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小说的叙事空间——由重读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山雨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的文坛，先后由上海开明书店推出了两部长篇小说：1月茅盾的《子夜》和9月王统照的《山雨》，一是以南方上海都市为主要场景，一是以北方山东农村为中心，两小说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全貌，便有人称其“1933年是子夜山雨年”①。70多年以后的今天，重读长篇《山雨》，不是读出了小说超越了《子夜》的思想深度，或曰王统照比茅盾更为左翼色彩，而是20世纪30年代初现AI写作实小说的两部经典作品，他们提供给现代小说叙事哪些新的东西，尤其是王统照的《山雨》究竟叙事价值何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一直是作为现代文学史书写急变的都市与农村的宏大叙事的代表作。但是，小说家和小说叙事世界实际如何呢？在王统照的《山雨》里作家自述故事“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②引起我思考的是，以往文学史对小说主题和人物典型意义的评价，也都是顺着作家的这些表白进行着发挥性的阐释。作家的小说叙事的文本与其创作动机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呢，小说叙事的真正世界是什么，应该回到小说文本自己的空间里。
一
30年代初，正是左翼文坛大量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欧美批判现实主义理论之时，并且继郁达夫《小说论》、茅盾《小说研究ABC》之后，出现了一批关于《小说原理》、《小说作法》、《现代小说研究》③之类的理论小册子。与此同时，现代中国小说进入长篇创作的丰收期，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相继问世。王统照的《山雨》集中写北中国的农村的苦难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可以说，这是现代中国小说家一种普遍追求的创作原则。其原因有二：一是3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外来侵略和国内各派势力纷争，辽阔的乡村苦难与抗争由南至北的蔓延、伸展，不多的都市向着更加殖民化演变。二是经历了五四个性解放的作家和与当下意识强烈的现代作家共同感受到社会生活激变的迫压，创作必须走出象牙之塔。左翼作家首先发出了“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生活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的号召，并且明确要集中反映“反帝、反军阀、描写英勇斗争的，以及描写农村经济动摇和变化、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没落、广大的贫民生活等五大社会生活题材。”④显然，书写苦难是历史赋予现代中国文学、现代小说家的神圣使命。这样，我们再来看看，30年代初小说家叙事的策略和对现实的处理，王统照在《山雨》中究竟怎样描写北中国农村的现实呢？
小说是从在严冬农闲时北中国农村独有的“地窖”公共空间里，开始叙述故事和交代人物的。小说以20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山东胶东半岛的黄海之滨陈家庄人与事的活动为背景，在陈家村里上层有老乡绅吴清翁练长、乡镇上裕庆商店的老板王经理、及其陈宜斎庄长，其子陈葵园先办学堂起家后在城里做了官；中层有富裕中农奚二叔，其子奚大有、徐利的伯父徐玄和老秀才、终年跑外的戴着绒打鸟帽的杜烈和妹妹杜英、闯入军营混成副官的宋大傻；下层有打短工的魏二、佃户箫达子。这些人物分属二代人：父辈的徐老秀才、吴练长、王经理、陈庄长、奚二叔等，子辈的奚大有、徐利、宋大傻、徐葵园等。小说的故事以这些人物之间亲情、乡情的复杂关系为纽带，穿联了陈家庄在动荡的年代、多灾的年月经历的各种天灾人祸：夏秋两季的苦旱、败兵洗劫的匪灾、各种各样的杂税苛酷、大有遭绑勒索的突来横祸。还有未能逃过灾难先后死去的安土守业本分的老一辈奚二叔、陈庄长等，而在年轻一代中先前就自觉离乡闯荡的徐利，被逼得铤而走险的宋大傻，在一次次打击后不得不离家的奚大有。也写了与二代人相伴的魏二、箫达子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困农民。小说中间接地还写了与陈家庄隔海相望的T岛（即山东青岛）已被日本人占领。村里所发生的一切村民朦胧地感觉到“想起了，这些事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小说的结尾，从陈家庄出走的年轻一代聚合T岛，看着大火燃烧的楼房，他们不禁喊出了“烧吧、烧吧，烧遍了全世界”的声音。
这部小说的叙事内容，无论对历史理解的描述，还是作家的主观意图，都紧紧注意现实的记录和阐释。因此，最初人们顺着作者的提示，确定了作品成功塑造了奚大有从守土恋乡的农民，在一次次打击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去，表现了农民觉醒的典型，从而诠释了30年代北中国农村的崩溃、农民的破产和自觉的中心主题。后来的研究者还进一步地挖掘出作品不仅仅是写了农村阶级冲突下的农民苦难，而且还强调作品主题的内涵“要重视小说的反帝爱国思想”。⑤30年代初，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坛的迅速传播，强调文学与时代历史背景相一致，重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文学看成一系列历史和自然作用的必然结果。现代小说创作基本伴随着这一理论形成的过程而生成发展，王统照及30年代小说家普遍地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小说艺术的叙事空间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精神世界。它包含现实与非现实两者并不相一致，甚至双重或多重叠加的空间世界。这样，王统照的《山雨》和30年代一批现代小说创作的内容和价值应该从清理复杂的叙事空间入手。
二
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的写作意识，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初变革时代和阶级冲突激烈的氛围中，作家此时此刻强烈对历史本身理解和现实感的描述，是有作者小说创作之前1931年东北之行所见所闻的实践底色，也有作者在小说写完后“跋”中表述的思想认识和自觉的创作追求。因此，小说出版不久，作品强烈的阶级意识和红色倾向，敌人都敏感了，“他明明是在说国民党的天下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节”⑥，这就使得作品被查禁，作者也上了黑名单。将现代小说被理解为现实的记录，这是19世纪以来，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曾如意大利作家阿尔贝尔·莫拉维亚早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反思的：“思想意识型的长篇小说，或者说论述型的长篇小说，看来主要是小说家同现实之间关系的危机的产物。19世纪的小说家不会对自己描写的客观现实发生怀疑，即使他笔下的客观现实是歪曲或变形了的；歪曲或变形通常被简单地归结为‘风格’或语言技巧的差异。因此，19世纪小说家的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科学的现实主义，这不只是因为它常常从自然科学那里借鉴了各种术语和公式，而且还因为面对客观现实，它摆出了一副学习、研究的架势。在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左拉的文学作品后面，有着多少精确详尽的笔记和观察纪录、档案馆和图书馆的研究资料以及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⑦3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坛，除了现实社会的因素外，不管是创作界茅盾、巴金、老舍等长篇小说创作的自觉追求，还是理论界的小说新观念的积极倡导，基本上正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指导和运作的。比如瞿秋白在评价茅盾的《子夜》时，就明确指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金钱》）。——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⑧不仅仅在于当时批评家的认识，就是小说家的老舍谈到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解时，也有同样的话：“写实主义的好处是抛开幻想，而直接的去看社会，这也是时代精神的鼓动，叫为艺术而艺术改为生命而艺术。这样，在内容上它比浪漫主义更亲切，更接近生命”。⑨难怪王统照一再强调“小说中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夸张，我觉得一点没有，——我的文字中没曾用上过分的刺激力”。⑩30年代初现代中国小说叙事的特点以“写实”为中心成为了作家写作的一种时尚，成为一种小说创作成熟的标志。
小说阅读阐释的叙事世界，要得到重新合理的还原，除了密切关注小说文本问世后叙事理论的变化和阅读过程的互动关系外，最重要的是细致探源文本自身的叙事策略，寻找作家本人甚至也不一定意识到的叙事空间。长篇小说《山雨》共有二十八节（章），从叙述故事的线索上看，其组织结构整体并不十分缜密，基本上是小说家惯用的故事套故事，或生活片段的连缀，或粗线条人物活动的历史过程加生活化的细节描写形成了小说叙事策略。小说中陈家庄的历史变迁过程和人物命运的境遇，是为两幅画卷交叉重叠铺展开的。一幅是陈家庄村民经历的整体性活动和事件的宏大叙事：如第一章里在“地窖”冬闲的村民们惊恐的议论着“预征粮税”和飞涨的物价，感叹手头不“宽裕”了等时事的变化；第六、七章苦难中村民偷着寻乐的过年场景和露天办学大会；第十章在干旱下龙王庙的祈雨会和防范土匪而自发组织的武装联庄会；第十五、六章被迫修路的苦工，“愤怒压在他们的心头”；第十八、九章村庄遭受败兵的洗劫，第二十六章全村人给陈庄长送葬。另一幅画卷是以几个中心人物的命运遭际为线索的个人叙事展开：如奚大有卖菜被绑架、逃离陈家庄、T岛打短工；宋大傻的从热气的心肠到当兵差、做副官；箫达子由一付痨病鬼的骨架，到铤而走险，一把“天火”烧了吴练长的宅院。还有一辈子小心应付上上下下的陈庄长也遭毒打，带着“皮鞋的伤痕”而死去。这两种叙事将人与事交叉重叠为陈家庄村民们30年代初期生存状况的原生态。这中间经过陈庄长父与子、奚二叔父与子之间充满矛盾的言行举止的铺叙，吴练长、王经理、徐玄和老秀才等村庄重要人物的点缀，魏二、箫达子、宋大傻、徐利兄妹、祝先生等乡里乡亲穿插其间的烘托，自然而逼真地描绘了陈家庄村民在多灾多难的年代的存在境况。小说叙事30年代前后陈家庄村民们（而且集中于中上等村民们）的无可奈何的生活境遇，这种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描摹，是王统照不是以当下激烈阶级冲突和红色革命为基点的宏大叙事，个人微观叙事也不是以赤贫无产者的悲剧命运为中心的。陈家庄“山雨欲来”大变动的情势，不是阿Q式的革命，多多头（茅盾《春蚕》中人物）吃大户式的反抗，更没有见到叶紫《丰收》里农民的自觉反抗和武装斗争。这就使得小说叙事更多有了作家自己理解的北中国农村生活。陈家庄上上下下的村民，尤其是那些并不贫困的村民逐渐体味到生活的艰难，日子没法过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有作家熟悉的乡里和自己家族生活及境况的实录，也有些是作家朦胧意识到的村民们思想状况，顺着人物的活动和现实的走向模糊的感觉可能会这样发展。
三
王统照在长篇小说《山雨》中，有意识写北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传统土地观念裂变而发生的种种生活，展示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在小说实际叙事空间里，我们真正感受到的是，面对一个个人祸、天灾村民们处于一种无奈生存和自发式抗争的状态。小说叙事的“真实”有悖于作家有意为之思考和后来批评家阐释的“原因”和“自觉”。小说叙事构图设置在陈家庄村民生活的“状态——现象——原因”的生态链中，其中各类村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现象（事件、活动）形成了画面凹凸立体的实景世界，而村民生活无奈的“原因”是隐藏于陈家庄鲜活的生活状态和现象背后的，是在每位读者阅读作品的体验中的。因为小说的艺术在于，“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11)王统照的《山雨》文学史长期以来是将她作为“预言”来读的，从而忽略了小说叙事“存在”的价值完整把握。
首先，小说中陈家庄村民人物形象的系列画廊，在作品人物中融入了作者生命存在的本色。《山雨》小说中的人物一方面有特定的时代历史和社会关系的构成的人物关系的纽带，大时代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民族矛盾，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即军阀混战，小农生产的破产和农民的贫困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是来自家族、亲情、血缘联系的人伦网络，小环境的陈家庄各类角色乡绅、练长、庄长、店铺小老板、富裕中农、中农，甚至打短工，进城的工人，进兵营的士兵等等，他们都在无奈地在应付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天灾和人祸。作家创作小说之前，1931年初春应朋友的邀请去东北一所中学任教，近四个月的大连、沈阳、四平、哈尔滨等地的游历，最先目睹三省沦亡，国难临头下的民众被侵略者奴役的不幸；以及离王统照家乡很近的胶州湾青岛被日本军占领。这种种变化作家已经察觉，升腾的强烈民族意识又是十分复杂的。王统照是一名农村富裕大家庭（他的家庭是山东诸城相州镇四大首富之一）之子和较早接受了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并且受到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为人性格仁义忠厚又富有正义感。无疑，小说本色人物的塑造渗透了作家独特体验的真实存在。
小说中固然比较着力写了富裕中农的奚二叔一家的衰落，特别是儿子奚大有经历种种遭际后的出走异地，所表现的农民不幸。小说叙事的力量，更主要的放在了大时代与小环境交叉中的那些乡绅、练长、庄长、店铺小老板、富裕中农、中农的状态，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身上所发生的变动：陈庄长的儿子陈葵园从办学到税捐局长，“县里第一阔人”。徐利兄妹早早离乡进诚闯荡；宋大傻的出走当兵差。小说里身份特殊的陈庄长，既可与镇上乡绅、练长、王经理说得上话，又能为下层村民宋大傻、魏二、箫达子等热情办事。他忍辱负重地在多难年代维护着全村的利益，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脱悲剧的命运。这些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历史组合成了农村衰败“现象”图，其背后有更多的社会因素和复杂人际关系的联想空间，但是，他们身上多少能够读出作家家族、家庭、乡里中人与事的背影。这些多重组合构成了小说艺术的“存在”叙事。“安排五六个重要人物，都有他们的各个故事的发展，并不侧重一两个主角，……”。(12)王统照这一陈述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王统照创作初有立意思考社会问题，但是并不刻意去写他不熟悉的人物，或图解社会化的典型人物。这恰恰是小说叙事的艺术，小说家不同于思想家的地方，《山雨》区别《子夜》的地方也在于此。这是长篇小说《山雨》悖论中的艺术魅力所在。
其次，小说北中国农村特殊地域情境的浓重书写，作品赋予了生命意识的文化存在。这一情境不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独特的场景地而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此时此地的现实真实。上述人物的深层意义不只是他们自身命运的特殊遭际上，最重要的是人物与环境融合构成了典型文化存在的意义。比如小说开篇陈庄长能够走进“地窖”这样的公共场所，给人物和环境烘托了一种特殊的基调，预设了人物活动的许多独有的信息。接下来写他对县里当官的儿子小葵不满言论“他是他，我是我！”“我到镇上到城中去办事，我并不象别人求好处，使分子，我为了大众”(13)。后来他遭到败兵的毒打而死，全村人自发为这位“好人”送葬。人物性格思想发展合理又首尾呼应，并且自然凸显了作品的主题，全村人正是从陈庄长的死中终于明白了“就像这老人的死去是他们的村子快到了‘大变’时候一般。人人被失望的忧愁笼罩着，象这日的天气，——表示秋来了，一切都快到一个肃杀时季的预兆”(14)。还有短工魏二在农场上，喝“黑泥大碗”的浓茶，唱那样富有地方特色的“打鱼鼓”，如此深受村民们欢迎。还有小说中随处渲染的山东胶东半岛农村种种浓郁生活习俗，除了独特乡土情境的公共场所“地窖”劳作和议事、龙王庙祈雨，以及奚大有离乡背井、给陈庄长送葬等生活场景描写外，还注意写那些穿马褂、皮袍或带耳朵的毡帽、大襟的棉袄等中上等村民的衣着，以及能够吃上石磨小米、鏊子上烙的煎饼、鸡子（即鸡蛋）等农家饭的生活，尤其善于描写乡绅们吴练长、徐老秀才、王经理这样的人群混迹乡间，他们那些富足宅院的摆设和其复杂的人际关系所透视的乡风乡俗。
总括之，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的重新解读，引发我们重新反思文学史，重新辨析现代小说理论和创作之间的关系。进入革命文学发生发展的20世纪的30年代，也是现代中国小说创作的丰收期。但是，现代中国小说的叙事空间，一直受到“革命”叙事和历史客观“真实”的遮蔽。这一现象不乏有时代对文坛对作家的要求，比如左翼小说家自觉追随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小说家积极响应“文学是战斗”的号召，等等。问题是现代中国小说叙事的空间究竟包含哪些？30年代初，现代小说的发展和文学的现实使命，小说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创作“就是把从前的小我放弃，换成了一个足以代表全世界的多数民众的大我，把一时一刻的个人感情扩大了，变成了一个时代或一阶级的汇聚感情。”(15)1931年郁达夫对现代小说叙事新动向的这一分析，正是现代小说家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现代小说家对小说自身的追求，往往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比如左翼青年作家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出版，鲁迅先生说“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但同时，又说了“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16)鲁迅既强调了文学的任务性又尊重了小说叙事的实际内容，中肯地评价了叶紫小说创作的意义，更注意了小说本身“平常”叙事所显示的特色。王统照自述有意为之去分析当时农村崩溃的“原因”和农民的“自觉”，而小说叙事空间却呈现出“太平常”、“并不稀奇”、毫不“夸张”的北中国农村和农民生存境况的细腻描摹。显然，小说叙事的空间存在着两个层面：一是小说家自觉追求（有意识为之）的叙事空间，一是小说创作本身自然显现（有时不完全吻合作家之意）的叙事空间。现代中国小说的批评比较看重作家如何说，尤其是具有权威性的批评家兼小说家之小说评述，往往左右了一部小说完整的阅读和解析。这有弊于小说叙事的全面认知，也是小说艺术价值的误解。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的阅读经验，值得现代中国小说理论与创作界的反省。
注释：
①吴伯箫：《剑三，永远活着》，《前哨》1958年1月第1号。
②王统照：《山雨·跋》，《王统照文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③如有陈穆如与赵景深的《小说原理》分别由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詹奇：《小说作法纲要》上海亚细亚书局1931年初版；汪佩之编著《小说作法》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初版；李菊休的《现代小说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初版，还有谢六逸编《中国小说研究》、石苇编《小说作法讲话》等等。
④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1931年11月15日《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
⑤冯光廉、刘增人：《〈山雨〉研究商兑》，《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⑥田仲济：《〈王统照文集〉序言》，1980年《柳泉》创刊号。
⑦引自【英】乔·艾略特等著，张玲等译：《小说的艺术·关于长篇小说的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⑧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3日。
⑨老舍：《老舍文集·文学概论讲义》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09～110页。
⑩王统照：《山雨·跋》，《王统照文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11)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3页。
(12)王统照：《山雨·跋》，《王统照文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13)王统照：《山雨》，《王统照文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14)王统照：《山雨》，《王统照文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15)郁达夫：《郁达夫文集·关于小说的话》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16)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