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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的冬日里很难找到一个无风的日子。每天蛰居于暖室中，很想领略户外的风光。在一个星期天，有三级风，天蓝蓝的，阳光灿烂，我和两位朋友相约，中午到北大未名湖畔消闲。我们内心更加愿意到北大原来的校址沙滩红楼去（早年我们在那里上学），可是岁月沧桑，那里已没有任何一点高等学府的风味，只好到未名湖畔来。这里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址，北大从沙滩迁来，大约是1952年左右，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我们——三位老人都以大学教书为职业，因此话题离不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我们不是来开会，也不是来拍电视，而是来遛弯。我们的谈话只是副产品，随便说说，话语消失在冷风中；现在所记可能已是面目全非了。
几十年前，我们还很年轻，未见过世面，那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每听长者和领导谈教育，留下一个印象：“言必称苏联”。那时如果有机会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去留学，则是莫大的幸运和荣耀。当时提倡向苏联学习，甚至连苏联高校上午上六节课（即所谓“六节一贯制”）到下午二时才吃午餐也要学一学。其实，最后的两节课对我们以素食为主的中国人来说，早已饥肠辘辘，那有精力听课？好容易挨到第六节下课，我们便用全身的力量向食堂冲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先生在谈服饰的一篇文章里用了这个谚语，这里也要借用一下。到20世纪末有人谈起高等教育，特别是谈到世界一流大学，又留下“言必称哈佛”、“言必称马萨理工学院”的印象，到哈佛当一年的“访问学者”都成为光荣的印记了。
我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好像有一个弱点，这就是把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加以渲染，以至造成对它的迷信。有人从哲学上论证说，这没有什么不好，理性和非理性都是智慧的源泉。但是在我，却并不赞同这样的哲学观。人必须向一切先进的事物学习，作为自身进步发展的借鉴，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进步。自认为一切都比别人好，拒绝向别人学，这也是一种迷信，不足为训。另一方面，如果将借鉴作为“紧箍咒”，对它迷信起来，好像没有主体，那就是自己束缚自身，也是要不得的。
我曾听到这样的声音：美国哈佛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办得好，因为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国家级院士……。这是事实，不过这不应当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院系办得好的统一标准。从中国文学来讲，现在还健在的巴金先生，虽然没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但我国广大读者却公认他是真正的文学大师。至于院士，在我国大陆，理、工方面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阙如。文科如北大这样站在顶尖的大学，要找人文社会科学院士，也不可能，因为文科未实行院士制度，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学术称号，这是普通常识，何必苛求呢？
在整个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不少弯路，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可以看到，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有自身的特点，这可能是事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的著名大学几乎都是“国立”，私立的不多。新中国建立以后，重点大学基本上是教育部直接管理的学校，这些情况和美国有所不同，美国著名大学有许多都是私立的。国情不同，出现差异是必然的，何必限于一种形式？世界上的事情，唯其有多样性、差异性，这个世界才是美好的、丰富的。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个模样、一个调子、一种颜色，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引人入胜的地方？有多样性才有统一性！这就是孔夫子所赞赏的“和而不同”的景象。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特色，这并不妨碍向世界学习。有个性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也才有兼容性。
这里不能不谈谈与教育相联系的独立思考和个性。可惜，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这方面的论述并不多，而在教育思想里，这一项可能是最薄弱的。孔子提倡独立思考和因材施教，可是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各个学派打着“法先王”、“法后王”的招牌，比谁的学统长。从汉代开始，人们写文章或是发表意见，都是援引圣贤的话，不敢直抒己见，于是儒家的经书变得神圣起来，而且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到宋代就有了《十三经》。人们如果不引经书上的话，不仅被认为是“无知”，而且会被戴上“狂悖”、“异端”的帽子，从而受到惩处。斗胆不引经书，敢于明言“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明代思想家李贽便屈死在狱中。像清朝初年写出《明夷待访录》一书，大胆直率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对儒家经书的迷信，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中才被逐步打破。这个时期人们才把儒家经书如实地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资料来研究。在20世纪，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建立以后，出现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家，他们全都接触过西方文明，熟悉西方某些学术的研究方法，他们用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提出新观点，建立新体系，不再傍依圣贤，他们在学术上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将永存于我国近百年学术史中。
由此我才悟到报刊上经常看到的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然只有八个字，却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人是有思想的社会动物，因此人才能接受教育，从而才能创造新世界。当然，人的有价值的思想，必须和客观规则相符。由此可以引发出这样的观点：21世纪中国优秀人才的培养、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应建立在“创新”这个基点上，而创新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本文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迷信”较多，独立思考和个性得不到足够的张力，这就会影响高等教育的走向。
独立思考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引导和教育。这种引导和教育一般不是靠应用科学，而是靠基础科学，含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科学史上，产生巨大应用价值的发明创造，没有一件不是建立在基础科学发展的基点上。而文学、史学、哲学这些基础的人文学科，则鼓励学人们去探求宇宙的法则，去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深刻地思考人生的问题。因此，这些人文基础学科对于创新意识的培养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可惜的是，现在的教育家们对此的认识可能尚有不足。人们早已认识到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对人的创新能力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到一定时候，当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人文基础学科同样是科学创新人才的立足点，并给予人文基础学科以相应重视的时候，我敢于说，这个时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飞跃发展的时期。
中国高等教育的飞跃要靠许多扎实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方面都要进行深入改革，至于办学经费当然不可阙如，但是，有一件东西也很重要，即精神资源。这里不能不提到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开始，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远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条件极为艰苦。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培育出许多一流人才，今天受到人们崇敬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有不少就是西南联大本科毕业的。不仅如此，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们写出一些人文学术著作，有许多至今仍不减其学术价值。那时，大敌当前，中国人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战，凭着一股浩然之气去战胜艰苦环境，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正好印证了古人所说“多难兴邦”的真理。
在新世纪里，北大、清华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有若干所要建成国内一流大学，要达到这个目标，不能没有相对充裕的办学经费，要有优秀的师资队伍，要有……，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有强大的精神资源；这种资源，是否可以称之为“多难兴邦”新的表现形式？现在不是大敌当前，何来“多难”？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用“任重道远”这四个字来表述任务重大而艰巨，是很恰当的。众所皆知，建设中的“硬件”易于制备，可是提高12亿人民的整体素质，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宁可将困难设想多一些，宁可多一点忧患意识，宁可多思考“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真理，这样才能使人们保持头脑的清醒，并激发工作热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工作十分艰巨，需要防止“急功近利”思想在教育园地蔓延。在教师和学生中间多提倡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与此相联系，在教育界应尽量减少“庆贺”、“祝贺”之类的大型活动（必要的庆贺是要的），同时力求阻止社会上的假、大、空的不良风气影响学校，使大学保持宁静的环境和平静的心态，使师生们懂得科学的成就就要靠潜心研究和长期积累，将主要时间集中到学术传承和学术研究上来，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大学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学术意识应当长久驻足于教育行政领导和高等学校领导的心中。
这里不能不谈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关于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的问题。
我国有近13亿人口，如果大学本科毕业生只占总人口的很少数，提高国民素质从何谈起？而且事实迫使人们思考：如果中学毕业要进大学难乎其难，像骆驼钻针孔一样，那就只好另辟蹊径。近些年来我国有些中学生（家庭稍富裕一些）远去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读中学。在那里，他们将来进大学比国内容易一些。总之事实迫使我国高校必须扩大招生规模。一扩大规模，便相应地会提出学生宿舍、教室、实验室、教材、教学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得好，就会有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现在有些大城市的大学生公寓不是正在兴建吗？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副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收费问题。我国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三令五申应按国家规定收费，但是有的高校并不遵守，对这种情况应严加制止，不能增加学生家长的负担。应当看到，农民的负担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的子女上学，如果再在收费上加重，那不是为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设置障碍吗？有人说，可以靠贷款，那毕竟是少数，而且手续烦杂。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对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收入情况应有实事求是的估计，高校招生规模扩大需要和大学收费问题同时解决，应当从更加积极方面着眼，为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创造好的条件。
高校扩大招生规模，需要人们在观念上有一个变化：大学本科已经不是过去人们潜意识里所谓“精英教育”，而是事实上的“大众教育”。因此不能像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将大学视作保险箱，以为只要考上大学便一生无忧了。不过，高等教育的层次很多，本科是一层，硕士生是一层，博士生又是一层。有条件的大学，研究生招生应当扩大也是必要的。不过，关于博士生，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博士生，似乎不应过分扩大，已经出现这方面质量下降的趋势，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质量上。当人们热切向往博士学位，而人事部门也把有无博士学位作为某种要求的时候，应关注博士培养的学术纯洁性。
我们在未名湖畔所谈纯属一般教育话题，无多新意，只是表达了我们的一些心愿，追记成文，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