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向度与空间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文化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05—0081—07
一、引言
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在其分析能力上还是在其实证研究方面都要明显优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并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如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在面对现实经济时新经济增长理论仍无法解决经济增长非连续性以及为何区域间不平衡发展成为常态这两大难题。理论与现实的“割裂”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空间维度”。尽管以保罗·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维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由于其仅仅将地理位置作为空间维度的单一向度，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增长理论对现实经济的指导作用很难令人满意[1]。事实上，经济增长的空间维度不仅包含地理向度，更重要的是还包含文化向度。不同区域间具有鲜明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在其核心价值体系下影响着区域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对经济增长中文化向度的再认识，我们试图将地域文化特征纳入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当中，进而探寻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质，并对区域经济的非连续性增长做出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判断。
二、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经济学一直没有忽略文化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从亚当·斯密以经济与道德两方面来界定“经济人”，到穆勒认为信仰与文化背景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并突出强调劳动力的道德水准与其智力同等重要，这都反映着文化在经济问题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2]。新古典经济学代表马歇尔甚至认为，文化（包括宗教、道德、观念、理想）因素与经济动机一样共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3]。
在研究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增长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做出了经济学解释。在对历史资料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道格拉斯·诺斯成功地将文化因素引入到经济制度的变迁与经济绩效的研究之中。诺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框架”对于现实经济世界几乎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文化作为一种影响和约束实施的不可缺少的变量则最终决定了经济的发展状况，文化“不仅扮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作为制度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持作用。”[4]243诺斯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而文化起着一种类似“资本存货”的作用[5]。同样，哈耶克也认为制度是文化进化的结果，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与文化变迁无法分开[6]。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纳入了近代经济增长的主题，并强调了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在研究文化与经济相互关系的现代思潮中，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对象。熊彼特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创新”，所谓“创新”是指将未曾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某种“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进而推进经济发展[7]。而从源头上看则是“文化”孕育了企业家对于传统习惯的超越和新的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的还有缪尔达尔，以及阿马蒂亚·森等学者。缪尔达尔从实证的视角，阐述了落后地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理想的冲突，并揭示出传统落后价值观对于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8]。而阿马蒂亚·森则从另外的角度强调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9]。虽然发展经济学对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了较为深刻的阐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发展经济学家在承认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作用的同时，更多的是倾向于研究哪些文化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哪些文化因素又阻碍了经济发展，而对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却缺乏深入地探讨。
尽管经济学对文化问题一直给予关注，但是早期的大多数涉及文化因素的经济增长研究却仅仅局限于定性分析，而真正将文化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然而，虽然新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在分析能力上还是在其实证研究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其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及其蕴含的客观规律方面却仍不能令人满意。新经济增长理论倾向于用“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黑箱，将经济增长理论中那些不能解释的“神秘”因素统统装进这个黑箱而作为形式上的表征，以维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形象。虽然之后的豪伊特（Howitt）、Grossman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问题时开始意识并强调生产中有目的的研发活动[10][11]，然而这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实际问题时仍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实际上，新经济增长理论困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经济理论中以“均质”文化作为暗含条件的前提假设。而正是这种假设将经济主体的文化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念、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从而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主体得以简化成为单一的目标追寻者。正如诺斯对此评价到“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地解释时，必须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这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4]263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将人力资本及研发等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期望更好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12][13]，虽然这些尝试并没有突破文化均质的范畴，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却在揭示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迈出了可观的一步，也为经济模型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向度发展预示了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过往经济增长理论的困境迫使经济学者开始日益重视文化这种长期影响经济增长而却被抽象掉的因素。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多数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仍仅停留在文化与经济二者关系的讨论上（即文化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没有真正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内在的作用机制也仍缺乏足够的探讨。
三、空间经济增长与文化向度回归
无“空间维度”的经济增长理论很难对还原为现实世界的空间经济做出有力解释。正如Isard在谈到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运输成本和空间成本的特殊效应必须被考虑到。它们是如此地至关重要，以至于无法通过暗含的处理方式来加以回避。”[14]34对生产活动的空间性给予的关注不够深入，是过往经济增长理论困境的本质。经济增长理论面临着以何种途径可以将空间维度引入理论分析这一不可规避的难题。
（一）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空间维度”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实经济世界的“割裂”，迫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反思，开始重新认识人类经济活动所客观依赖的“空间维度”。然而基于古典区位理论，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与“空间维度”相互关系的研究中更倾向于从地理位置视角来认识“空间维度”。一般认为，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掀开了空间维度在纯粹经济理论中复兴的序幕[15]。随后，许多新经济地理学者展开了经济与空间位置相互关系的研究。比如，鲍德温（Baldwin,1999）引入资本形成和资本折旧，建立了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16]；而马丁、奥塔维诺（Martin,Ottaviano,1999）则将资本理解为知识资本建立了溢出模型[17]。值得注意的是，在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Krugman,1991）和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罗默（Grossman－Helpman-Romer）具有产品差异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藤田（Fujita,2002）通过引入研发部门建立了一个完美预期模型[18]。在这个模型当中，最令人振奋的结论莫过于空间经济增长模型中首次有了源于人文的“创新”因素，而这种结论在以往任何模型中都不曾涉及。然而，虽然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与空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由于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时，忽略了“空间维度”中的文化向度，以至于这些研究成果似乎都有着相同的理论不足，即单纯考虑地理向度的空间维度并不能保证空间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对现实经济世界进行有效解释。比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2）的核心—边缘模型就存在多重稳定均衡，而模型对经济最终会选择哪种均衡无法给出明确的结论[19]。无奈之下，克鲁格曼认为偶发事件或人们的预期会在此时的均衡选择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显然，新经济地理学简单地将经济增长均衡路径的选择归结于偶发事件或预期，使得空间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现实经济的指导作用难以令人满意。事实上，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绝不是依赖于偶然或者预期，而是决定于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地域文化特征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如道格拉斯·诺斯在其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所说，制度对经济有着深远影响，而文化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进而成为路径依赖的根源[5]。
（二）地域文化是经济“空间维度”中重要的向度
不同区域间具有鲜明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在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下影响着区域经济主体的价值倾向、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正如佩鲁所说“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20]89虽然，我们并不认同经济增长中完全“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即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完全依赖于文化价值，任何将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的行为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资源，地域文化因素确实愈来愈重要地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的绩效。将区域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种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进行合理选择与配置，正成为地域文化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要素是生产活动的客观基础，是经济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主要因素或者生产中必须投入的主要手段。从对经济活动影响而言，生产要素既包括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经济要素，同时也包含以文化特征为代表的非经济要素。从空间的角度看，资本、劳动等要素是普遍存在的，通过要素的空间移动，其他区域也可以拥有这些要素；而文化特征往往是某些区域特定历史积淀的成果，在一定时期内其他区域无法复制和拥有。因此，文化特征以空间为标尺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区域间这种非经济性要素禀赋具有明显的差异。文化特征这种非经济性要素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动态变化来源于它自我与外生的两种累积。一方面，文化特征在经济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自我加强、自我演化。另一方面，各种经济性要素在区域中的投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沉淀、刻画地域文化特征，从而这种非经济性要素外生地被累积。
如果文化特征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且文化特征表现为较强的空间差异，那么地域文化特征自然成为经济活动空间维度的重要向度。文化特征的空间非均质分布，就成为非均质空间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将空间维度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必须要考虑空间维度中的文化向度，研究文化特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就成为探寻区域经济增长实质的一条可行路径。而本文正是基于文化视角重新认识经济增长的“空间维度”，从而将文化向度引入到空间经济增长模型，试图探讨并揭示文化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四、基于文化向度的空间经济增长模型
（一）模型的假设与推演
1.区域文化特征可以分解为众多文化因子，文化因子间不同的非线性组合则构成了区域文化。因此，当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区域文化与区域内各种经济性要素相适宜时，这个区域中各种文化因子就会以更广的范围，更大的程度参与生产。这意味着，区域文化和区域内各种经济性要素的适宜水平可以用该区域固有的文化因子所投入到生产中的种类数量来进行衡量，即与生产过程相适宜的文化因子越多，区域经济中各种经济性要素和该地域的文化适宜水平越高。因此，本模型用区域文化中可以投入到生产过程的文化因子数目来表示各种经济性要素与区域文化的适宜水平。虽然文化因子本身是离散的，但是为计算简便，模型中文化因子被视为连续性分布。
2.模型假设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条件下进行生产，并且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由一个单一厂商来代替最终产品部门，其生产函数如下：
6.我们假设文化因子转化部门可由某个市场结构来定义，在这一市场结构中：①每一个转化企业都只转化一种文化因子（垄断性含义）；②利润刚好补偿平均成本（竞争性含义）。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沿用Dixit和Stiglitz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由于文化因子转化部门中的转化企业是一个连续的集合，任何一个转化企业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转化企业的定价对于Q和P微乎其微，可以忽略。并且由于转化企业转化的是各自不同的文化因子，所以在面对不变弹性的需求函数时（弹性为σ），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垄断权利。因此，各文化因子转化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二）模型的结论与理论意义
正如上文所述，虽然新经济地理学克服了过往经济增长理论无维度的分析范式，将空间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但是，当面对多重稳定均衡，现实经济究竟应该选择哪种路径时，新经济地理学却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正是这种缺陷导致了随后在空间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都在试图改进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期望克服这种缺陷从而得出更具指导性的结论。
事实上，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绝不依赖偶然或者预期，相反，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地域文化特征与各种经济性要素的匹配水平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选择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我们模型推演的结果看，代表性企业的均衡产出公式意味着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均衡产出Q*随着地域文化特征与各种经济性要素匹配程度τ的提高而增加。地域文化特征与各种经济性要素的匹配程度在代表性企业均衡产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将地域文化特征与各种经济性要素的匹配问题引入空间经济增长理论，正是新经济地理学“演进”假设的一个破冰之旅。
（三）模型的创新与不足
虽然文章以较新的视角探讨了经济空间中的文化向度，并建立了基于文化向度的空间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地域文化特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但是，本文的空间经济增长模型却仍有不足之处。在我们所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曾对地域文化特征的自我与外生两种累积进行了分析。这种累积决定了文化特征的动态变化，进而地域文化特征与区域内经济性要素之间的匹配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然而可惜的是，在本文的模型当中，我们却没有明确地以显性公式把这种累积作用表现出来，而只是内生于模型讨论之中。
空间和时间都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当基于地域文化特征视角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时间维度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地域文化特征自身的演化路径也必然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没有纳入时间维度进而有效地探析地域文化特征自身演进路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本模型欠缺的另一方面。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继续对地域文化特征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进行动态优化研究，是本模型未来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五、结论与启示
地域文化特征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进一步证实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必然性。区域经济增长需要各种要素，其发展结果也取决于这些要素。地域文化特征的空间差异必然导致区域间生产要素非线性组合绩效的差异。具体地说，地域文化特征以其广泛而深刻的渗透力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特定地域文化特征所形成的区域经济主体的价值倾向、行为规范适应区域经济活动模式时，这种地域文化在经济增长中就起着积极的、促进性的作用；相反，如果地域文化特征与区域经济活动表现出较大的分异，那么这种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就起着消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区域经济增长是地域文化特征与区域经济活动相互协调的一种实现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特征的自我以及外生累积不断地促使着地域文化特征发生着深刻的演化，因此地域文化特征与区域经济活动协调的过程必然表现为：协调—非协调—再协调的螺旋上升过程，因而在这种实现过程中区域经济增长自然体现为时间上的非连续性。无疑这正是以往经济增长理论所忽视的关键环节，也因此对于区域经济增长非连续无法进行准确把握的根本原因所在。
基于文化向度重新揭示区域经济增长，这也正是我国目前提出并实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客观要求。我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完成。”可以说，主体功能区的提出不仅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大创新，也是对现有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观的重大创新。而区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其核心价值必然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探析文化与经济的内在逻辑统一，揭示区域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进而构建面向促进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发展战略，这也正是本文对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一种深刻解读。
收稿日期：200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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