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
原 强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太原 030021
摘 要： 近代以来，脱离实际的读书之风一度盛行，越来越多的学人在“唯有读书高”的论调下成了只会读书的“读书人”。陶行知从实用角度出发，提出书是一种工具，是给人“用”的。同时，作为工具的图书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属，人人都当读书用书。本文力求详实地介绍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为当今全民阅读提供借鉴。
关键词： 陶行知；工具主义；图书论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在美国留学时期，陶行知受教于著名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思想影响，提出了以“做”为中心“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书籍的效用意义，明确指出书是一种工具，当“活用”不可“死读”，且应人人有书读，人人来用书。他极力批判旧式教育脱离实际、读书至上的陈腐观念，身体力行走进农村，在最贫困的劳苦大众中办教育，用他的工具主义图书理念开展平民读书运动，教育广大民众选好书用好书，充分发挥图书的工具效能改造生活发展生产。
1 工具主义图书论的产生背景
陶行知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剧变时期，旧中国封建体制在西方列强的侵蚀下摇摇欲坠、走向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社会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思想文化界，救亡图存的新思想不断涌现，然而长期的封建落后观念根深蒂固，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知识阶层固化，“一心只读圣贤书”式的教育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极大阻碍社会进步。
1.1 “读书人”阶层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等级森严，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知识阶层的固化，统治者们既在生产生活中享有特权，又在知识的获取占有上优于大众。而普通民众大多没有充足的时间金钱读书识字接受教育，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非常有限，官学、私塾以及藏书楼仅对极少数人开放。这种社会知识的不平等导致知识私有阶层的出现，即所谓“读书人”，他们大多秉持读书至上的观念，为求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便是此景的真实写照。陶行知认为书不应成为少数人的专有，该为大众所用。“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读书人’一个名词，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使人人有书读；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1]
通过对施工现场实际勘察，依据现场实际情况，记录对应的设计标高、基坑实际开挖深度。必须保证土方施工充分配合支护施工。如果施工场地较为开阔、平坦，可在适当位置搭设钢筋、模板加工厂与材料堆放场。采取水平分段、垂直分层的施工方法，每开挖一段，支护一段。
1.2 脱离生活实践的读书风气盛行
中国传统学术走到晚清，很大程度上已与社会生产生活脱节，再不复源头活水的灵动，取而代之的是大批文人为读书而读书，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无视落后的社会生产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把读书当成解决所有问题的敲门砖，乃至学堂里的教员和学生也沉迷于此。陶行知曾申斥：“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会了。”[1]
陶行知一向主张立足现实，以实际生活为一切行动的指南针。生活丰富多彩又充满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发现问题，并付诸行动解决问题。但解决问题之“做”不可盲目机械，要在“劳力上劳心”，这样才有创造创新。人类社会的真知无不是在行动中获得，所以陶行知否定了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说法，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以此为自己更名。图书作为人类知识集合的象征，无疑是人类长期实践行动的所得，所以追本溯源来看，“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1]同时，书中的理论知识还能继续指导生活实践，将生活推向更高境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可以说，书本知识源于行动又指向行动，它是行动与再行动间的桥梁。既然行动与书籍联系如此紧密，那么将书籍作为“做”的工具、“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1]便是应有之义了。
2 书是一种工具，是给人用的
脱离生活实践的读书无异于“读死书，死读书”，最终不免“读书死”的下场。这种读书风气贻害无穷，不仅将个人的前程性命断送，而且危及社会民族的未来。“只管读书，不管父母死活而父母死；只管读书，不管民族死活而民族死。这样，小己纵然读书成名，升官发财，而袖手坐看大己枯萎，我们要不称他为读书死也不行了。”[2]在教育领域，陶行知针对当时的教科书也做出批判，称其只是认字读文之书，并不教人试验创造，在引导学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上教科书更是丝毫无益，甚至束缚了孩子们的手脚，成了儿童成长的绊脚石。
2.1 对书的根本态度
在陶行知看来，书既非达官贵人们求取功名的智囊，又非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宝卷，它只是一种普通的、为人所用的工具，而且是为平民大众所用，绝非小部分人的专属。书是三百六十行的公物，士农工商皆需用书，只有这样真理才能普及大众，文化才能对大众解放，全社会的知识水平方可提高，而所谓“读书人”的饭碗就不攻自破了。
（1）口服肠道清洁剂。磷酸钠盐口服溶液是一种高渗性缓泻剂，其肠道中可解离出不被吸收的离子，进而在肠中形成高渗环境，大量水分进入肠内，激活肠黏膜层的局部神经反射而增加肠壁的蠕动，提高肠道动力。磷酸钠盐口服溶液具有安全有效、耐受性好等优点，尤其适合于成年患者[12]。肠液和复方聚乙二醇溶液的成分和电解质含量相近，因此，当患者大量服用复方聚乙二醇溶液时，其对患者的体液代谢的影响很低，基本不会导致电解质混乱的发生。并且，复方聚乙二醇溶液具有肠道清洁效果较好、不良反应较少等优点。
2.2 判断选书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近代以来西方思潮传入，翻译介绍的外来文化图书又层出不穷。这些图书在质量内涵上良莠不齐，给读书用书的人造成很大麻烦。鉴于此，陶行知曾指出书不可尽信，应保持怀疑精神，他劝导青少年要多读前进的书刊杂志，“前进的书是比较更有系统，更能帮助你前进”。[1]如何鉴别一本好书，陶行知从工具主义图书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个标准：“(1)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干一个动作的力量。(2)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3)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1]
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学校时，曾办了一座名称独特的图书馆——“书呆子莫来馆”，意在警醒死读书的书呆子们少读点书，不要整天沉迷书本，要多动动手脚，手脑并用，如此方可改变呆头呆脑的模样。书本是被人使用的一种工具，绝不是麻醉人神经的毒品，沉迷其中“为书所役”，切不可取。
3 人人读书，人人用书
陶行知从他的教育理念出发，指出“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做什么事用什么书”。[1]他在讲演中多次强调书只是一种工具，万不可为读书而读书。“我们对于书的根本态度是：书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我们对一本书的见面问，是：您有什么用处(当然是广义的用处)？”[1]“遇到一本书我们必须问：您能帮助我把这件事做得好些吗？您能帮助我过一过更丰富的生活吗？我们用书，有时要读，有时要讲，有时要听，有时要看；但是读、讲、听、看都有一贯的目的，这目的便是它们对于‘用’的贡献。”[1]书籍好比一把利剑，是人类发明的一项伟大的工具，“用”好它能更高效改造生活提升自我，而书籍的价值也正是在“用”中得以发挥，得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所以陶行知特别强调图书的工具性，在他看来，书和锄头、锯子、剪刀等工具一样，都是为人所用的。譬如种稻“关于种稻的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1]在这里，图书显然是服务于种稻的工具。况且书籍中还充斥着大量“伪知识”，即人们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知识”，若是为读书而读书，恐是一辈子也难辨真伪。而若是把书中的知识用一用，假的便不经用，真的自然能见实效。
4.2 加强福山大樱桃的物流设施建设 福山大樱桃的物流基础设施是支持福山大樱桃发展的基础，福山目前物流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在城市化建设中迫切需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福山大樱桃物流供应链规划和整合。富山大樱桃物流供应链的瓶颈问题需要充分解决。由于福山大樱桃物流规模化水平不高，推进福山大批发市场和福山大樱桃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点是福山物流管理水平，即从一个宏观的合理角度来进行规划和布局。另外，必须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力度，尤其是加强农村公路的建设和重要的农业产业基地，同时积极引进先进收割装置和产品设备设施，改善福山大樱桃冷的链运输比例[8]。
在开办乡村流通图书馆之初，陶行知就开宗明义指出：“流通图书馆的对象是大众，它必须为劳苦大众充分地服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流通图书馆”。[1]考虑到农民们在读书上缺乏资金和时间，他就简化借阅手续，允许代借，不收保证金，甚至送书上门，奖励借书最多者。陶行知把流通图书馆比作拯救文化饥荒的“小饭馆”，“这种文化小饭馆要普遍的设起来：一镇一个，一村一个，一街一个，一弄堂一个！”[1]此外，他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小先生制”，即读书的小孩子下学回家后教自己的兄弟姐妹和长辈，以“即知即传人”的方式普及平民读书用书，粉碎知识私有。
4 结语
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内涵丰富、贴近实际，它一反盲目的读书崇拜之风，把书籍从至高无上的“云端”拉回现实，并将读书用书普及大众，冲击了长期的知识私有现象，为提升全民文化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今，全社会积极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我们应充分学习借鉴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力。
2.2 两组治疗前后抑郁症状对比 两组治疗前后抑郁症状各时点观测数据见表2。整体比较（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知：各指标组间、时间及交互作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精细比较并结合主要数据分析：治疗前及治疗2周后两组患者的HAMD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周、6周、8周后，研究组HAMD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参考文献：
[1]方明.陶行知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2]华中师大教科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原强(1989-)，男，本科，山西省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