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政论报刊出版发行特征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论论文,出版发行论文,报刊论文,特征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维新运动时期掀起了近代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据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的统计，在1895至1898的三年内，全国报纸种数陡增了3.7倍，“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未有之事”。本文从媒介生态的角度来论述维新政论报刊出版发行的特征。
一、报刊经济严重依赖官绅资本
维新报刊的创办资本，主要来自有维新倾向的官员和士绅群体。从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开始，至《时务报》期间，维新派报刊的资本主要出自官绅资本。
《万国公报》的创办资本，《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叔衡立钧，及沈子培、子封兄弟、张馔之孝廉，陈□□，即席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1]其中，资本捐赠者陈炽为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袁世凯为浙江温处道，杨锐为内阁中书，丁立钧为编修，沈子培为刑部郎中，沈子封为编修，张孝廉为编修。从《万国公报》的资金来源看，主要是捐款，捐款者集中在京城和地方官员以及士大夫上，如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编修沈曾桐、丁立钧、张孝谦等人，连李鸿章也曾表示要捐2000两银子入会，由于甲午战败后他的名声不好，没有被强学会接受。
《时务报》的筹办资金主要来自上海强学会的余款，这些余款是张之洞等官僚士大夫所资助的。在开办后，《时务报》陆续接到不少捐款，“黄遵宪捐了一千元，向盛宣怀捐了五百两、邹陵瀚募了五百元，黄爱棠、朱竹石各捐得一百元”。[2]据统计，对《时务报》个人捐款共96人。[3]基本上来自官僚士大夫、地方官员和士绅。
《湘报》的创办资本也具有该特征。唐才常在《湘报序》中云：“熊君秉三（熊希龄）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鸩同志集巨赀设《湘报》馆。”[4]由此可见，《湘报》由熊希龄等集资。同时《湘报》的出版还得到了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他每月自公款中拨银200两以助经费。所以，《湘报》的“发行取值报廉，仅收工本纸张费”[5]。
由上可知，报刊的资金来源途径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维新运动受挫，许多官僚士绅（如袁世凯之流）倒向顽固派一边，切断了资金来源，使许多报刊因资金问题难以为继。王修植、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国闻报》将来销路不患不广，而独馆中母财不足，开销太大，深恐难以持久。”报刊经济不能独立，而导致所办报刊的短寿。以《时务报》为例，当时年少气盛的梁启超愤而离开《时务报》，究其原因，除两派（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外，报刊经济不独立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言：“无论受何方面之补助，自然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最少变受牵掣。”[6]而当时对《时务报》的“支配与牵掣”主要来自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我们知道，《时务报》的多数筹办经费来自张之洞的捐款，张也就成为该报的“当然股东”，自然很有资格控制这份报纸。当报中言论过激，超出他的意愿时，他通过汪康年横加干涉，多方排挤梁启超，限制其言论自由。梁走后，《时务报》实际上就沦为洋务派的“喉舌”了。1912年梁启超追忆当年张之洞插手干预《时务报》的情况说：“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文襄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佣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7]
二、报刊出版发行的政治色彩浓厚
1898年8月9日光绪帝应康有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中所请发布上谕：“命官报局所需经费，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另拨开办经费银六千两。”又把倡办报纸作为新政的内容之一。7月26日，准孙家鼐奏，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上谕称：“报馆之设，所以宜国是而达民情，自应亟为倡办，”“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着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指陈利害，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8月9日，上谕又称：“报馆之设，义在发明国是，宜达民情，原与古者陈诗观风之制相同。一切学校、工商、兵制、赋税，均准胪陈利弊，籍为鼗铎之助，兼可翻译各国报章，以便官商士庶开扩见闻，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浅。…所著论说，总以昌明大义、决去壅弊为要义，不必拘牵忌讳，致多窒碍”。8月26日，准梁启超奏，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准予学生出身所编译之书籍报纸，“一律免税”。9月12日，准侍读学士瑞洵在京城筹设报馆，并且指示：“此外官绅士民、并着顺大府尹、五城御史，切实劝办，以期一律举行。”[8]这些上谕，不仅肯定了报纸的功用，动员各级官员“劝办”报纸，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还给以“免税”的奖励，这对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报刊出版自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所有的报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于是乎这些“上谕”大大地刺激了维新报刊的纷纷出笼。以下当进一步说明：《时务报》最高发行量达到17000多份，发行范围遍及全国15个省及东南亚和日本华侨界。代售处计达一百零九所，遍布全国七十县市。[9]《时务报》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报刊。《时务报》之所以能如此风行，原因之一在于《时务报》得到了各省开明督抚或具有维新倾向的官吏支持。《时务报》创刊前，张之洞已返回湖广总督任内，但他对《时务报》表示了特别的支持，大力“助赀推行”。出版仅一个多月后，张之洞便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该年9月27日出版的《时务报》第6册全文刊载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在札文中，张之洞盛赞《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现已饬知《时务报》馆，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官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份，每份每月三本。……总计每年报价一千一百五十二元……以后年于正月初预付，统由善后局于闲款项内汇总支发，即交汉口电报局转寄上海该报馆查收。自该报馆开馆第一次所出之报第一册起，概行印送足数。札到该局即便遵照办理，具报勿违。……无庸向各衙门及各局书院学堂收取报费，以期简速”[10]。在他的倡导影响下，山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也纷纷效法官销《时务报》，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时人评论说：“时务报蔓延最广，论者比之明夷待访录。张之洞提倡尤力，札行湖北全省州、县官，各备资购阅。”[11]
湖南的《湘学新报》（第21册后改名《湘学报》）也同样得到官绅群体的支持。张之洞开始很夸赞这份报刊，认为“湘学报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有裨士林”，“自宜广为传布”并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及各书院“一体购阅”。[12]不久，在张之洞的大力宣传倡导下，山西、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抚臣，也争相效法，饬令各属订阅维新报刊，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宣传鼓动作用。陈宝箴曾通饬各州县订购，俾阅者“皆通晓当世之务，以为他日建树之资”，广为分送。张之洞认为该刊“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令饬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发给书院诸生阅看”。[13]徐仁铸为学政后，也通饬各学“按期购置，分布城乡各书院，俾仕子一并阅看，愈益见闻”。[14]甚至连光绪帝“明降谕旨，饬下各省督抚臣通核全省文武衙门、差局书院学堂，应阅报单数目，移送官报局，然后由官报局按期由译站照数移送”[15]。甚至连顽固派人物王先谦也为岳麓书院的学生定购《时务报》六份。[16]湘抚陈宝箴购《时务报》分发全省各书院，其札曰：“由本部院筹拨款项，属该报馆寄送若干份，发交各府厅州县书院存储，俾肄业诸生得以次第传观，细心推究。”[17]
除了上述各省地外，广西、江西、保定、山西清源、江宁、兴化等地方官员也纷纷指派本地官员和书院购阅维新报刊。广西洋务总局司道决定“由局分送各衙门”，并通饬各府厅州县“一体遵照阅看”，饬令全省府厅州县购阅《知新报》。[18]浙江巡抚、安徽巡抚和贵州学政等皆饬令各州府购《时务报》，并分给各地书院学生阅览。杭州知府也饬属购阅《知新报》。[19]
三、报刊发行面窄、销量少
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利用报刊“开民智”，所选择的对象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准普通民众。从《万国公报》到《时务报》，维新报刊的创办者将其读者对象主要定位在绅士和官员群体上。1895年8月，康有为等创办《万国公报》时便意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20]，于是与送京报者协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21]。《时务报》创办者对于报刊发行对象的确定上也非常鲜明。期间，就送报对象，黄遵宪于报中同人就有诸多明示。如曰：“龚景张太史心铭家富豪，甚有志趣，馆在八仙桥有庆里，可送一份去。”又曰：“各关道镇江、芜湖、宁、绍、台均有志此事者，似可每关送数本，他关道亦可送，”[22]展示出维新派报人经营官绅读者群的良苦用心。他们注重利用绅士的影响力实现变法，甚至将那些还未成为绅士的学堂学生作为报刊的受众对象。鉴于此，时务报馆特别规定，凡新开学堂处皆免费赠送一份《时务报》。就此，维新派官员陶镛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提醒说：“《时务报》前又凡开学堂处皆送一份不收资之例，今求是学院将开，理应乞送一份（自一号至近来为止）。”[23]维新派的这种意图还可以从《时务报》的报道内容上加以确认。从该报前10期的内容来看，主要涉及的是官绅各种改革的举措。包括兴办矿物、开办官书局和商务局、开办铁路、举办洋操、推广学校、整理船政、开办中西学堂内容。同时刊登了银行章程、学规章程等条例。活动主体主要是中央各部局（如户部、官书局）和官员（陈璧、容闳、胡中丞）、地方官员（张之洞、陈宝箴等），以及各地绅士。严复对当时阅报之人作了分析，他说：“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24]可见普通老百姓能阅报者则为极少。
近代中国，不仅仅能读书的人很少，同时读过书的人也很少。当时人口“号称四百兆”，但是妇女不读书，已经去掉了一半，再加上农、工、商、兵等都不读书，那中国人口就有十之八九都没读过书。由于识字的人不多，报刊的销售量很少，一般的销售量不过数百份。[25]即使是创造了当时报刊的最高发行记录的《时务报》，最高销到一万七千多份。[26]由于销量少，受众少，盈利也少，资金周转慢，报刊难以为继。如《国闻报》创刊几个月后，王修植、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国闻报》现在每天销一千五百张：本津五百张，北京二百张，俄商一百五十张，商埠七百余张。”“《国闻汇编》，阅者多以文义艰深为嫌，每期仅售五六百份。实在赔本不起，现已停止不印，专办日报。”因“文义艰深”、“销量太少”，《国闻汇编》仅出6期就停刊了。
综上所述，维新政论报刊经济不独立，严重依赖官绅资本、出版发行的政治色彩较浓、报刊发行面狭窄等特征足以证明在近代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动荡中，报刊媒介在政治缝隙中发展空间有限，大大降低了报刊舆论在进行政治动员、吸引同盟军、扩大社会基础等方面的影响力，并随着运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