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及所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洗钱，是俄罗斯人向外转移资金或称资本外逃的新方法。1999 年8月，洗钱丑闻与“克里姆林宫门”腐败事件在俄罗斯被曝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所谓“洗钱”，通常是指来历不明的收入通过在一系列银行帐户之间转移，直到最终以合法“干净”的面目上帐。据称，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3月，俄罗斯有42亿至100亿美元的黑钱被“清洗”，其中大部分款项是通过贝内环球公司在纽约银行的帐户进入银行系统的，包括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及其家人在内的众多俄罗斯政界及企业界要人被牵连在收受回扣或洗钱活动中。这笔现金的数目实在大得引人注目，不可能只来自俄罗斯传统的犯罪团伙。有关当局认为，这笔钱很可能是从IMF提供的贷款中掠夺的， 或者是从国家资产（如石油或铝）的收入中提取的。这笔钱也可能是从俄罗斯抽逃的合法资本。
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是相对于正常的资本流动而言的，它除了刻划资本流动的方向之外，还旨在表明，这种资本流动是出于安全动机、投机动机或其他非正常目的而发生的。一般把资本外逃界定为国内投资者的资本非法外移。资本外逃在俄罗斯并不是新现象。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美国西安大略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仅在1992年和1993年，俄罗斯就有700亿美元不知去向。1994—1998 年俄罗斯的资本外逃总额高达1400多亿美元。俄罗斯人发明了五花八门的方法，将卢布转换成美元，再将美元转移到国外。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转轨国家都面临着资本外逃的问题。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逃。李扬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一文中测算，1992至1996年中国资本外流总规模达800多亿美元，这5年中只有1993年是资本内流的。别的研究者如宋文兵在《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一文中则认定，1991年以来， 中国的资本外逃数额逐渐加大， 特别是1993年以来，每年的资本外逃数额超过200亿美元，到1997年达到407亿美元的空前水平。尽管不同的学者得出的数字不一样，但共同的结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资本外逃的规模已不容忽视，成为一巨大隐患。
资本外逃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资本外逃造成国内投资资金的减少，必然靠引进外资来弥补资金缺口。若本国在外债结构的处理上稍有不妥，或遇出口创汇能力下降、国内经济不稳定或借款条件恶化等情况，则极易陷入不能如期还债的境地，造成资本的更大量的抽逃，引发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在80年代“债务十年”中长期难以自拔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资本的外逃。其次，资本外逃通常会使国内储蓄和投资处于不稳定状态，影响到利率及汇率的稳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再次，外汇资产出于非常动机逃向国外，实则是经济资源的非最佳配置，造成社会总福利的净损失。最后，资本外逃是脱离于政府当局的控制之外的，这就使得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不能充分地将资本外逃的因素考虑在内，造成决策的失误。如此种种，使资本外逃成为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中的一只“拦路虎”。
笔者认为，转轨国家在完成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应采取两方面措施防止资本外逃：一是把握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正确的改革顺序；二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包括政治及法律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综合改革与完善。
对于由中央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经济自由化的最佳顺序应为：首先，财政的控制应该先于金融的自由化。其次，在消除财政赤字和稳定价格后，则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包括：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放松管制；强化货币信用体制，使借贷实际利率（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利率）为正数，强迫连年欠债的企业还钱，严格限制新贷款的流量直到价格水平稳定；统一国内货币流通，使其在国内交易中具有完全可兑换性并为人们所乐于持有。再者，国内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成功以后，就可以进行经常项目外汇交易的自由化，具体来说，先是应该统一经常项目所有交易的汇率，然后放松对进出口的控制，将透明度差的配额限制变成比较明朗的关税制，并作出将关税在若干年内降到零的预期，以逐渐向完全自由贸易过渡，此后，经常项目的货币自由兑换就能实现了。最后，实现资本项目的外汇可兑换性是经济自由化最佳次序中的最后一步。把握经济自由化的合理顺序是转轨成功的保证，也是防止资本外逃的关键。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实施了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价格改革、货币与金融改革以及私有化。纵观其改革步骤的先后缓急，存在颇多可批评之处，笔者认为，这些节奏上的不当正是造成了资本外逃的重要原因。首先，俄罗斯将放开价格作为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是欠妥的。一般而言，价格自由化应在私有化之后进行，通过私有化，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形成竞争机制，增加有效供给。但，私有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颇需时日。俄罗斯在私有化之前，在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企业缺乏市场经验的情况下，一下子全面放开物价，价格的垄断、扭曲以至哄抬物价、非法谋利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成为祸首。其次，虽然俄罗斯一直把减少财政赤字、平衡预算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但实际上连年巨额赤字。我们知道，政府对企业和家庭征税的基础要广泛，但税率要低，这样才可能收集到足够的收入以避免通货膨胀。而俄罗斯财政收入严重不足。新的《税法典》长期得不到通过，至今基本沿用苏联时期的征税办法，税收不合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一方面国家无法将新出现的行业纳入征税范围，另一方面原有企业税负依旧沉重不堪，税款拖欠严重，造成国库亏空。财政赤字引起现金超量发行以及政府债务的激增。再者，价格改革的操之过急和财政赤字的控制不当，均造成物价飞涨，卢布狂贬。这不仅使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使人们滋长了轻货币重实物的观念，或者尽力将卢布换成美元保值。储蓄减少，不利于将消费基金转为生产基金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价格放开后，俄政府试图通过放开进口、引进外国商品竞争来实现供求平衡，但由于国内商品和外汇短缺，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反而造成工资物价攀比上升的恶性循环，通货膨胀势头难以遏制。市场变得主要靠进口来支撑，这又抑制和排挤了国内商品生产。缺乏国内经济的支持，则对外贸易也相应萎缩，逐渐失去国外市场，只能依靠能源、原材料和军火出口。第四，用赤字弥补财政亏空，造成国家信用的丧失，引发公众对政府将拖欠还债的预期；通货膨胀推动物价上涨，降低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和创汇能力，影响还债；借新债还旧债日益成为支撑沉重债务负担的主要途径。这些债务问题引起资本的恐慌性外逃倾向。最后，不合时宜的金融改革，包括：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实行双重银行体制，允许外国资本进入银行体系；建立金融市场，发展多样化金融工具和融资手段；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卢布成为自由兑换货币。这些措施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货币体系意义重大，但是，没有合理的价格竞争机制，没有稳定的物价，没有雄厚的外汇收入作为稳定汇率的后盾，其积极作用难以发挥，反而造成民众抢购和贮藏美元，促成外汇的外逃。所以，俄罗斯在没有平衡财政及稳定物价的前提下就贸然放开国内资本市场，实行货币的自由兑换，结果弄得国民经济步履维艰、险象环生，资本大量外逃自是意料中的事。
同时，推进包括政治、法律在内的社会综合改革也是防止资本外逃的必要条件。资本的外逃，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家将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特征概括为：目标模式的模糊性；运作过程的变异性；新旧体制并存的紊乱状态；运作系统与观念系统的相左状态。由此引出的社会有机体病症包括立法滞后，腐败滋生，国有资产流失，国库虚空，大面积社会性失业，社会两极分化等等。俄罗斯现在是全球最动荡的国家之一，反复无常的政府迫使普通百姓不得不为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收入而设法将资产转移。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更多的是那些从事权钱交易发了财的“新贵族”、从事犯罪活动的黑手党、精通逃税骗税的管理人员和善于钻法律空子的商人。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面积的腐败行为。私有化的初衷是想藉此铲除前苏联集权体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培育出一批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私有者。但结果，作为西方自由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并未出现，反而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社会两极分化、约三成的居民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同时，涌现出了一批巨富。更严重的是，暴富起来的新贵族却害怕在俄罗斯投资，他们或挥金如土，或大量向国外转移资产，使1992—1993年的俄罗斯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法制的不健全则为各种非法经济活动和经济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有报道说，某企业利用尚不成熟的银行票据交换系统，将经过修改、大大超出应付数目的付款证明传真或电传给俄中央银行，让央行为其支付。等到央行收到真实的付款证明时，大笔资金往往已经汇到海外。而目前俄罗斯法律的缺陷限制了央行追讨多付款项的能力。所以，如今国际社会公认俄罗斯为全球经济中腐化程度最烈的国家，距规范、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相去甚远。那些原本宣扬和希望俄罗斯用自由民主取代共产主义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遗憾地认为俄罗斯成了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在本次“洗钱”丑闻曝光后，IMF 已要求对俄中央银行的经营业务情况进行新的审查。政府声誉的败落，法律虚无主义，民众的投机心理盛行，这些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严重危及俄罗斯国家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资本外逃的根源。有识之士越来越感觉到，对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从前我们过多地强调了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改革，却忽视了对整个社会的综合完善，忽视了组成社会的基础——普通民众的要求。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外逃不可谓不严重，但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稳定的国内经济环境、高水平的国内储蓄、较合理的外资结构，弱化了资本外逃的破坏性后果。但无论如何，隐患是存在的。要消除资本外逃的隐患，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稳健的改革模式，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当前最关键的就是国有企业的脱困目标能否实现以及银行业的大量不良资产能否得到妥善处理。这关系到人民对改革的信心，也关系到对人民币的信心。要保持物价稳定、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足，在此前提下逐步改善金融压抑的环境，放松对利率等金融资产价格的管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发展多样化金融工具和融资手段，创造公平竞争的资本市场，最终完成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在转轨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打击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这不但能防止国家资源流入私人腰包进而流向国外，而且能防止畸型的两极分化，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提高社会的法制观念，首先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部门更要依法行使职权。只有一个经济健康的、社会有序的、信誉卓著的法治国家，才能够吸引并留住资本，免受资本外逃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