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论》《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矛盾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认为不仅要考察传统文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而且要从近代中国中西哲学合流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这两者的关系，从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历史背景；应注重分析中国的农民文化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通过对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重性的阐释来全面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实现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应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借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对西方哲学的概括和提升，而且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括和提升，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形成同样是有贡献的。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在纪念这两本经典著作发表60周年之际，回顾近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难看出，这一研究取得进展的重要方面，是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探讨已涌现出不少的成果，然而，还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第一，只偏重于考察传统文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较少从近代中国中西哲学合流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这两者的关系，这样就很难准确把握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中国化的文化历史背景；第二，很少分析中国的农民文化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就不可能全面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实现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第三，没有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这就无法深入地揭示两者结合的内在理论关联。所有这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缺乏现实性。本文就这三个问题略陈浅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西哲学合流
中国的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显著区别之一，是改变了与西方哲学隔绝的状态，开始了中西两大哲学的合流。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和必然。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分析。
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五四时期在中国得到传播。这是由于在此之前的80年间，中西文化互相激荡，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否则，在西方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能被中国人接受的。正如毛泽东在1920年所说，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形成了“明了的概念”，是以“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为条件的。（《毛泽东早期文稿》，2 版，47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最先在中国得到传播，这并非偶然。五四运动之前，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最主要的理论成果，是把西方的进化论改造成中国先进分子的世界观。从康有为、严复到章太炎、孙中山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这一改造的重要内涵，是把西方的进化学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相沟通。最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观上由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表征着对作为近代中西哲学合流成果的进化论的继承和发展。李大钊认为，进化论和唯物史观都是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相对立的，后者超越前者之处，是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社会、物质、人生”。（《李大钊文集》下册，1版，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陈独秀赞同蔡和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骨髓”是“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的观点，指出唯物史观不同于进化论之处，在于主张依据历史的自然进化的法则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独秀文存》，1版，837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显然，他们接受唯物史观，既是以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成果为出发点，又是对这一成果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是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作了科学的总结。中国近代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哲学上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探讨：一是认识和把握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这是历史观的问题；二是研究如何把变革社会的理论付诸实践，这是认识论上的知行观问题。这两个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是由传统哲学的道器之辩和知行之辩演变而来的。道器之辩在近代演变为历史观问题，龚自珍、魏源以至早期改良派，提出“器变道不变”的变易史观，由此发展到进化论历史观，后来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别强调历史进化的循序渐进和“突驾”跃进。魏源以“师夷长技”的新眼光重新讨论知行关系问题，后来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考察了知行关系，或强调知或强调行，他们除了借用传统知行观的思想资料外，还借鉴了西方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思想成果。可见，近代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表现了中西哲学的合流：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学习了西方近代哲学，超越了传统的道器之辩和知行之辩。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既概括了辩证唯物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规定，又概括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规定。对于这些思想，可以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看到明确阐发。因此，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阐述了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对知行之辩作了科学的总结，同时它又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得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国情，并把唯物史观提升到以《矛盾论》为代表的一般的辩证发展观，对道器之辩作了科学的总结。
由于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表现了中西哲学的合流，因而，作为对此进行科学总结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无疑表征着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必然趋势，并且是对这一趋势的推进。
从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历史进程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认识到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和中国哲学结合而实现其中国化，是以近代中西哲学合流为历史文化背景的。同时也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意义之一，是使中国哲学开始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近代以来最有生命力的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和必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的农民文化传统
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了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毛泽东文集》，1版，第3卷，305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一个农民国度里进行的，是在一场新式的农民战争中实现的，因而如果漠视中国农民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就成了一句空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的结合，是以对农民文化传统的分析为前提的。农民的文化传统有两面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其文化传统和封建地主阶级文化传统有着相对立的一面，然而这两种文化传统又有着相通的一面，因为农民和封建地主立足于共同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土壤之上，是受封建思想奴役的小私有者，这就使农民和封建地主在思想文化上处于同一的反映小农自然经济的意识系统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直至三四十年代，认识和分析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面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课题，因为这和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之一，即农民能否以及如何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的问题息息相关。如果只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落后性这一面，那么就会否认农民有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如果只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革命性这一面，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引导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在建党初期，陈独秀虽然承认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但他更多的是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落后性，认为农民“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因而“难以加入革命运动”。（《陈独秀著作选》，1 版，第2卷，5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彭湃强调农民文化传统中“数千年来的旧观念”，“通通都是压迫阶级，欲农民世世代代为其奴隶，而赐与这些奴隶的文化”。（《彭湃文集》，1版， 109 ～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但农民的文化传统有革命性的方面，如李大钊指出，当时兴起在北方的红枪会，尽管有“迷信的色彩”，但表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救自己。（《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71页。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面性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始终肯定农民有着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指出从秦末“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到清末太平天国的“农民起来革命”，无不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1版，第1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因此，农民的文化传统有着与地主封建文化传统相对立的一面，“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同时，他也指出农民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同上书，第31页。）因此，农民的文化传统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如果不引导他们摆脱这一面，他们也无法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指出红军党内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同上书，第91页。）到全国解放前夕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无不是有鉴于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的结合，是建立在上述的对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的基础上的。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里洪秀全的手段错了。”在毛泽东看来，在以农民革命为主体力量的中国革命中，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和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否则，将会重蹈洪秀全的覆辙。由于这样的结合是以确认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面性为根据的，因而是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提升和超越。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与农民的造反精神和崇拜权力并存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农民特别富于反抗精神，然而哪怕是在奋起反抗和造反的时候，农民们仍然没有摆脱对权力的崇拜。他们对专制皇权的崇拜，反贪官不反皇帝，企图以好皇帝取代昏庸之君等，就是这种崇拜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方面，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对中国农民的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作了提升和超越。这表现在：
首先是肯定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认为农民革命冲击了封建统治者所灌输的“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的旧观念，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不要说李大钊、毛泽东等，就是陈独秀对历代农民革命也有肯定性评价。
其次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与历代农民革命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毛泽东在1939年这样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归结为“造反有理”，显然是为了突出该理论与中国农民革命的文化传统的一致性。但在这同时，他也指出了两者的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的造反有理，是要经过民主主义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因而这样的革命就要求扫除农民革命中崇拜皇权的意识。李大钊在肯定“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传统”的同时，又要求“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予以“淘洗净尽”。（《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48页。）毛泽东指出， 中国历代农民革命发生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毛泽东文集》，第1卷， 第35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造反有理”，是淘洗了帝王思想的民主革命，所以这样的革命要求个性的解放。毛泽东在1944年明确指出：“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书信选集》，1版，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1060页。）这里所说的“几万万人民”，显然主要指的是农民。这就以解放个性为前提的民主意识取代了农民革命中崇拜皇权的封建意识。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实现了上述的对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的提升和超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对于农民追求公平和绝对平均并存的传统，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农民注重实际和迷信书本并存的传统，都有类似的提升和超越。
然而，这样的提升和超越，在农业社会转型的长时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否认，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方面是与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所以，农民文化传统的两面性不能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一定的影响。毛泽东晚年的很多理论失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如“文革”中“造反有理”和个人崇拜的同时盛行，就是上述的农民政治文化传统的反映。这说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农民文化传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而且有助于总结以往在实施这种结合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教训。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近十年来，中西哲学比较是颇为盛行的，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学术界很少展开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做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内在的理论根据就会比较清楚地呈现出来。
三四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从延安到重庆，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论著，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侯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这部著作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作了比较：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源头和中国先秦及明清之际的哲学相比较，认为“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果，固然可以媲美于希腊文化，而清代思想之光辉，亦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料主要源自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后的哲学，论证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与这一源头相仿的理论成果，无疑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具有中西哲学史方面的理论根据。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先秦及明清之际的哲学相比较，认为两者有相当多的相似点，如墨家具有“重客观、重实践的优良传统”，王夫之对理气关系的回答里具有“能动性的思维与存在之哲学”等等。这就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胚芽同样存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不只是在于运用了“实事求是”、“相反相成”这类术语，而且在于两者在理论内容上实现了有机的结合。毛泽东在当时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注，也正是出于上述两方面的思考。在毛泽东看来，墨子就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页。）
然而，这样的比较研究是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史的过程中进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在当时和以后都未深入展开。下面仅就两个问题作一些简单的比较，以期待这一研究的深入。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众所周知，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显著区别之一，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石。如果中国传统哲学没有或者很少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在根本的理论上没有相通之处，两者能否结合就成为问题了。因而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十分必要。
列宁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 （2）人的认识＝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列宁：《哲学笔记》，中文1版，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三项即是：物质世界，主观精神，概念、规律、范畴。这三项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就是“气”（物质世界）、“心”（主观精神）、“理”或“道”（概念、规律、范畴）。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最后阶段即明清之际，形成了三种形式：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一元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它们所争论的就是气（物）、心、理三者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最后形成这样三种形态，是其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展开的历史演进的结果。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先秦表现为“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在西汉则表现为“道”与“物”关系上的“或使”、“莫为”之争和“形神”之辩，到了魏晋和隋唐，又演变为“有无（动静）”之辩和“言意”之辩，最后在宋明时期发展成“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正是通过这样的争论，形成了上述的传统哲学的三种形态。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经历了从蒙昧时代、基督教中世纪和近代的发展过程，“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与上述的中国传统哲学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展开哲学基本问题的过程也是相类似的。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贯串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始终，就从最根本的理论点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可能性问题。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范畴体系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比较。哲学是以理论思维方式掌握世界的，恩格斯说：“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则”。（同上书，第30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所运用的逻辑范畴的称谓是不相同的，问题在于，这两者称谓不同的逻辑范畴有没有相似的逻辑范畴体系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思维体系，因而两者的沟通和融合将是十分困难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在康德、黑格尔对判断的分类的基础上，概括出个别、特殊、普遍等一组范畴，说这就是“全部《概念论》在其中运动的三个规定”。他又在概括黑格尔“本质论”中的范畴时说：“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1版，第204、194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恩格斯在这里先写了“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然后他又加上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所以他实际上是认为黑格尔“本质论”的范畴包括三个主要的对立。可见，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范畴概括为三组。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以“类”、“故”、“理”为骨干。所谓“察类”是要辨同异，因而“类”范畴就包括同一和差异，个别、特殊和一般等；所谓“求故”是要探求事物的根据和理由，因而“故”范畴就包括原因和结果，实体和作用等；所谓“明理”是要把握必然之则和当然之则，因而“理”范畴就包括可能和必然，必然和偶然等。可见，恩格斯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范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范畴，尽管称谓不一，但结构体系则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从而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逻辑范畴体系上是能够成立的。
以上两个方面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前者不只是对西方哲学的概括和提升，而且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括和提升。由此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形成同样是有贡献的。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表现出向前发展的趋势，具体地说，就是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的标志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旨，“有中国特色”表明了这一理论既以中国特有的国情为社会根据，又与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历史联系。没有了后一方面，“中国特色”将是不完全的。
探讨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应注意下列两方面的文化背景：一是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改造，二是立足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来淘洗传统文化。前者是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来表现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后者是从世界思想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横向影响来看待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既继承了近现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传统大同说的改造，又以世界现代文化的眼光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既继承了近代以来对重视民生的传统的发扬，又摈弃了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政治伦理至上的传统；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既在近代以来培养“新人”的学说的基础上，继承了注重理想和道德的文化传统，又增加了注重现代科学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容；按唯物辩证法办事的矛盾意识，既继承了毛泽东对传统矛盾学说的创新精神，又进一步突出了传统哲学的矛盾中和、均衡的意识，使传统的辩证思维更具现代意义。
总之，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汲取传统文化资源以获得新的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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