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轨迹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07)02-0192-02
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基石的民族主义，从被正式提出，到孙中山逝世，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丰富发展的。
一、“排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提出
早在1893年，孙中山与陆皓东等人在广州聚会商讨起义事宜时，孙中山提出要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于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具有明确的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建立汉族政权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且，孙中山多次强调“志在驱逐满洲人”，[1] 认为民族革命就是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2] 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集中在反满上，强调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这种提法具有明显的“反清复明”的倾向，这种早期“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密切相关。
孙中山生活在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满族封建贵族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孙中山曾寄希望于清政府能够团结华夏各族，重振国威以洗雪国耻。然而，满清政府依然沿袭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汉族民众为主的反清斗争传统和民族仇视心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发号施令的代言人和进行侵华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满清政府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深化。可见，孙中山早期“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的产物。
另外，孙中山早期“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还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满洲贵族与汉族相比是“异种”、“异族”、“鞑虏”。孙中山说：“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2] 可见，孙中山早期“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受中国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批评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陷于清政府“以汉攻汉之策”，帮助镇压太平天国，“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3] 很显然，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清斗争，对孙中山提出“排满”的民族主义口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可见，孙中山这时的民族主义还属于狭隘的种族革命范畴。
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一次嬗变
1905年7月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政治上已明确坚持国家统一思想，强调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紧密结合，革命口号也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正是这“中国”到“中华”之称的微妙变化，表明孙中山在“反满”问题上发生了变化，已经开始注意把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加以区别。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在解释民族主义时特别强调“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反复阐述“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1]“唯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是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 指出“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4] 孙中山的这些主张，表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再是反对所有满族人，只是反对满族统治者，其民族主义思想实现了由“排满”到“反清”的转变。
孙中山一再阐明民族主义必须和民权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次完成，“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1]“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5] 由此可见，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他正是以这条民族革命的特殊道路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推行民族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并且创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为废除中国封建时代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和实现民族平等，提供了政治条件，同时推动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向前发展。
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二次嬗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他在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的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 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维护民族统一而奋斗。过去，“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3] 可见，孙中山主张在中国几个大“五族”范围内实现民族平等，还没有谈到国内的所有民族的平等。
但后来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弥补了这一缺憾，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将民族平等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为了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提出开发西部的设想，想通过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奠定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物质文化基础。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很快就窃取了，因此，孙中山倡导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主张根本没有条件付诸于实践。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陷入了西方列强控制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民族灾难更加深重。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他理想中的民族主义尚未实现，他陷入了革命摸索过程中的彷徨和困惑之中。
四、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三次嬗变
曾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孙中山，在经历了军阀陈炯明的叛变之后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从而将其民族主义旗帜转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正是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愤恨，孙中山坚持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当时，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1924年孙中山北上北京“谋和平统一”，路经上海，英国想抵制他在上海登陆。孙中山很愤慨，他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义正辞严地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由此，他指出：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的卖身契！’“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6] 直到逝世之前，孙中山一再反复强调一定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主权。他说：“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6] 并且把这个主张，写进了他的遗嘱。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将民族主义旗帜的锋芒直逼西方列强，这标志着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开始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并逐步进入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孙中山明确提出“反帝”口号，完成了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质的飞跃。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使孙中山看到了中国的新生力量和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下，孙中山吸取革命屡遭失败的教训，接受了中共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孙中山对其民族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前者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后者要求“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2] 在他的民族主义中明确提出了反帝的口号，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规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样，孙中山把反帝与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将民族主义发展到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最高阶段——新民族主义。
总之，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过程，就是从反满到反帝的革命历程。在这个从“反满”到五族共和，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最后到“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过程中，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也逐步深入。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证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孙中山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进步，他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修正、充实、完善民族主义思想，使其永葆鲜活的生命力，打破了中国传统族类民族主义思想，为解决近代中国民族问题提出了不少带有原则性和政策性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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