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性：事实、概念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事实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6）02—0001—006
一个概念往往隐含着一个甚至多个命题，而命题则可以理解成对某个问题的解答。与此同时，概念和命题也有可能暗藏玄机，将思想引向歧途。所谓“汉语诗性”，便隐藏着一个简化了的命题：汉语是一种诗性的语言。尽管这一命题的含义十分复杂，但它首先大体对应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用汉语写成的文章，都可以被当作文学作品来接受；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汉语文本都具有“诗性”或“文学性”。如果这是一个公认的或者可以证实的事实，那么，如何评估和解释这一事实，就成了文学理论乃至相关的其他人文学科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汉语诗性作为一个事实
章太炎曾经给文学下过一个宽泛的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1]3 文学就是书写出来、形诸文字的文章——这一定义囊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显然，章太炎之所以敢于将“文学”的外延扩展到一切文字，是有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作为事实依据的。在经、史、子、集四大类文献之中，除了集部，经、子、史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揣摩和谈论的对象，更是中国文学史写作所关注的对象。而在经史子集之外，还有“数典之文”如官制（《周礼》、唐《六典》之类）、仪注（《仪礼》之类）、刑法（《汉律》、《唐律》之类）、乐律（宋《律吕正义》、清《燕乐考原》之类）、书目（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清《四库提要》之类）及“习艺之文”如算术（《九章算法》之类）、工程（《周礼·考工记》之类）、农事（《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之类）、医书（《素问》、《伤寒论》、《千金要方》之类）、地志（《禹贡》、《水经》、《方舆志略》之类）等方面的文献。章太炎认为，即使是这些集部以外应用性很强的文献，也是“文都佳绝”[2]。
文史不分家乃中国文献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而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字组合皆可视为文学作品，皆可在文学的框架内得到解释，这一现象早已得到普遍的认同，尽管这些作品也常常同时在其他的框架内（比如道德、政治和哲学）得到解释。今人所概括的杂文学观念，其影子在中国文论中随处可见，比如《文心雕龙》所论列的文体便十分驳杂，而开篇所论之文甚至远远超出了竹帛的范围。在20世纪的各种语文或文学类教科书当中出现的文史不分、文章即文学的现象，人们也并不陌生。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即使是取“折中义”，文学的范围也非常大，它“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而且“诗以外的韵语文学，还有乐府、词和辞赋，散文以外的非韵语文学还有骈文”[1]3—4。文字、文章即文学，这究竟是本来就存在的事实，抑或仅仅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如此认定的事实，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甚至性质相同？这是一个知识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的课题，在这里不便探讨。但是，把上述现象当作一个事实来加以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对于汉语文本所共有的文学特性，虽然缺少专论，但却不断有人点出。比如，辜鸿铭就曾指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的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3] 林语堂认为汉语与诗歌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诗歌需要清新、活跃、利落，汉语恰好清新、活跃、利落。诗歌需要运用暗示，而汉语里充满意在言外的缩略语。诗歌需用具体形象来表达意思，而汉语中表达形象的词则多得数不胜数。最后，汉语具有分明的四声，且缺乏末尾辅音，读起来声调铿锵，洪亮可唱，殊非那些缺乏四声的语言之可比拟”[4]。钱穆则谓“中土著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曰诗。中国人不尚作论，其思辨别具蹊径，故其撰论亦颇多以诗史之心情出之。《北溟有鱼》，论而近诗。《孟子见梁惠王》，论而即史。后有撰论大率视此。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中国民族之文学才思其渗透而入史籍者，至深且广”[5]。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不如西方哲学著作明晰，但富于暗示，中国艺术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6]。 闻一多认为诗不但支配了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而且“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7]。 德国哲学家谢林断言“从本质上说，中国话与其说是发音的语言，不如说是音乐语言”[8]。诸如此类的断语，都可看作是对同一个事实的描述。
当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虽然看起来面目清晰，但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界线却已经较难确定，而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则是一个至今尚有争议的理论难题。即使是在西方，过去也一直将历史、哲学等等文学之外的文本当作研究的对象。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19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研究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演说家——即各类作家……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后，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字的特征问题才提出来了”[9]，无论是从文学史、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理论的角度， 要精确地区分文学与非文学都绝非易事。但是，在其他具有丰富文献的民族当中，却很难发现上面所提到的文学文本与全部文献高度重合的情形。比如，同样是归类于“哲学”的文本，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洛克、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就很难成为文学欣赏的对象，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以至朱熹、王守仁的著作在汉语语境中则很容易成为文学欣赏的对象（顺带说一句，这些著作翻译成其他语言或现代汉语之后，文学性会大大受损）。而同样是归类于“历史”的文本，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左传》、《史记》、《汉书》的差异也几乎一望而知。即使是贺拉斯的诗体著作《诗艺》，与《文心雕龙》相比，在文学性上也显然大为逊色。人们不大容易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却很难不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文字之美所折服。诸如此类的现象，已经不是“杂文学观念”一语所能概括的。在此可以借用洪堡特的说法：“当我们读了一个汉语的句子后，得到的第一个印象便是，这种语言不同于几乎所有已知的语言。”[10]
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有可能成为文学，被当作文学文本来对待，这种情形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即使有可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也还只是一个零碎、模糊的事实。现在本文将其冠以“汉语诗性”之名，不仅是要对这一事实进行确认和命名，而且是要重新解释这一事实，在一个新的框架中重新建构其意义。
二、汉语诗性作为一个概念
从构词法的角度来看，“汉语诗性”其实是一个松散的词语，它与“汉语的诗性”这一短语在含义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拆开，分别进行界定，然后再从整体上进行界定。
在古代典籍中，“汉语”一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一般仅见于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交往的记载，这说明其意义首先在于与其他语种相区分。在现代汉语中，“汉语”是一个频率极高的词语，但基本上是一个正式的书面用语，而非日常的口头用语，这既与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有关，也与中国的国际交往增加和全球化进程有关。实际上，国人最初对于汉语之地位、身份的关注，诱因在于洋务运动之后人们“从语言文字方面发现西学侵入中学已极深”[11]144，而“到清季最后几年，语言文字的至关紧要渐成为朝野许多人的共识”[11]166。 清末关于中西语言优劣的争论和“五四”的文白之争，表明这种“语言意识”达到了高潮。随着现代汉语逐渐成形并取代文言，西学不再威胁到国家、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自我认同而成为中国知识的一部分，这种关注逐渐为专业化的语言研究所取代。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段里，国家、民族身份突出，语言则淡出了，“中国”和“汉语”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汉语文学”和“汉语写作”之类的概念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其中包括一些作家的言论。2005年10月，在互联网上使用“百度”（www.baidu.com）搜索引擎查找“汉语写作”，竟可得到759,000篇文章，搜索“汉语文学”，可得80,800篇，虽然都比不上“中国文学”的1,140,000篇，但已经称得上蔚为大观了。
尽管“汉语”是一个常用词，但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还是作为一个限定性的或者修饰性的词语，“汉语”一词的用法都是十分多样、灵活的。在某些语境中，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语种名称，而是具有了文化、文学、言语等层面的含义。如何界定“汉语”这个概念，对于汉语诗性研究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本文中，“汉语”一词的用法介于汉语文化学与传统的汉语语言学之间，既不局限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种名称，也不扩大到与汉语有关的整个中国文化领域，而是侧重于指称“汉语文本”、“汉语言语”或者汉语写作的状况。更准确地说，它指的就是“古代汉语文本”。
与“汉语”一词的高频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性”一直是较为冷僻的词语。将诗性与汉语联系起来，也主要是1990年以后出现的现象。“诗性”是汉语诗性研究中最为关键也最难界定的一个概念。在通行的各种用法当中，这个概念的外延有无限扩展的倾向，而且，可能是由于这个概念在词源上与“诗歌”和“诗意”有着密切的关联，它容易让人产生“优美”、“审美”、“纯粹”之类的联想，因而很容易在学术著作中成为一个褒义词，成为汉语和汉语文学之优越性的代名词，并且顺理成章地充当了某些重要论证的预设。因此，诗性概念的含义和用法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梳理，汉语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观念就会继续包含一些难以解决的悖论，其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无法令人信服。总体说来，到目前为止，“诗性”依然是一个附加的修饰语，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严谨的概念，汉语诗性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实际上，这一课题所包含的两个主要概念，“汉语”和“诗性”这两个大词，都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的概念——或者说一个概念群——来加以阐释。只有借助于对相关概念的限定和梳理，才有可能清晰地理解和解释“汉语”、“诗性”和“汉语诗性”。“汉语”一词所涉及到的概念，至少有“汉字”、“单音节”、“屈折形式”、“字本位”、“汉语文本”、“对偶”等概念。而“诗性”所涉及到的概念或词语谱系则更为复杂，至少有作为文学体裁的“诗歌”概念、维柯的“诗性智慧”、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以及“自我指涉”、“歧义”、“游戏”、“修辞”、“修辞优先”等概念。如果不结合这些概念来谈汉语的诗性，就很难在精确性、清晰性上有所突破，也很难从感悟和印象上升到理论的层次。
这两个关键概念之所以模糊不清，与文学学科的知识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当前的学科体系中，汉语言文学是与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并列于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但由于汉语言文学研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从学科建制中的机构、学者、出版物、研究经费、学术会议的数量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文学学者而言，中国语言文学几乎可以等同于汉语言文学。所以，“汉语言文学”这一名词一般只出现于高等学校的招生专业目录之中，而在学术著作和学术会议中却极为罕见。同样，“汉文学”和“汉语文学”在现代汉语中也是极为生僻的词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学”成为汉语文学的标准称谓，其实是“文学史的权力”运行的结果：“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始于1904年，其基本工作是“按照欧美的文学概念，先从中国以往的学问中，挑选出合适恰当的部分，再用新式体裁加以描述”[12]13，“在这种意欲靠了摹仿西方文学史，而建立起中国文学史的叙述结构的努力背后，深藏着的总是同样的与世共存、与人同进的强烈诉求”[12]5。因此，中国文学的汉语身份从一开始就被淡化了，并且在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写作中逐渐被人遗忘，“中国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微妙差异基本上被抹平了。
另一方面，自中国近代出现科学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以来，对汉语文献的处理（甚至包括史料考证、文献整理）基本上都带有比附性质，即：将中国古代的汉语文献转译为某种与西方思想体系相对应的知识。建立在西学移植基础上的20世纪中国学术在以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观念处理中国古代文献的过程中，注重古代思想的直接“转化”，往往倾向于将汉语看作透明的思维工具，试图将观念从汉语中直接分离、提取出来，以西学的逻辑语言重新加以表述——目前流行的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阐释模式就是突出的代表。这样，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辛曲折，当各门人文学科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之后，汉语却变成了一种“剩余物”。除了狭义的汉语研究，它不仅难以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常常会阻碍各个领域的“学术现代化”进程。
作为学科发展的剩余之物，汉语诗性应该属于哪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为了从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概念和问题中解脱出来，在进入正面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划定一个边界。
首先，尽管汉语诗性研究要大量借用语言学的知识和方法，但它不是纯粹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研究。汉语诗性不是一种语言特性，而是一种“言语”特性或“文本”特性，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研究所关注的是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及其演变过程，关注的最大语言单位是句子而非语段，因而难以处理作为一种言语特性并且与艺术有关的诗性问题。
其次，汉语诗性研究也不是所谓汉语文化学的一部分。汉语诗性研究并不直接谈论文化问题，将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对应关系当作寻找的目标，而是紧紧围绕文本研究，努力辨认汉语文本所隐藏的某些代码、规则和编织程序。
再次，文学研究也很难完全涵盖汉语诗性研究。因为文学研究所设定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诗性决不只是汉语“文学文本”的特性。在中国文学研究当中，汉语的诗性常常成为推崇和赞赏的对象，而很少成为讨论和反思的对象。文学理论研究则更多地关注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关注普遍原理与文学现象的结合，尤其注重以中国的文学现象来证明某种文学原理，或者以某种原理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汉语在文学理论研究当中，也自然成为对理论之普适性的干扰。这一点在中国文论研究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汉语诗性研究的学科归属不明，暴露出了当前学科建制上的缺陷。长期以来，汉语文学研究几乎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专利，而很少进入文学理论的视野。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搬用西方文学史研究模式，并沿袭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学观念，以中西结合的方式建构起了一整套看似无懈可击的知识体系，而将基本的理论问题束之高阁。汉语文学的理论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乏人问津的领域，这个缺席的学科或领域，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汉语诗学。在我看来，汉语诗学的任务不应该是建构什么新的体系，而应该是查漏补缺、解蔽或曰去蔽。在汉语文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没有得到深刻检讨的情况下，不仅“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之类的写作计划是可疑的，而且任何体系建设的规划都将成为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诗学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研究，只有保守真实的“过渡性”立场，它才能对文学理论有所贡献。
在文学理论或曰诗学的意义上，汉语诗性这一概念意味着汉语里面存在着一种基本结构，它是各种文本的共同基础，并且始终制约着文本的意义生产机制，左右着文本的意义指向和话语走向。这种基本结构偏向于修辞，而着力对事实、情感和逻辑进行“干涉”，从而十分有利于文本向形式化的方向发展，对复杂的现实世界进行审美化的处理，而将矛盾冲突化解于完美的形式和形式化的情感之中。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汉语诗性研究超出了任何一个学科领域所能涵盖的范围，却又游弋于多个学科之间，与各个人文学科的关键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汉语诗性作为一个问题
既然这一事实早已存在，并且早已被人“发现”，那么，为什么在以往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当中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这一方面固然在于所有的人都身处其中、见惯不惊，另一方面也与文学研究的学科范式（paradigm）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中国文学研究隐含的种种预设未能得到基本清理的情况下，这一事实被忽视就是必然的。但如果我们能够跳出现存的文学研究范式，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就会在一个不同的视域中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要使得这一长期隐匿的问题成为难题，首先必须将相关的事实转化为概念，并将概念转化为有意义的命题。
“汉语”和“诗性”这两个常见的概念，通常是分别属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当中，诗性是一个无法处理的概念；而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当中，“汉语”则很少成为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汉语诗性更是一个冷僻的话题。1990年，鲁枢元的《超越语言》[13] 最后一章以“汉语言，诗语言”为题，第一次对“汉语的诗性资质”进行了专门的分析；1999年，旻乐的《母语与写作》在“汉语的诗性”一节花大量篇幅综述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文言与白话及汉语之审美价值的讨论。但这些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宏观的描述，一方面受制于语言学模式，因此仍与文学问题有着较大的距离，尤其在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有机结合”方面尚嫌不足，而且未能在文本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的诗学命题，所以这些研究仍然带有草创的性质。此后，张卫中的《母语的魔障》① 对于汉语叙事文学的分析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李建中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文章也值得注意。另外，启功、张中行、林庚等老一辈学者关于文言及诗歌格律的论述已经具备了新的理论眼光；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郜元宝的《在语言的地图上》、王有亮的《汉语美学》以及《诗探索》关于“字思维”的讨论等等，都对汉语诗性问题有敏锐的自觉。
实际上，对于每天生活在汉语之中、习惯于用汉语来思考和表达的人们来说，“汉语是一种诗性的语言”这一命题虽然并非“不证自明”，却至少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甚至可以说，几乎无需论证，这一命题就有望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因为它或许正好满足了我们的某种期待。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命题的实际意味却很少为人所知。当前通行的文学理论体系大都建立在审美与功利的对立之上，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对立是一个公认的预设。即使以常识来检验常识，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种近乎天生具有文学性的语言，如何能够不断地保持它的制成品的文学性？诗性的语言是否一定适合写诗？审美创造或曰诗性表达并非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更不是唯一的功能，那么，一种诗性的语言如何能够涉足政治、科学、形而上学和信仰的领域？诸如此类的问题，足以对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模式构成严峻的挑战。
因此，这与其说是一个有待论证的命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命题。然而，论证需要依靠事实陈述和逻辑推理，解释也同样需要依靠事实陈述和逻辑推理。不同之处在于，解释更加依赖于对概念的甄别和对文本的细读，在避免逻辑矛盾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即使是从概念梳理的角度来看，解释也似乎要比论证更为复杂。
前面所说的事实，向文学史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如果文学史将几乎所有的汉语文献都视为自身的研究对象，那么它是如何有效地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的？研究对象过于宽泛，是否会导致文学评价标准之可信度的降低，甚至使文学评价体系受制于非文学的评价体系？杂文学观念不仅在中国古代一直笼罩着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而且在现代的文学史写作中表现得依然很明显。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到《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和《孟子》、《庄子》等早期的汉语典籍，并给以相当的篇幅，而这些典籍同时却分别为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等学科所看重。实际上，文学史的写作不仅难以从汉语文献中区分出一种经过清晰界定的文学，而且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的评价标准一方面袭用了古代的种种文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传记式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借用了西方的传统批评方法，尤其是社会历史批评，而对形式本身的研究尚十分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研究的对象过于纷繁芜杂，难以精确地取舍、概括和评判。同时，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念，以及要么过粗要么过细的文体分类，与西方19世纪以至更早就有的纯文学观念，是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但自有中国文学史学科以来，两种谱系就被嫁接在了一起——将汉语文献按照西方诗学的模式加以取舍剪裁，是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在嫁接的过程中，两种谱系之间的差异就成了必须遗忘或消除的东西。
汉语文献所广泛具有的诗性或文学性，不仅会影响到对于具体文本的文学评价，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人文学科对于具体文本的“思想史”或“学术史”之评价，甚至可能波及到中国文化或汉语文化的特性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这个问题就与汉语的特性及汉语思维形式的特性有关。有学者称“诗性特征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14]，甚至已有了名为“中国诗性文化”的专著出版。而汉语文化学等学科或方法的兴起，意味着语言学界开始关注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紧密联系，意味着语言学方法开始渗透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为相关的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种关注如果忽略了某些基本的事实，并且在方法上缺少必要的反思，就很容易流于泛泛而谈，或者为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所牵引，从而产生大量似是而非的命题。
在当前的知识格局中，汉语诗性是一个典型的边缘问题。随着学术分工越来越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各个学术领域或分支学科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明显。专业化的知识生产虽然带来了大量的知识，消除了大量的疑问，但也遮蔽了一些重要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难以完整地纳入某一学科的视野之内，很容易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学科体系的盲点，汉语诗性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汉语文本的性质在现代学术的视野中尚不明朗，要使汉语诗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一方面必须进行概念的甄别和命题的建构，另一方面必须借助于对汉语写作范例的分析来对概念和命题进行阐释，以便准确、真切地揭示出该问题的内在理路。
以上事实和现象是汉语诗性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汉语诗性研究始终关注的对象。为了清晰地解释以上事实和现象，汉语诗性研究必须依赖理论建构和“文本调查”[15] 来完成。它所要承担的首先是基本概念的清理，其次是基本命题的建构。总之，作为一个边缘性的课题，汉语诗性研究既是一次将现代学术方法运用于汉语文献的理论历险，也是一次穿越形形色色的汉语文本的“田野调查”。如何在一个开阔的视域中对汉语的诗性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不仅是汉语诗学所要研究的课题，也是所有以汉语文献为依托的人文学科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5—10—08
注释：
① 张卫中：《母语的魔障——从中西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中国语言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语言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