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圣经》的文学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经论文,价值论文,汉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不仅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而且对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圣经》被多种国家语言翻译后对其国家的文学史赋予了丰富的内容。《圣经》被汉译后也同样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文学家把《圣经》译文运用到作品当中，很多学者开始用研究文学的方法去研究《圣经》文本。不仅如此，汉译《圣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思想依据给现代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很多优秀作品通过接受《圣经》元素得以完善和丰富。本文拟通过重点分析《圣经》的文学性与汉译过程、传播及汉译《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来证明汉译《圣经》的文学价值。
一、《圣经》的文学价值与《圣经》的汉译
若要阐明汉译《圣经》的文学价值，先要证明《圣经》本身是否具有文学性与文学价值。这一问题已在诸多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文学名著中得以证实。
首先，从《圣经》的文学性来说，光《旧约》里就有很多类似创世纪、伊甸乐园、诺亚方舟等带有传说和神话色彩的《圣经》故事。其给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此外，整个《圣经》里充满了多种文学形式，比如史诗《出埃及记》、悲剧《撒母耳记上》、抒情诗集《诗篇》和《雅歌》、新约书信等等。这些《圣经》作品中大量运用了象征、比喻、拟人、夸张、反复、对照、双关等艺术手法增添了浓郁而无限的艺术感染力。总之，《圣经》可谓是作家和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宝库。其次，《圣经》文学价值的最大成果莫过于《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从《圣经》里接受了丰富的遗产。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对欧洲的精神文化带来了很大变化，对文学和语言的影响也很大。欧洲中世纪和近现代文学特别是欧美重要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都与《圣经》内容及意象紧密相连，众所周知的《哈姆雷特》、《失乐园》、《斗士参孙》、《浮士德》、《简爱》等作品里都可以找到《圣经》情结或《圣经》原型。《旧约》是欧洲许多文艺作品的原型，而且其中许多故事、人物、语句、词汇已进入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中，并成为世界性的成语典故。
可见，《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经典，又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经典。这一宝贵经典的汉译可以说对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直以来，学界和宗教界对《圣经》流入中国的时间议论纷纷，但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汉译《圣经》是唐代的景教译经。公元1965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记述可见，景教[1]190是由大秦(即罗马)主教阿罗本(Allopon)于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长安的。之后，《圣经》持续被多种版本翻译。《圣经》的汉译并出版应归功于19世纪基督教的宣教。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东后开始着手圣经的翻译。汉语译本从语体角度可以分为三类[2]：
1.文言译本，即深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
2.半文半白译本，即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 Version)“浅文理”指较通俗的半文半白的汉语，它与深文理的区别“颇难界说”，总之是更浅显易懂。这是《圣经》翻译方面的重要进步，毕竟只有非常少的人才能阅读深文理译本，浅文理本的出版为广布福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口语体译本，包括官话译本(Mandarin Version)，又称白话文译本和方言译本(Colloguial Version)，土白译本。
1811-2003年间被汉译的《圣经》版本就有“深文理本”(共7种)、“浅文理本”(共4种)、官话/国语本(共10种)、现代语文本(共7种)、方言版本(10本)。[3]242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19年2月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此译本来之不易，当时在中国还没有统一译本的情况下，为了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和中国基督徒的信仰，英国、美国、苏格兰等的《圣经》公会代表和宣教士们几经周折才完成了翻译。此书出版之前，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思想、文化和语言交替的非常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语言方面开始使用浅文理和白话文。经过27年的漫长岁月，用中国普通话译成的此译本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它代替了其他译本，流通于全国各地，直到如今。
翻译《官话和合本》的起初，译员们坚持文字上的准确，后来则倾向于意义上的准确，并把简洁、清晰、流利和具有文学品味作为译文所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译本不仅在教会内部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203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也特别强调《圣经》白话的译本在文学上有很大的价值，称它是“现今少见的好的白话文，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注重，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4]现当代诸多文学家常常从《圣经》中汲取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如同马丁路德译成德语后的德语版《圣经》成为德国文学的主要精神资源，《圣经》译文的语言成为近代德语的根基一样，《官话和合本》的翻译与当时中国知识界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不谋而合，为白话文的推广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不仅如此，《圣经》翻译受到了很多国内著名翻译家或作家的关注。近代“译界泰斗”严复从文学角度用文言翻译的《马可福音》1-4章开创了中国翻译家参与《圣经》翻译的先例。随着“和合本”的散布，中国文学界也开始引见《圣经》文学。许地山、李荣芳、朱维之、吴经熊等这些兼备相当的外语水准和深厚的国粹修养的翻译家和诗人通过诗歌翻译在译文品格上做出了创新，达到了精良的文学翻译成果。[5]如此，起初以传教为目的而被翻译的《圣经》在不经意间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丰富文学的内容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汉译《圣经》的文学价值
1.汉译《圣经》——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汉译《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汉译《圣经》给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时期)提供了精神资源和思想依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残酷、腐朽、落后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民很长时间受压迫和剥削，整个社会缺乏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精神，处于一种病态的状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思想和价值体系冲击了世界各地，中国也不例外。当时西方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年轻人。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广，自由、反封建文化、反传统专制思想，追求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的思想运动在全国掀起。这一新文化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思想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西方价值体系之一的基督教思想和《圣经》价值观得到了非基督教人士尤其是得到了倡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知识分子的推崇。即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挣扎于精神和文化的贫困之时，西方的成功经验(接受基督教文化而形成的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爱国等思想)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精神资源。很多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现基督教世界观的作品来教化和启蒙中国人。比如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指出：“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朱维之在其《基督教与文学》一书的导言中也说：“中国固然已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特殊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但那只是旧时代的贡献，祖宗的努力。现在我们成了新世界的一环时极需新的精神，新的品格，新的作风，来作新的文学贡献，新文学中单有异教的现实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基督教底精神元素。”[6]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谈到“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7]。他还以具体的经文来强调指出：“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他曾说：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使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马太传》七之七)。耶稣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1)崇高的牺牲精神。”
其次，汉译《圣经》给作家提供了创作灵感，丰富了文学内涵。《圣经》集真理、善良、完美、正义、力量、永恒、无限、超越于一身，是古希伯莱人和初期基督徒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最高体现。《圣经》汉译后这种理想主义概念和大量的《圣经》故事经常成为很多文学作品的线索，《圣经》中的很多比喻、象征、意象、典故和生与死、重生、救赎、惩罚的概念丰富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内涵。
随着“和合本”在全国的散布和普及，中国文学界也开始引进《圣经》文学。《圣经》文学的爱国主义、受难精神、人道主义、博爱等《圣经》的精髓部分不仅成为了当时混乱的中国社会的精神资源，还给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的灵感，汉译《圣经》的文学价值也正是在他们的这些作品当中得以彰显。汉译《圣经》从它自身具有的文学性和作为一个当时罕见的白话文典籍，得到了文人的欣赏。周作人多次谈到汉译《圣经》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特别强调过《圣经》《马太福音》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国语，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4]
2.汉译《圣经》——现代文学家创作灵感的聚宝盆。汉译《圣经》给中国的文人提供了哪些灵感，怎样丰富了文学内涵？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郭沫若、冰心、老舍等诸多作家的文学正说明了这一点。
鲁迅对《圣经》经文、故事和典故较为熟悉，一生也数次购买过不同版本的《圣经》，对中文和合和本更是情有独钟，在翻译中采用过其译文。[8]59鲁迅的作品集《野草》中把《圣经》的故事和《圣经》的内涵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作品《复仇[其二]》通过描写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场面来体现受难精神。作品《失掉的好地狱》里通过《圣经》中的“撒旦的诱惑”和“地狱”来描述当时的现实。作品《淡淡的血痕中》通过人类的生死与神权表达了造物主神与人的关系。作品《墓碣文》是通过奇特的梦境来展开的，其中死者复活的故事挪用了《圣经》中耶稣复活的故事。鲁迅本人曾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面。即鲁迅在《野草》集中通过《圣经》原书的巧妙运用表达了他关于人生、社会、历史思考，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一段复杂的内心挣扎的过程。
又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的作品中也可见基督教文化的痕迹。其根据有两个：一是从《新旧约全书》中，二是从基督徒的夫人那里。他回忆最初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时曾说：“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著这个世界？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郭沫若达到每日诵读《新旧约全书》的程度，可见他对《圣经》非常了解。从他的作品中到处可以看到《圣经》经文的挪用和《圣经》内容的借用。除了《圣者》、《落叶》等小说挪用《圣经》经文外，诗歌作品《湘累》中刻画了“我”(即屈原的形象)的映射着“神”的形象。作品中的“我”是创造和包容宇宙万物的存在。文中被上升到神的境界的“我”具有神一样的无限大能。《天狗》中的“我”也如此，能够吞食日月星辰和宇宙，成为宇宙的本体和宇宙的中心。通过“自我”的无限扩大和能力的无限扩张来宣扬五四新文化时期时代精神和个性的开放。
作家老舍的作品中体现了《圣经》中的爱国主义情结和宽恕、博爱、牺牲的基督教精神。从中国的近代史中不难看出，1920年代是曾为封建专制国家的中国在经历政治、社会、文化的磨难和变化中走向近代化进程的时期。国内掀起了“五四”运动，国外苏联十月革命及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的冲击波影响到全世界。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部分先驱作者对现状予以冷静的分析并通过旺盛的创作活动来照明现实，启蒙大众，摸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救国救民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老舍曾感慨“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9]345。经历“五四”运动的老舍明确了“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决心，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强烈。我们在《圣经》中不难看出每当希伯来民族面临苦难时都会涌现出一些爱国志士。比如勇士参孙，希伯来民族领袖摩西，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波斯王后以斯帖都为拯救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之表现。老舍崇尚基督的与人为善拯救世人的精神，还特别喜欢《新约》中的《启示录》。老舍于1921年在北京市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教，在教会里负责一些职务，还加入了“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等基督教团体，在此过程中一直摸索和关注社会改造和社会服务等。《大悲寺外》、《黑白李》、《猫城记》等老舍的诸多作品均通过刻画基督徒和具有基督徒品格的人物体现出了宽恕、博爱、牺牲的基督教精神。不管老舍最终是否真正接受基督教为唯一信仰，但他的文学世界始终离不开《圣经》和基督教精神的影响。
随着多种版本的汉译《圣经》的出现，中国现代文学也有了很大变化。作者不惜在作品中运用《圣经》经文使基督教核心思想得以展现，其典型的作家是冰心。基督教里的“神”有两个基本属性，即“爱(拯救)”和“公义(审判)”。冰心的作品重点突出基督教中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3章16节)这一极其重要的经文是全福音要旨的缩写。《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也明确了爱是基督教的核心。耶稣爱世人，为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得胜死而复活，所以人要爱神，爱他人。作为基督徒的冰心在不同时代里把神的爱有时移植到母爱，对生命、自然的爱。冰心在《我+基督=？》一文写道：“以西门的勇敢，渗在基督的爱里，便化合成了彼得，成了基督教会的柱石。我要是渗在基督的爱里，又可得怎样的效果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约8：12)又说：‘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12：36)。门徒约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请铭刻这个方程在你脑中，时时要推求这个方程的答案，就是：我+基督=？”[10]在这一散文中冰心不仅给人们提示了一个重要的基督教核心理念，而且用了很多汉译《圣经》的原文说明了耶稣对世界万物的爱。
此外，曹禺在《日出》里引用了《圣经》的7段原文，显然有作“序”的涵义，当然也有象征的寓意。在巴金的小说《火》(第三部)、张资平的小说《上帝的儿女们》、杨刚的小说《挑战》、苏雪林小说《棘心》等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直接引用《圣经》原文的现象。引文有长有短，长则大段，短则一句。[11]《圣经》中设置的各种情节(plot)即戏剧性情节(dramatic plot)、插曲式的情节(eoisodic plot)、逻辑性情节(logical plot)对叙事性文学作品中表现人物性格形成与发展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汉译《圣经》如同一个无穷无尽的聚宝盆，给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在《圣经》的情节人物、主题思想、原型意象中摸索文学的叙事艺术、写作技巧等，使《圣经》的人物、故事、情节、典故、象征在文学领域中也得以升华。
3.汉译《圣经》对中国文学的文体及语言的影响。汉译《圣经》的另一个文学价值体现在文体和语言方面的贡献。它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丰富了文学语言。文体即文学体裁是指写作的类别或种类，特征是具有特定的形式或内容。《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它的文体包括史诗、神话传说、战歌、寓言、讽刺文学、情诗、书信等等。在上述分析中可见《圣经》白话体的翻译给很多中国作家提供了精神资源和创作灵感，但其对文学的影响不止于此。它又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文体，对此周作人也曾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里提及：“《圣书》与中国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便因他有中国语译本的缘故。本来两国文学的接触，形质上自然地发生多少变化；不但思想丰富起来，就是文体也大受影响。”中国的现代文学里很少见到的希伯来式牧歌及爱情诗、预言书派的抒情诗都是通过汉译《圣经》得以出现或发达。这一点在冰心、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中得以证实。冰心的《傍晚》、《他是谁》、《使者》、《生命》、《孩子》、《沉寂》、《天婴》、《夜半》、《黎明》、《清晨》等很多“圣诗”中的诗题下标明取自《圣经》，她在作品中经常引用经文来表达对神的敬仰、耶稣的牺牲、人类的爱等。冰心的诗歌不仅模仿了《圣经》中的各种文体，还直接引用《圣经》语言来得以完善。沈从文的《我喜欢你》曾模仿过《雅歌》的写作方式，还有《月下》、《西山的月》、《第二个狒狒》和《神巫之爱》等作品，也直接仿效了《雅歌》的语言方式。[11]
近代的《圣经》汉译，特别是《官话和合本〈圣经〉》影响了五四前后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作家(有些兼翻译家)——正是他们的大量白话文创作和翻译，奠定了现代汉语的基础，完成了汉语语言的现代转型。[12]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圣经》的大量翻译，反映基督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文学语言和汉语词汇丰富起来，扩大了文学词汇领域。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基督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十字架”、“救赎”、“服侍”、“奉献”、“重生”、“三位一体”、“荣耀”、“感恩”、“选民”、“天堂”、“洗礼”等。这些《圣经》词语不仅在现代而且在当代一直都被作家所青睐，而且还为《圣经》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语料。
三、结论
基督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以景教的名称入中国后，《圣经》译成深文理、浅文理、白话体，一直到现当代汉语版本的过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它的翻译和传播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思想、内容、文体、语言等得以完善和发展，从中体现和证明了自身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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