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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作者在6月7日＇95管理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上的讲话，对管理科学的发展有独到见解。现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一、管理和管理现象
管理是一个人们不太思索的常用词，好象是自明的、不需解释的。但是，古今中外许多专家学者都在管理的定义上下过功夫，而又每一个都受到过异议或补充。这就是为什么管理有那么多说法的原因。特别在中国还有个经营管理的词，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是经营和管理，还是经营的管理呢？英语management译成汉语有经营和管理的两种译法。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考虑的主要是与市场有关的事情，这就是经营；如果你考虑的主要是与现场有关的事情，这就是管理。如果我们把一个企业看作是一个有投入和产出并且还有把投入变成产出的转变机构的系统，那么投入的来向和产出的去向便是市场，中间的转变机构便是现场。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市场和现场是不能完全彼此无关的；同样，经营和管理也不是无关的，经营必须考虑到管理，管理必须考虑到经营，两者是互相补充而成二位一体的。为了简单，我用管理一词包括这两者。
那么，管理究竟是什么呢？管理是与生活、生产相联系而发生的，可以说，凡有动作的地方都会有管理。在一个企业里，从个人到组织都会有管理的问题。对个人说，使他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取所获”的就是管理；对组织说，使它能“有效并且有益”地运行的就是管理。至于管理工作，古今中外许多专家学者都在他们各自对管理的定义中罗列几个，不管怎样分类，总会难免挂万漏一，而且随时代的进展也会有新的内容出现，例如公关。如要集中到一项，更会各见仁智难以一致。比如，为什么不可以说，管理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呢？因此，我宁愿把这个讨论暂且搁置起来，而请各位就我在上面对管理所作的定性描述去理解管理工作的内容。不过，我想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由人、财、物构成的系统中，人、财、物的各个元素的活动都表现有特殊的性格。个人从自然人经社会人的阶段进入企业变为企业人，财和物从市场来到现场改变了它们的市场属性而发挥现场作用。而且，它们的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定的环境中受一定的管理而进行的，因此它们的活动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这种管理下的统一活动的现象，我称之为管理现象。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至少对我在下面要说的话是如此。
二、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
人们常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最普通的定义是：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的，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虽然这种定义可能被指摘有同义反复的嫌疑，但是它们是最简单易懂，并且好处是不受时间的约束。仿效于此，我给管理科学下的定义就是，研究管理现象的是管理科学。当然，这个定义能否成立在于管理现象这个概念能否得到承认，在中国，经常看见这种说法，管理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换句话说，管理科学可以是自然科学，也可以是社会科学。这种见解不仅是在学科性质的认识上有欠正确，而且给人们在对待管理科学上造成危害，这一点将在下面再加说明。
既然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现象的科学，它就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它要从现象中抽象出概念来，再去查清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去发现现象中存在的规律。这一整套的工作称之为理论工作。如果回顾一下管理学史，会看出管理科学的确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只不过开始时它是由象机械、物理、数学等其它专业的科学工作者，更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由象企业家、经理这样的实际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的。管理科学的专业研究工作者是其后才出现的。他们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全是自然科学研究的观察、实验、分析。这从“科学的管理”的创始人，F.W.泰罗的工作中看得很清楚。19世纪后半的“自然科学万能”的思潮和20世纪中期的“从分析到综合”的转变，自然科学对管理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影响远比社会科学要大的多。当然，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决定科学性质的唯一标准，我之所以提到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是想强调管理科学的科学性。
科学能否成为科学，一方面要看它能否解释现象，另一方面要看它能否影响或支配现象。管理科学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它的实践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公理对管理科学是完全适用的。如果说科学是发现规律的，那么技术或者工程就是运用规律的。因此，在管理的研究和应用上便有了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的区别。自然，这种区别可能不过是一种方便，或者说是一种偏好，在科学和技术的边界愈来愈模糊的现在，两者的区别也同样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举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 《科学分类与代码》把管理学归到工程与技术科学这一门类，并在“编制原则”中特别声明“管理学属综合学科，列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显然，本标准的起草者赋与管理科学一种独特的地位。至于在它之下的12个二级学科的分法，只能说是一种权变或妥协，它与国内现有其它分类方法的不同说明中国国内对这一学科的理解不一致。不管怎样，我想强调，管理工程不能看作只是管理科学的应用。它也有它的创造性，管理工程在运用规律去影响或支配管理现象时，要考虑的甚至比管理科学的要复杂的多。管理工程在实践中所需的艺术性是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怕不能成为管理科学研究的对象，却是管理工程不可缺少的组件。
三、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在中国的地位
管理在中国是受到非常重视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有过多次的《决定》都指出管理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也说过这样的话，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成败有赖于管理的有效实施，困扰中国国民经济的两大难题，劳动生产率低和产品质量差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管理不善。人民群众对社会的不满，归根到底，也是对管理的要求。
然而，国家和国人又怎样看待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呢？的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设的学科评议组当中有一个是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有专门负责管理科学的部门，全国上千所高等院校中有近四分之一设有管理类专业，学生数约占全部学生的十二分之一。中国有大约900个管理科学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约3万人，各约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和十六分之一。这些情况应该说是相当美好，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举中国科学和工程界的最高机构的例子说，中国科学院不承认管理科学，中国工程院不设立管理工程学部，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管理科学或管理工程的院士。很遗憾，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工程界的偏见。1991年10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向全国200名管理科学家发出问卷， 得到的普遍回答是：“管理科学应该起到较大或极大的作用，但现在起到的作用却非常之小”。这个评价不一定很公允和正确，不过，倒想从它引出一个问题，“作用非常之小”，是由于管理科学无能而不起作用？显然不是，因为这200名管理学家一致认为“应该起到较大或极大的作用”，这就等于承认管理科学的能力。它之所以“作用非常之小”，我猜想，有中国管理学家自己的学术水平、工作缺点的问题，不过更重要更严峻的原因在于中国科学界对管理科学的轻视和拒绝、和中国的政界、企业界对它的敬远态度。后面这一点在中国的科技规划中反映出政、学界的认识。
中国在1956年编制的“12年科学规划（1956～1967）”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规模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长期规划，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以后又陆续有过4次大型的规划编制，最近的一次是1991年编制的“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纲要”。在所有这些规划中都不曾明确提出过管理科学或管理工程。1991年编制的“科技发展十年规划”提出的中国90年代科学技术的主要任务的第1 条写道， “运用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经营管理科学化。”注意，这里说的是经营管理科学化靠的是电子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总之，在中国的科技规划中提到的“科技”概是指“硬”的科技，既不提及管理科学，更不涉及社会科学。不过，为了公平我要指出，最近的“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确定的14个方面有“软科学”一项。但是，这个词的含义在中国的科技规划中仅仅意味“发展战略”之类的研究。
5月6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论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一段中提到一句，要“激励企业广泛吸纳国外先进技术及新思想、新知识，面向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组织形式，科学化组织生产、销售和服务。”此外再无一字说到自己的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从报纸发表的领导讲话中看，也没有人对管理科学或管理工程作过专门的或附带的发言。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把工程技术定义为“综合应用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使自然资源最佳地为人类服务而发展起来的一类专门技术”，并且指出工程技术的五大发展趋势，但却连管理两个字都没有说。凡此种种都给我一种感觉，他们都把管理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把管理科学看成是社会科学，而且他们对社会科学的这样那样的顾忌使得他们采取不过问的态度。我这样说，是不是我自己的偏见呢？请各位指正。
顺便说，美国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1991年提出的6大类22 项关键技术中有系统管理技术。英国政府1995年公布的重大科技项目中也有系统管理技术。举此两例足以说明发达国家对管理工程的重视了。
四、建立中国的管理科学学派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管理学派的呼声很早就有了。60年代提出的《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政三结合”指出了这种必要。同时的“多、快、好、省；好字当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对工业企业管理的明确要求。大灾难的“文革”的10年把一切管理污蔑为“管、卡、压”，断送了五、六十年代露头的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经过“拨乱反正”之后，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派出许多代表团到外国去考察、学习企业管理。1982年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撰文鼓吹建立中国的管理科学，引起注意。1983年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发表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方针，被企业管理学界和实际工作者普遍接受。进入90年代随着MBA系统的创设， 一些学者提出关于中国式MBA教育的建议。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于中国管理科学的讨论。1978年我们在全国提倡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从那时开始，中国进入了认真研究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新时期。我始终参与了这件工作，对企业管理乃至管理科学的认识和思考是与我这段经历分不开的。为什么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有没有必要和可能，这是首先必须讲清楚的问题。
中国是独特的，是要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大家都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不那么懂了。不管怎么说，它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我们管理科学工作者去研究如何在企业管理中去体现这个理想。泰罗（ F.W.Taylor ）的“科学的管理”是在急剧升起的美国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残酷剥削下美国工会提出的口号“正正当当的一天活，正正当当的一天钱”的确切含义而研究和发展起来的。100年之后，杜拉克（P.Drucker）看到当时极盛的美国资本主义中潜伏的危机，即蓝领与白领的断裂和劳资的敌对，提出了“目标管理”的对策。中国要从“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二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的管理转成“二个人的饭一个人吃，二个人的活一个人干（指效益与效率的改善）”的管理，这将会有多么困难。这件事情当然要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面去解决，但是与此相应的企业管理也需要作出自己的贡献。“质量否决权”已是一个开端，“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也是一个模式，这些都需要深入地从理论和方法上加以发展。
中国是独特的，是要从一个封建文化社会转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国家。封建文化与现代文明是不是就那么格格不入；封建文化的糟粕固然应该舍弃，它的精华能不能弥补现代文明的缺陷。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它与企业管理和管理科学有很广很深的关系。不能设想，一个有封建意识并在小农经济中成长的农民进入工厂就立刻变为现代产业的一员。然而，又有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孔子思想的儒教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听说日本的企业家、经营者和管理者，都熟读中国的古典和名著如论语、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中的思想和策略，于是中国出现了一股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热潮，这是好事。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是在传统的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中生活过来的。美国被人称为移民的熔炉，我希望中国能成为文化的熔炉。观之过去，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今后大概也有成功的可能。我们只有把我们中国人的好哲学、好文化、好传统融合提炼进我们的管理科学，才能称得上建立中国学派。
中国是独特的，是从几乎没有近代科学的土壤上走向要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国家。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锻炼、没有科学常识、没有科学文风而要想建立中国管理学派应是困难重重。何况，在中国还有一种潜意识的普遍认识，以为管理用不着科学，稍有工作经验的人便是管理专家，刚参加工作的人只要听上级的话就是一个好的管理工作者。在这样的气氛中，提倡建立中国的管理学派有可能被讥为痴人说梦。当年出现的对行为科学、对系统论的批评，虽然过去了，还是应该记取教训。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界多是由工程技术界人士转行而来并形成主流，这可以看作是给中国的管理学界注入一些近代科学精神的努力。但恰恰因为如是，这里缺少一点哲理或科学哲学的成分。人们常说，管理科学是学际研究。其实，不是把各种相关学科的不同方法混合使用来处理某一管理问题就成了学际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哲学、数学、社会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中所有的思想认识和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形成浑然一体的管理科学的思想认识和研究方法。再如，当今的中国人也许因为急于“赶超”或“跟踪”的缘故而好赶时髦，外国的管理方法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照收不误。日本人则不大一样，他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了JIT、零库存和看板管理，打破了西方管理的库存理论中许多精致的数学理论。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至少从这件事上看，是符合他们的实际需要和风土背景。举另一个例子，时下全世界正在大力推行的ISO—9000 的系列国际标准“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中包含的科学精神和法治思想才是中国企业在采用之前必须考虑培养的。
综合以上所述，研究自己的问题、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的管理学派才能建立。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向一切先进的外国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学习，只是说那句老话“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收稿日期 1995—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