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领域实证研究的效度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领域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关于企业家领域的研究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话题。然而，由于企业家研究演进的复杂性和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的多元化，后续研究者在基于企业家研究整体框架实证中的概念选择和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难度加大，并进一步影响了研究效度(research validity)。研究效度的提高作为实证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却又常常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忽视，在研究报告中对此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应有的交代。为此，笔者就企业家领域实证研究的效度问题进行探讨。
1 早期企业家研究演进的复杂进程
关于企业家的研究虽然是近年才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然而企业家这一概念却由来已久[1]。“entrepreneur”这一术语最早源于12世纪的法语，主要见于军事领域，其原意指当时领导军事远征的人。进入中世纪后，这一术语开始被用于描述管理生产项目的人[2]。18世纪后，随着欧洲大陆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该术语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1755年，银行家Richard Cantillon在其著作《商业概览》中将“entrepreneur”首次引入经济研究中，并赋予了与今天的企业家相近的内涵。他认为每一位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企业家，这些人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并承担价格风险，因而不能按固定价格买卖商品。Cantillon对企业家概念的界定主要聚焦在自我就业上，这是经济学文献中揭示企业家作为“风险承担的创业者”特征的第一次界定，并将企业家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角色来进行描述[3]。然而，这一概念的界定太过宽泛，以致Long认为这一时期关于企业家的定义不仅可体现在传统的商人、贸易者和工匠的身上，而且还与强盗和乞讨者的概念相似[4]。
其后，以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并未对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予以应有的重视。Smith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仅为劳动人口比例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而后来的古典经济学派学者也只是把劳动、土地、资本列为影响增长的三大因素。直到1803年，JeanBaptiste Say赋予“企业家”概念以“判断力”、“坚持力”和“有监督管理才能”等特征，关于企业家的理论研究才被进一步推动。其后，Marshall从市场均衡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家凭借其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御力发现并消除市场的不均衡。他强调企业家是组织、管理工商企业并承担风险的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企业家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主要力量，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彰显，Frank Knight在其著作《风险、利润和不确定性》中系统地阐述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并认为不确定性是独特的和不可予以保险的，而企业家则是不确定性的决策者，企业家的技能存在于对不确定性的处理中[6]。
1912年，Joseph Schumpeter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关于企业家概念的全新认识。他把生产手段的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其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7]。他认为理想的企业家是一个创新者，即那些创造性开拓市场的人。他强调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引入新组合，将创新引入市场体系中以打破原有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他认为企业家并不是风险的承担者，也不同于Marshall的界定，强调企业家与管理者以及资本家都是有区别的，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来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他认为企业家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国王，正是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
Schumpeter的观点得到了他的追随者和那些对企业家提出了选择性解释的经济学家们(如以Von 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们以及后来的Kirzner)的传承和发扬。Kirzner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尤其是Hayek关于知识的分散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思想)，把企业家行为与职能置于市场过程之中，认为企业家趋向均衡的调整职能和促使信息交流的功能推动了新发现，并根据企业家在市场中的表现提出了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企业家要素”[8]。
尽管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家领域研究在基于强均衡范式的经济科学研究中还是被相当大程度地忽视，同时也一直远离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David McClelland是第一位基于行为科学理论对企业家领域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在其著作《实现社会》中，McClelland讨论了“为什么确定型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具动态”[9]，他认为任何给定社会中那些流行的规范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关于成就的需要，对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在大量基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中，McClelland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成就需要和它的经济发展相联系。他认为，企业家是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企业家具有高成就需要、强烈自信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技能，他们更喜欢那种以适度风险为特征并承担个体责任的情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一些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也从经济学科以外的领域显示了对企业家的研究兴趣[10]，他们纷纷加入到关于企业家现象的科学探讨中，使得关于企业家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而丰富多彩。至此，实证研究成为企业家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手段。
2 近年来研究范式与企业家概念的多元化
根据Cornelius、Landstr
m和Persson在“社会科学引用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对包含有“entre-”一词从1986年到2005年的学术性论文进行检索，一共搜索到151560篇文献，其中期刊出版物类的文献65565篇，这充分反映了企业家研究领域在近20多年来的兴盛程度。由于大量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涌入企业家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在该领域多范式研究的结构，但对于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则渐行渐远，从而阻碍了进一步的研究发展。Cornelius等人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整理，并对20年来的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方向做了归纳，具体见表1[11]。
由表1可知，企业家领域的研究已由原先只在经济学研究范式下进行，转而进入到多个学科、在多种研究范式下进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主要研究流派从5个发展为8个，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这些流派中，彼此的传承关系较为明显的，在表1中处于同一行；而与之前研究的传承关系不太明显的一些流派，将其单设为一行，如“社会学和资本主义”和“公司创业精神”这两个流派。这表明企业家领域的研究不但在原有的流派中得到了不断丰富，而且还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衍生出新的流派。
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们还能发现，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主要从个体特征和环境影响两大维度对企业家现象进行探讨，而在这两个维度内不同的研究者又分别从企业家的心理特质、统计特征、社会网络、地域特征、文化和制度的视角对企业家领域进行探讨，具体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企业家领域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多元化，标志着企业家领域的研究步入了一个“丛林时代”。这些身处“丛林”的研究者都从自己对企业家的理解去定义企业家，试图对企业家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尝试从多维的角度去构建企业家研究的整体框架，以发现一条走出“丛林”的途径，然而传统研究中关于企业家的概念界定充满矛盾和歧义，让人难觅其踪。Robert D.Hisrich曾对企业家术语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仅关于企业家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就达13条之多。我们在Robert D.Hisrich的分析基础上，综合以往的文献，对关于企业家术语的主要定义进行了总结，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传统学者关于企业家的界定主要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展开的。不同研究者对企业家概念的界定各具特色，除了多数对企业家的肯定性界定外，也有一些负面的界定。如Myers认为，企业家是兴趣只在剥削劳动力和消耗资源上的“强盗男爵”。心理学家Michael Maccoby则将企业家描述为“丛林战斗者”，其以“狡猾的、秘密的、带着一种强烈的剥削、自我陶醉和残酷成性的独裁主义倾向”为特征。当然在企业家研究中的这些负面的形象主要聚焦在企业家的特征化上，而不是聚焦在企业家的经济功能上的。但是，在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家的定义却又大多是根据其经济功能从宏观层面进行界定的，缺乏对微观层面企业家研究的指导性建议。
同时，即便在微观研究领域，对于企业家概念的界定也不一致。心理学家主要从心理特质上对企业家进行界定，而管理学者则强调企业家在现实社会中拥有的身份。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企业家主要是指拥有企业家能力并进行企业运营的人，而Hisrich则坚持认为企业家除此以外还应该是企业的创建者。Pinchot将企业家的概念引入到组织内部，进一步提出内企业家的概念，认为组织内部从事创新活动的人都是企业家。Drucker则强调今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人人都是企业家的创业型社会。这些界定使得企业家这一概念充满模糊性，常让后续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的概念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感到迷茫。
3 企业家领域实证研究的效度弱化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基于前述原因，在企业家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遭遇的通常是研究中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操作化问题。概念化是指在研究中通过赋予某个特定术语一定内涵的过程，即将研究者通过在现实世界中的观察和感受所得的心像图景用一个特定的术语表达出来的过程。由于传统关于企业家的研究涵盖了不同领域的研究范式，研究者要想得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概念内涵往往十分困难，而概念界定不清楚，要在实证中实现有效的操作化就更难。与概念化的过程相反，操作化则指的是如何将概念的内涵在真实世界中通过特定的研究规程展开的演绎过程。操作化具体包括定义概念的变异范围、精确化变异情况、界定测量的尺寸规格和定义变量特性等阶段。由于传统关于企业家的研究大多是在经济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进行的，对企业家概念的特质表述较多，却缺乏对概念的操作化提供有价值的尝试，因而实证研究中，对企业家概念化成了研究者又一个必须涉及的新问题。在当前国内研究文献中，多数作者对此通常一笔带过或含糊其辞，不做更多交代。
如果概念化和操作化的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结果是研究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必然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整个研究的意义受到置疑。研究效度(research validity)是指研究的有效性和真实程度，通俗地说就是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遍性。科学研究中最怕的就是失去效度，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基于前述原因，研究者在企业家领域进行的实证研究，无论是在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还是在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上，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喜欢采用Schumpeter关于企业家概念的界定，即：企业家是打破旧的市场均衡、创造性开创市场的创新者。其原因是这一界定具有较强的权威性。然而，Schumpeter是从经济学的范式对企业家进行界定的，这一概念以创新为作为企业家的判断标准，其内容太过宽泛，且缺乏操作化的说明，从而使得这一界定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那么，实证研究中的企业家样本特征应该如何界定？换句话说，到底哪些人才算是企业家？是不是每一个新企业的创业者都是企业家？这是研究者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David B.Audretsch[54]通过对美国小企业的研究认为，在所有的新企业中大约有稍多于3/4的企业能够在2年以后继续存活下来，仅有少于一半的企业能生存超过6年，仅有1/3的企业能在10年后继续生存。Ronstadt则认为，在所有新企业中仅有25％的企业能生存超过7年或更长时间。Hudson[55]的研究则表明，公司破产率在3～5年内将经历一个峰值，然后逐渐下降。David S.Evans[56]的研究表明，企业存活的可能性一般随着其年限的增加而递增。他坚持认为，企业家的理想样本点应该是成功运作一个企业达7年或更长时间的人，他在企业内拥有50％或更多的权利，并是组织管理中的一个活跃的角色。为此，我们建议选择在企业运作中从事7年以上的民营企业创建者作为企业家研究的样本候选者。而那些创建新企业尚不到7年的人则作为潜在企业家较为合适。
除此之外，在研究效度方面，由于企业家领域特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仍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威胁，我们将这些问题的成因分析和对策建议一并表述如下。
3.1 内部效度方面
内部效度是指研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可靠性，即研究结果是否完全归因于自变量的操纵，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内在效度与无关变量的控制有关，一个研究能有效地控制研究条件，能清楚地解释研究结果，能合理地推论因果关系，这个研究的内在效度就高；反之，一个研究不能有效地控制研究条件，不能合理地推论因果关系，这个研究的内在效度就低。一般来说，除了研究变量以外，所有的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都是对内在效度的威胁[57]。
1)变量的清晰界定。研究中最忌讳的是变量的混淆，各种因素互相干扰、互相作用，以至于无法确切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企业家领域研究一直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不同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加之不同维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取相差较大，因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界定清晰程度和方法选择都具有相当的难度，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构效度(construction validity)。为此，我们建议，研究者最好首先在一种研究范式中展开研究，借鉴同一范式中前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样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2)样本的成熟度。成熟度是指在研究过程中被试自身成熟程度的情况。企业家研究中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研究中往往需要对企业家的绩效进行客观测评，企业绩效通常是测评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现有企业的绩效情况与前几任企业经营者经营的状况以及行业的景气程度相关性极高，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忽略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则其内部效度将受到极大影响。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如果一位企业家在某一企业中作为主要运营者达7年或更长时间，应视其为企业家研究样本的选择点，可结合行业的景气情况和企业绩效对该企业家的绩效进行评价，否则，必须在企业绩效中考虑企业自身的成熟度的影响。
3)测量工具。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测量，这是企业家实证研究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当前在国内的企业家研究中，无论是采用试验和准试验研究，还是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式进行研究，都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家们大多都很繁忙，很难有时间去配合研究者；二是当前我国企业家的整体文化程度都不高，多数企业家是高中以下学历，这样一来，研究中那些原本就复杂的研究环节和概念往往难以得到企业家们的恰当理解。因而，研究设计中语言的通俗易懂是研究者不得不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在问卷设计中，我们认为研究者应该接受Berdie的建议，尽可能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而不宜采用选项太多的量表，以免企业家们难以有足够的辨别能力。
4)选择性偏差。影响企业家成长的有不同维度因素太多，另外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较大，国内的企业家分布和发展状况极不均衡。这样，在对企业家现象的研究中，当只涉及较少维度的因素时，其他维度的因素就有可能导致测量的偏差，从而混淆研究的效果。通常，一些研究者喜欢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思考。在这样的研究中，如果选择的样本在几个维度上都存在差异，而研究的又是少数或单一维度的影响因素，就可能出现一些外源变量无法控制、组别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的情况。要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做到对比组别之间在其他各种条件上的均等或相似。
5)因果方向不明。在科学研究中，自变量是研究焦点与核心变量，而因变量则是研究效标与评价标准。分不清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研究不多见，但由于企业家领域的复杂性，常导致研究设计的不确切，致使在两个变量之间很难确定谁是因、谁是果，这种现象在相关性研究中尤为普遍。一旦因果关系不明，对研究结论的解释就会受到挑战。这样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因果研究设计来探讨其中的方向关系，通常采用时间序列的分析办法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思路。
3.2 外部效度方面
外在效度是指研究结果一般化和普遍化的程度。具体说来，就是指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类似情景中的程度。如果能在实际研究以外的更大范围获得相似的结果，研究的外在效度就高，研究结果的解释与推论范围越广，研究的外在效度越高；如果一个研究在相似的情景中难以重复，研究结果不能推广运用到现实世界，那么这个研究的外在效度就低。在关于企业家的研究中，外部效度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变量与情景难以叙述清楚。由于在现实情境中影响企业家成长的因素很多，而且不同因素之间的干扰也较大，因而有效地界定研究变量往往难以实现，研究情景也不易交代清楚；加之研究方法众多，他人常难以知晓研究的程序和方法，也无法了解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适用范围，研究的推广解释就受到限制。因此，在研究设计过程中，必须界定研究变量，认真下好操作性定义，规定研究的情景和条件。
2)取样的偏差。由于研究者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限制，要想获得众多的企业家样本往往很有难度，于是研究者常根据自己取样的方便性去获取样本。这样得来的样本往往缺乏代表性，也无法将研究结果类推到样本以外的人群，从而影响研究的外在效度。同时，样本必须要有一定的量才会有足够的代表性，如在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对企业家进行研究时，大多数模型需要至少100～200个样本点[58]，这对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来说是很有难度的。为此，从一些EMBA和MBA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或借助一些政府部门和商会的帮助，也不失为一种经济有效的办法。
3)特殊事件的影响。正如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似的一样，每位企业家的经历、时空条件更是千差万别，有些差异的来源我们可以分析，有些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在调研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这些事是事先无法估计到但是却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如果将这样的研究结果去推论解释一般情况下无类似特殊事件时，则类推结果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我们无法证明会发生同样的特殊事件。因而，在研究设计时，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研究条件的相似性和可重复性，尽可能缩短实验的周期，减少特殊事件可能的干扰。
4)被试与研究设计的交互作用。在关于企业家的实证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是企业家，然而他们之间的个别差异往往很大，每个人的特质、经历都不同，对于访谈和问卷的反应也会不一样，研究结果可能只适用于解释某一种特征的人，而不适用于总体中的全部成员。因此，研究者要尽可能做到在研究设计中关注总体中各层次的差异，考虑研究结果能否解释总体中的各个层次。
5)因变量的测量。因变量的测量是研究结果的依据，因此因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和测量工具成了决定研究结果的关键因素。在对企业家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都会以多种指标来界定因变量，并且在各种相关的测量工具中选择合适的进行测量。然而，这些指标及测量工具在非研究的一般情景中未必都能被了解或采纳，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就受到限制。另外，不同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反映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同时也影响到数据所反映的现象的不同方面，对形成的研究结果也会有影响。
客观而言，任何一个实证研究都存在研究效度的问题，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我们之所以针对企业家研究领域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鉴于当前企业家研究整体图景所特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为此，我们特别将此问题提出，以期引起关注，并希望我们所提出的建议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