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集团与大历京城诗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大历论文,京城论文,王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历十才子若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在唐诗史上的地位既不能与前期的沈宋、王储相比，又不可与后期的韩孟、元白并论。但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这一诗人群体又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盛中唐士风与诗风承转过程中的一些特点。近年来，自傅璇琮先生对大历十才子生平作了系统考证之后，葛晓音、储仲君、蒋寅等先生对这一诗人群体的构成与作品风格又都作了一些很有成效的研究。但对这一诗人群体形成的直接原因与背景尚未作具体分析，而这一问题又是我们认识大历诗风的一个关键。本文试从这一点入手来探讨大历士风与诗风的关系。
一
从整个文化走向与历史背景看，大历十才子的聚合与成名正是安史之乱后进士阶层再度活跃的表现，是代宗一朝政治中心由武人向文人转变的产物。
唐代宗与肃宗不同。肃宗因乱得位，不尽合法，政治神经比较脆弱。只以私臣保其位，内听张皇后，外任宦官李辅国，自己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新的作为。代宗为太子时一直是处于平乱前线，对唐王室的危机有更具体的认识。他即位后，既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又两次抵御了吐蕃的大规模的入侵。大历政局也至少保持了近十年的稳定。这对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的唐王朝来说，似乎有了一些中兴之象。代宗已感受到唐室不亡实有赖于天下士人对王室的向心力。为改变战乱中武将擅权的状况。他开始重用文臣，有意提高文士的地位，采取了一些收笼士心的措施，着力增强朝廷对士人的吸引力，如《旧唐书·代宗纪》载：“（永泰二年）诏裴冕、崔涣、贾至等十三人集贤待诏。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集贤院是玄宗开元年间所设的一个文化机构，其间集中了当代最著名的文人学者，开、天年间文坛领袖张说、张力龄、陈希烈等皆曾主其事。它独立于其他行政机构之外，能与君王保持更亲近的关系，一直是文士学人最荣耀的职位。代宗以文儒公卿之职安排这批靖难勋臣，显然为了提高文臣的地位。此举即开了唐中后期翰林院承旨学士之制的先例。代宗还安排了一些文臣任方镇大员以代替武将，如任王缙为河南副元帅、北都留守等职，又遣鲍防为河东节度使。《新唐书》卷159《鲍防传》称：人乐鲍防之治，代宗诏图形别殿。当时宰臣元载、王缙、崔佑甫、常衮、刘晏、杨炎、杨绾等皆是文臣，他们在王朝政治秩序的重建中都能从不同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代宗不像肃宗那样仅依靠宦官李辅国等控制权力，而是重用了一批进士科出身的大臣。这既分解了地方军将的权力，又遏制了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这使群臣对王室有了一定的信心。如其即位不久，即罢除在肃宗时被尊为尚父的宦官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兵部尚书、中书令等职，还权于朝臣，许朝朔望。广德二年群臣在避吐蕃入侵时，太常博士柳伉上书，以蕃寇犯京师，罪由程元振，请斩之以谢天下。代宗又甚嘉纳。随之就削程在身官爵，放归田里。代宗后又重用元载除去宦官鱼朝恩（注：以上三事见《旧唐书》卷11《代宗纪》，《旧唐书》卷118《元载传》。）。终代宗一朝，宦官专权情况并不严重。外廷众臣都能有所作为。代宗还采取了一些延揽士人的措施。如《册府元龟》卷113记：“（大历六年），四月戊午，上御宣政殿，亲试讽谏主文、茂才异等、智谋经武、博学专门四科举人。帝亲慰勉，有司常食外，更赐御厨* 馔及茶酒，礼甚异等。举人或有敝衣菜色者，帝悯之，谓左右曰：‘兵革之后，士庶未丰，皆自远来，资粮不足故也。’因为之泣下。时方炎暑，帝具朝衣，永日危坐，读太宗《贞观政要》。及举人策成，悉皆观览，一百余道。将夕，有策未成者，命大官给烛，命尽其才思，夜分而罢。时登科者凡一十五人。”由此可见代宗对文人的重视，这使得因战乱而遭贬值的文人又有了以文求仕的希望。
除了政治需要之外，代宗朝文人受到重用，也是唐进士科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正如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卷上云：“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其宰相大抵为以文学进身之人。此新兴阶级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之结果”（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23页。）。崛起于武后时代的进士阶层，其政治地位是在不断上升的。开、宝时代是唐王朝极盛之世，也是进士科文化得以充分发展的时代。它造就了一支空前庞大的以诗赋为业的进士文化群，其成员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代宗时宰臣元载、王缙、崔佑甫、常衮、杨炎、杨绾等皆是由天宝科举文化培养出的一代士人。如《旧唐书》卷118称：元载“好属文”，“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策入高第”。王缙“少好学，与兄维早以文翰著名”，“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举”。同卷又言杨炎“文藻雄丽”，“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类者，时称常杨焉。”该书卷119又记常衮“文章俊拔，当时推重”；杨绾“尤工文辞，藻思清赡”。“（天宝十三载）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时登科者三人，绾为之首”。“（崔）祐甫举进士，历寿安尉”。战乱始定，他们都相继得到了重用。与玄宗时代李、杨当政相比，大批诗赋之士进入权力中心正是从代宗朝开始的。这是玄宗时代进士科文化在战乱后的再度沿续，实质上也是开、天文化的一个历史惯性。近十年的战乱中断了士人以诗赋求仕的生活道路，但并没有改变人们以诗赋取士的价值观念。如唐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杨绾、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等发起一场对科举制的批判，并请停进士、明经两科改为汉代的察举制，贾至甚至认为“忠信之凌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他们已将科举取士视为滋生乱臣贼子的亡国之制。但是，代宗仍是无力改变进士科文化所带来的社会观念，史称：“宰臣（指元载——笔者注）等奉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代宗以废进士科问翰林学士（指常衮——笔者注），对曰：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乃诏孝廉与旧业兼行（注：事见《旧唐书》卷119。）。”沿续了近百年的以诗赋取士的价值观念已是根深蒂固。由科举进身的士人在进入权力中心后必然保持了这一价值取向。如《旧唐书》卷118记：“元载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卷163言“王缙兄弟有诗名于世，缙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辞人名士”。卷119称“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这些都表明因战乱而遭冷淡的以诗赋取士的价值观念至大历年间又在朝政中得以确立。随着科场文化的回归，以诗赋为业的士人又恢复了天宝时求仕热情，因而，在战乱平息不久，他们又一次云集京城。十才子中钱起是天宝九载进士，韩翃是天宝十三载进士，郎士元是天宝十五载进士，耿
是宝应二年进士，崔峒是至德元载进士，大历元年卢纶入京应举，李端是大历五年进士（注：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们多是科场竞争中的成功者。他们虽然也感叹“谁念为儒逢世难（卢纶《长安春望》）”，然而盛世文化心理的惯性使他们仍沿续着以诗赋求仕的生活模式与价值标准，依然试图以自己的才华找回自己的生存价值。可以说天宝进士科文化惯性是造成大历京城诗人群聚合的内在原因。
当时的京城也为诗人表现诗才提供了一个文化环境。在平乱中出现了一批勋臣权要，代宗对勋臣采取吝权厚赏的策略，他多以赏赐之恩来保证勋臣对王室的效忠，又欲以京都皇家的排场与气派来恢复王室在盛世时的声望，这使得战乱后的长安出现了一股浮华奢侈之风。开、宝盛世虽已离去，但是，新兴的权贵仍以豪华的贵族气派虚构出一个中兴幻象。如《通鉴》卷234唐代宗二年记：“二月，丙戌，郭子仪来朝，上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互置宴于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旧唐书·代宗纪》亦记载此事，“（三月）甲戌，鱼朝恩宴子仪、宰相、节度、度支使、京兆尹于私第。乙亥，子仪亦置宴于其第。乙戊，田神功宴于其第。时以子仪元臣。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子仪、朝恩、神功一宴费至十万贯”。在这些起舞作歌的活动中，作诗则成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郭子仪现存有二诗《广运舞》、《保大舞》，其中后者即是为代宗享太庙而作（注：《旧唐书》卷31“音乐四”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奠用《保大》之舞一章，尚父郭子仪撰。”）。元载、王缙这批由科举出身的新兴权贵，一方面既贪图盛世贵族的豪华气派，另一方面受其文化属性的作用，更好以文雅之事装点自身形象，他们广揽文人，大兴文场，现存的一批同题诗则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盛会。如王缙于大历三年曾以宰臣身份赴幽州，其时京城诗人多参与了宴集送别活动，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不仅《中兴间气集》收有皇甫冉、韩翃的《送王相公赴幽州》二诗，而且过了许多年后，赵磷《因话录》中还记载了韩在此次活动中擅场之事（见下文）。又《旧唐书》卷149记：“大历初，以新罗王卒，授（归）崇敬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充吊祭，册立新罗使。”其时皇甫曾、皇甫冉、耿、李益、李端、吉中孚等都作有《送归中丞使新罗》。又大历十一年十二月鲍防出为太原少尹、河东节度行军司马、权知河东留后（注：见《旧唐书·代宗纪》。），钱起，卢纶也均有诗赠之。还有一些笔记资料也记载了当时京城宴集诗会的情况。如《国史补》卷上记：“郭暧（郭子仪子——笔者注），平公主附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公之巡江淮，钱起擅场。”又如《中兴间气集》卷下云：“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钱起，郎士元——笔者注）无诗祖饯，时论鄙之。”可见，新贵们的豪宴正成了京城诗人的诗会。
以十才子为主体的京城诗人群就是在这样场合中形成并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说首见于姚合的《极玄集》，其曰：“（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姚合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登进士第。其人距大历时代不远，其言比较可信。后人对此说不满，或欲去掉吉、苗、夏侯加上刘长卿、李嘉佑、冷朝阳，或加上李益、皇甫兄弟，说法颇多（注：详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10、王士禛《分甘余话》。），其实这都是根据现存作品与各自的好尚来判断。所谓“大历十才子”并不是指大历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而是指大历年间活跃于京城诗坛的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各自诗风并不完全一致，各人存下的作品悬殊颇大，如苗发、吉中孚、夏侯审仅存一二首诗。而由姚合记载看，十才子之名非后人所加，而是当时即有，由姚合记载与十才子的作品看，他们很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里得名。这实质上是战乱后代宗的重文臣的政治导向与进士科文化自身惯性所产生的一个文化现象，他们是大历年间京城文化风尚的反映。
二
细加探讨还可看出，这一文化背景与创作环境又具体表现为以十才子为主体的京城诗人群与元载、王缙集团的关系上。了解这一点，可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大历年间的士人创作活动的特点以及十才子这一诗人群形成的直接原因。
战乱的平定给士人带来了一些希望，然而，由整个政治环境看，大历时代仍处于战乱后的余痛中，王权还时时受到内乱外患的威胁，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选举制度已难以完全恢复，因为危机的王权只能对一切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本不可能保证朝章制度的权威性与延续性，所以玄宗后期，以李林甫、杨国忠为代表的腐败的权贵政治仍在沿续，以诗赋平等竞争还只能是士人的一种奢望。同时中央财政极度紧张，也根本无力满足众多士人“以禄代耕”的愿望，士人的仕进道路仍很艰难，这使得求仕者不得不在诗赋之外再加以钻营之能，他们不得不寻求权贵作为自己的生存依托。其时的权力中心主要集中在元载、王缙集团。自永泰初直至大历十二年元载执宰相之权长达十五年，权倾代宗一朝。《旧唐书·元载王缙传》记：王缙其时为左相，亦“卑附元载，不敢与忤”。“（元载）与王缙同列，缙方务聚财，遂睦于载，二人相得甚欢，日益纵横”。他们虽然也是科举出身，但都已深染天宝盛世贵族的恶习。作为一种新兴权贵，往往表现得更为贪婪。“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战伐，启奏填委，故官赏紊杂。及永泰之后，四方定，而元载秉政，公道隘塞，官内贿赂。中书主事卓英倩、李待荣辈用事，势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倩、荣。四方赍货贷贿求官者道路相属，靡不称遂而出。于是纲纪大坏”。王缙还极力劝说代宗佞佛，朝臣多受其影响。“公卿大臣既挂以业报，则人事弃而不修，故大历朝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衰弱的国势，再加上如此混乱的政治，自然使得大历一朝士风萎靡不振，奔走元、王之门已成了士人仕进的必经之路。十才子等人除苗发是宰相苗晋卿之子外，大多门第不显，地位不高，他们也不得不依附元、王，寻求出路。如崔峒有《咏门下画小松上元、王、杜三相公》，郎士元有《和王相公题中书丛竹寄上三相公》，钱起有《咏门下画松上元、王、杜三相公》、《奉和杜相公移长兴宅奉呈王相公》，韩翃有《奉和元相公家园即事寄王相公》，李端有《奉和王、元二相避暑怀杜太尉》。这些诗与以上所引送王缙赴幽州之作，都足以表明十才子等人其时正以其诗才奔走于元、王门下。
依常情看，以十才子等人的地位，恐不能与元、王有过多的直接交往。细检他们的诗作，再参之以其他史料，则能发现十才子中多数人与元、王之子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旧唐书·元载传》记：“（元）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外方珍异，皆集其门。货贷不可胜计。故伯和、仲武（皆元载子——笔者注）等得肆其志，轻浮之士，奔其门者，如恐不及……伯和恃父威势，唯以聚敛财货，征求音乐为事。”《唐语林》中亦记：“元伯和、李腾、腾弟淮，王缙子某，时人谓之‘四凶’。（注：《唐语林》卷5，原文为王缙。周勋初先生《唐语林校证》据《永乐大典》引文以“王缙子某”为是。甚确。详见该书737条（50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令狐相，每朝廷大事取决于子，如元载之子伯和，李吉甫之子德裕。（注：《唐语林·辑佚》，1084则，同前，751页。）”这些都表明元氏兄弟与王缙之子在当时权势之大，交接元、王公子已是入仕者的要津与捷径。十才子等人也多在“奔其门者”之列，他们的诗中存有不少与元、王之子的唱和酬赠之作。如耿诗有《春日书情寄元校书郎伯和相国元子》，题中的“相国元子”当指元伯和。《元和姓纂》卷4记：“元载生伯和，秘书丞；仲武，祠部员外；季能，校书郎。（注：郁贤皓师、陶敏校点《元和姓纂》卷4,433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旧唐书·元载传》亦云：“载长子伯和，先是贬在扬州兵曹参军，载得罪，命中使驰传于扬州赐死。次子仲武，祠部员外郎，次子季能，秘书省校书郎，并载妻子王氏赐死。”耿题中“校书郎”或是伯和在任秘书丞之前的职务。他们写给元伯和的诗还有：钱起《酬元秘书晚上蓝溪见寄》、李端《早春雪夜寄卢纶兼寄秘书元丞》、《元丞宅送胡浚及第东归觐省》、《酬秘书元丞郊园卧疾见寄》、《奉和元丞侍从游南城别业》、《奉秘书元丞杪秋忆终南旧居》、《卧病闻吉中孚拜官寄元秘书昆季》，崔峒《赠元秘书》等。这些诗中元丞当是指任秘书丞的元伯和。其他又如司空曙作有《早夏寄元校书》，李端有《宿荐福寺东池有怀故园寄元校书》，钱起有《奉和王相公秋日戏赠元校书》、《罢官后酬元校书见酬》。这里的元校书可能是元季能，或是元伯和，还可能是元仲武。李端诗题言“元秘书昆季”，应是指仲武、季能，且季能为秘书省校书郎史书已有记载。王缙之子的姓名、生平现已难以确考。然由李端《慈恩寺怀旧序》中可找出一些线索，其序中曰：“余去夏五月，与耿、司空文明、吉中孚同陪故考功王员外来游此寺。员外，相国之子，雅有才称。”此“王员外”是否为‘四凶’之一，尚难确定。然由此亦可看出十才子等人创作活动与王缙之子也确有关系。司空曙同题之作尚存，题为《残莺百转歌同王员外、耿拾遗、吉中孚、李端游慈恩各赋一物》。此外钱起有《陪考功王员外城东池亭宴》，卢纶有《和考功王员外杪秋忆终南旧居》、李端还有《闲园即事赠考功王员外》、《旅舍对雪赠考功王员外》。这些诗中的王员外与李与司空以上两诗中所言当为一人，这说明十才子当时与王缙之子来往也较密切。
我们再将上述诗与十才子等人的生平资料综合起来，则可以发现十才子等人的仕进与元、王及其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十才子中吉中孚仕途较畅，李端《送吉中孚拜官归楚州》中云：“初戴莓苔帻，来过丞相宅。满堂归师道，众口宗诗伯。须臾里巷传，天子亦知贤。出诏升高士，驰声在少年。自为才哲爱，日与侯王会。匡主一言中，荣亲千里外。要闻仙士友，往往东回首。驱石不成羊，指丹空毙狗。”由诗可见吉中孚是以仙官身份，再加上诗才，游于元载之门。元载本人也是以“明庄、老、文、列科”及第，所以，吉中孚能投所好，一举成名。后吉中孚科举及第，也得到元伯和的帮助。《唐摭言》卷13“无名子谤议”记山东野客极诋当时选人之滥，云：“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为头，以‘敢告车轩’为尾，初类是颂，翻乃成箴。”又作诗云：“无识伯和怜吉獠”。吉獠即指仙官出身的吉中孚。李端《卧病闻吉中孚拜官寄元秘书昆季》也议及此事。云：“汉家采使不求声，自慰文章道欲行。毛遂登门虽异赏，韩非入传滥齐名。云归暂爱青山出，客去还愁白发生。年少奉亲皆愿达，敢将心事向玄成。”李端对吉中孚拜官亦有怨言，希望自己也能得到元氏父子常识。诗中“玄成”是用《汉书》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为宰相一典。《汉书·韦贤传》记：韦玄成，韦贤之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于父，而文采过之。李端以玄成比元伯和，既称赞他的文才，也吹捧了其父贤能。耿《春日寄元校书郎伯和相国元子》诗亦云：“卫玠琼瑶色，玄成鼎鼐姿。友朋汉相府，兄弟谢家诗。”他也将元氏兄弟吹成卫玠、谢灵运之类的才子，与上一首一样也是用了“玄成”一典。他们与元氏兄弟交往仍是想借此求得其父的青睐。大历年间，司空曙、崔峒、耿都曾任过拾遗、补阙之职。《唐会要》卷56记：“大历四年十二月一日，补阙、拾遗宜各置内供奉两员。又七年五月十一日敕：‘补阙、拾遗宜加置两员。’”大历年间拾遗、补阙职位一直在增员。他们三人能得此职自然得力于元氏父子的安排。吉中孚、卢纶、李端都曾为秘书省校书郎，与元氏兄弟同列，关系自然密切。卢纶更是由元、王一手提拔出来的。《旧唐书》卷163《卢简辞传》称：“（卢纶）大历初，还京师，宰相王缙奏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王缙兄弟有诗名于世，缙既官重，凡所延拜，皆辞人名士，以纶能诗，礼待逾厚。”《新唐书》卷203《卢纶传》亦云：“（卢纶）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取纶文以进，补阌乡尉。”这些都表明十才子等人在京城诗坛的成名与早期仕途的如愿，主要在于他们与元、王集团有着更深的关系。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吉中孚约于大历四年由仙官拜官（注：见《唐才子校笺》卷4,13页、4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钱起罢官一事也约在此前不久。据此推断，十才子等与元氏的交往也主要是在大历初期的三、四年里，此时正是元、王得意盛期。元伯和、王缙子等人都出自“能文”之家，他们凭借父势，占据了清要之位，既有兴趣又有条件举办各类诗会活动。如诸多笔记资料记载元伯和颇能审乐（参见下文所引），在其门下聚集了不少有名的乐人，乐人们都欲得其一赏以提高身价。诗乐相通，元氏兄弟已是京城文人聚会的一个中心，十才子等人在当时就是奔走者中的幸运儿和成功者。所谓“大历十才子”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还不如说是元、王政治集团的文化附缀品，他们的生存与创作活动就是以这一政治集团为现实依托的。继《极玄集》之后对十才子记载较详的是《旧唐书》，其163记：“（李虞仲）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暧尚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多在暖门下。”此处显然是由《国史补》所记敷衍而成。但其曰十才子多在暧门未必是，《旧唐书·郭子仪传》记：“（暧）十余岁，尚代宗第四女临昇平公主，时昇平年亦与暧相类。”大历初期郭暧虽得恩宠，但毕竟年龄尚幼，十才子与之交往恐不会太多。开元十年后玄宗已限制宗室外戚的聚会活动，大历年间代宗对他们限制更多（注：《旧唐书·玄宗纪》记：“开元十年九月，玄宗诏：“自今已后，诸王，公主，附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忘说言语。”《旧唐书·代宗纪》记：“（大历二年）禁王公宗子郡县主之家，不得与武将婚姻交好，委御史台察访弹奏。”）。以十才子为代表的京城诗人与初唐时期的干谒者有所不同，他们的依附对象则已由王公贵族只能转向了元、王这类新兴权贵。《旧唐书·钱徽传》所记则曰：“在历中，（钱起）与韩翃、李端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形于图画。”“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正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一诗人群体的特点。具体说来主要就是游于元王之门。胡震亨于《唐音癸笺》卷25云：“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载之门，卢纶受韦渠牟之荐，钱起、李端入郭氏贵主之幕，皆不能自远权势。考刘长卿尝为鄂岳观察吴仲孺诬奏系狱，朝遣御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婿，岂长卿生素刚悻，不屑随十才子后，曳裾令公门欤？亦可微窥诸人之品矣。其实，这不仅是人品问题，还是因为十才子等人的生存环境与刘长卿等人不同，所采取的生存方式也不一样。
三
依附权贵是初盛唐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权贵的好尚也是诗人群体形成的一个原因。但与前期四杰、沈宋、珠英学士、文章四友等相比，大历十才子其生存方式又有自身的特点，它带有大历时代士风的特色，这一特点就是体现在他们与依附者之间特殊的关系上。元、王作为科举出身的新兴权贵，并不同于王公贵戚召集文人装点门面。他们与十才子等京城诗人的关系跟二张与沈宋四友的关系不一样，他们是以文坛盟主的身份主持这类活动，所以他们的审美取向对诗坛影响更大。大历京城诗风与元、王自身的文化取向有着明显的关系。
首先，元、王等人热心于主办诗场，这使得大历年间京城诗会颇盛。在这一风气引导下，诗人的创作活动有集体化与社交化的倾向。十才子等京城诗人多以创作社交应酬之作为主，如《中兴间气集》收钱、郎诗最多，各有十二首，其中交往赠送之作各占十一首。其他如韩翃收诗七首，全是题赠送别之作，崔峒收诗九首，有七首是属这一类。其中在当时一些大型的宴集活动中产生的“擅场”之作，如钱起《奉送刘相公催转运》，韩翃《奉送王相公赴幽州》都被收录。这些都表明十才子主要是以作这类社交诗而称名诗坛。《中兴间气集》记曰：“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时人将钱、郎与沈、宋并称，一方面是指他们在诗歌艺术上，都精于五言律诗的写作，另一方面，也是指他们与沈、宋一样都能以诗才而成为京城社交场中的佼佼者。诗歌至少在开元十二年已进入进士科考试中（注：对此事诸家争议颇多，但于祖咏于开元十二年省试赋《望终南馀雪》一事无异议。）。这使得诗歌在士人文化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至成为士人之间主要的交往手段，如独孤及所叙，“开元中，蛮夷来格，天下无事，缙绅闻达之路，惟文章先”。（注：独孤及《唐故朝散大夫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顿邱李公墓志》，《全唐文》卷391。）大历年间元王等人好开诗场正是这一文化风尚的沿续。这一风尚则大大提高了诗的社交功能，从而使诗成为一种高级的社交语言。但是，正如宫廷文化造成了沈宋诗中有一些程式化倾向一样，十才子的诗歌风格也多受到了这种创作活动的制约。大历京城诗人群前期在创作中多重清辞丽句，其诗多见炼句炼字之工，但是，在内容上又多乏新意，没有深度，缺少个性。盛唐诗歌相对于沈宋等初唐而言，是由辞气转至气象的时代，但至此诗风又开始进入重辞句的时期。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在方法与体例上明显是取法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但高氏并不像殷璠那样讲“神来，气来，情来”，重“声律风骨齐备”，在识见与审美趣味上，他更接近于重“风流婉丽”的《国秀集》。高氏论尤重警句的价值，并将之作为论诗的一个基本标准。其时诗人的创作也多是有句无篇，这与创作活动的社交化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将现存《送王缙赴范阳》四首加以比较则可看出这一点。韩翃诗曰：“黄阁开帷幄，丹墀侍冕旒。位高汤左相，权总汉诸侯。不改周南化，仍分赵北忧。双旌过易水，千骑入幽州。塞草连天暮，边风动地秋。无因随远道，结束佩吴钩。”钱起诗为：“翊圣衔恩重，频年按节行。安危皆报国，文武不缘名。受脤仍调鼎，为霖更洗兵。幕关丞相阁，旗总贰师营。料敌知无战，安边示有征。代云横马首，燕雁拂笳声。去镇关河静，归看日月明。欲知瞻恋切，迟暮一书生。”又皇甫冉诗言：“自昔萧曹任，难兼卫霍功。勤劳无远近，旌节屡西东。不选三河卒，还令万里通。雁行缘古塞，马鬣起长风。遮虏关山近，防秋古角雄。徒思一攀送，羸老荜门中。”皇甫曾诗言：“台衮兼戎律，勤忧秉化元。凤池东掖宠，龙节北方尊。长路山河转，前驱鼓角喧。人安布时令，地远答君恩。暮日平沙回，秋风大旆翻。渔阳在天末，恋别信陵门。”韩翃诗能成为擅场之作固然在于其诗气象高华，这不仅是其诗取典比他人更加高古，还在于三、四联对仗颇见功力。诗人在这一场合所创作的诗多是规范的五言律诗，在这一诗体中，诗家的才能多于中间两联见高下，它可以直接产生较强的接受效应。对诗人而言，这类社交化的创作活动多是被动的，它是干谒求仕的一个手段，实质上也是一种诗艺诗才的竞争，是科场文化的扩展。也正因为如此，诗人多将创作重心放在对清辞丽句的营造上，思想情感反成了一种类型化的形式。诗人主要的创作动机是逞才扬名，而不是为情所发，这一活动的审美机制是趋同，而非求异，所写之事多是社交圈内规定性的内容，诗的情调与体式多取自于社交圈内共同的审美心理，因此，诗人的个体情感被阻于社交化的程式之外，诗人在艺术上的个性也淹没于统一的模式之中，他们的诗歌多有单调、雷同的倾向。
其次，这一期间的作品多存有王维晚年山水田园诗的模式。钱起、郎士元等人的作品都与王维诗风极为相似，《中兴间气集》记当时士人对两人的评论就是“右丞之后，钱郎居首”。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盛唐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王缙本人的审美趣味对诗坛的影响。王缙在天宝时也是辋川诗派的成员，他与其兄王维就是以此而成名诗坛。《旧唐书·王维传》记：“代宗时，（王）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注：此处所记有误，此事当发生在宝应二年，此时王缙并未拜相。王缙《进王维集表》末言：“宝应二年正月七日，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臣缙表上。”见《全唐文》卷370。《新唐书·王维传》即据此改为“宝应中代宗语缙曰。”）王缙则利用这一机会大肆鼓吹乃兄，其《进王维集表》曰：“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津，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此无生。秉兴为文，未尝废业。”他不仅称道其文，还对其操行人品大加称赞。并特别强调其晚年的佛心精诚，很显然他是有意为其兄洗脱附贼之恶名，同时，这也是与元、王向代宗鼓吹佛教思想是一致的（注：详见《旧唐书·王缙传》，其有云：“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载、杜鸿渐与缙喜饭僧徒。代宗尝问以祸业报应事，载等因而启奏，代宗由是奉之过当。”），他也是借此捞取政治资本。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亦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注：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全唐文》卷46。）”同样也是对其失节一事视而不见。在这样鼓吹下，王维其人其诗已成为大历士人的一个精神偶像，十才子等人对王维其人其诗多表达了称赞与企羡之情。如司空曙《过胡居士观王右丞遗文》言：“旧日相知尽，深居独一身。闭门空有雪，看竹永无人。每许前山隐，曾怜陋巷贫。题诗今尚在，暂为拂流尘。”胡居士是王维的老朋友。王维有三首诗提及此人，即《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与胡居士皆病寄此兼示学人二首》、《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由王维“兼示学人”一语看，王维曾在胡居士处传授诗艺，司空曙对此事企羡不已。又如耿《题清源寺》题下自注曰：“王右丞故宅。”诗云：“儒墨兼宗道，云泉隐旧庐。孟城今寂寞，辋水自纡余。内学销多累，西林易故居。深房春竹老，细雨夜钟疏。陈迹留金地，遗文在石渠。不知登座客，谁得蔡邕书。”李端《雨后游辋川》云：“骤雨归山尽，颓阳入辋川。看虹登晚墅，踏石过春泉。紫葛藏仙井，黄花出野田。自知无路去，回步就人烟。”他们都在追寻着王维的流风余韵，而他们对王维的称道与王缙类似，多赞其深居拂尘，内学销累的佛家之心。在他们看来，王维的人格模式、生活方式、诗歌艺术已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十才子中除钱起外，与王维多无交往，他们如此倾慕王维当与王缙的推崇有关。大历诗风中尚存有盛唐余韵，这主要是体现在他们传承了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清秀素净的艺术模式。虽然大历时代十才子等人的生存都很艰难，已不能像王维那样过着安闲的吏隐式生活，但他们无论是在送达官出使，还是在向权要乞禄，咏叹山林田园之乐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现象的出现，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山水田园诗风本身具有特殊的正宗地位，但王缙本人的大力提倡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再次，十才子等京城诗人中的一些作品颇有齐梁诗的趣味，有一些作品纯属宫体艳情诗。如李端《王敬伯歌》、《妾薄命》、《代弃妇答贾客》，夏侯审《咏被中绣鞋》、卢纶《古艳诗》、《妾薄命》，钱起《效古秋夜长》等，皆是如此。这种齐梁艳风的再度泛起极可能与元氏父子的审美情趣有关。元载作为一个起自下层寒门的新兴权贵，极重官能享受，其审美情趣也较王缙低下，如《杜阳杂编》卷上记：“（元）载闲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响。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宠姬薛英瑶攻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玻、摇光、飞燕、丝珠不能过也……唯贾至、杨公南（炎）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公南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蟾娥天上女，凤鸾金翅欲飞去。玉钗碧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重臣贾至、杨炎都作这类诗取悦元载，其他诗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史称元伯和专以收集音乐为事，又如《幽闲鼓吹》记：“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载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今曲调《梁州》是也。”（据《太平广记》卷一八八引）元氏父子所好是梁陈《后庭花》、《西州曲》之类。十才子等与之交往，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李、卢《妾薄命》有云：“忆妾初嫁君，花鬟如绿云。迥灯入绮帐，转面脱罗裙。折步教人学，偷香与客熏。”“妾年初二八，两度嫁狂夫。薄命今犹在，坚贞扫地无。”又如夏侯审《咏被中绣鞋》曰：“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沉醉也摩挲。陈王当日风流减，只向波间见袜罗。”诗人在此已将初唐以来对齐梁诗风的批判置于一边，有意效仿梁陈宫体诗，并写得更为放纵。今人已注意到齐梁诗风在大历复活的现象，多以为是时衰所致。其实，元氏父子的提倡也是其中的一个现实原因。这些也表明十才子在大历京城诗坛更似是一群文化倡优。以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很难享受到这种侈华的生活，他们创作这些诗只能是用以满足这批新贵的奢靡之心。
李肇《国史补》曰：“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注：《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57页。）此处是泛言文风，当然也包括了各个时期的诗风。由上可见，大历时期这种“尚浮”之风在大历京城诗歌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诗歌内容浮泛空洞，多为社交活动中的应酬之作，诗歌风格多是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模仿，诗人单纯追求清辞丽句之美，缺乏情感深度，浮响居多，真情较少。二是诗歌的审美趣味轻浮，一些诗表现出齐梁宫体诗风的审美倾向。这两者实质上就是其时浮华的文化风尚在诗中的表现。这既是天宝贵族浮华之风的残余，也是京城诗人群与元、王集团的特殊关系所造成的畸形的文化现象。元、王作为天宝科场文化中代表者，在得势之后，一方面要抬高科场文化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他们在盛世时求而未得的物欲。网罗文士，兴办文场，是他们前一种心理的体现，而制作艳辞则反映了后一种心态。以十才子代表的大历京城诗风处于雅俗两极的对峙状态，或效王维山水田园诗雅化模式，或作齐梁宫体俗调，这是由元、王这一批新贵文化性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导向所决定的。对十才子等人而言，可以说创作雅体是其生存手段与人格面具，而俗调则是其被压抑的生活本能的显现。这种俗雅对立也正反映出士人在盛世里形成的“以文章达”的科场心理，已去掉了对功名事业的热望，而赤裸裸地表现为一种以诗求仕，以禄代耕的庸俗心态。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就是要以这种科场雅体博取世俗的浮华享受，此即由“党”转“浮”的一个主要内容。后人论大历诗多云其骨气顿衰，其衰是主要在于诗中情感力度下降，而盛唐诗的情感强度是以士人对自身生存价值的积极追求为底气的，或表现为在政治上抱负远大，或表现为在人格上无限超越的力量。大历的“中兴”并不能恢复盛世时士人的人生自信与达观情怀，反而使天宝中浮华之风又得以泛起。精神上既失去了高远的追求，也只能于浮泛的形式与轻浮的趣味中展现诗才。可见，这种衰与其浮是一致的，尚浮不过是气衰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