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首席将军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典论文,首席论文,将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很多世界古代史及古代希腊史的专门著作，每当谈及雅典民主的局限时，一般都 要涉及雅典的十将军制，它们大多认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垄断了将军职位，伯里克 利就连续15年以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府。因此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等 公民上层人物手中，农民和手工业者并不是这个民主政治的真正主人。”①(注：周一 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第218页。)新 近出版的、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基本承袭了 这一观点，书中写道：“在体制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留有一个‘漏洞’以便于这些上层 分子掌握实权，那就是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并不给薪俸……伯里克利就 是从公元前443年起到(公元前)429年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 的终身政府首脑。”②(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 育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李天祜撰写的、可能也是惟一由中国学者完成的《古代 希腊史》认为，“自公元前443年到前429年，伯里克利斯(即伯里克利)一直连任十将军 委员会的首席将军，为雅典最高的领导者。”③(注：李天祜：《古代希腊史》，兰州 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2页。)最近出版的一本《世界古代史》在这方面似乎走得更 远，把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 修改成了“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首席将军)手中”，把 首席将军与第一公民等同了起来，理由是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兼管军事、外交和 财政，威望之高近似国家元首”④(注：米辰峰主编《世界古代史》，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1年，第321页。)。
上述这些论著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伯里克利连续15年担任雅典首席将军一职，而且似乎 认为，在雅典宪法中，至少是从伯里克利以来，本来就有首席将军的头衔。一般当选为 首席将军者，都是当时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其实际地位相当或者近似于国家首脑。 可是，在叙述伯里克利以后雅典的历史时，这些著作似乎又都忘记了雅典还有首席将军 ，无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影响很大的尼西阿斯、克列昂和阿克比阿德斯，还是公元 前4世纪的德莫斯提尼，在这些著作中从来没有被称为首席将军。仿佛是首席将军一职 在伯里克利时突然产生，随着伯里克利的去世，又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了。同时，在中国 学者撰写的另一些世界古代史著作中，并没有出现首席将军的提法。如林志纯先生在提 到伯里克利时，只说在修昔底德被流放后，“伯里克利每年当选为司令官(即将军)，始 终是政府的领导者”①(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研室古代史 组编《古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203页。)。陈同燮的《希腊罗马简 史》也说，“伯里克利……连续被选为将军，长时期掌握着雅典领导权”②(注：陈同 燮：《希腊罗马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73页。)。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历史卷中，我们也没有见到首席将军的提法③(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 历史卷，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之伯里克利条称，伯里克利从 “公元前443年起当选将军，历15年，在雅典内政、外交等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那么，雅典宪法中是否有首席将军一职?上述论著多限于陈述自己的观点，均未详细讨 论雅典是否有首席将军一职问题。
在国外学者的相关著述中，有关雅典是否设立过首席将军一职也存在争议，只是这些 争议都集中在伯里克利时代。早在19世纪后期，贝洛赫就已经指出，从公元前441—440 年以来，雅典将军的选举制度发生了变化。除了9名将军按照部落选举外，另有一人是 从全体雅典公民中选出的。这个从全体公民中选出的将军享有高于其他9名同僚的权威 ④(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 riod.Leiden,Boston,Koln,1998,p.85.)。布劳尔多以修昔底德关于萨摩斯战争和伯罗 奔尼撒战争初期的记载为依据，认为修昔底德在10名将军都在场的情况下，特别点出伯 里克利是当年的将军，说明伯里克利确实拥有高于其同僚的权威。他特别援引修昔底德 著作的第2卷第21节作为证据，认为伯里克利“率领或者不率领军队出战的能力……暗 示他拥有某种类似最高权力的东西……想从这样一种关于雅典事件的描述中推导出严格 的同僚平等的观点，需要高度的想象力”⑤(注：Edmund F.Bloedow,Pericles’Power in the Counter-Strategy of 431.Historia,36(1987)，pp.9—27.)。易言之，伯里克 利确实是雅典的首席将军。但是，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也大有人在。苏联科学院主 编的《世界通史》声称，“伯里克理斯(即伯里克利)很受广大公民界的欢迎，从公元前 443年起，年年当选为‘将军’。”⑥(注：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 ，三联书店，1960年，第50页。)但仅此而已，并没有说明他有什么特殊权威，《牛津 古典辞典》的伯里克利条中，也没有提到他曾经是雅典的首席将军⑦(注：N.G.L.Hammo nd & H.H.Scullard(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1970,2nd edi tion,pp.800-801.)。西方大学中非常流行的两本希腊史教科书：伯里的《希腊史》和 哈梦德的《公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腊史》，都不曾有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的提法。伯里 虽然承认伯里克利享有高于其同僚的权威，但认为那是因为“他对享有主权的人民的道 德影响力，他有能力说服人民做他认为有益的事情”。从宪法上说，他只是10名将军之 一⑧(注：J.B.Bury & R.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 he Great.Fourth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5,p.240;N.G.L.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Second Edition,Oxford,1967,pp.331-332.)。丰纳 拉对雅典将军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他承认，雅典将军的选举制度确实发生过变化。但 选举制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某些将军的权力也有变化，因为在雅典，曾经有两个部落在 同一年中同时有两人当选为将军的情况：公元前432年，有一个部落有两人当选为将军 ，另一个部落甚至有3人当选。在这种情况下，谁是首席将军?所以，选举制度的变化和 个别将军权力的大小之间没有联系①(注：C.W.Fornara,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 als from 501 to 404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16).Wiesbaden:Steiner.转引自De 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85 —86。)。多尔从另一个方面否认了雅典有首席将军的观点②(注：K.J.Dover,△EKATO ΣATTOΣ，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no.80 (1960),pp.61—77.)。波德勒基基本 赞同丰纳拉和多尔的观点，认为伯里克利较大的影响不是源于宪法上的地位，而是他的 道德影响力③(注：Anthony J.Podlecki,Perikles and His Circles.Routlege,London & New York,1998,pp.162—163.)。此外，首席将军一职的存在，好像还成了雅典不够 民主的一个象征，直接影响到对雅典民主的评价。因此，对与首席将军有关的问题，很 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十将军初设时并无首席将军一职
雅典十将军的产生，是克里斯提尼部落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尽管有关改革的许多细 节仍存在巨大争议，但学者们一般承认，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大体形成。在叙述有关改革措施时，希罗多德的重点放在部落制度上，并未提到设立将 军一事④(注：Herodotus,V,66,69—70,78;cf.A.D.Godle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 ry.London:William Heineman,1928.)。这倒并不奇怪，因为希罗多德意在强调克里斯 提尼与他外祖父之间的相似之处，对政治制度的细节历来不太关心。而且从年代上来看 ，十将军似乎并非克里斯提尼创造，因为《雅典政制》告诉我们，“首先，在这些制度 建立后的第五年，即赫耳摩克勒翁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他们指定了五百人议事会的就 职宣誓仪式，这到现在仍在使用。其次，他们开始按部落选举将军，每部落一人，但全 部军队仍归军事执政官统帅。”⑤(注：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ⅩⅡ，2 -3；H.Rackhman(tran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 arrard University Press,1971.)虽然有关将军产生的具体年代存在巨大争议⑥(注： 《雅典政制》的记载在年代上出现了一些矛盾，尤其是关于赫耳摩克勒翁担任执政官的 年代。参见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 ord,1993,pp.262-263。)，但《雅典政制》的记载仍明确地告诉我们，将军最初产生时 ，是按照部落选举的，每个部落一名。关于将军的职责和相互间的权力分配，《雅典政 制》没有做具体说明，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打击贵族势力、增强雅典国 家的统一⑦(注：M.Ostwald,Nomo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O xford,1969,pp.137-173.)，因此，不大可能在这10名将军中产生一个首席将军，引起 不同部落之间的竞争。我们可以相信，10名将军的权力是平等的。此外，作为一种新设 置的官职，虽然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其潜在的力量表现出来以前，杰出的人物是不会对 它太感兴趣的。出任将军一类官职的，可能是那些比较一般的人物。事实上，对公元前 490年以前的雅典将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希波战争以前雅典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如 地米斯托克利、米太雅德⑧(注：地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492年的执政官，米太雅德是公 元前524年的执政官，见Matthew Dillon and Lynda Garland,Ancient Greece:Soc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Death of Socrates.London & New York,1994,p.107。)等，大多是先出任执政官，然后才出任将军的。《雅典政制 》还告诉我们，将军最初产生时，并无统帅军队的全权，他们需要服从军事执政官的领 导⑨(注：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ⅩⅡ，2.)。
希罗多德关于马拉松战役的记载，说明《雅典政制》的记载也许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波斯军队在马拉松登陆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的将军们在派使者去斯巴达求援 的同时，率领军队赶到马拉松与波斯军队对峙。在是否立即进行决战的问题上，雅典将 领之间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将领们的意见既然分歧而错误的意见又有占上风的趋势， 于是米太雅德就到这个人(指当年的军事执政官卡里马库斯)那里去”，游说卡里马库斯 的支持。卡里马库斯支持了米太雅德的意见，同意作战。从米太雅德的话看，在将军们 难以取得一致、没有任何一种决定可以赢得多数支持时，军事执政官似乎拥有最后的决 定权。可是希罗多德随后告诉我们，雅典人之所以决定作战，是因为“加上了军事执政 官的一票”，言下之意，是说军事执政官与雅典将军一样，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同时， 希罗多德还说，在战场上，雅典军队是由10名将军轮流指挥的。若果真如此，则军事执 政官不过是个荣誉职，没有实际的统帅权。但是，在实际的交战中，军事执政官占据右 翼，即传统上是由战场统帅所处的位置①(注：Herodotus,Ⅵ，105，Ⅵ，109—111.)。 所以，希罗多德的记载显然自相矛盾，历来学者们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在笔者 看来，在缺少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考虑到希罗多德历来对有关宪法的细节问题粗枝大叶 ②(注：例如，他说军事执政官是由抽签选举产生的(Ⅵ，109)，然而Aristotle(The At hnian Constitution ⅩⅩⅡ，5)称，执政官是从公元前487年开始由抽签选举的；他还 说克里斯提尼改革是模仿他的外祖父，更加让人难以相信。)，经常出现一些不够准确 的记载，我们宁愿相信《雅典政制》，把10将军看作军事执政官的下属。希格内特指出 ，“将军委员会当时只是个咨询机构，军事执政官勿需遵从他们的建议。如果是这样的 话，则他的权威肯定高于他们，是实际上的总司令；因此，在战斗中占据右翼，即传统 上由国王占据的位置。”③(注：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 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p.171;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 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79—83.)至于希罗多德所说的 轮流指挥问题，虽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军事执政官手中的话，那么 这个当值将军的职权也许不过是主持将军们的会议，并在会后向军事执政官报告情况而 已。这些情况说明，至少到马拉松战役时，将军在雅典还没有取得突出地位，在军事上 ，他们还是军事执政官的下属。所谓首席将军，在当时不可能存在。
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将军影响的增强
马拉松战役后，将军的影响增强了，指挥制度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战场上轮流指挥 的做法似乎不再流行，至少不再被强调④(注：关于将军影响增强的原因，学者们一直 比较重视公元前488—487年雅典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改革，认为执政官改由抽签担任后， 其威信下降。此外，提洛同盟建立后，与波斯的战争一直在进行，战事频繁，外交日趋 重要，掌握军权的将军地位自然会有所上升。这些或许都是正确的。但米太雅德公元前 489年远征帕罗斯的事例说明，将军的影响在执政官选举制度改革之前已经有增强的迹 象。所以，将军权威加强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主要是在米太雅德指 挥下(或者是在他的建议下)取得胜利的。战斗结束后，当波斯人企图从法列隆海湾登陆 偷袭雅典时，在军事执政官阵亡的情况下，雅典的将军们及时率领军队，赶在波斯人之 前到达了这里，成功地挫败了波斯人的阴谋，从而大大提高了将军们的地位，使雅典人 认识到，即使没有军事执政官的统帅，他们同样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既然雅典人能 够因为国王们的懦弱而设立军事执政官(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Ⅲ，2)， 应当也会在觉得不需要军事执政官为统帅时，直接让将军们统帅雅典军队。不过这一切 都是推测，有待具体资料的佐证。)。突出的表现是，公元前489年，米太雅德独自统帅 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去攻打帕罗斯①(注：Herodotus,Ⅵ，132—135；Ⅵ，132—136.) 。公元前480年，为了应对薛西斯的入侵，雅典全城大搬家，所有能够服役的公民都登 上了战舰，抗击波斯军队。希罗多德给我们的印象是，海军统帅一直由地米斯托克利担 任。普鲁塔克则说地米斯托克利是总司令②(注：Plutarch’s Lives,Aristides,8,3.原文是συμευαρχωυ και στρατηγωυ，意思是“你是拥有统治 权的将军”。)一类的人物。在希腊盟军商讨作战方针的会议上，也一直是地米斯托克 利代表雅典发言，其他将军几乎成了摆设。公元前479年，阿里斯提德当选为“拥有全 权的将军”，成为驻守普拉提亚的雅典军队的统帅③(注：Plutarch’s Lives,Aristid es，Ⅺ，1.原文是στρατηγοsαυτωκρατωρ，意为“拥有全权的将军 ”。)。后来，阿里斯提德还曾当选将军，并且代表雅典人与盟国宣誓，厘定盟国应交 纳的贡金数量。在他之后出任将军的西门，无疑是希波战争后到公元前462年间雅典军 事和政治中的风云人物，将军在雅典政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此时雅典是否产生过人 们常说的首席将军呢?这需要我们对此时雅典政治上几个风云人物的地位进行一些分析 。
先看米太雅德。由于马拉松战役的胜利，米太雅德成了雅典的英雄。希罗多德说，“ 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战败之后，在雅典本来就有声望的米太雅德的声望就更加提高了。 ”于是，他向雅典人要求70条船，说是“如果他们追随他的话，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 。雅典人同意了。但在进攻帕罗斯的战斗中，米太雅德遭到了失败，本人也受了伤，一 事无成地回到了雅典。他的政敌立刻以欺骗雅典人民的罪名控告他。雅典人虽未将其处 死，但罚了他50塔兰特④(注：Herodotus,Ⅵ，132—135；Ⅵ，132—136.)。希罗多德 没有提到雅典人授予米太雅德任何称号，甚至没有说他是当年的将军。考虑到马拉松战 役的影响以及雅典的制度，可以设想，米太雅德次年顺利当选为将军而非军事执政官， 而且在10名将军中应拥有更高的威信。但是，在出兵问题上，他要取得雅典人民的同意 ；如果行动失败，他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没有任何特殊权力可言。因此，米太雅 德不可能是掌握雅典内外政策的首席将军。
接下来是地米斯托克利。希罗多德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他在希波战争中的行动，并对其 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赞不绝口。他促使雅典人建造了庞大的舰队，正是这支舰队在萨拉米 斯打败了波斯；他正确地解释了德尔斐的神谕，说服雅典人撤退到萨拉米斯和伯罗奔尼 撒，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进行海上决战；在希腊同盟的大会上，他舌战群雄，成功地让 希腊盟军留在萨拉米斯，并诱使波斯人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与希腊舰队决战，成为希腊 取胜的头号功臣。其他的雅典将军，似乎没有出现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至少其作用不够 明显。这是否意味着雅典人赋予地米斯托克利以特殊权力呢?希罗多德没有明说，但提 到雅典人选举地米斯托克利为将军，对其具体职权语焉不详⑤。(注：Herodotus,Ⅶ，1 73.希罗多德用的是动词στρατηγεω，意思是“成为将军、选为将军”，因此 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雅典人选举地米斯托克利为将军。)。普鲁塔克借阿里斯提德之口 ，称地米斯托克利为archon kai strategon⑥(注：Plutarch's Lives,Aristides,Ⅷ， 3，1.)。这个词组的前半部分是执政官、统治者之意，后半部分为将军，因此，洛布古 典丛书的英译者把它翻译成commanding general，以示其与众不同。在另外一处，普鲁 塔克称地米斯托克利为strategoutos autokratoros。洛布古典丛书的译者将其翻译成 “general with sole powers”，意思是“拥有全部权力的将军”，以强调其地位的特 殊性⑦(注：Plutarch's Lives,Aristides,Ⅷ，3，1.)。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称地米斯 托克利为首席将军也许并不过分。可是，普鲁塔克的记载不是没有疑问的。首先，希罗 多德给人的印象是，地米斯托克利一切都按照雅典法律办事，所有行动都是在得到雅典 人同意后才进行的⑧(注：Herodotus,Ⅶ，143—144，173.)，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地 方。雅典的其他机构，如战神山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等，仍在正常发挥作用①(注： 据Herodotus，Ⅸ，5，五百人议事会仍然负责接待外邦使者，并就是否接受对方的建议 进行讨论；据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ⅩⅢ，1，当将军们束手无策时， 是战神山议事会给每个雅典人分发8个德拉克马，使雅典人顺利完成了撤退。在这两件 重大的事情上，没有任何地米斯托克利参与的迹象，如果说他当时是拥有全权的将军， 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普鲁塔克关于希波战争的主要资料也许来自希罗 多德的记载。但希罗多德只是说地米斯托克利是当年的将军②(注：Herodotus，Ⅷ，79 .)。在阿里斯提德和地米斯托克利关于波斯人即将进攻希腊人的对话中，根本没有涉及 各自所担任的职务。对话着力表现的，是两个历来敌对的人，为了希腊的事业而捐弃前 嫌，共同对敌。复次，普鲁塔克的习惯是，当他引用某一段资料时，会交代资料的来源 。但在这里，他并没有说明其资料的来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第一处是以对话 形式出现的。普鲁塔克写作时，距希波战争已近700年，对这一类的话，不能毫无批判 地接受③(注：郭小凌：《古代的史料与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 期，第89—90页。)。如果考虑到在普鲁塔克所写的地米斯托克利本人的传记中，并没 有出现他当选为雅典全权将军的提法，我们就更有理由怀疑普鲁塔克有关记载的真实性 。因此，所谓拥有全权的将军的说法，也许只是普鲁塔克的想象；或者是为了抬高阿里 斯提德的道德形象，有意创造出来的，因为人们公认，普鲁塔克对历史准确知识的追求 ，远不如他对道德说教的偏爱④(注：汤普森说，“应当把普鲁塔克看作一位道德家， 而不应当把他看成历史家。”郭圣铭称，“普鲁塔克主要是个道德家……他所写传记， 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他自己的伦理思想，以求达到教育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他就不完全遵守作为一个历史家所必须具备的谨严的笔法，有时凭主观想 象，抒发胸臆，并且不惜引用一些未经考证的传说和奇闻逸事来支持他自己的见解。” 郭小凌认为，普鲁塔克“同自己的描述对象有相当大的时间和空间差，主要靠二手史料 填补这一距离，因而他把人物的思想心理刻画得越精致微妙，他可能离客观史实越发遥 远。可以这样说，《名人传》中的人物无不带有普鲁塔克个人的影子，很大程度上是普 鲁塔克心中的历史而不是客观的历史”。引文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 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9页；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57页；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109页。)。 最后，即使地米斯托克利真的拥有特殊权力，还可以用当时雅典所面临的紧急形势来解 释。马拉松战役中，不是有几位主战的将军把自己的指挥权让给米太雅德吗?当时的情 况也许是，为集中力量对抗波斯，也为了便于与希腊的盟友交涉，再像过去那样，每人 一天轮流指挥军队，显然不够现实。鉴于地米斯托克利的智慧，雅典的其他将军自动放 弃了自己的指挥权，将其交给地米斯托克利统一负责。作为地米斯托克利政敌和对手的 阿里斯提德、西门等人尚且能够服从地米斯托克利，其他将军理应也是如此。
阿里斯提德的情况与他的对手相似。普鲁塔克说，公元前479年，雅典人“考虑到即将 来临的战役，选举他为strategon autokrator后，他率领8000名雅典重装步兵来到普拉 提亚。”strategon autokrator的前半部分是将军，后半部分是形容词，有独立、绝对 、拥有充分权力之意⑤(注：Henry George Liddell,Robert Scott,Henry Stuart Jone s,A Greek-English Lexicon.New Edition,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40,pp.280 -281.)。单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拥有这种称号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全权将军或 者首席将军。公元前407年，雅典人为了应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危急形势，曾经授予阿 克比阿德斯拥有全权的领袖的称号(apanton hegemon autokrator)。不过，这个称号并 不是在选举时就授予他的(阿克比阿德斯缺席当选为将军)，而是在阿克比阿德斯到达雅 典、并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后，雅典人才赋予他的①(注：Xenophon,Hellenica,Ⅰ， 4；Ⅰ，10；Ⅰ，20.)。如希格内特指出的那样，阿里斯提德当年之所以拥有全权将军 头衔，很可能是在当选以后，雅典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临时授予他的称号；他所 拥有的权力，很可能也只限于在普拉提亚指挥作战，不大可能全年都拥有这一权力②( 注：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pp.353—354.)。
拥有这一称号的人究竟有多大权力?是否意味着他对所有的将军都拥有某种权威?首先 可以肯定的是，当年雅典人是在海上和陆地上两线作战，那些在海上作战的将军们受阿 里斯提德节制的可能性不大。而在当年的希腊海军中，雅典人的兵力占了一半。从当时 雅典的3万公民来说，8000人固然是个大数字，但在海军中服役的人显然更多。也就是 说，雅典人的大部分兵力并不在阿里斯提德的节制之下。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率领海军 作战的，是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克桑提波斯是否拥有全权将军的头衔，希罗多 德没有明示。但在围攻塞斯托斯时，雅典军队显然不是由克桑提波斯一人统帅的③(注 ：Herodotus,Ⅸ，102；Ⅸ，114；Ⅸ，117.)。由此观之，阿里斯提德的所谓全权将军 的权力，只限于普拉提亚战役，是一个临时的称号，并不代表他对所有的将军在全年都 拥有最高权力④(注：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p.354.)。
阿里斯提德在普拉提亚实际拥有的权威，应当是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普鲁塔克给我 们提供了不少细节，如代表雅典人发言，争取到右翼的位置；处理那些企图反对民主政 治的人；派兵援助麦加拉人；亚历山大向阿里斯提德通风报信；雅典人同意与斯巴达人 换防；提议设立全希腊性的埃琉特里亚节等⑤(注：Plutarch's Lives,Aristides，11 —21.)，而且似乎都是独自做出决定的。但是，我们关于普拉提亚战役最权威的记载来 自希罗多德，而希罗多德的记载与普鲁塔克是相互矛盾的。通观《历史》第9卷，我们 看不到阿里斯提德拥有绝对权威的迹象。希罗多德虽然告诉我们，雅典人的将领是吕西 马库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德⑥(注：Herodotus,Ⅸ，28.)，但在整个战役中，我们没有看 到他做出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深夜来到希腊营地向雅典人 通风报信时，他通报的对象是雅典人和他们的将领。在这里，希罗多德使用了“将军” 的复数形式，所以不可能仅是阿里斯提德一人。在雅典人就此进行讨论时，希罗多德同 样使用了复数形式，说明雅典有多名将军在场，而且他们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在雅典 人向希腊联军统帅波桑尼阿报告亚历山大带来的消息时，也是多名将军随行。在回答波 桑尼阿有关军队调动的问题时，希罗多德使用了雅典人这一称呼。试想，如果阿里斯提 德真是拥有全权的将军，这些重大问题的决定，理应有阿里斯提德在场。可是，希罗多 德在这些场合使用的都是雅典人或者将军们，根本没有提到阿里斯提德⑦(注：Herodot us,Ⅸ，44—46.)。所以，在普拉提亚战役中，阿里斯提德所拥有的全权将军的称号， 或者像在地米斯托克利一事中那样，是普鲁塔克根据后来的历史所做的想象，或者这个 所谓的全权将军，其权力实在十分有限，不足以引起希罗多德的注意。因此，很难说雅 典当时设立了首席将军这一固定职务。
西门的问题相对简单。虽然他是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雅典最成功的将军，并且 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普鲁塔克，都只称他为将军，从来 不曾给他特殊的头衔。即使是他作为悲剧比赛裁判的时候，他也是和同僚们一起作为裁 判官⑧(注：Plutarch's Lives,Cimon，Ⅷ，7—8.)。因此，关于他与首席将军的关系 ，勿需多说。
伯里克利的连任与首席将军问题
伯里克利无疑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最杰出、影响最大的政治 家。在国内政策方面，他大大推进了雅典的民主化进程，使雅典成为古典民主的楷模。 在外交政策上，他加强对盟国的控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雅典，并且成 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政策的指导者。他的当代人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名义上是 民主政治，权力实际上逐渐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①(注：Thucydides，Ⅱ，65，9.) 修昔底德还告诉我们，当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入侵阿提卡时，雅典不少人看到庄稼被破坏 ，橄榄树和葡萄藤被砍，希望出战。伯里克利则“不召集公民大会，或任何特别会议， 因为恐怕一般讨论的结果，他们在愤怒之下，而不在理智的影响之下，做出错误的决议 来。”②(注：Thucydides，Ⅱ，22，1.)这段话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伯里克利身为将军 ，通过控制公民大会的召开，牢牢掌握着雅典的政策。仍然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是“ 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 ，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后来，雅典人虽然罢免了伯里克利，并且罚了他的款，“但是 不久之后，他们又选举他为将军，把他们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处理。”③(注：Thucydi des,Ⅱ，65，2—4；Ⅱ，65，8—10.)据普鲁塔克称，当代的诗人们因为伯里克利影响 太大，称他和他的伙伴为“新庇西特拉图的后代”，并要他发誓不当独断专行的僭主。 一个叫特勒克勒德斯的诗人说，“众邦之财他掌管，众邦分合亦随他心愿。石城石城平 地起，筑之毁之反掌易!和、战、强兵，系于一人，财、权、幸运，集中在一身。”普 鲁塔克特别提到，“在这40年当中，差不多有15年之久，他每年都被选为将军(strateg iais archen)，大权在握，不曾间断。”④(注：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Ⅵ，1 —3.)这些记载充分显示了伯里克利在雅典的影响，以至于让不少学者认为，他是雅典 的首席将军。 自德国学者贝洛赫以来，西方有不少学者都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的首席将军⑤(注： 对伯里克利为雅典首席将军持肯定态度的学者除贝洛赫外，还有希格内特等。参见K.J.Dover,△EKATOΣ ATTOΣ,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no.80(1960),pp.61—77;Cha 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pp.353—356。)。综合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修昔底德称 伯里克利为dekatos autos⑥(注：Thucydides，Ⅰ，116，1；Ⅱ，13，1.)，这个称号 比较特殊；其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伯里克利曾经阻止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以保 证自己陆上退却、海上攻击的基本战略的推行，防止雅典人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不是 他拥有特殊权力，在雅典那种直接民主制度下，谁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复次，如前所 述，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30年再度被选为将军后，雅典人把所有国家的事务都委托给他 。最后，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以来，雅典将军的选举方法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有些时候，公民大会可能按照部落选举9名将军，但有一名将军是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出 来的。这个从全体公民中选出的将军可能拥有高于其同僚的权威，成为首席将军。结果 造成有些部落有两人同时担任将军，而有的部落没有将军的局面⑦(注：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tegoi.In E.Badian(ed.),Ancient Socie ty and Institutions: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 ay.Oxford,1966,pp.275-285.)。可是，对修昔底德及其相关史料的分析证明，这些观 点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我们来看dekatos autos。在提到雅典的将军委员会或者某一战役中正在指挥作战 的将军们时，古典作家有时会对其中某一个将军的名字有所强调。在叙述公元前441—4 40年镇压萨摩斯暴动的战斗时，修昔底德称伯里克利是当年的dekatos autos①(注：Th ucydides，Ⅰ，116，1.)；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再度被称为dekatos autos②(注：T hucydides，Ⅱ，13，1.)。一些学者因此认为，拥有这种称号的将军，可能比同僚拥有 更大的权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首席将军之类。可是，在萨摩斯战役中，并不是10名将 军全部在场，因为在伯里克利与萨摩斯人第一次交战后，雅典人又派了40艘战舰增援， 这40艘战舰可能也是在雅典将军统帅之下的③(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 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9.)。因此，如果说伯里克利拥有什 么特殊权威的话，那也可能像希波战争期间的阿里斯提德一样，不过是就萨摩斯战役而 言，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一当选就拥有高于其他将军的权威。公元前431年的情况与此类 似。他当时或许是阿提卡战斗的总指挥，因为当时至少有几名将军是不在雅典的④(注 ：有关的讨论参见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 sical Period,pp.87—91。)。不奇怪的是，在修昔底德的英译本中，洛布古典丛书和 企鹅古典丛书的翻译都比较一致，把伯里克利作为10名将军之一，说的是“伯里克利和 其他9名将军”⑤(注：Thucydides，Loeb Classical Library.C.F.Smith (trans.),Ha 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Ⅰ，116，1；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 esian War.Rex.Warner(trans.),London,1972,p.102.)，而非“首席将军”，至于在某 一战役中特别把某一位将军放在第一的做法，同样不能成为雅典有首席将军的证据，它 可能只是由于该作家在记述相关战役时，认为某人特别重要而已。例如，在提到公元前 432—431年绕航伯罗奔尼撒的舰队时，修昔底德首先点出了卡基诺斯⑥(注：Thucydide s，Ⅱ，23，2.)，而公民大会的有关命令却把苏格拉底放在了第一位⑦(注：cf.K.J.Do ver,△EKATO∑ ATTOΣ，pp.68—69.)。再如在叙述公元前406—405年的战斗时，色诺 芬首先提到的是科农⑧(注：Xenophon,Hellenica,Ⅰ，5，16.)，而吕西阿斯强调的是 塔拉绪罗斯⑨(注：Lysias,ⅩⅪ，8.)。
关于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阻止雅典召集公民大会，修昔底德是这样记载的：当伯罗奔 尼撒的军队到达雅典近郊时，“雅典人……亲眼看见自己的土地遭到破坏——这件事情 ，青年人从来就没有看见过，老年人只是在希波战争时看到过。但是，阿卡奈离雅典不 过60斯塔狄亚。看见敌军驻扎在阿卡奈，他们感到不能容忍。很自然地，他们会因此感 到愤怒，特别是青年人，要出来阻止敌军的破坏。双方意见激烈地争辩，有些人要求领 导他们出去作战，有些人则反对这个要求……阿卡奈人知道他们是全国的重要部分，同 时认为他们的土地正遭受蹂躏，所以特别坚持出兵。”“伯里克利深信自己不出战的观 点是正确的。他看到当时他们处于激怒状态；他们的意图并非最佳，就拒绝召集公民大 会，或者任何形式的会议，担心他们如果聚集在一起，可能会在缺少理智时爆发激情， 结果犯下某些严重的错误。”⑩(注：Thucydides，Ⅱ，21，1.)
按照雅典法律，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属于议事会主席团(11)(注：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XLⅢ，3.)。但在这里，修昔底德却说，伯里克利阻止雅典人召集公民 大会。布劳尔多认为，伯里克利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行使着特殊的权力，这个特殊 的权力就来自他在10将军委员会中的特殊地位。虽然在当年的有关叙述中，修昔底德并 没有明确称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他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与首席将军没有本质差别①( 注：Edmund L.Bloedow,Pericles’Power in the Counter-Strategy of 431,pp.12—2 7.)。然而，修昔底德提供的资料，似乎并不支持这种看法。首先应该看到，当时对伯 里克利战略表示不满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以及阿卡奈的居民。这些人显然不占雅典公民 的大多数。其次，根据雅典法律，公民大会的召集权属于议事会。议事会或许认为，拒 绝在陆地上与伯罗奔尼撒军队决战，是雅典既定的战争策略，如今伯罗奔尼撒军队刚刚 到达阿提卡，已经决定的战略还没有得到检验，没有必要立刻修改战争策略。另外，议 事会的成员，按照雅典法律规定，由30岁以上的公民担任。他们显然经历过战争，对伯 罗奔尼撒陆军的力量是领教过的，不会拿雅典人的生命去冒险。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 拒绝年轻人的冒险主张，拒绝召开公民大会。所以，当时拒绝召开公民大会的，应当是 议事会而不是伯里克利。当然，这中间不排除伯里克利及其同僚做了议事会主席团的工 作，促使他们支持伯里克利的战略。所以，修昔底德在这里说的伯里克利拒绝召集公民 大会，应当理解成议事会拒绝召集公民大会。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修昔底德在这里使 用的不是雅典公民大会的ekklesia，而是syllogon。根据汉森等人的研究，Syllogan类 型的会议，虽然也是公民大会的一种类型，但它是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它的召开与否 ，是在将军的权限之内②(注：M.H.Hansen,The Athenian Ecclesia Ⅱ，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1983—1989,Copenhagen,1989,pp.210—211;cf.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因此，就是伯里克 利真的拒绝召集这种性质的公民大会，与他是否担任首席将军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最 后，伯里克利当年在将军委员会中的同僚，如哈格农、色诺芬、苏格拉底、普罗特阿斯 、卡基诺斯等，都是他多年来的同事和朋友③(注：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 r.Ithaka & London,1974,p.55.)。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深知伯里克利不会拿 雅典士兵的生命冒险④(注：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ⅩⅩⅧ，4.)，无疑会支 持伯里克利陆上防御、海上进攻的战略。除非出现特殊情况，他们不会要求议事会举行 公民大会修正雅典的战略。因此，当时雅典实际上没有召开公民大会的条件。如多尔曾 经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伯里克利能够拒绝召集公民大会，那不是因为他是当年的首席将 军或者独裁将军，而是他多年来树立起来的政治上的威信，乃是非宪法的因素所致⑤( 注：K.J.Dover,△EKATOΣ ATTOΣ，p.75.)。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其所以会造成这 样的情况，是因为伯里克利的地位……事实上他这样崇高地受人尊敬，以致于他可以对 他们发出怨言，可以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⑥(注：Thucydides，Ⅱ，65，8—9.)更 何况当时他的同僚都支持他，议事会也站在他这一边，而表示不满的不过是一些年轻人 以及公民中的少数人。
关于公元前430年雅典人把所有国家事务都委托给伯里克利的做法，同样不能成为伯里 克利是首席将军的证据。那是雅典人在绝望或者危急状态下的特殊授权，并非常例，更 不能因此证明他就是首席将军，而且是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当时雅典人正遭 受瘟疫的袭击，人丁死亡枕籍。伯罗奔尼撒的大军不断蹂躏阿提卡，使雅典经济受到沉 重打击。在战争中，雅典人正面临严重考验。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人民大众的财产 在过去就是很少的，现在连这一点也被剥夺了；富有的阶级丧失了他们美好的地产和乡 村中富丽堂皇、设备优良的房屋；最糟糕的是，他们生活在战争中，而不是在和平中。 ”⑦(注：Thucydides，Ⅱ，65，2.)在当时的情况下，伯里克利似乎是惟一能够领导雅 典走向胜利的人。所以，戈麦指出，“这些‘全部权力’是在特殊情况下授予的特殊权 力。修昔底德在这里所说的雅典人‘把一切都委托给他’，不过是在下述意义上，即像 从前一样，总是遵循他的建议。像克列昂一样，他不过是个‘最爱信赖的人’。而克列 昂和他的继承者也都曾经‘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①(注：A.W.Gomme,A Historica 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Ⅱ，Oxford,1956,p.183.)哈默尔则认为，这里的 意思，也许不是雅典人授予伯里克利特殊权力，而是说雅典人接受伯里克利为他们主要 的政治领袖②(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 ssical Period,p.93.)。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更接近戈麦的意见。 在卷Ⅵ中，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当时雅典人因为讨厌阿克比阿德斯的指挥，因此打算“ 把他们的事务委托给其他人”。这里的其他人用的是复数(allois)，显然不会是一个人 。如果这些人都是首席将军，不免荒谬。在关于西西里远征的辩论结束后，“雅典人… …马上就表决：关于军队的数目以及远征的所有事务，将军们拥有全权，可以根据对雅 典最有利的原则办理。”③(注：Thucydides,Ⅵ,8,2;Ⅵ，26，1.)这里所谓的全权，不 过是远征的准备工作而已，而且是在选举工作完成后，授予尼西阿斯、拉马库斯和阿克 比阿德斯3个人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大可能是首席将军，更不用说3个人同时成 为首席将军了。舰队到达西西里以后，所有的行动，几乎也都是3个人商量决定的。只 是在阿克比阿德斯逃亡、拉马库斯又战死的情况下，尼西阿斯才取得统帅权④(注：Thu cydides,Ⅵ，8-Ⅶ，8；Charles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 he Classical Period,pp.95—97.)。所以，所谓把所有事务都委托给伯里克利的说法 ，并不能证明伯里克利在将军中占有特殊地位，享有高于其他将军的权力。
最后，是关于将军选举制度的变化问题。《雅典政制》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公元前5 01年将军制度初创时，每部落有一人担任将军⑤(注：选举最初是在部落里进行，还是 由部落提出候选人，然后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在学术界颇多争议。从克里斯提尼改革 的目的是加强国家统一与认同感的基本立场出发，选举似应在公民大会上进行，但并无 任何证据。参见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tegoi,pp.275—285。)。马拉松战役时，似乎仍是每个部落一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西门时 代，雅典仍保持着每个部落一名将军的制度⑥(注：Plutarch’s Lives,Cimon,Ⅷ，7.) 。但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至少在伯里克利镇压萨摩斯暴动时，这一制度已经有所变化 。据安德罗提昂记载，当年伯里克利所在的阿卡曼提斯部落有两名将军(一为伯里克利 ，一为格劳孔)⑦(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5.)。这个事实意味着，在雅典的10个部落中，至少有一个部落 没有将军。此后，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人们常把这一变化与《雅典政制》LXI的记载 联系起来考虑。《雅典政制》说，“所有军事官吏，皆以举手选举——10将军以前每部 落一人(kata phylas)，但现在由全体公民中一起选出(ex hapanton)，并且以投票决定 他们的职责。”一些学者，典型的是贝洛赫，根据一个部落中出现两名将军的资料推测 ，两人中有一个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威⑧(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 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5.)，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首席将军。不过 ，这个观点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在伯里克利担任将军期间，潘狄奥尼斯部落曾经两次有 两人被选举为将军⑨(注：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 gegoi,pp.283—284.)。如果我们接受贝洛赫的意见，那就意味着在伯里克利之外，潘 狄奥尼斯部落的两人中也有一人为首席将军。从情理推测，这显然不大可能。所以，一 个部落中同时出现两名将军，并不能证明其中一人就是首席将军，它不过是雅典将军选 举制度变化的结果。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将军的选举，只能表明某一个人在公 民中受欢迎的程度和威信，并不表示当选的人被雅典人民授予更大的权力，或者享有高 于同僚的宪法地位①(注：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 gegoi,p.283.)。
余论
以上所论，应当足以说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无首席将军之职，伯里克利也没有可 能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个别将军所拥有的超过同僚的威信，或者在实际政治中发 挥着更显著的作用，不过是因为此人长期活跃在雅典政坛，凭借个人能力，逐步树立起 自己的威信。如普鲁塔克所说，伯里克利能够连续15年当选为将军，是因为“在40年当 中，伯里克利一直是厄菲阿尔特、勒奥克拉特斯、米罗尼德斯、西门、托尔米德斯以及 修昔底德诸人之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在这些年间，他从来没有贪污行为”。“他的成 功还不仅在于演说才能，更在于他从不接受贿赂，人民认为他生活上名声好，可以信任 。”因此，他虽然被当时人称为奥林匹斯山的主神，但“性格温和，当政时生活朴素， 一尘不染”②(注：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Ⅴ，4—5；ⅩⅥ，2；ⅩⅩⅨ，2.) 。修昔底德在谈到伯里克利的成功时，强调的也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国家的公共 需要而论，他们认为伯里克利是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他的贤明和他有 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在 总结伯里克利的成就和对雅典民主进行总体评价时，并没有提到伯里克利担任的任何职 务，而仅仅用了“第一公民”这个词③(注：Thucydides，Ⅱ，65，8—10.)。可见，在 修昔底德心目中，伯里克利担任的职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个人所具有的能力 与影响。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雅典确实没有专门的首席将军一职，否则严谨如修昔底 德，怎会不说首席将军，而强调他是第一公民?对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 的亚里士多德，不管是在他一般讨论城邦政治制度的《政治学》中，还是在专门叙述雅 典政治制度发展史的《雅典政制》中，也从来没有谈到首席将军问题。如果雅典真的有 首席将军，而且在政治中发挥过那么大的作用，一向关注制度作用的亚里士多德似不应 该忘记。
讨论至此，似乎有必要就雅典民主的基本特点对国家管理的影响稍做说明。众所周知 ，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但如何管理，在实际的政治 生活中如何运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然的。而在雅典民主研究中，确实有不少学者相 当注重雅典民主的各项制度，强调其制度化的因素。但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这一个方面， 都不能否认，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国家所有重大的事务，都必须 经过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并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监督下执行。所以，一个人是否能 够在政治上保持影响，并不在于他所担任的职务，而在于他能否经常说服公民大会接受 他的建议，把他的建议变成法律。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和政党制度下，政治家可以期待本 党的支持，而且可以利用议会休会或者讨论的时机，发动社会舆论。可是，在当时的雅 典，并没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一个想从事政治的人可以依靠的，除了他的亲属，就是他 的朋友，或者他的邻居、熟人之类④(注：W.R.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 -Century Athens.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1992,pp.5—34.)。即使如此，他并不 能保证所有这些人都支持他，他们的态度显然会随着他所提出的建议的内容而有所变化 。同时，如芬利指出的，每次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并不都是一样的，其成分会随着时间 、地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决定，不能被推 迟到第二天。有些时候，即使会议出席者的成分没有明显变化，但在两次公民大会之间 ，甚至一夜之间，出席者的情绪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①(注：对暴动的米提列奈的处理 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一天，公民大会接受了克列昂的建议，打算将米提列奈的成年 男子尽数处死。但在第二天，经过激烈的辩论，公民大会接受了狄奥多托斯的建议，决 定取消前一天的决定，只处死为首的分子。见Thucydides，Ⅲ，42—48。)，从而使所 有的雅典政治家始终处在紧张之中，他们需要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使自己的建议被 雅典人民接受。所以，在实行直接民主的雅典，“关键在于没有近代意义的政府。当时 确有职务和官职，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都不是经常性的。一个人是一个领 袖，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或者说在这个词字面的意义上，在公民大会中的非官方身份 。他是否拥有那个身份，就看公民大会是否会按照他的愿望投票。因此，他每提出一个 建议，他的地位就要接受一次考验。”②(注：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In M .I.Finley (ed.),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1972,pp.16—17；黄洋：《雅 典民主新论》，《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64—65页。)在这个意义上，伯里克利是 否担任首席将军，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民主政治存在时期 ，雅典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并不一定是一直担任某种职务、尤其是重要职务的人。克里 斯提尼在雅典进行改革时，并不是当年的执政官③(注：当年的执政官是伊萨哥拉斯， 参见Herodotus,Ⅴ，66，69；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Ⅺ，1—6。)。地 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到70年代雅典政治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在很长时 间里，似乎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④(注：萨拉米斯战役后，地米斯托克利似乎就没有再 担任任何重要职务了，可能只是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但在雅典政治中，他仍是很有影 响的人物，否则雅典人也不会用陶片放逐法将他放逐出国了。参见Thucydides，Ⅰ，90 —92；Plutarch’s Lives,Themistocles,ⅩⅨ，1—ⅩⅩⅡ，3。)。西门在政治上的影 响，一是他成功地领导了对波斯的战争，一是他的豪爽和慷慨⑤(注：Plutarch’s Liv es,Cimon,Ⅹ，1—ⅩⅣ，4.)。那个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厄菲阿尔特，可能只是 雅典的普通公民⑥(注：至少《雅典政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见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ⅩⅤ，2—4。普鲁塔克同样没有提到他担任随职务，参见P lutarch's Lives，Cimon,ⅩⅤ，1—3。)。至于伯里克利，这个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 典政治上、军事上最具影响的人物，只是在公元前443年以后连续当选为将军。在此之 前，虽然他已经在政治上颇具影响，但很可能也是一介平民，或者只是偶然担任公职。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很具影响的克列昂，很长时间里也许只是平民，直到公元前425年 才偶然当选为将军⑦(注：Thucydides，Ⅳ，27—29，1.)。类似的清单我们还可以列下 去。它们说明，在雅典，一个人政治影响的大小，和他担任的官职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 系。而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又都处在公民大会的严格监督之下。只要 公民大会决定了的事，谁也无力推翻，或者拒绝执行⑧(注：将军有时被派去执行他本 人并不喜欢的任务，或者某一行动的倡导者却没有被派去执行这一任务，可以说是公民 大会掌握雅典权力的集中表现。例如，尼西阿斯虽然反对远征西西里，但仍被选举为将 军，指挥有关西西里的战事。有关的讨论请参见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 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14—23，115—140；R.K.Sinclair,Dem 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Cambridge,1988,pp.77—105。)。如果公民大 会认为某人的建议、行动妨碍了国家的利益，人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免职，或者给予 严厉的惩罚，伯里克利本人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⑨(注：Thucydides，Ⅱ，65；P lutarch's Lives,Perices,ⅩⅩⅩⅤ，3—4.)。明乎此，我们大可不必因雅典人保留了 将军的选举方式而批评雅典政治不够民主，也不用借伯里克利连续15年当选将军而夸大 这一职务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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