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认识社会与解释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社会转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社会学是人类理性文化发展的结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社会学发达程度可以用来衡量这个国家与社会的理性成熟的程度。同样，国家与社会对理性思维的认同与接纳程度也是社会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实行了改革开放，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结了国内外现代发展的经验所作出的一个十分理性的选择。中国的社会学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的理性选择，就没有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价值也必须体现在它能为理性地认识社会、解释社会，并通过这种理性的成果服务于社会。本文希望以理性审视的目光回顾总结一下上海近年来的发展，以期对过去与将来的发展有更深入的思考。
现代化发展中坚实的第二步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邓小平便设计了关于中国的发展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第一步，1981年—1990年，经济增长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2000年，经济增长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开始到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上海在90年代有了超常的发展，提前完成了前两步的战略目标，并且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面均已开始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曾对全国省、市，全国城市等发展指标进行分析。上海均处于良好的状态。如果用1992年制定的我国小康社会指标来衡量上海的发展，上海在八五期间（90年代初）就已基本达到小康水平（注：朱庆芳等《社会指标的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但是，从社会指标所反映的情况来分析，当时上海在发展中仍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住房和环境指标尚未达标。
联合国也曾在90年代初用10个指标对全世界100 个城市进行考察评估，满分为100分（100—75分为优，74—60分为良，59—45分为中，44分以下为差）结果上海总分为56分，比北京略高1分，在中国入选的7个城市中名列第一，在世界比较中处于“中上”的位置。当时香港还未回归，得分为67分，属“良”；新加坡总分为79分，处于“优”等。联合国开发署对上海发展水平的评价是：“一个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其生活质量程度已经超过美国的一些城市”（注：联合国开发署《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
1997和1999年，联合国发展署又专门发表了《中国发展报告》。进一步用超越社会发展的人文发展观念，对我国各地的发展作了十分科学严密的考察。该报告显示1995年时，上海的人类发展指数（HDI 指数）在全国已名列前茅（注：人类发展指数（HDI， 又叫人文发展指数）是联合国设定的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由收入、健康、教育三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构成：收入为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健康为初生婴儿期望寿命，教育是成人识字率（2／3权数）和小学、中学、与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数）的加权平均数。）。在过去的五年里，上海改革步伐明显加快，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激发起巨大的发展动力，大大缩短了和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差距。1999年人类发展指数的世界平均值是0.775，而上海是0.885（注：199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下载于http://www.stat.gov.com）。因此，就总体而言，上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发达地区的行列，尤其是在人的预期寿命上，上海已经达到了世界的最发达的水平。但是在经济和教育两大指数上，尤其是教育的水平，还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使得在HDI总指数上与世界发达国家拉开了距离。 上海已经具有较多现代型社会的特征，开始进入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设计不仅仅是一种目标的设定，而且是对实现整个目标提出了程序的理论。1979年他第一次提到“小康”时，是把它作为不同于发达社会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当时更多的是从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五年以后，当我国农村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时的1984年时，邓小平开始使用“小康社会”一词，并且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关于小康的论述最初是对外宾讲的，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概念提出来的。后来在众多场合逐步扩大其语意范围。特别令人寻味的是其中有一次是1986年在会见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荣氏亲属时专门提到的，并以此来号召“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这次讲话中，“小康”的语意背景是中华文化和“家庭”、以及“私人家族”等。）。将“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显然，那时候的小康含义已跳出单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范围，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思想的理念中，“小康社会”是相对于“大同社会”而言的。它是不同于理想型的“大同世界”的现实社会。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发展，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大同社会为发展的理念。但是对实现大同理念的过程与步骤缺乏现实的认识。邓小平敢于冲破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大同社会”结构的束缚，使中国走上合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现实主义道路。从“大同”到“小康”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解放。因为它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社会性认同，激发起人们对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在中国民间的语意中，“小康”是和“家”联系在一起的。小康社会以“天下为家”的原则建构起来的（注：见《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论述。）。所以中国民间历来有“小康之家”的说法。小康思想尊重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承认社会差别不可避免，强调制度与规范的调节作用。这是一般中国人所认同、所理解的基本社会结构形态和普通人所追求的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邓小平很好地将现代化发展的人文与社会的意义中国化了。虽然小康目标可能表面上只是经济发展和中等生活水平的说法，但它背后所蕴藏的以人为中心求发展的过程和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人文的价值的认同所产生的发展驱动力是必须同时予以充分估量的。改革开放20年来，正是“奔向小康”这个实实在在的目标激励着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把握机遇，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快的发展。在小康目标的指引和鼓舞下，上海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了台阶，物质与精神的文明建设均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
和全国一样，上海在走向稳步小康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发展时所遇到的一些共同的问题以外，还有另外两个特殊的国情。也就是说，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同时还要逾越两个特殊的环节。
第一个特殊环节是经济方面的。跟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不是简单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渡。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将经济发展的体制从集中计划到市场化的转变。因此，上海面临的发展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整个经济运转方式的转轨。中国的社会转型许多特点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有关，从而需要使整个经济运行的机制有所转变。这样，原来建立在集中计划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必然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洗刷下得到重塑。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生活的变迁，这里既有机遇也有特殊的挑战。
第二个特殊环节是社会方面的，那便是需要克服现代化社会早熟的瓶颈问题。所谓“现代化早熟”，即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便遇到以往只有发达社会才会发生的症结问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能源的问题，物质与文化的矛盾，道德的冲突等等。用通俗的话来讲是“穷国得了富国病”。现代化早熟是后发展社会常常会遇到的问题。特别象上海这样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沿海开放的大城市，多种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因素纠合在一起会引起各种不适应、不协调，甚至冲突。上海的现代化早熟的问题会更为集中与突出。
中国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伟大的实践以外还有其社会原因的。中国从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逾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本身便是一种社会现代化的早熟。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有天生的不协调之处。在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采取国家集中资源、集中生产、集中分配的方法在很短的时间里争取有较快的发展。这种集中计划的方式本身是有中国治水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同时加上当时的苏联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部队管理方式。所以，如果从一般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中国50年代以后形成的经济体制是一种非常态的“战时经济”体制。集中计划经济具有强制性的效率，可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策略下使国家的经济有较快的增长，同时国家通过行政汇集资源的方法集中推行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的高位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同时， 我国在消除贫困、扫除文盲、改善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妇女地位、消除社会病态、建立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战时体制的经济方式在和平建设时期是难以持久的。经济越是现代化，其运转越是复杂，靠军事式的指挥是不行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经济指标是上去了，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使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文革期间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感慨于“建设社会主义已经二十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也买不起”。邓小平对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和人们生活的清贫有着切肤之感。1975年复出以前，他到江西老区调查，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井冈山地区的同志说，“过去毛泽东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4页，244页。）。
战时经济体制是和战时的社会主义配套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大一统的行政化社会体制。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生活在传统家长式的科层制管理系统里，这是现代外壳下功能不分的全能型社会组织。1984年解体的农村人民公社和至今仍在改革之中的城市国有单位制现象便是典型的政企不分、功能紊乱的全能性组织。它们既是经济组织（生产单位），又是社会组织（生产后方），同时也是政府组织的基层单位（“下级”）。它们同时承担着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的职能。这种脱胎于军事社会主义的组织形态可以有相当大的组织效率，但是很难周全发挥不同的功能。因为现代经济、社会、与政治有不同的功能目标和运行的机制：经济以竞争为机制、谋利为目的，社会以互惠为机制、公平为目的，政治以强权为机制、服从为目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里，全能组织的存在尚有可能。比如在小农经济的时代，家庭便是一个理想的全能组织。它既是生产的单位（包括人口再生产），又是社会分配的单位，家长的权威同时执行经济再分配和社会维护的“政府”职能。但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家庭的功能扩展到家族便不适应全功能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以全功能的社会组织为依托同样难以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由于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同时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目标的全能组织里，社会公平的原则必然会得到特别的注重。这就是为什么集中计划经济下的企业难以成为市场的主体；为什么我们的国营单位有大锅饭、低效率的弊病；为什么我们的企事业单位有那么多的社会负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战时体制，所以国家和政府的强制性权威在经济与社会方面起着指挥官和全能政府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将社会当成是自己的下级；为什么解放以后我国政治运动不断，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错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哈巴马斯所批评的现代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与社会系统对日常生活的侵蚀现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可能早已存在。正是集中计划经济的战时体制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早熟。
我国的改革与开放直接面对的是改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把我国的战时体制转变为常态体制。邓小平的小康思想事实上便是常态体制的中国理论。现代社会的常态发展必然是经济、社会、政治功能分化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但马克思也认识到社会对经济反作用力，也就是社会本身具有自主性。改革意味着集中权力向社会的让予，开放就是和国际经济运行的常态接轨。
正是面对这样的经济与社会的两重特殊的挑战，促使我们认真关注上海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里超常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从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来解读社会的变迁，同时，我们也希望从社会的转型中来认识常态的经济发展。我们要从上海的发展中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正在走自己的路，但是目标和其他人类社会的常态并无不同。
经济与社会生活多样性
在上述的发展背景条件下，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步进行的特点。这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少见的（注：尹继佐主编《新情况新变化新思考：社会转型期的理论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上海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96—2000年）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江泽民所指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首先是上海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的改变。九十年代以来，上海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持续保持负增长，机械增长率提高，人口的流动加快。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上海人口保持在1300万左右，但是每年流动人口均在300万上下。而且，本地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不断强化。 上海已有超过250万的60岁以上的人口，并且80 岁以上高龄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在上海的就业人口中，大体上每6人之中便有1人是外来人员。而且，外来就业人员整户移居上海的趋势日现。因此，上海本地的户籍人口越来越不能代表上海人口的整体。在上海，常住人口的意义比户籍人口的意义重要得多。上海正在一步步重现移民城市的人口活力。
上海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具有现代都市社会的特征。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条件下，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成为决策必须考虑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一场全社会的消费革命正在悄悄兴起。上海居民日常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和消费与收入比的消费指数继续保持全国最低的水平，显示上海人民消费自主性的日益增加。商品和购物环境日益与国际先进水平接拢，消费已成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五年多来，借助土地批租和市政建设的动力，上海有近百万户居民乔迁新居，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一半左右的居民户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与此同时，不同社区的亚文化特征也逐步显现。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内外渐进，逐步合拢的特点。上海原是计划经济体制十分典型的地区，目前又是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从改革初期起，原体制内的单位以“墙头经济”（注：“墙头经济”是对中国原国有单位逐步市场化的经济形式的一种形象的提法。最初的来历是指80年代初改革刚开始时，国有单位破墙开店“三产”。详见卢汉龙“墙头经济与集体社会主义”刊《学术月刊》1999年第三期。）的方式打破围墙办三产，搞联营，搞合资，逐步扩大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原体制外的新经济组织不断涌现。1998年党的十五大以后，上海各类经济所有制的单位加快出现，或改变以前的隐身状况。目前上海已经拥有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官方统计已经很难从所有制来认定一个经济组织的性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内外体制的经济组织形式正在逐步并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经济格局已经形成。
由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提升，由于国有企业的深入改革，五年里上海前后又有上百万名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实现再就业。这一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化的转移创造了一个经济学难以解释的奇迹。而其中社会保障和社区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不但使就业成为劳动者的微观经济活动，同时突现出劳动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个人的人生目的。经过多年的市场化转变的洗礼，上海人民基本走出计划经济的战时制度束缚，工作不再成为等候国家安排大锅饭的“岗位”，而是谋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职位”。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常态社会的分化现象也已出现。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利益主体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大大增强，上海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开。虽然政府统计报告的基尼系数仍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但是上升的势头说明收入差距增大的速度是十分之快。市场经济的双刃剑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琢磨。在上海难以理性判定究竟是“谁先富了起来”。但是，正如邓小平反复指出的，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密切注意收入分配的差异结构，已成为判定上海社会结构是否处于良性状态的重要变数。
但是，社会分化的观念在上海市民中已经逐步确立。这是经济制度改革和社会变迁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生活质量系列调查表明，十年以前，上海成年市民里，6人之中至少有1人说不出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而在如今，10人之中9 人以上能明确认定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社会分化是社会结构的正常反映。合理的社会分化可以起到鼓励社会成员积极上进，调节资源流动的正向功能。一个现代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社会、政治（收入、声望、权力）的三维社会结构分层指示系统也正在上海显现。
近五年里，从社会与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城镇居民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的变化有十分重要的概括。我们认为，从上述关于中国的改革是从“大同”到“小康”，从“战时体制”到“常态体制”的认识，城镇居民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的变化事实上好比是一次“战士复员”的过程。人们可以发现，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社会的替代正在逐步弱化。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一个流离于政府行政控制的公共生活的空间正在逐渐形成。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工作得到了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社区是社会的基础，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土壤。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改革和居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城市居住区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的后方”，而是居民私人生活的“公共空间”。研究发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住房产权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了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市场化所建立的消费者自主正在一步步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形态。
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注：“社区”（Community ）的本意为社会共同体，由于中文的翻译是40年代形成的，当时针对我国乡土社会的特点，突出了地区共同体的含义。目前，在发达国家社区的含义已包括了各种以简单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共同体，如职业共同体，利益（兴趣）共同体等，甚至近来电脑网络也开始使用“社区”一词。）发展到社团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代表简单的、初级的社会关系的整合。它们一般是非组织化的，所以社区发展的要义是社区组织。同时，现代社会里所形成的大量非正式社会关系需要建立起有组织的联系，以保证这些关系能得到维系和利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形成非隶属的独立主体的关系。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新的社会发展的动向。到2000年9月，上海已有16,000家社会民间非企业组织。 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已发展到2,328家，占全市社会团体的80 %（注：上海市社团管理局局长谢玲丽，见《解放日报》2000年11月20日第一版的报道。）。 社会民间组织类似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Non —governmentOrganization）。它们正在逐步取代全能政府的功能从事非赢利的社会事务。人们看到，国家与社会正在逐步分离，社会正在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在社会转轨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人民团体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行为，以保证它们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实现“三个代表”地位功能的桥梁和助手的作用。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党的群众团体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们正在不言之中作自身的改革。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摆脱行政化的运作，逐步走向社会的重要性。维护社会团体所代表的那部分群众的权利，已成为那些团体必须特别关注的主要功能。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政企分开，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再分配主体，当它退出直接管理和控制企业以后，它掌握的资源便分散化了。企业成了市场的主体，它们依法经营、纳税、做好独立的企业法人。政府资源分散以后，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争取全社会的支持。除了上述社区、民间社会组织和党的群众团体以外，企业或大公司的经济外的社会行为值得关注。企业捐赠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如何，是一个十分令人关注的问题。2000年3 月在上海开展了全国第一次关于公司捐赠社会公益的大型社会调查。在经济转轨的过渡期里，企业正从政府的“下级”变为独立的“企业法人”。研究表明，不同历史“成分”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是不同的。它们对社会捐赠的意识与行为也有所区别。现代社会真正成功的企业不再是单纯追求利润的“经济动物”，而要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企业好比是一缸水里的鱼，鱼靠水才能生存。有远见的企业家应当关心的不只是鱼长得如何，还要关心这缸水的情况如何。它需要将这缸水变得更适合于鱼的生长。而不能无限制地让鱼去汲取水里的营养，又把水弄得很脏。（注：这个关于“鱼水”关系的比喻是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中分公司总经理对它们为什么愿意捐助中国社会事业的解释。这反映了现代大公司不但要做企业法人，而且要做企业公民的企业文化。）改革以后，上海出现了一些社会慈善基金会组织。“整合资源，回报社会”是这些公益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它们协助公司和个人，实现它们捐助公益的美好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功能各异的组织正在出现。行政整合资源的老办法变得越来越不经济、不现实。社会正在产生新的机制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
宗教生活领域的变迁或许是社会转型时期不能不重视的问题。宗教信仰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它为人们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的终极解释，所以也是人类智慧和知识的一种表述。宗教知识是非理性的，但它对信徒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控制力。因此，社会学理论将宗教视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和家庭、教育、道德、法律等同样重要的社会设置。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信仰的自由，但是我国本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盛行的国家。中国现行的宗教除了道教以外均是外来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文化交流增多，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带来人生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又带来人们社会心理和思想信仰危机。因此，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问题往往会集中到宗教信仰的领域表现出来。上海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宗教信仰人数的统计。但其实这并不重要。因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多表明：承认有信仰、参加宗教活动、按照教义的规定做人，会是三个相当不同的指标结果。比如在美国，80%以上的人承认信仰上帝，50%以上的人上教堂做礼拜，但是真正按照基督教义行事的人大约只有10%左右。重要的是人们的信仰和对终极人生理解的愿望需要能有表述和回应。毋容讳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曾起到信仰替代的功能。那么在这充满多样性的时代里，意识形态是不是也多样性了呢？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生活的体验，至少在宗教信仰的领域，这种多样性已经出现。因此，宏扬主旋律，允许多样化，如何使宗教适应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发展的实践，成为国家与社会必须共同关注的问题。
迈开第三步，初步实现现代化
告别二十世纪，上海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起，正在按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设计，迈开第三步，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能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中等发达的水平，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
对照江泽民关于经济与社会生活多样性的论述，以及上面的一些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确实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变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不可回避和逆转的发展趋势，也是现代社会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动力。国家与政府的责任在于从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出发，保护大多数人群的正常社会参与，保证各种正当的社会诉求得以表达，帮助那些不适应多样化变化的人群进入社会，满足他们对自身发展和共享发展的需要；而社会则需要培养出新的组织与机制来保护和体现各种多样性发展的需要，做好社会成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实现和自我约束。我们要在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宏扬主旋律，允许多样化。
当今上海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会面临来自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三个方面的挑战：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以及现时代意识和传统观念相互冲击与协调的挑战。同时也还有四大因素制约着上海的社会发展。它们是：第一，面对着不断加强和逼近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的压力。第二，处理环境与人文资源保护和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第三，市区与郊区快速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第四，市民素质与现代化大都市发展要求的距离。（注：有关这四个制约因素的详细论述请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担的上海市“十五”期间社会发展规划的咨询报告：“十五期间上海社会发展研究：发展的阶段判断与思路、战略、对策”。刊见《社会学》2000年第一期。）
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必须对现代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现代化是人类不断求新发展的过程。现代化意味着不断的创新。英语“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字面意义便有新型、时髦的含义。30 年代流行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中有“摩登”这个外来词，就是“现代”（modern）的英语发音词。学术和决策所用的“现代化”概念曾经是工业化、城市化、西方化的代名词。整个二十世纪是全球现代化的世纪。
1900年，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国家。到了1999年10月，联合国宣布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在整个二十世纪里，代表“现代”的西方列强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发动了两次对人类带来严重伤害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均以现代化为目标进行建设，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不仅仅是达到工业化、城市化那样的现代性指标，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社会各个领域的求新发展过程。比如，城市化只是现代化在人文生态领域里的一个过程。当发展中国家用人口集中的城市化指标来显示自己的发展时，发达社会里已经出现人口重新分散化的“郊区化”趋势。本世纪60—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进入发达社会行列被公认为非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成功的例子而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注：（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可以预料，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现代化已经不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的过程，而是进一步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移的时代。从二十世纪的60—70年代起，随着微电子信息技术和服务第三产业的兴起（注：那时候，美、英、德、法、日等国第三产业的产值开始陆续超过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参见陆学艺等《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传统的制造工业大量向第三世界转移，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摩登化）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后期。当时没有确切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曾经以“后工业社会”、“微电子社会”、“信息社会”等称呼来表示这种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转型。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一个以知识为主导产业的知识经济的时代已“初露端倪”。人们开始相信，以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社会已非现代化的象征。人类的现代（摩登）已经到了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先进生产力的时代。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全球现代化是以城市化、工业化为重要特征，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一轮的现代化是以知识化、智能化、网络化、国际化为主要特点的。而且，新世纪里的这种新一轮的现代化有些地方或许是工业社会现代化的反动：它强调分散而不是集中，它强调多样化而不是标准化。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以征服自然为成功，而知识社会的现代化则以回归大自然为方向。对于世界现代化的新动向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否则我们就无法来规划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
上海一直是中国最“摩登”的城市，上海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已经具有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上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接近上中等发达社会的水平（注：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历年统计数字，世界上划分低、中、高人均GDP收入的标准是历年按统计结果来推算的， 所以是变动不居的。按1999年公布的数字，低收入国家为人均350美元， 中等收入国家为人均1,89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人均25,700美元。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多次提到的人均800 美元的指标是当时中等收入的人均收入水平，现已提高了许多。上海1999年的人均GDP收入已达4,400美元左右，接近世界银行当年划分上中等收入的人均4,520美元的水平。 参见世界银行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部分世界发展指标。上海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上海在迈开第三步， 初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就应当是瞄准新一轮现代化的特征，而不是重复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再走西方发达国家，或东方“四小龙”的老路。我们要不断提醒人们记住：现代化就是不断地创新，而“发展”则是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把上海建成为国内外中心城市和世界一流水平健康城市的发展目标已成为21世纪初上海政府和人民的历史责任。上海将在全国率先成为国际上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地区，基本形成世界大都市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形成具有世界一流中心城市的格局；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形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础设施构架和服务能力。更重要的是，上海将要基本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在这样的历史前景下，上海人民的整体素质将上一个台阶。上海和它的市民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城市明星（注：1999年7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负责主办， 国际社会学会都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会年会在上海召开。海内外20个国家与地区的120名城市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为“中国城市的未来：21世纪研究议程”。会上讨论时，一些城市发展研究的专家曾对二十世纪每一个十年里发展最快、最引世人瞩目的城市明星做过回顾与概括，它们依次是：1910年代看伦敦，20年代看芝加哥，30年代看巴黎，40年代看纽约，50年代又看伦敦，60年代看洛杉矶，70年代看香港，80年代看东京，90年代看柏林。最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世界城市发展将是“看上海”。）。
回顾过去，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似乎不好走的路已经走完，剩下的都会是好走的路；但是展望未来，却又深感任重而道远，似乎好走的路已经走完，剩下的都是些不好走的路。加强发挥社会学理性思维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摸着石子，少走弯路，实现三步走的强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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