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汉铅钱铸造原因探究
张荣军
“贞明三年（917）八月癸巳，清海、建武节度使刘龚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广州为兴王府。”[1]宋史记载：“贞明三年，僭帝号，国称大汉，改元乾亨，行郊祀礼。”[2]宋开宝四年（971），南汉大宝十四年），宋军兵临兴王府城下，刘出城投降，南汉灭亡。据此可知：南汉的统治始于917年，亡于971年。南汉建立后，刘龚听从士人建议，下令铸造“乾亨重宝”铜钱。南汉乾亨二年（918）， 铸造了 “乾亨重宝”铅钱作为流通货币。《十国春秋》记载：“是时，国用不足，又铸铅钱，十当铜钱一”。[3]南汉政权命令铸铅钱，十枚铅钱值一枚铜钱，这反映了当时“铜贵铅贱”的社会状况。“乾亨重宝”铅钱是南汉时期的主要流通货币，在南汉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广东南汉铅钱的出土
1953年12月，广州东郊孖鱼岗工人新村工地出土20斤南汉“乾亨重宝”铅钱。1954年8月，广州东郊黄花岗古墓中出土140斤“乾亨重宝”铅钱。1955年4月，广州北郊桂花岗荒地出土700多斤“乾亨重宝”铅钱。1957年11月，广州西北郊西村公路旁出土140斤“乾亨重宝”铅钱。[4]20世纪60年代，广东清远县出土34枚南汉铸“开元通宝”铅钱。[5]1980年，广州东山梅花村出土20多斤“乾亨重宝”铅钱。[6]1982年，广州黄华路出土四五百斤“乾亨重宝”铅钱。[7]1982年秋，阳春县石望圩小峒铁屎径村出土十多方南汉“乾亨重宝”石质钱范。[8]1999-2000年，广州光孝寺的南汉地层中出土不少“乾亨重宝”铅钱。[9]2007年，广州市环市东路与东环路交口工地出土数千枚“乾亨重宝”铅钱。[10]2011年4月，阳春石望镇铁屎迳村出土100多斤南汉“乾亨重宝”铅钱。[11]
由此可见：从1953年起到2011年止，广东各地总共出土的铅钱合计在1600斤以上，以广州市居多，这与广州是南汉政权的中心所在不无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广州当时经济贸易的繁荣。南汉“乾亨重宝”石质钱范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南汉政权铸造铅钱的史实。
二、南汉铅钱铸造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的需要
南汉的经济贸易，首屈一指的是其海外贸易。广州位于南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早已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点。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频， 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对外经济贸易大打折扣。在南汉统治下的广州，虽然海外贸易的规模不能与盛唐时期相提并论，但仍能畅通无阻。铅钱的流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南汉统治区域的商品流通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南汉实行的睦邻友好政策，如与黔蜀等区域的邦交，重视经贸往来，与周边政权的携手共进，互通有无，不仅让南汉获利颇多，而且对于岭南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
1.史料记载证明其外贸繁荣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治理策略。刘龑立南汉之前，其兄刘隐在此地掌权。刘隐重视人才，善于招贤纳士，听取他们治国理政的好建议，发展经济。史载：“隐复好贤士。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濬、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之徒，隐皆招礼之。杰善星历，唐司农少卿，因避乱往，隐数问以灾变。洞潜初为邕管巡官，秩满客南海，隐常师事之，后以为节度副使，及龑潜号，为陈吉凶礼法，为国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数人焉”。[12]刘隐如此礼贤下士，重用人才，因此，治理好国家，则为水到渠成。南汉统治者采纳谋士的好策略，大大地促进了南汉经济的发展，为其之后进行的海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上所载，岭南化蒙、春州、翁源三地，均明指其有铅矿，史称刘龑铸钱“乾亨重宝”，以铅为之，今于阳春（即旧春州）发现石钱范，物与文合。[34]南汉统治地域铅矿的出产，为其铸造铅钱提供了原料来源的保障。
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国内市场，都离不开钱币。尤其是对外贸易的繁荣，使得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这就为南汉铅钱的大量铸造创造了条件。
2.考古发现证明其外贸繁荣
西亚地区具有伊斯兰特色的陶器类型不一而足，其中一类是孔雀蓝釉陶器。罐、瓶等类器型的孔雀蓝釉陶器在广州南汉宫苑有出土。经检测，这些陶器所施釉料是铜离子着色的非铅釉系列的蓝釉，其胎中碱土金属氧化物的含量超过20%（CaO 17%） ，物相分析结果表明胎中含有大量斜辉石，与广东陶器完全不同，应属西亚地区产物。[17]2008年在南汉宫苑遗址西南、今广州中山五路南侧发现一批孔雀蓝釉陶器碎片 ，经修复成一件较完整的大陶瓶。[18]可以肯定是来自伊斯兰世界。[19]这种孔雀蓝釉陶器在广州通往西亚这一条海上航线沿途所经的菲律宾、斯里兰卡等沿海地区也常有出土。[20]除孔雀蓝釉陶器，南汉宫苑遗址还出土了一批玻璃器，经检测研究，也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产品。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其进行检测，分析认为属于西亚的钠钾玻璃系列。[21]
这些经检测证明来自西亚地区具有伊斯兰特色、在广州出土的南汉时期的孔雀蓝釉陶器和玻璃器，以考古的事实证明了南汉时期广州与西亚地区有着经济贸易往来。购买这些商品，需要货币，当时南汉政权主要的流通货币“铅钱”在对外贸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采煤沉陷区是因煤炭采空后地表自然下沉塌陷形成的，沉陷区下沉深浅不一，最深可达20 m。沿淮地区地下水水位高，沉陷超过1.5 m就容易积水，淮南矿区属多层采煤，沉陷深度大，积水面积可达32%~35%。采煤沉陷区面积是逐步扩大的，截至2010年年底沿淮地区采煤沉陷面积约1.78万hm2，到2020年沉陷区总面积将达到3.69万hm2，采煤沉陷积水区是湿地生态恢复、开展湿地旅游的重点。
南汉时期的遗存物在东南亚地区也有发现。根据考古发现：“印坦沉船 ”于1997 年在印度尼西亚印坦油田海域被打捞出海。这艘船下沉的位置是雅加达以北约150公里海域，船上装载有约145 枚“乾亨重宝”铅钱、南汉银锭和大量中国的陶瓷器等货物。根据船上货物分析判断，这艘商船属于920-960年间在广州贸易后返航东南亚的。[22]
[12][14]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第810、812，1974年
这一考古发现，是南汉与东南亚国家有着经济贸易往来的有力证明。相互购买商品的数量之多、次数之多，表明南汉海外贸易的繁荣。船上的“乾亨重宝”铅钱，表明其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和当时的不可替代性。
（二）铜的缺乏及铅的来源
南汉所以选择用铅来铸币，原因是：唐末，为防止“剪凿”等行为对钱币的损伤，铸币时铅的含量上升了。南汉继承了这一做法。[23]南汉继承了唐末使用铅铸币的方式，位于广州市西北边的清远市在20世纪出土了唐末静海节度使刘隐下令铸造的铅钱“开元通宝”和铅钱“五铢钱”，[24]以事实表明唐末广州已使用铅钱。其次，由于战乱频发，为了降低铸造成本，使用铅代替铜。
[10]雷燕：《广州惊现出南汉地下金库出土数千枚钱币》[J]。中国网，2007年3月21日。
此后田铭就经常和范青青争论这个事。田铭说失个恋就那样发神经，不知道范青青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范青青就说田铭站着说话不腰疼，没谈过恋爱的人怎么会知道失恋的痛苦。
铜资源缺乏的原因有：一是战乱的影响。唐末的战争导致许多采铜矿地被废弃，五代十国时期因为各占一方，各自为政，彼此独立，已经没有铜矿的交易。二是不少铜被用来铸造佛像和铜钟。南汉时，佛教盛行，大建佛寺，在岭南各地所铸佛像、铸铜钟为数不少。吴兰修《南汉金石志》载：“汉乾和十五年（957）……云母山长庆禅院沙门神坦普劝众缘，铸造洪钟一口，重八百斤……永充供养。”[27]此钟在清代时置于增城县凤凰山的万寿寺。清人谢启昆 《粤西金石略》载：“维大汉乾和十六年……万华宫使、桂州管内招讨使、特进、行内侍、上柱国吴怀恩铸造洪钟一口，重五百斤。置于梧州云盖山感报寺，永远供奉”。[28]“粤维大宝二年（959）……乐昌黄莲山宝林禅院主持长老明徽大师、赐紫沙门义初，召众缘铸造铜钟一口，重四百斤……以七月二十八日设斋庆赞，永充供养”。[29]“维大汉大宝四年……铸造铜钟一口，重一千五百斤。于乾亨寺内，永充供养。”[30]清代此钟存于广西贺县三乘寺。“大汉皇帝维大宝七年……铸造洪钟一口，重铜一千二百六十斤，于长寿寺，永充供养。”[31]韶关南华寺存有此钟。乾和十年（952），南汉名将潘崇彻在义章大败南唐军，夺取郴州。[32]南汉大宝四年，“大汉桂阳监敬铸钟一口，重二百五十斤，谨舍于崇福寺，永充供养”。[33]此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2][元]脱脱：《宋史》南汉世家卷481［M］。北京：中华书局，第13919页，1977。
以上为有记载的南汉各地所铸大铜钟，合计用铜达4710斤。此外，还有铸造了却无记载的铜钟、佛像，整个南汉区域。铸造铜钟、佛像所用掉的铜不少。因此，有限的铜资源愈加珍贵，能用来铸造铜钱的就更少了，从而导致了铜钱的量少及珍贵。
事实上，关于企业高管薪酬的研究长久以来一直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对于高管薪酬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众认为不公平导致，高管给自己发放高薪酬被人们广为诟病。因此，国内企业必须根据市场供给情况建立一个“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这个体系使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在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又能够将起到激励约束的作用，恰当地将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结果(包括企业的业绩增长、风险管控等)与薪酬挂钩起来。
南汉统治地域有铅出产，能满足铸造铅钱的需要。在铜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南汉统治者命令多铸铅钱。铜贵铅贱，铜不足则以铅补替。粤地产铅方以资其需。《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地理志七上》载：“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化蒙，中，有铅。”岭外产铅，粤地志有载，见清同治《韶州府志》卷十一《舆地略·物产》：“铅矿产诸山，铅有黑白二种，属内产，惟黑铅。”同治《韶州府志》卷十二《舆地略·山·翁源》载：“铅山，县西北一百里，其山产铅。”又见民国《阳春县志》卷一《舆地；山》载：“铅铁岗，在城一百一十里思良乡，高五十馀丈，周二十里，山西南出铅矿。”
南汉立国后，刘龑对海外贸易甚为重视 。《南汉书》载： “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13]“犀象”、“珠玉”之物，多为舶来品，可见刘龑时代的外贸之盛。《新五代史》载刘龚：“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14]刘龚的举动，一则体现了他炫耀财富的心理，二则体现了南汉的富有，三则体现了他对外来商贾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岭北商人与南汉贸易往来的信心，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五代史略》载：“南汉立， 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倚南海商利为收入之大宗”。[15]由此可见：南汉立国后，充分利用了海外贸易并因此获得滚滚财源。《九国志》载南汉刘鋹时，“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内府国，岁久不可较 。”[16]南汉国的富有不言而喻。
[17] [21]南越王宫博物馆：《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干年中心地》。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75页，2010。
注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0［M］。北京：中华书局，第8817页，1976。
纳入和排除标准[2] ：①所有患者神经功能损害体征持续时间超过1 h，NIHSS评分≥4分，颅脑CT检查发现患者双侧基底节区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②排除3个月内有卒中史和重大颅脑外伤史、可疑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出血既往史、颅内肿瘤、及型出血倾向、活动性内出血、血压异常升高（收缩压超过180 mmHg或舒张压超过100 mmHg）、不符合溶栓治疗适应征的患者。
[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 ：中华书局，第842页，2010。
[4]麦英豪：《广州发现南汉铅钱》[J]。《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5]周庆忠：《南汉铸行铅钱补遗》[J]。《广西金融研究》，2007年增刊。
[6] 邱立诚、李一峰：《广州东山又发现一批南汉铅钱》[J]。《考古》，1985年第6期。
在下午的闭幕会上，当主持人宣布盛会结束时，在场所有的人恋恋不舍，依依惜别，小记者们也互相留下联系方式，期盼下次再见面。
交流会上，江南大学教授徐保国、江苏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翔、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总工张煜行、宁波长荣总经理王家法、成都泓睿总经理李明飞、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牛家棒、安徽四德总经理高云芝、海南天鉴总经理李峰等专家与企业领导纷纷结合产业实际发表了精彩演讲，为整个酒类产业的智能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7]森章：《广州黄华路发现窖藏乾亨重宝铅钱》[J]。《广州文博通讯》，1982年第1期。
[8]朱非素：《广东阳春县发现南汉钱范》[J]。《考古》，1984年第4期。
[9]崔勇：《南汉时期的广东经济》[J]。广东经济，2002年第3期。
《十国春秋》卷六十《南汉后主本纪》记载：“（大宝五年，962）城内用铅，城外用铜，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禄非特恩，不给铜钱。”[25]由此可知，南汉时期铜钱和铅钱虽然并用，但是铅钱是主角。铅钱作为一朝的流通货币主体，时间使用之长，在中国历史上是少之又少的。南汉时期，岭南地区铜产量有限，从刘龑称帝第二年就以铸铅钱为主，说明铜资源的缺乏。“旧谱谓铜多而铅少，是足迹不到岭南，以意度之。”[26]综上所述，由于铜的短缺，南汉政权选择铸造铅钱是理所当然的。
[11]《千年南汉‘乾亨重宝’铅钱现身广东阳春》。中国新闻网，2011年4月20日。
入库河道生态护坡除了满足防洪工程安全、水土保持以及美化环境、日常休闲外，同时还兼顾维护各类生物适宜栖息环境和生态景观完整性的要求。因此，生态护坡的建设需在防洪工程建设和安全管理与生态保护和修复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目前常用的护坡技术有：①自然型材料防护方式。通常采用植被、木桩、石块等自然材料维护河岸稳定性，保持河岸自然特性。②生态型材料防护方式。通常采用三维植被网、生态混凝土、鱼槽等生态型材料维护河岸稳定性，保持河道自然性，该种方式通常用于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河岸防护。
[13][清]梁廷柑：《南汉书》卷+黄损传［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本文主要介绍了利用java爬虫技术的票务查询系统的开发，从需求分析、相关技术分析、框架搭建、具体设计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并且对使用的技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解释。本次开发有以下几个技术要点：
[15]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她用热水冲泡中国绿茶。他出于礼貌啜饮一口，这绿色茶汤并不让他产生兴趣。他却注意到她的单人床铺上是自带的白色床单，枕套与被单边沿缝制棉布蕾丝，有手工刺绣出来的图案和字。她说，小时候母亲给她手工做的物品，不管是衣服、小包、手帕还是书套，都会刺绣上名字。她们出去旅行，也自带床单枕套被单。母亲对床有浩癖，不喜欢被陌生人反复使用的布料。她因此形成这习惯。
[16]路振：《九国志》卷九邵廷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本文从信任值是否具有可预测性入手,分别定义了成功的信任评估Si,j与失败的信任评估Fi,j。举例来说,如果节点i对j的直接信任值是0.9,我们就认为下一个周期j的直接信任能够达到或者接近0.9。如果下一周期节点j的直接信任值不低于(0.9-α),则认为当前信任评估是成功的,那么Si,j=Si,j+1。如果下一周期节点j的信任值低于(0.9-σ),则认为当前信任评估是失败的,那么Fi,j=Fi,j+1。本文设置 σ=DTi,j(t)×100%,σ的值可也根据具体的网络环境来设定。于是定义控制因子f如下:
[18]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资料。
阅读推广的品牌化可以帮助图书馆明晰服务在读者心中的价值存在感，并使其保持一种连贯、稳定的服务状态，还可以更好地向读者呈现服务目标，提炼服务利益元素等，并建立与读者的情感联系，进而逐渐被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所重视，且形成一种趋势。而有效的品牌管理可以保障这种品牌化效果的实现。本文初步探讨了阅读推广的品牌化管理过程和模式，即通过建立品牌管理组织，进行品牌的定位与设计、实施与传播、维护与评估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动，用以保证品牌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提升品牌品质，创新品牌活力，从而实现品牌战略。
[19]易西兵：《文献和考古材料所见：五代南汉国的海外贸易》。北京：中华书局，第812页，1974。
[20]贾兴和：《斯里兰卡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以陶瓷器研究为中心》［D］。中山大学，2011。
[22]杜希德、思鉴：《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42页，2004。
脑和脊髓同时受累的CNS结核1例报告 … ……………………………………… 陈黔妹，刘芳，盛灿，等 340
[23]杨心珉：《唐代货币史若干问题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第104页，2015。
[24]杨万秀：《广州通史》。北京：中华书局，低341页，2010。
[2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北京：中华书局，第863页，1983。
[26]马飞海、周祥、罗炯、罗伯昭：《钱币学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页2004。
[27][29][31] [清]吴兰修：《南汉金石志》卷1。北京：中华书局，第7、13、26页，1985。
[28][30][清]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2。南汉感报寺钟款文。清嘉庆六年（1801）铜鼓亭刊本。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2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11页、112，1998。
[3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十月”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第9471页，1976。
纳武利尤单抗是一种可阻断PD-1的完全人源化IgG4单克隆抗体[18]，纳武利尤单抗的毒副作用涉及各个器官系统。心血管系统主要的不良反应为自身免疫性心肌炎和心肌梗死。Wolchok等[19]开展了一项纳武利尤单抗和伊匹单抗联合治疗晚期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这项试验在21个国家的137个中心进行，接受随机分组的945例患者中(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单抗组314例，纳武利尤单抗组316例，伊匹单抗组315例)，1例有心脏病史的72岁男患者接受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2个月后，因心功能不全和自身免疫性心肌炎死亡。
[33]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80。北京：文物出版社，第559页，1985。
[34][清]吴兰修、梁廷枏辑，陈鸿钧、黄兆辉补征：《南汉金石志补征。南汉丛录补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19-120页，2010。
（作者单位：贺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