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期人际性问题解决的策略取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性问题论文,人际论文,成人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1)02-0031-05
1 引言
人际性问题解决指的是处理社会关系情境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引发了情绪反应的问题，如缓和夫妻矛盾、消除朋友间的误会。解决复杂、多样的人际性问题，是成人生活适应的主要内容之一。能否恰当地解决人际情境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成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
由于人际性问题属于典型的前提与目标均不明确的结构不良(ill-structure)问题[1]，通常不存在什么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因而研究者们一般来说找不到绝对的、纯客观的指标去对个体解决人际性问题的表现做出“对”或“错”的确切评估。以定性分析为基础，从人际性问题解决的策略取向等维度进行考察是人际性问题解决研究最常使用的评估方式。策略取向反映的是个体解决人际性问题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表现为：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个体的行为是偏重于指向自我还是指向外界，或者其是偏重于采取改变内部认知的方式还是改变外显行动的方式。Rothbaum等(1982)提出一级控制(primary control)和二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两种策略取向备受关注[2]。所谓一级控制是指在问题解决中个体通过外显行为改变外界环境以适合自身的需要或愿望；二级控制是指在问题解决中个体通过内部心理过程改变自我以便更好地和环境保持一致。关于成人期策略取向的发展模式，Schulz和Heckhausen(1996)概述了对欧美被试所做研究的结果，认为一级控制是人们最先选择和最常采用的策略取向。他们归纳和阐释了一级控制与二级控制随年龄增长而呈现的总体变化趋势：一级控制的发展轨迹像一条倒"U"形曲线，从青年至中年不断升高，而从中年至老年不断下降；二级控制的发展轨迹则是从青年至老年不断升高[3]。然而，Peng(1993)并未发现从18至84岁人的一级控制倾向会发生显著变化，而且华裔美国人与欧美裔的美国人有不同的表现倾向，反映出文化背景因素对策略取向的影响[4]。
此外，相当部分研究者认为，在人际性问题解决中，情境因素是最核心的相关因素。在他们看来，个体总是在不同的情境中采用不同的解决方式，而同一解决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中的作用也不一致。
我国有关成人期人际性问题解决的研究目前还寥寥无几，相关的理论基础也非常薄弱。本研究通过比较各个年龄阶段的异同，综合考察成人期个体在策略取向维度上的发展特征，同时还对情境因素的作用进行分析，试图为建构中国文化背景下成人期人际性问题解决的理论模式提供资料，也为增进成人生活适应水平的实践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52名被试来自北京与天津两地，年龄范围为25～75岁。将被试划分为五个年龄组，具体的人数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被试的年龄与性别分布
年龄组 人数
年龄组一（25～34岁）
56（男29，女27）
年龄组二（35～44岁）
45（男14，女31）
年龄组三（45～54岁）
48（男22，女26）
年龄组四（55～64岁）
60（男25，女35）
年龄组五（65～75岁）
43（男21，女22）
总计
252（男111，女141）
2.2 工具
通过查阅文献，结合中国成人的实际，在小规模（15人）访谈、调查和试测的基础上编制了开放式人际性问题解决问卷。该问卷包括五种日常生活中较为典型的人际冲突。对每一种冲突都设置了一个具体的问题情境，要求被试尽可能详细地作出开放式的回答。五个问题情境如下：
情境一（个体与熟人）：假如你的言行根本没有伤害对方的意思，但对方误以为你伤害了他，你此时会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
情境二（个体与同事）：假如有一份利益（如加薪或提升）摆在你和一位要好的同事面前，但你们二人中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获得它，你此时会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
情境三（个体与上级）：假如你的上级不公正地对待你，但你的前程又部分掌握在他的手中，你此时会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
情境四（个体与朋友）：假如某件事情使你的心情异常悲伤，但你又要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给新人带去喜庆的祝福，你此时会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
情境五（个体与家人）：假如你正在跟家人闹矛盾，彼此争吵得很厉害，但你的一位远方客人突然驾到，你此时会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
2.3 对开放式问卷的编码方式
参考Heckhausen和Schulz(1995)的理论，以及Peng(1993)的控制量表中对一级控制和二级控制所作的描述[2,4]，本研究将策略取向分为三种：
取向一（一级控制）：在问题解决中个体通过外显行为改变外界环境以适合自身的需要或愿望。例如：主动向领导讲明事理，甚至向上一级申述，不还我清白不罢休。
取向二（一级控制）：在问题解决中个体通过内部心理过程改变自我，尤其是自我的态度、观念和想法，以便更好地和环境保持一致。例如：遇到这种这种情况只能听天由命，哪怕吃亏也是难免的嘛。
取向三（混合控制）：兼有一级控制和二级控制的特点，不能明确归为上述取向中的任何一种。例如：碰到此事，我若觉得把握性大就会主动争取；若觉得把握性小就不争了，今后总归还有机会的。
对每道题，在编码时，一级控制以1表示，二级控制以2表示，混合控制以1.5表示。计算出每名被试在五道题中各种控制出现的总次数。为了确定被试在总体上的策略取向，还作如下编码处理：在三种策略取向中，被试采取哪种策略取向的次数最多，则其总体策略取向即为该种策略取向；如果一级控制次数与混合控制次数相等但均大于二级控制次数，则其总体策略取向为一级控制；如果二级控制次数与混合控制次数相等但均大于一级控制次数，则其总体策略取向为二级控制；如果一级控制次数与二级控制次数相等，则其总体策略取向为混合控制。
2.4 评分步骤
首先是理解评分系统，掌握评分标准。选取两名对成人发展心理学颇为熟识的心理学专业人员作为评分者，让他们详细阅读评分细则，并就其中的疑问进行讨论，直到双方对所有条文取得共识。
其次是进行试评，求出评分者的一致性系数。由两名评分者分头独立评判随机抽选出的40份已完成的问卷，就他们对这40份问卷的评分结果进行相关分析，计算出评分者的一致性系数。在一级控制取向总次数上，r=0.862；在二级控制总次数上，r=0.853；在混合控制总次数上，r=0.844。上述r值均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由两位评分者评判所有的问卷。对个别难以独立给出确切分数的特殊解答，由双方在共同商讨的基础上给予评分。
3 结果与分析
3.1 总体策略取向的发展特点
以被试总体策略取向为指标，以年龄组为分类项，进行策略取向×年龄的列联表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总体策略取向×年龄的列联表分析
年龄一级控制
混合控制
二级控制
合计
25～34岁
21
10
24 55
35～44岁
9
5
28 42
45～54岁
11
7
28 46
55～64岁
7
5
46 58
65～75岁
6
5
30 41
合计 54
32
156242
注：各单元格中的数值为没有缺失值的人数。
对表2的列联表所做的卡方检验表明，各年龄组之间在不同策略取向上的人数具有显著差异x[2]=18.554,df=8,P＜0.05。从表2可看出，虽然每个年龄组中都是二级控制占多数，一级和混合控制为少数，但25～34岁与其他年龄组相比，一级控制的人数与二级控制的人数最为接近。说明25～34岁的成人相对其他年龄的成人来说，使用一级控制的可能性较大。除25～34岁组外，其他年龄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以所有被试为整体，卡方检验表明，不同策略取向上的人数存在显著差异x[2]=108.529,df=2,P＜0.001。从表2横行的合计中可以看出，二级控制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一级控制的人数稍多于混合控制的人数。
3.2 情境因素对策略取向的影响
表3显示了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在不同情境中各种策略取向的人数百分比。
表3 各年龄段在不同情境中处于每种策略取向的人数百分比(%)
注：表中的“一级”、“混合”、“二级”均省略“控制”二字。
从表3可见，在情境一中，各年龄段均为一级控制的人数比例最大，从而与在大多数情境中主要表现出二级控制的取向截然不同，说明个体在解决情境一（个体与熟人）所描述的被人误解的问题时，主要采取一级控制；在情境二中，25～34岁组、35～44岁组的一级控制人数百分比要比45岁以上被试高得多，说明25～44岁的成人在解决情境二（个体与同事）中的问题时表现出一级控制的可能性要大于45岁以上的成人；在情境三中，25～34岁组居然一级控制的人数百分比要大于其他控制，这与其他年龄段被试的情形相差很大，说明25～34岁的成人在解决情境三（个体与领导）中的问题时更可能表现出改变外界情境的一级控制，而其他年龄段成人则更可能表现出改变自我的二级控制；在情境四中，各年龄段处于每种策略取向的人数百分比极为相近；在情境五中，除了25～34岁组一级控制的人数百分比稍大些外，都是二级控制人数占绝对优势，而一级控制人数极其稀少，说明在解决情境五（个体与家人）中的问题时成人主要表现为改变自我的二级控制取向。
4 讨论
经过结果分析可看出，纵观整个成人期，各年龄组之间不同策略取向的人数分布模式基本一致，即二级控制的人数比例最大，一级控制和混合控制的人数比例均较小。只是成人中、后期与成人前期群体（25～34岁）有一些差别，那就是虽然二者都是二级控制人数占多数，但成人前期相比于其他年龄段，一级控制的人数与二级控制的人数最为接近。二级控制人数在各年龄组的比例都最大的结果与Heckhausen和Schulz(1995)的观点并不一致[2]。在他们看来，一级控制因为直接指向外部，能够使个体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最有效地满足自我需要并发展自身的潜能，从而总是个体最先选择的策略取向。倘若人不通过一级控制与外部环境产生互动，他的潜能就发展不起来，其需要也得不到切实的满足。总而言之，一级控制相比于其他取向具有更大的适应价值。Peng(1993)所做的研究表明，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欧裔美国人比华裔美国人更多倾向于一级控制，而华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更多倾向于二级控制[4]。这一结论为本研究结果的解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中国被试二级控制占优势，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所打下的深刻烙印。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天人合人”（季羡林，1997；张岱年，1992），主张人应与外部世界和谐统一，而非肆意地改变外部世界；中国文化传统中总是将“修身”或“修己”放在首位（姜国柱，1997），如《大学》中就有“以修身为本”之说。所谓“修身”，本质上就是改变自我，与二级控制的含义不谋而合。成人前期被试中一级控制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成人中期、后期被试中一级控制的人数比例，此结果可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是Jung(1961)的成人发展理论。Jung认为，成人中期是人生的转折点，自成人中期开始，个体从外在的发展转向内在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变迁因素。申继亮等(1999)在一项中美比较研究中指出，现代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开放改革给中国文化以巨大冲击，但是成人前期个体所受文化变迁的影响要大于成人中期、后期个体，因而在行为方式上与西方文化的接近程度也大于成人中期、后期个体[5]。
在各个具体情境中的策略取向与总体上的策略取向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成人的二级控制人数占绝大部分，而在有的情境中（如情境一），则是一级控制人数占绝对优势，二级控制的人数却相当少。情境一描述的冲突是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一级控制占绝大多数，表明个体在被人误解时倾向于采取改变外界（他人的观念）为主的策略，而不是以改变自我（自身的想法）为主。对被试在情境一问题上的具体解答进行分析表明，之所以“向他人讨个清白”被个体看得如此重要，在于“被人误解是最难受的人生体验之一”，而一级控制是能够彻底摆脱这种体验的首选方式。在情境三中被试同样有“向他人讨个清白”的强烈意愿，那么，为什么二级控制的人数却仍然占较大优势呢？这可能与发生冲突的对象有关。在情境一中，冲突的对象为一般性的熟人，个体相对容易采取改变对方的策略，可在情境三中，冲突的对象为部分掌握着被试前程的上级，中国文化中的权力距离比较大（俞文钊，1989），下级为了保全自身往往更多采用忍让或自我安慰的二级控制方式，较少表现出改变外界（如抗争）的一级控制方式。
情境的影响程度还与所处的年龄段有关。以情境二（个体与同事）为例，55岁以上的成人后期个体采取一级控制的人数相当少（不到3%），成人前期个体（25～34岁）采取一级控制的人数则要高出许多（占37.7%）。情境二描述的是利益与友情之间的冲突，一级控制主要表现为通过主动参与竞争改变外界环境，以争取到自身的利益。成人后期个体与成人前期个体相比，缺乏竞争性。诚如有些成人后期被试在答卷中所写的那样“倘若我还年轻，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我会选择竞争；但我目前的年龄及过去所受的教育让我选择了退让”，前面已述的社会变迁因素对人们在具体情境中的策略取向带来了影响。另外，在情境三中，成人前期个体采取一级控制的比例明显多于其他年龄段，参照被试的作答可看出，25～34岁的成人更可能选择与领导抗争，而非像大多数中、老年被试那样选择委曲求全。这也再次说明社会变迁对不同年龄段成人所产生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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