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学发展的独特性和我们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独特性论文,方法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文学史要重写。这一共识既源于新的文学史资料大量发掘和曝光，更由于时代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改变。这其中值得注意两种意向，一是要把苏联文学汇入世界文学之流中去认识，从而发现苏联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的联系；二是要“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按文学的自身发展去撰写文学史。
不过，这些合理的意向一旦付诸实施，就面临了某种困境：比如，要认同20世纪文学的走向——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要论证苏联文学中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地位，那么，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基本史实：苏联文学的走向恰恰相反，世纪初现代主义热闹一时，可很快现实主义就取而代之，而且这现实主义是越写越“实”，直到苏联文学终结前的“文学热”中，纪实倾向、政论倾向极度膨胀。
又如，20世纪“文学性空前自觉”，世界文学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种文学精神的宏观观照下，按文学“自身发展”来“构架”苏联文学史，于是，不应按政治时期而按文学自身发展分期；不按以社会内容为标志的题材分章，而按文学流派来叙述；努力模糊70年来苏联文学在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分野；淡化“苏联文学与苏联政治”这一研究视角……
但是，苏联文学的70年恰恰是“自身发展”高度受制于意识形态、政治导向；因而苏联文学的分期也恰恰是最相合于政治历史分期；最后，在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上，苏联文学的70年具有不容含糊的鲜明独立性、独特性。
那么，对这些新的研究意向，何以处之呢？
我认为，首先，要站在世界文学史的高度，但不是为了用一般来套特殊，而正是为了以这种宏观参照把个性，把“这一个”具有独特性的苏联文学认识得更清晰；第二，文学自身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也受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但是具体历史轨迹之形成还应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去探讨。
由此，关于苏联文学，我有这么几点看法：
一，应该重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社会功能对苏联文学的影响。
文学从来不是孤立自足的体系，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学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在人民没有发言权的沙皇专制制度下，文学成为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的“唯一的讲坛”（列宁），从贵族革命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能不利用文学来探讨“谁之罪”，“怎么办”这样一些迫切的社会问题。而广大俄国民众也正通过这种文学来认识社会现实，寻求社会出路。列夫·托尔斯泰被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高尔基的《母亲》被誉为对革命运动非常及时的书，这些评价客观上都反映了俄国社会对文学功能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对作家的迫害和严格的书报检查也说明官方同样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在俄国，文学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在俄国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俄罗斯文学的为人生，为社会斗争服务的独特功能和品格。
俄罗斯文学这种独特的传统功能，在苏联社会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一方面，苏联当局一开始就极为重视文学的教化、宣传功能，努力利用文学为其意识形态服务；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缺乏适当的社会舆论参与机制，大众传播媒介不通畅，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要反映、要探讨、要批评，也只能挤入文学这一传统渠道中来。
可以说，苏联文学参予了整个社会生活。很多事本该由别的门类去做，文学也越俎超载地操管起来；文学家往往成为社会活动家。古今中外，少有哪种文学具有苏联文学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占据如此显要的社会地位。苏联文学“阵地”一直是极为敏感的兵家必争之地。苏联文学的这一特征不能不极大地影响到它的美学特征和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面貌。
二，和苏联文学的这一独特性相联系的是苏联文学的现实主义走向。
众所周知，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走向与整个欧洲文学潮流同步乃至领先。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兴起，以反传统的姿态，要给传统的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然而曾几何时，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热便委顿下去，现实主义统领了苏联文坛。这其中的原因，应从社会变革对文学的影响中去寻找。
首先，十月革命把文学从自我中心和非理性的激情中拉回到血淋淋、活生生的现实。崭新的苏联文学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精神已经完全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它面对的不是西方社会的危机、“异化”，而是全新的社会，新的憧憬和思考，新的血与火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矛盾。从传统文化对文学功能的期待出发，苏联社会需要的文学应该是直面人生、积极入世、理性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合乎这一时代的要求。而现代主义与现实社会疏离的、内倾的、虚无的、反理性的倾向显然是不合国情的。
造成现代主义文学枯萎的另一个因素是十月革命后作家队伍的换血和文学接受主体的变化。二三十年代，文化程度有限的俄国工农大众读者，在为切切实实的生存和理想而奋争，更倾向于要现实主义文学明明白白地辨是非、指道路，而不是让现代主义领他们遁入自我，作非理性的精神遨游。
最后，现代主义势必遭到官方的反对。因为当局要利用文学来服务，而现代主义却充满与现实社会对立的反叛精神。
不过，现代主义从苏联文坛隐遁，主要不是由于行政力量的扼制。在苏联存在的各种文学流派中，官方弹压最厉的还是一些具有鲜明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开禁作品可以为证。但正是由于苏联社会文化的需要，不管多少压制、坎坷和磨难，苏联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吃力地肩负着过载的重荷，愈加发展。其实，这倒正是文学发展的规律。直到苏联文学终结前，现实主义文学遵了社会之命，成为“文学化了的现实”，文学走向非文学。在苏联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大多出于这一流派。不管吸收了多少非现实主义的手段，但这些作品体现的文学精神完全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是相当“传统的”。阿格耶夫《关于危机的提纲》中说苏联文学“一直面朝后倒着前进”。这其中竟道出几分“真意”。只是我认为，这“落伍”和“面后”未必就尽该否定，因为它毕竟做了社会需要的事情。倒是不顾社会需要，一味赶“时髦”者，有点像饥肠辘辘的人，偏要摆出了无凡思的样子，“却道天凉好个秋”，有点不伦不类。
三，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联系还表现在把这一传统演进为文学直接参予政治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苏联领导人一开始就指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齿轮”和“螺丝钉”，并通过不断出台的文学政策、决议、规定的创作方法以及其它行政措施使文学为政治服务。苏联文学史上，每一部重要作品的命运，每一文学事件都和复杂的政治斗争相关。苏联文坛的特点是从头一天斗到最后一天，而这70年的文学斗争史，实质上是一部政治斗争史。苏联文学终结前的文学热则是苏联文学独特社会功能及其“政治化”的鲜明例证。
在蜚声环宇的苏联社会的文学热中，各种重要的大型文学刊物每期发行量都在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份。比如1988年，苏联二亿多人几乎人手一份报纸，一份杂志。人们在文学刊物上寻求什么呢？翻开各种文学刊物，充斥其间的是政论，回忆录，历史资料，档案披露，书信、统计数字和调查报告。即使是文学作品，也是大大加强了纪实性，暴露性，涉及的是对历史事件的反思，是对社会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批评。甚至“为了增加报刊的印数，而在手稿中加上两三段关于斯大林的话”——用政治的“佐料”来吸引读者。
实际上，这是一种非文学性的文学热。从读者到作者，关注的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文学问题：“真实就是今天的艺术性。”（贝科夫）“在今天，正是要以‘非文学性’，即它的真诚和坦率，痛苦的真实震惊天下”。（纳·伊万诺娃）而对于回归文学，“重要的不是理解和分析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而是借以寻找当今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答案”。（《文学报》90.1.17.）而经典作家被请出来也是为的远非文学的目的，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是改革的一面镜子”。（《星火》90年第45期）
整个文坛政治化了：
“我目前没有写小说，有写不完的政论文章”。（贝科夫）
“文学应该做生活要求它做的事。如果生活要求它政治化，那就让它政治化好了。”（邦达列夫）
文学走向非文学，作家终于从以笔为戈到投笔从戎，成为政治活动家。许多“代表”、“顾问”、“委员”们陷入旷日持久的非文学的文坛斗争。随着政治斗争愈来愈揭下文学的面纱，文坛上的斗士们终于撕打着翻到文坛之外的新战场。文坛骤然冷落、荒凉——苏联文学“解体”了。在这期间，文禁废驰的荒园里便显露出一些别样的小花——新潮文学，它从文学精神上看已不属于积极的、入世的、有为的苏联文学，而开启了作为苏联文学的一种反拨的“后苏联文学”。
四，要珍惜苏联文学这一宝贵财富，首先需要尊重历史，鉴于苏联文学的独特属性，离开对苏联社会文化的研究，苏联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就很难写清楚。
实际上，尽可能“淡化”政治因素对苏联文学发展影响的意图早就存在。比如80年代我国流行的叶尔绍夫的《苏联文学史》。其中在讲到战后文学时指出：“无论多么令人奇怪，四十年代末却出现了美化生活的倾向”（中译本第378页）。我以为，如果作者谈一谈46-48年间的几个关于文学艺术的决议，谈一谈整个日丹诺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环境，这里便没有什么令人奇怪之处了。又如在叶尔绍夫文学史中几乎看不到五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文学精神变革的震动，而把斯大林逝世后发生的文学变革推前：“1952年—1953年的转折……是由苏维埃社会思想运动全部客观进程所决定的。”（虽有宏论，但什么也没说清）（见中译本378页）然而不分析5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的政局和文坛，我们对苏联文学演进的规律、特点和真正脉络仍然知之甚少。
总之，要修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否则，即使是好意推重文学的自觉，最终反倒会泯灭了苏联文学的奇辉。伟大的苏联文学毕竟做了它可以做的一切，其功过优劣，盛衰荣辱，对于与之有着几十年精神联系的中国读者，都值得珍惜借鉴，反省评说。正缘于这种“恋俄情结”，才不揣浅薄，率而操觚，而表引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