实用主义哲学的生存观和发展观。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和丑恶势力“妥协”“磨合”。在文学上，有人就公开地鼓吹“妥协”“磨合”论，认为“中国的发展乃是当代历史最为重要的目标，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为了社群的利益和进步让步和妥协乃至牺牲都似乎变成了一种不得不如此的严峻选择，分享艰难的过程是比起振臂一呼或慷慨激昂更为痛苦也更为坚韧的。”
关仁山在中篇小说《破产》大，极其深刻地勾勒了当前社会的分化和不同阶层的人的生存状况。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当前社会急剧膨胀的邪恶势力不仅巧取豪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千方百计搞垮全民所有企业，而且促使工人们的子女成为他们的精神奴隶，成为他们人肉宴的美味。可见，“妥协”“磨合”论的实质就是要求男女下岗工人，就是要求基层人民为社会的发展，为富有阶级进一步地发财享乐作出牺牲。某些知识分子参与这种“大合唱”，与拉皮条又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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