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奇迹诸因素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因素论文,奇迹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增长绩效举世瞩目。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将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称之为“东亚奇迹”，甚至预言下一个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本文拟通过东亚经济增长绩效的考察，陈述有代表性的观点，剖析东亚奇迹之原因及前景。
一
近30年来，东亚有23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增长绩效，其中有8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尤引人注目。这8个国家和地区90年代的经济增长绩效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90年代头3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四小龙1991年6.3%，1992年9.7%，1993年7.0%；东盟1991年6.0%，1992年6.7%，1993年6.9%；中国1991年7.0%，1992年12.8%，1993年13.4%；只有日本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滑坡。
东亚高经济增长绩效好的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方面亦很成功。1965年到1990年，该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程度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唯一同时实现经济增长高绩效和分配不均程度下降的经济体。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省本来人均分配就比较公平。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分配也最平衡。
随着经济绩效的迅速提高，东亚高经济增长绩效国家或地区国民福利不断改善，人均寿命由1965年的56岁上升到1990年的71岁，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如印度尼西亚由1960年的58%下降到1990年的17%，马来西亚由37%下降到50%。其他社会经济指标有的还超过工业化国家。
二
世界银行对东亚经济增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9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政策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认为东亚奇迹是在保持公平条件下的高经济增长，东亚奇迹的出现决非一蹴而就。该政策研究报告认为，东亚奇迹应归功于其坚实的基础性发展政策，归功于政府特有的干预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之超常规积累。具体表现在：
⒈投资效果越来越好。在过去30多年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大，投资报酬亦相当可观。1960年到1990年，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平均达到20%以上，韩国投资报酬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国家或地区还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教育，注重提高人才素质。
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要素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高出6倍；而生产力的发展，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培训投资密不可分。
⒊经济健康发展。财政赤字、国际收支逆差还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开始有通货膨胀，但很快就被控制住，通货膨胀率一般不高。这一切有助于经济绩效的提高。
⒋奉行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外向型并不等于全方位开放，60年代和7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采取了适当的进口保护措施，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制成品有效保护率分别达到30%、50%、70%。这些国家和地区还采取了一些补偿性措施，出口商可以得到汇率补贴和有益于出口的自由贸易优惠条件以及有效的组织性资助，并具有广阔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地区、国家很欢迎外来直接投资（FDI）。1991年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第3、第5和第7大外来直接投资东道国。
⒌政府有意识地对经济进行不同形式的干预。这些干预，诸如鼓励储蓄，组建有活力的金融市场，提高投资股权比例，依靠财政扶持国家银行，促进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信息流通，制定产业政策，给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补贴贷款，保护国内进口替代品，帮助效益滑坡企业和确定厂商及产业出口目标等。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干预形式和内容亦不尽相同。总的看，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干预对东亚奇迹的产生是有很大作用的。
⒍公共政策适合经济增长。基础性政策最重要，它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稳健可靠的金融体系、限制价格扭曲程度、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选择性政策包括温和的金融约束、直接贷款、选择性产业发展政策、促进出口的政策等。经济增长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最高战略的硬核，而公共政策是硬核的保护带。为了改进经济增长绩效，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灵活的政策手段，谋求实现更为直接的经济目标（如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等），并适时、及时和迅速地根据内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自觉地调整政策。
⒎重视发展金融市场。借助3条渠道来解决资本市场问题，如建立专门性发展银行，使之成为长期筹措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某些阶段，借助金融约束扶持银行体系和落后的工业；建立债券和股票市场制度，鼓励以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资；建立各种金融机构，并以此来弥补私人实体的贷款缺口。印尼、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实业发展银行是主要的长期贷款提供者。
⒏有优惠的私人投资条件。东亚高经济增长绩效国家或地区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包括低廉的生产资料，对企业贴息和私人投资者的有限风险。税收、关税、汇率政策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成本低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因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
美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新贸易理论代表人之一、1991年克拉克青年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nl Krugman）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观点截然不同于世界银行。他在美国国务院《对外事务》1994年11～12月号发表的《亚洲奇迹之神话》一文中系统地陈述了其观点。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什么奇迹，只要不同寻常地增加投入，任何国家都应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目标。克鲁格曼以很大的篇幅分析了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奇迹”。他认为，苏东国家当时的经济增长引起了世界性轰动，但实际上并不神奇。产出之所以快速增长，全是因为投入快速增长：就业扩大、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大规模增加物质资本投资。但这样的增长是外延上的，因而会限制其工业将来的扩大，即如果按过去的增长率来预测其未来的增长率，可能过分乐观地高估了其实际增长前景；以投入的不同寻常的增加为基础，而不是以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即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收益必然是递减的。
克鲁格曼认为，过分夸大亚洲的经济增长，在战略上是错误的；过去美国对苏、东国家一些战略上的错误就是因为美国过分地夸大了其经济前景。从经济核算来看，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长，即就业增加、工人教育水平提高、物质资本（机器、设备、建筑物和道路等）存量增加；另一方面本来应该是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即管理水平提高、有更好的政策、技术和知识增长所引发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总是源于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仅仅是诸多投入中的一种，工人可能生产更多的产品，但不是因为他们受到更严格的管理或掌握了更多的技术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机器。一国单位投入之产出如果不提高，那么该国人均收入不会持续增加；只增加投入，不提高这些投入的使用效率，即更多地投资于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收益必然递减；投入驱动的增长是有限的。
从发达国家近150多年的发展史来看，其人均收入之所以持续增加，是因为技术进步不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即单位投入的国民收入持续增加；麻省理工学院R·索罗教授认为，在美国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是80%，增加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只占20%，因此，以投入驱动为基础，而不是以效率提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
与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一样，亚洲国家的增长亦主要是由诸如劳动和投资资本等投入极不寻常的增加推动的，效率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提高。P·克鲁格曼以新加坡为例进行了分析，结论是新加坡的增长全部导因于投入的大规模增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效率绩效的提高。尽管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新加坡那样高的劳动力就业率、教育水平和投资水平，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改进并不是因为其效率绩效的改进。日本的经济增长是通过同时增加收入和提高效率实现的，但其黄金时代是60年代和70年代，现在已步入成熟期，开始走下坡路。目前日本亦只能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来改进经济增长绩效，日本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美国的2倍。中国是唯一有长期诱人增长前途的国家，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大规模扩大投入，因为1949年以后积累了相当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加上吸收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外资。
克普格曼认为，既然亚洲奇迹并不是谜，其增长后劲有限，那么认为随着技术的扩教，西方国家正在失去传统的优势和世界经济的引力中心将东移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四
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都承认东亚近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及高投入是经济增长绩效高的基本原因之一；差别仅仅是，前者更强调政府干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对东亚未来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乐观；后者更强调投入不断扩大，收益必然递减，对东亚未来的增长前景持怀疑态度。笔者认为，世界银行从上层建筑、国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东亚经济强劲地增长之原因，是比较科学的，但是过分地夸大了国家政府干预和政策的作用，对东亚经济增长前景的估计似乎不切实际；克鲁格曼从历史、理论、现实出发来分析同一现象，分析比较中肯，有现实意义，但他从新加坡的例子得出东亚经济增长全导因于投入的不寻常扩大，而效率、生产率并没有多少提高的结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更何况新加坡的生产率是有所提高的。笔者认为，东亚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
⒈东亚国家经济的成功得益于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如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东亚奇迹》所指出的那样，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好的时候，其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都比较正确，而且有配套的具体措施。
⒉东亚经济奇迹与成功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尽管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承认产业政策对经济有促进作用，甚至认为产业政策有碍经济增长，扭曲经济结构；但东亚国家或地区成功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表明，产业政策在其经济腾飞和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第一代亚洲新兴工业国或地区均有采用局部产业政策干预的措施，韩国尤为突出；在第二代亚洲新兴工业国中，印尼和马来西亚都采用了适当的产业政策；中国经济的繁荣亦有产业政策的功劳。当然，产业政策不能包医百病，即使其完全正确，也不能保证一定有良好的绩效，何况产业政策未必都正确，其重点扶持战略和策略未必奏效，因而不能过分夸大产业政策的作用。
⒊东亚各国或地区在经济增长绩效好时往往都有有利于增长的环境和气候。首先是宏观经济稳定，财政赤字水平不高，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其次是政治稳定，没有太大的政治动乱。只要出现政治动乱或动荡，经济增长绩效都比较差，如1979年韩国，80年代中期菲律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是这样。最后是有好的国际环境。首先应该是和平的发展环境和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开始改进的时候，往往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发达国家的帮助，如投资、优惠贷款、技术转让等。
⒋东亚经济奇迹主要靠高投入，世界银行和克鲁格曼都承认这一点。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投入的无限扩大，但并非象他所说的那样，东亚国家的经济效率几乎没有增长，劳动、资本和技术生产率几乎没有提高，生产力没有什么发展；实际上，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投入不断扩大的结果，而且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只不过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而已。
笔者认为，东亚国家或地区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生产力亦有一些发展，但并不是很大的发展。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绩效并没有经济增长绩效好。如果没有过去积累的人力资本，如果没有高储蓄率，如果不是杀鸡取蛋式地掠夺性采发、动用资源，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及其治理代价，那么经济增长绩效就应该大大地打折扣了。经济发展乃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为提高，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生态保持平衡，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而且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卫生等各方面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因此，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本身并不能说明经济发展亦有同样的绩效。由于采用了异乎寻常的方式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绩效，因此，东亚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并没有世界银行所预测的那么美好；由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亦得益于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前景比克鲁格曼所断言的要好，而且可能仍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出发，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既充满着希望，又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难，夸大任何一方面都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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