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5）03-0033-06
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
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批判性倾向的新思潮，被视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新亮点。英国的拉克劳、墨菲在1985年发表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中第一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它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激烈的争论，英国著名的《新左派评论》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讨论。此后，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迅速广泛地在欧美流行，至今仍是西方理论界中的一个常见话语。拉克劳、墨菲、福柯、詹姆逊、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博德里拉、德里达、哈贝马斯、吉登斯被视为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又主张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力图通过这种解构和否定，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众多，成员复杂，其各自的观点差异甚大，西方学者西姆（Sim，S.）在其收编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以利奥塔或博德里拉为代表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种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1]（P2）国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俞吾金、陈学明则将后马克思主义划为四大派别：其一，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称为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领袖为德里达；其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称为文化阐述学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其三，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塞麦克为代表；其四，其他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如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P706-707）
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后现代主义土壤中滋长的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新思潮，是植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是西方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欧美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受到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借助现代尖端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充裕、生活水平更加提高。但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和人统治人的社会关系，在富裕的物质生活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矛盾和危机。60年代以后西方的各种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文化反叛思潮，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关系、文化模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反叛，由此引发了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尖锐地批判现代性社会的各种弊端，并力图解构现代性社会的实践及思维模式，力图创造出一种与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理论。各种各样的“后”理论纷纷涌现，如后资本主义、后自由主义、后共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而后现代主义是其中最为流行的以“后”为名的理论，它不仅渗透到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各种学术领域，而且流行到当代的各种文化潮流中。所谓“后”，不仅是时间的前后，表示在某种事物之后，而且更多地含有对过去的某种事物的否定和解构。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后，而且更多地意味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否定和解构。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讲到的那样：“为了按照当代的问题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包含着对它的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3]（P115）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4]（P130）
当然，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的解构，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不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相对立，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某种拯救。后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认为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只有解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术语已经无法有效地回答并解释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拉克劳、墨菲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核心范畴的解构和超越，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立的，“就它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并且在完成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指出不可能只在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来认识它。许多社会对抗和对于理解当代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外在于马克思主义话语领域并且不能被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术语（特别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令人怀疑的封闭理论体系的术语）概念化，而且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分析的新出发点”。[3]（P115）
二、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和继承
在众多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詹姆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自居，其他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理论家，一般都不肯直接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站在各自的理论立场上，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他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中，都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的肯定，而且在他们看来，在后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解构，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保留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甚嚣尘上，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话语的代表。但是恰恰是在这时候，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家却站出来，肯定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德里达是当代解构主义的大师，他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逻辑中心主义，也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他勇敢地向马克思主义致敬。德里达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干，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4]（P21）他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将自己捍卫马克思主义价值的著作取名为《马克思的幽灵》，认为马克思的幽灵是不会在当代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围剿中死去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幽灵是永远不会消逝的。
除了德里达之外，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理论家如詹姆逊、利奥塔、拉克劳、墨菲、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声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和继承，主要是肯定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利奥塔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肯定性叙事和否定性叙事，否定性的叙事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等等；而肯定性叙事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等。他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认同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的肯定性叙事方式，当然他并不因为这种拒斥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利奥塔赞赏马克思主义否定性叙事中的批判性精神，认为“马克思主义也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批判性的知识形式”。[5]（P117）他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就是继承了马克思学说中的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叙事方式，而后现代理论，包括自己的理论也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性叙事方式，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而不同于那些极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都各自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端。显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共同性，虽然他们的批判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一样，但是二者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
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的规训性权力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福柯指出：“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一直到这个社会的最小部分。”[6]（P159）这种新的技巧就是规训性的权力，通过规范化的监视、检查、管理、训练，实施人对人的支配和控制，通过规训性的权力机制将资本主义社会变为能够实施有效的统治的全景敞视的“圆形监狱”。
德勒兹和加塔利明确地把现代性诠释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控制，像赖希那样，他们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反俄狄甫斯》中，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是非常革命的力量，它就像一台不断扩张的欲望——机器，摧毁了前现代社会的一切限制；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后期，却变成了操纵欲望、压制欲望的机器，从而使人的欲望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更为有效的控制。
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詹姆逊力图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主张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詹姆逊努力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中探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他把后现代主义相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因此，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就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与晚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一种“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它是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而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具有的商业化、消费主义的特征，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商业化、消费主义的特征。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则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一天不如一天”的病态世界，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十大弊病。针对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颂扬，德里达针锋相对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种族、国际关系上种种病态，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有人居然以自由民主制的理想的名义——这种理想已经自诩最终将是人类历史的理想——无耻地宣传新福音之际。那种新福音声称，地球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类将永远也不会受暴力、不平等、排斥、饥饿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压迫的影响。不是在历史终结的狂欢中欢呼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来临，不是庆祝‘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宏大的解放话语的终结，而是让我们永远也不要无视这一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事实的存在，它已经构成了不可胜数的特殊的苦难现场：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女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字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4]（P120—121）
客观地说，后马克思主义肯定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肯定和继承，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幽灵来看待。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清楚地标明了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按照西姆（Sim，S.）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读本》序言中的评论，不仅是德里达，而且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幽灵。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幽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看作是永恒不灭的。在《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导论中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吉登斯是这样说的：“150年以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7]（P2）后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幽灵，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的肯定和继承，承认这种价值和理想是永恒不灭的；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幽灵，也表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解构和否定，作为幽灵，它只是一种价值性的理想性的抽象的存在，而不能成为现实。
三、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
正如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肯定和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肯定和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却是否定和拒斥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按照拉克劳、墨菲所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其基本涵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3]（P2）当然，这种解构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完全放弃，而是力图通过解构，依据当代问题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核心信条，具有本质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的倾向，他们从后现代的理论立场上，坚决拒斥具有决定论、本质论和还原论的现代性理念。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信条加以批判和解构。拉克劳和墨菲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他们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历史有意识及理性的话，那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则就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8]（P77-78）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只是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信条，因为它把复杂的社会历史归结为或还原为生产力、经济的机制。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中，社会历史是非决定论的，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更不能把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并不存在某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并不存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因素、根本因素，也不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的必然的逻辑。按照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各种偶然性事件的聚集体。对于历史唯物论这样的真理性的宏大叙事，只能给以拒斥和解构。
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其社会结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已经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下得以有效的解释。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我们深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变化不只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还是本体论的。全球化的问题和信息社会的问题在控制马克思主义话语——首先是黑格尔主义，其次是自然主义——之内是不可想象的”。[3]（P115）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的问题，无法在已经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到答案，得到解释。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关于本体论的学说、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尤其是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革命和国家的理论，是属于已经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在后现代社会已经不适用了，是必须否定和解构的。比如，根据当代的新社会运动的实践，后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他们认为，战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新的对抗形式，它们都无法还原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无法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说明当代的新社会运动，为此他们主张解构阶级的概念，并代之以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为当代新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是身份而不是阶级构成了后现代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身份来自于暂时性的话语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上的认同，是多样化的角色认同，不同于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身份是多元的、异质的，不断变迁和流动的，是随着话语认同而随机建构的。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代之以暂时性、多样性、异质性、变动性、开放性的身份概念，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
后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自己作为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单一的同质的理论，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他们所要解构的就是这种单一的同质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代之以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今天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同质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甚至是前后矛盾；而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是分化为各种不同的学说和传统，如列宁、卢森堡、托洛斯基、斯大林、毛泽东，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流派，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越来越走向多样性。正如詹姆逊所说的那样：“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存在着多种互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在历史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种种局限的意识形态，它们既包含着各自的优越性，也包含着各自的局限性。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切（指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或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在此不过意味着，就在这个字眼的批判的意味上，它们具有各种所基于自身条件的特殊性，体现其辩护人的阶级决定及其文化的民族的视野”。[9]（P265-266）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没落，而恰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实现的，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各种解释、各种争论和冲突，恰恰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的特点。相反，一种单一的同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会将自己变为丧失生命力的僵化的教条。后马克思主义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就是对单一的同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解构。
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试图在后现代社会意义上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问题在于，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已经完全被解构时，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还能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吗？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后马克思主义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远，如加拿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其脆弱而疏离”。[10]（P2）当然，这种关联虽然脆弱却毕竟是存在的，后马克思主义毕竟与西方各类反马克思主义的右翼思潮不一样，因而被视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左翼思潮。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德里达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的幽灵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