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肖像论文,文学出版社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在五十多年的出版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 出了不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其中凝聚着几代编辑的心血。人文社之所以能够取 得让人瞩目的成绩，正是靠着几代编辑的精神接力。当代文学是最具有竞争性的，是正 在进行中的文学创造，人文社的历任社长与总编辑都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有一 种很清醒的使命感。“文革”以后，时任总编的韦君宜说过，人文社当然古今中外的名 篇都要出版，“但是，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是人文社的牡丹花”(注：黄 伊：《编辑的故事》，第30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03年版。)。从当代文学的丰富 性、动态性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来看，它鲜活地回应时代的挑战，在传统经典的基础上 寻求新的审美发现，使文学的长河奔流不息，其独特的创造不仅提供新的文学经验与精 神资源，而且通过与传统经典的对话，为之注入生生不息的当代活力。人文社作为国家 级的、最重要的专业性文学出版社，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 用。本文以人文社的当代文学编辑实践为核心，通过对几代具有代表性的编辑家的创造 性劳动与人格选择的深入剖析，考察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关联， 并从多变的文化语境中考察健康的文学生态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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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创建于北京，其间还先后使用作家出版社(1953—1958、196 0—1969)、艺术出版社(1953—1957)、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1957、1987—1989)、中 国戏剧出版社(1954—1979)、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至今)等副牌出版中外各类文学图 书(注：参见陈早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十年》，《中国出版》1991年第3期。)。冯雪 峰是人文社的创建者，在担任首届社长兼总编辑的七年中，为人文社的建设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1950年10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决定在上海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冯雪峰担任 社长兼总编辑。调任人文社岗位后，冯雪峰把这个班底调到北京来，其中包括林辰、孙 用、杨霁云、王士菁夫妇和校对殷维汉，他们和1956年调入人文社的王仰晨一起，辑佚 、整理、考证、注释《鲁迅全集》，1958年出了一版二十卷本，包含十本著作和十本翻 译；1981年又出了一版十六卷本(不含翻译)。他们经年累月地做些琐细而又实在的工作 ，甘于寂寞。抗战期间就著有《鲁迅事迹考》一书的林辰，建国后由于埋头整理鲁迅著 作，述而不著，只写了收在《鲁迅述林》中的少量文章和一些研究古典小说的文章。翻 译家孙用把鲁迅六百余万字的全部著译的各种版本，进行了精细的校勘，为此，他的视 力受到严重损害，近视深达一千四百度，又患严重的白内障。其成果体现在《鲁迅全集 》之中，并有《鲁迅全集校读记》和《鲁迅译文校读记》。在他退休后，依然主持1981 年版《鲁迅全集》的校勘，参与第九卷《译文序跋集》的注释定稿，这时他看书已需要 叠用两个放大镜(注：参见朱正、陈早春《孙用小传》，《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
对于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冯雪峰亲自审订，重要的注释条文都是他亲自抽空撰 写。当社会上大批瞿秋白时，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所批评的芸生的《汉 奸的供状》，被罗织为瞿秋白的一项“罪证”，芸生被批判者误认为瞿秋白的化名。19 75年冬天冯雪峰与周扬意外相见时，虽然彼此要谈的重要话题很多，但仍没有忘记取证 芸生是邱九如的事情，为新版《鲁迅全集》补上一条芸生的注提供了确证(注：陈早春 ：《夕阳，仍在放光发热》，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第290—291页，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冯雪峰及其同人为鲁迅著作的出版默默奉献，拒绝迎合 当时的主流思潮对于鲁迅精神的工具化阐释。在鲁迅开辟的精神道路上艰难迈进，是人 文社最为值得珍惜的精神传统，也是冯雪峰为人文社留下的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只有 以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和传承文明的信念作为支撑，文学出版才可能成为一种灵魂的事 业，而不是沦落为借书牟利的市侩。
冯雪峰主事期间，亲自动手当责任编辑，主持出版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和四卷本 的《瞿秋白文集》。随后，他既主持出版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作，也重点推出 解放区的优秀作品，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而对青年作者的鼎力扶持，更能体现其 敏锐与远见，这为人文社开创了另一种优良传统。1953年冬天，杜鹏程把《保卫延安》 的打印稿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冯雪峰约请他面谈和吃 饭的信。冯雪峰熬夜审读《保卫延安》，并与作者反复长谈，两个人并坐在写字台边， 几乎是手把手地帮助作者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从七十万字压缩成四十多万字。而且，他 还向《人民文学》推荐，希望他们能够选发其中一部分，并撰写《<保卫延安>的地位和 重要性》，发表在《文艺报》上，不遗余力地扶持新生力量(注：参见楼适夷《零零碎 碎的记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杜鹏程：《回忆 雪峰同志》，《延河》1979年第11期。)。冯雪峰对朱正的呵护更是不留痕迹，坦荡无 私，默默地承担风险。1956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朱正写了一本《鲁迅传略》，5月寄到 人文社，年底就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直到1980年，作者才知道当时《新湖南 报》秘书处人事科曾写公函给出版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注：参见朱正《怀念与感 激冯雪峰同志》，《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5辑。)
1954年进入人文社的巴人，1958年接替冯雪峰出任社长。巴人亲自管理编辑工作，带 队到全国各地组稿，亲自审稿，帮助青年作家改稿，凡是出版了优秀的文学新作，他都 热情洋溢地撰文评价。他不谋私利，没为自己出一本书。1958年，巴人在阅读普通来稿 时，发现一部署名“浩然”的书稿《喜鹊登枝》很有基础，便亲自出任责任编辑，十天 内连续写了三封信函，与作者平等协商出版事宜，在肯定作品优点的同时，字句推敲、 一丝不苟地指出作品的局限性，设身处地地为作者着想。书还没出版，巴人就给《文汇 报》写了一篇《读稿偶记》的推荐文章，寄托了殷切的期望，又为《人民文学》撰写题 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的评论，突出地谈论了作家深入生活之急需(注：参见浩 然口述、郑实采写《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第316—317页，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0年。)。正如浩然所说：“巴人同志革命资格很老，可以做高官。巴人同志艺术 造诣极深，可以搞创作。可是，他却心甘情愿在出版社率领一伙编辑，兢兢业业、辛辛 苦苦地‘为他人做嫁衣’。”(注：浩然：《巴人同志指导我学习创作》，《新文学史 料》1986年第3期。)
巴人的编辑方针是古今中外不予偏废，突出当代激活创作。他主持出版的《中国古典 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现 代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源源不断地问世，至今魅力不减，仍 然被奉为范本。在现当代文学方面，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茅盾文集》、《沫若 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郑振铎文集》以及近五十位五四以来名家 的选集；1959年编印了当代作家中有影响的作品近四十种。人文社及其副牌作家出版社 ，在五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 的《保卫延安》、孙犁的《风云初记》、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曲波的《林海 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艾芜的《百炼成钢》、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 值得一提的是《林海雪原》的责任编辑龙世辉的敬业精神，他是从堆积如山的自然来稿 中发现这部作品的，稿名叫《林海雪原荡匪记》，稿纸有大有小，每一叠用各种颜色的 碎布条捆着，字儿很不好认。只读过六年书的曲波花费数月修改一次后，承认有困难， 后来龙世辉整整花了三个月时间，使出浑身解数帮作者修改，并把书稿推荐给《人民文 学》的副主编秦兆阳，选载了其中部分章节，龙世辉还在《人民文学》发表评论文章表 示赞赏和支持(注：黄伊：《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别人——介绍老编辑龙世辉》，《无 名集》(本社编)，第135—13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许觉民说：“ 读书界和出版社的同志回忆起这一段光景，常称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金时代。这是 因为当时不仅出版物势如波涌，重要的是质量高，基本上都具有流传价值。”(注：许 觉民：《四十年话旧说新》，《风雨故旧录》，第213—21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重视文化积累是冯雪峰、王任叔(巴人)以及聂绀弩、楼适夷、许觉民等出版家一 贯的方略，也只有把当代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纳入世界文学的整体性、历史性的视野中， 才能引来源头活水，在经典的参照下，激发与时代紧密结合又超越时代的创造潜能，使 当代文学不成为速效而速朽的过眼云烟。
巴人的赤子之心使其出版实践闪耀着人格光芒，把时代和心灵结合到一起，在特殊的 政治环境中保留着一份对于人性的深切关怀。黄秋耘回忆：1959年夏天应巴人之约选编 《建国以来文学评论文选》，选了一篇周文的文章，但恐有不妥，因为周文是在“三反 ”“五反”运动中自杀的。巴人听后拍案而起，激愤地说：“只有中国人才把自杀看得 那么严重，一定要开除党籍，还说这样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一个人不想活下去， 难道连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也没有么?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的，法捷耶夫是自杀的，高 尔基也自杀过，只不过没有死去，难道连这些大作家的作品也都不能出版了么?”(注： 黄秋耘：《可爱可敬的“莽秀才”——追念巴人同志》，《文艺报》1985年11月16日。 )巴人的这种飞蛾扑火一样的激情以及《论人性》赤膊上阵的真诚，最终将自己推入了 炼狱。置身于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之中，人文社五十年代的出版也不能不深深地镌刻着 时代的烙印，留下让后人深思不已的前车之鉴。楼适夷慧眼识珠，为《大波》、《死水 微澜》的出版立下汗马功劳，又启发周而复，废弃了已经成稿的一百多万字，从更广阔 的背景上创作抗战题材的巨著，催生了六百多万字的《长城万里图》(注：参见周而复 《相期一步一层楼》，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他对政治化的出版思维进行了沉痛的反思：
我们好像一个外科大夫，一枝笔像一把手术刀，喜欢在作家的作品上动动刀子，仿佛 不给文章割出一点血来，就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把厉害的刀，一直动到既成老大 作家，甚至已故作家的身上。当然对鲁迅著作的原文，是一个字也没动过的(不过根据 上级命令，也删过他大量的书信)，其他作家的作品几乎全动过一些手术。郭老《女神 》解放后的第一新版，就给删去了三首小诗，其中一首：《死的诱惑》(引者注：《死 的诱惑》是郭沫若白话诗处女作)，内容说到诗人面对一把刀子，一条绳子，忍不住想 走自杀的路。茅公的《蚀》、《子夜》说有些描写认为是“黄”了一点；曹禺的《雷雨 》、《日出》，都是被动过手术的；甚至《夏衍戏剧选》，硬是给删削了整整的一篇《 上海屋檐下》，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气味重了。当然，编辑部是当做意见向作者委婉提出 协商的，而作者则无不遵命，一律照办。……到了后来，凡是这种不成理由的改删，又 照原状恢复了过来。编《茅盾全集》时，我见到改删过的地方都已恢复了原状，教训是 应该记取的。几年之中，特别涉及到政治运动，改来改去，真成了编辑部的一件浩大工 程，发生了“高饶事件”，查一次书，凡书中有高岗的名字，都得删去，庐山会议出了 “彭德怀事件”，彭老总的名字也不许出现了，讲好讲坏，一律删去。……编辑部一次 次停产查书，印刷厂挖改纸型，抽页排版，有些已出的书，则干脆停止发行。浪费时间 ，劳民伤财，这样的笨事，真不知做过多少。(注：楼适夷：《零零碎碎的记忆——我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五十年代的人文社，在艰苦的条件和复杂的环境下取得了辉煌的实绩，尤其在中国古 典文学和外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与出版方面，出手不凡，流传不衰，而在当代文学出版上 也不同凡响，诸如《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作品，为文学史提供 了新的叙事范型，字里行间燃烧着的生命激情，犹如凝固的火焰，成为记录红色记忆的 经典性精神标本。遗憾的是，由于过度考虑作品的时效，适应主流思潮对文体的约束与 规范，以作品图解政治，人文社虽然催生了不少大作，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艺术上 也有独到之处，但多数作品都扮演着时代传声筒的角色，很快就被历史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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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六十年代，严文井接任人文社社长，但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上班，许觉民有这样的 说法：“他当社长采用的是‘务虚’之法，从不来上班，连个办公桌也没有，只参加一 些要紧的会议，平时则听别人的汇报，再提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让别人参考，日常的许多 事都并不参与。”(注：许觉民：《纵谈严文井》，《风雨故旧录》，第148页。)当时 实际主持社务的是韦君宜。在1943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韦君宜的太夫杨述被污 蔑成特务；在担任《文艺学习》主编期间，韦君宜因为组织关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的讨论，替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说过几句公道话，1957年差点被戴上“ 右派”帽子，“自此后她沉默少语，遇事不敢决断”(注：许觉民：《记韦君宜》，《 风雨故旧录》，第112页。)。在政治敏感与艺术标准的夹缝之间，从六十年代初期一直 到“文革”结束，韦君宜似乎一直都压抑着内心的苦衷，在两难的抉择中寻求平衡。许 觉民回忆，当年出版杨朔的《非洲游记》，封面设计是一群飞禽猛兽，印好后遭到一个 “隐性领导”的否定，说把非洲人民都认作是野兽，必须撕去重印，虽然时任第二副社 长的许觉民认为有特色，坚持不必重印，但韦君宜最终还是采纳了“隐性领导”的意见 ；在编辑曲波的长篇小说《桥龙飚》的过程中，王笠耘殚精竭虑地进行修改，实际上帮 曲波具体写，书印好后又遭到这位“隐性领导”的否定，认为被八路军收编的主人公不 服从党的领导，许觉民不以为然，最终韦君宜还是决定将印好的五万册书全部销毁(注 ：参见许觉民《记韦君宜》，《风雨故旧录》，第112页。)。意味深长的是，韦君宜的 谨慎与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王笠耘回忆，江青在“文革”期间漏夜召见曲波，并说： “《桥龙飚》是棵大毒草，可倒也看出你有才气。”于是叫他按照样板戏改写《林海雪原》(注：参见王笠耘《难忘的韦君宜》，于光远等著《韦君宜纪念集》，第4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不无悲剧色彩的是，“文革”中韦君宜还是作为“头号走资派”，成了人文社的第一位批判对象，以至于精神失常，与世隔绝了三年。
1973年，韦君宜从干校回到人文社，她自己在《编辑的忏悔》中说：“实则是回到了 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注：韦君宜：《思痛录》，第162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韦君宜对《千重浪》、《金光大道》、《伐木人 》、《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晨光曲》、《钻天峰》等书的出版进行 了深刻的反思与自责，尽管她当时受制于军宣队，但她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真诚地袒 露其灵魂深处的撕裂感与负罪感。她在1982年写给一位作家的信中有这样的反省：“我 承认我是帮你编过故事的人。这应该说是一个文学编辑的悲剧，我毫不推卸责任。”( 注：韦君宜：《老编辑手记》，第4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976年人 文社出版了浙江作家胡尹强的《前夕》，这是一部表现教育革命的作品，原稿塑造了一 个热爱教育的老校长的形象，后来被编辑改成了“走资派”。韦君宜觉得这样修改说不 通，但最终被迫同意了。“四人帮”被打倒后，《前夕》被浙江金华地区列为和“四人 帮”有牵连的十大要案之一，作者被禁闭了十七个月。其间，了解到胡尹强处境的韦君 宜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内参上，“说《前夕》写成现在的摸样，责 任在出版社，在她，作者是没有责任的，不应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时任中宣部 部长的胡耀邦阅读后立即批示：先把作者放出来(注：参见胡尹强《天，我们在这里做 什么》，于光远等著《韦君宜纪念集》，第324页。)。韦君宜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其正义 感和同情心，以内在的正直与良知抗拒着混乱与泯灭，这不仅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出版 事业，而且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与心灵史，都是一面必须直面的解魅之镜。
或许正是循着这种自责与改正的精神理路，韦君宜为新时期初年人文社的当代文学出 版扫清了多重障碍，开拓出一片异彩缤纷的新天地。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何启治回忆：“ 如果不是她亲自到湖南约稿，而且毫无私心杂念，冒着风险做出决断，恐怕不会有《将 军吟》；像《生活的路》、《冬》、《铺花的歧路》等作品，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当时 却有反对出版的意见，韦老大觉得自己的威信不够，就将这些作品都搞了故事梗概，亲 自送给茅公过目，茅公都肯定了，这才出版；‘四人帮’刚倒台，她就给远在伊犁的王 蒙写信，希望他重新拿起笔，王蒙复出后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由《当代》发表和人文 社出版，和韦老太与王蒙亦师亦友的关系密切相关；她不断地鼓励张洁，帮她修改《沉 重的翅膀》，在张洁受到批评和压制时，保护她，亲自找胡乔木和邓力群等领导同志做 疏通和解释工作，可以这么说，没有韦君宜，《沉重的翅膀》就不会获得茅盾文学奖， 也就没有张洁。”(注：参见笔者与何启治的访谈录，压缩稿以《用责任点燃艺术》为 题发表于《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1980年，韦君宜曾经挤公共汽车到上海郊区南翔 镇去看望当时处境艰难的竹林(《生活的路》的作者)，当她看到嘉定二中在图书馆的书 库里为竹林提供了简易住处时，居然感激地向校长和教导主任鞠躬(注：参见竹林《我 的恩师韦君宜》，于光远等著《韦君宜纪念集》，第294页。)。1981年，她从投稿中发 现北大中文系学生张曼菱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热情地向《当代》推荐，于是 张曼菱脱颖而出。韦君宜发现并培养了不少文学英才，为弱小的文学之苗遮风挡雨，并 以自己正直的品格净化文学领地的污浊，勉为其难地维护艺术的纯洁。
耐人寻思的是，1984年，韦君宜坚持要离任回家，在告别会上，她不断哽咽着擦眼泪 ，甚至说：“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 ”“我一辈子为人做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注： 陈早春：《我看君宜同志》，于光远等著《韦君宜纪念集》，第403页。)这些语句中沉 淀了其编辑生涯的酸甜苦辣。可以说，她是人文社的一位苦主，把困难作为营养，在不 堪重负的情形下步履艰难，她所承担的种种压力、苦恼甚至屈辱，似乎要比发现重要作 家和推出重要作品所带来的欢乐要多得多。而韦君宜的价值正在于她抗拒湮灭的坚韧， 面对种种掣肘，以牺牲自己的代价为艺术挤出局促的发展空间，其编辑生涯的复杂与坎 坷，以活生生的生命实践验证了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家之难度，而这种苦苦求索的 责任感，恰恰是当代文学得以持续生长的文化土壤。
在新时期初年，严文井同样有神来之笔。尤其是他亲自拍板，“一个字不改”，及时 出版巴金的《随想录》。巴金写《随想录》时，每写一篇都先发表在香港的一家大报上 ，有一次编辑事先没有和作者商量，就删除了文中的部分字句和段落，这干扰了作者的 写作情绪，致使他停笔了好一段时间，并在大陆文坛引发议论。当人文社有关编辑争取 到《随想录》的大陆版权后，严文井异常果决地决定：“巴老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出。 我们一个字不改。”此外，从1982年到1984年，他还无微不至地给予陈祖德以切实有效 的帮助，为其《超越自我》的写作进行跟踪性指导(注：参阅胡德培《赤诚的心——我 所认识的严文井》，《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严文井温和宽容与无为而治的方 略，韦君宜孜孜不倦地负重潜行的姿态，共同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的人文社营造 出相对宽松的环境，即使在风雨如磐的“文革”灾难中，也在艰难的喘息中默守着与人 为善的人性底色。难怪秦兆阳在平反之后，尽管作家协会挽留他，但他还是放弃在作协 书记处掌权的位置，降格以求地到人文社担任副总编辑，并说：“不为别的，就因为文 学出版社的领导不整人。”(注：参见杨桂欣《君宜同志留给我的精神财富》，于光远 等著《韦君宜纪念集》，第451页。)正是因为这种宽松，人文社在新时期初年才能很快 地恢复元气，为思想解放与艺术革新推波助澜。
要做一个合格的编辑，大概首先就得接受自己被遮蔽的宿命。翻译家和诗人屠岸，曾 经主管人文社的现当代文学出版，因为编辑工作和郭风、焦祖尧等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1979年的中长篇小说研讨会即由他动议，会议邀请胡耀邦、茅盾、周扬作报告，有 效地催动了冲破僵化思维的艺术变革(注：参阅孔令燕《记忆，在叙述中重显——纪念< 当代>创刊二十周年往事回顾座谈会》，《当代》1999年第3期；屠岸：《回顾在“人文 ”的岁月》，收入《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是，他投注精力最多的编辑工作似 乎很少为人所知，其译笔和诗章的光华却至今不衰。像龙世辉、王笠耘、许显卿、李曙 光、刘炜、周达宝、谢明清、于砚章等等名字，似乎都已经被人遗忘，他们就像深埋于 当代文学河流的河床中的砾石，从来不显山露水，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撑，河流就可 能会下陷甚至改道，他们的生命就像那些被河水冲刷得越来越小的卵石一样，将自己的 生命信息完全地融入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消散了自己的形状，以淹没自己的代价拱 托起那些名家与巨著。他们都非常敬业，王笠耘常说的是“我们尽量不要出馊主意”， 尊重作家的独立创造，甚至写给作者的退稿信，都给年轻编辑写过样子，认为即使不用 人家的稿子，话也不能说得太过分(注：参见笔者与何启治的访谈录《用责任点燃艺术 》。)；许显卿是魏巍《东方》的组稿人，为了帮珠珊修改《爱与仇》，煞费苦心，以 至最后作者要求将编辑的名字署在书上，结果当然是编辑拒绝了这种美意：周达宝顶着 压力编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炜是《将军吟》和《芙蓉镇》的责任编辑，在书稿 的反复删改中承担了不厌其烦的工作。龙世辉除了编辑《林海雪原》外，陈国凯的《代 价》也凝聚着他的心血与创造性劳动，他还是《芙蓉镇》的复审编辑，并向作者提了一 条十分重要的意见：黎满庚这个人物的由好变坏，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过程。古华采纳 了龙世辉的创造性建议，在修改完备的全稿中增加了一个人物——王秋赦，这个混进土 改队伍中的“勇敢分子”，后来干了初稿中黎满庚干的种种坏事，其形象比原来半拉坏 的黎满庚更丰富、更典型(注：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130—131页，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龙世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编辑，在寓言、小说、散文、 评论等体裁的创作中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但正如郑伯农为他写的挽联所言：“无心为本 家种自留田；全心替他人做嫁衣裳。”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龙世辉本人已经意识 到的悲剧性，他曾一再提醒为他写评传的李频应该注意下述问题：“作为编辑，我只能 承认自己是勤奋的，一生不敢苟安，但我受着时代社会机制的局限，不会也不能超越， 个人经历带有某种不可明言的悲剧性。”(注：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130— —13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莫应丰在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的 发言，宣泄了针对龙世辉的怨言，其大意是“创作就是写出不同于任何人的作品，不是 那些人家说什么你也说什么的话，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有的编辑，看到 有创造性的作品动手改，让你改，改得既不像这个的，也不像那个的，把创造性都砍掉 了”(注：参阅李频《编辑史不会遗忘的名字——追忆龙世辉》，《当代》2002年第6期 。)。置身于复杂多变的蹉跎岁月，负担着种种压力，还得不时承受作家的误解，龙世 辉临终前写给王有钦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是累死的，历年来历次运动，心中受气受 压，保使我提前十年死亡，所处的时代如此，怨也无用。”(注：王有钦：《我与老龙 的编辑生涯》，《粤海风》2002年第2期。)编辑生涯确实是钢丝上的舞蹈，他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而留给自己的是灼痛的灰烬。编辑的最大的悲剧性，莫过于在各种强力话语 的长期灌输下，失去独立判断，过分看重创作的姿态、技巧或者大众趣味，成为话语的 仆从，扮演着工具性的角色，使呕心沥血的奉献成为无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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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社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历程中，社办报刊对于当代文学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1978年，在韦君宜主持下，由楼适夷倡议，创办了《新文学史料》，这是全国 惟一一家反映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现状，集学术性、资料性、研究性为一体的史料性刊物 ，先后由牛汉、陈早春主编，人文品格最为纯粹，对于文化积累与学术建设具有不可抹 杀的贡献。1984年，韦君宜动议创办了《文学故事报》；1993年人文社双管齐下，创办 了《中华文学选刊》和《中华散文》。这些报刊闪光之处自然不少，但总体上办得差强 人意。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创办于1979年6月的《当代》，其贴近现实的顽强姿态， 真可谓以不变应万变；它在文学体裁上突出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地位，因为“前者容 量巨大且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后者则最能及时反映广大读者所关注的社会热 点问题”(注：何启治：《面向时代、面向读者的<当代>》，《文学编辑四十年》，第4 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而扶植新人的策略，是其制度性的办刊路线，严文 井在发刊辞中就强调“希望多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又采纳朱盛昌的提议，规定“ 每期必发新人新作，而且，每期都有一个新人简介”(注：孔令燕：《记忆，在叙述中 重显——纪念<当代>创刊二十周年往事回顾座谈会》。)。
主编的风格会对期刊的风格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代》先由严文井主持，1983年韦君 宜接任；1986年第4期开始由秦兆阳、孟伟哉署名主编，秦兆阳从1987年第4期起担任独 立主编，一直到1994年10月去世；1995年第1期朱盛昌接任主编；1997年第2期起主编为 陈早春、何启治；2000年第1期起由陈早春主编；2001年第1期起由刘玉山、高贤均主编 ，高贤均在2002年8月去世后由刘玉山主编。由于《当代》的历任主编不少是主持人文 社全面工作的高层，往往无暇兼顾《当代》的编辑工作，最为专注的当数秦兆阳与何启 治。
秦兆阳是现实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杨沫的《青春之歌》就是由他审阅后，鼎力举荐给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号召作家们“勇敢地从自身的教 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出“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 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注：何直(秦兆阳)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这篇文章以及1956年 在《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导致秦兆阳被开除党籍，被划为“右派”，长期下放广西劳 动。二十多年后，他仍然坚持认为：“人民迫切需要文艺真实反映自己的生活、认识自 己的生活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注：秦兆阳：《现实主义——艰苦的道路》，《 文学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秦兆阳的这种执著，也为《当代》涂抹 上了现实主义的沉重底色，“突出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现实主义是主编秦兆 阳制定并为编辑部长期坚持的办刊宗旨”(注：参见屠岸《关于<现实主义>的一封信》 ，《当代》1998年第5期。)。路遥曾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写于19 78年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被反复退稿，绝望中投寄给《当代》， 意想不到地收到了秦兆阳的长信，肯定了其艺术探索。秦兆阳不仅指导他修改作品，还 全力以赴，为这篇小说争取到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路遥认为“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 道路”(注：参见李频《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缅怀秦兆阳先生》，《出版广角》1 997年第2期。)。秦兆阳推崇《改革者》、《在困难的日子里》、《励精图治》、《跋 涉者》、《龙种》等作品，认为它们及时地反映了“举国注目的、振奋人心的大事”， 并说：“我们不要回避矛盾，但也不要被矛盾吃掉。要看到希望，保持着一种健康的思 想情感去写矛盾斗争。”(注：何启治：《“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秦兆阳谈 文学编辑工作》，《编辑之友》1986年第3期。)秦兆阳以受难的代价，刻骨铭心地见证 了现实主义的艰难与复杂，他晚年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已经没有了五十年代的锐气，其 中弥散着挥之不去的沧桑感与欲说还休的困惑。
从完成于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大地》中可以看出，秦兆阳的文学思维已经从五十年 代的“超前”变成了当时的“滞后”，对于被误解的悖谬，他说：“是歌颂者却长时间 变成了‘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离开了革命所教导的认识生活的能力和对生活的感情 ，我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长期以来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反对者；在取消了 这种‘代表性’以后反倒写了一点批判意味的作品；一直不愿搞编辑工作却一直使劲搞 编辑工作，甚至就是在编辑工作上摔了很重的一跤也不后悔。”(注：秦兆阳：《秦兆 阳小说选》，自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种近乎荒诞的悲剧性，或 许也正是理解秦兆阳否决《九月寓言》的一把钥匙。他在写于“1991.7.22—24”的《 对<九月寓言>的基本看法》中，有这样的质疑：
为什么作者不干脆把时空放在解放以前呢?那样不是更好处理吗?这是不是有意无意之 间透露了作者对解放后农村历史的片面认识，并想用这种认识(即极穷、极愚、极盲目 、极无理性)去强调农民的原始生命力?……作品的问题在于：寓言的虚构与生活真实的 矛盾；从哲学上讲则是“抽象人性论”、“人命意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从政 治思想上讲则是偏颇的思想认识的表现。……因此，对历史，尤其是对革命历史，决不 能持轻率的态度。在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在纠正历史偏差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就 易于轻率地对过去的历史下结论，并且以“高明”或“精英”自居，从而造成混乱。近 年来这种混乱思想的极端就是“全盘西化”。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啊!(注：材料由何启 治先生提供，参见笔者与何先生的访谈录《用责任点燃艺术》。)
行文中既表达出固执的真诚，也透露出内心的顾忌。《古船》发表后所引发的争议， 尤其是调离人文社的孟伟哉在一次会议上，在他列举的精神污染在文艺界的八大表现的 第二项中，批评有的作品“以人道主义观照历史”，不指名地批评了《古船》(注：参 见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第24页。)，这算得上是前车之鉴。秦兆阳的命运浮沉 ，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尴尬，他极力 地寻求突破，但常常受制于种种外部力量的钳制，文化的惯性与惰性使之步履沉重，创 伤体验也不能不使他步步设防。而《当代》推举的现实主义作家诸如苏叔阳、焦祖尧、 蒋子龙、刘心武、柯云路、陆天明、俞天白、周梅森、柳建伟等等，其对于现实的卷入 往往只激发出短暂而暧昧的批判激情与社会责任感，其中混杂着的机会主义与工具主义 的文学观念，往往动摇了作家的探索精神与独创意识。
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的是何启治，他相对注重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复 杂性、深广度与多样化，这给《当代》带来了活力。他回忆：“1986年，王建国发张炜 的《古船》时，确实有很大风险。一开始我也有些疑虑，对作品中描写还乡团的报复和 土改中农民的错打错杀，有点拿不准，对隋抱朴多次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情节，也觉 得有些牵强。但作品所取得的突破是明显的，不能求全责备。在出版单行本这个环节上 ，社长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拒绝出版，最后我据理力争，愿意承担责任，都要立军令状， 这种情况确实很少。”(注：材料由何启治先生提供，参见笔者与何先生的访谈录《用 责任点燃艺术》。)他在1973年就找到从未谋面的陈忠实，约请他写长篇小说，1992年 早春陈忠实给他写信报告《白鹿原》完成的消息，除了陈忠实的夫人和孩子，他是最早 知道这一消息的(注：参见陈忠实《何谓益友》，《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对《 白鹿原》的终审意见中，他有这样的表述：“此作体现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历史观、革命 观。在政治上是‘反左’的，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 牵涉到此稿的性描写如何处理的问题。首先，我赞成此类描写应有所节制，或把过于直 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 恶的、色情的。”(注：何启治：《<白鹿原>档案》，《出版史料》丛刊第三辑，2002 年9月。)这些意见针对《白鹿原》可能遭遇到的阻力，进行有利于作品的辩护，反映出 何启治的良苦用心。在《白鹿原》出版之后，何启治也竭尽全力地给予支持，在《白鹿 原》遭到种种政治非议时，他还组织一些评论家写文章。他于1993年7月将朱寨的《评< 白鹿原>》和蔡葵的《<白鹿原>：史之诗》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样稿都 排出来了，文艺部的负责人却突然通知他，稿子不用了，实际上就是不再讨论了。由此 可以看出何启治的开明以及与作者荣辱与共的可贵品格。有意思的是，阿来的《尘埃落 定》的原稿是由《当代》编辑周昌义、洪清波带回北京的，人文社副总编辑高贤均读后 ，认定这是一部好小说，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四川又出了一个写小说的人。”(注 ：脚印：《阿来与<尘埃落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1月15日。)何启治获悉 后，自作主张，决定在《当代》上选载《尘埃落定》，并为之写了“编者按”。何启治 说：“对现代主义的东西，我们并不排斥，但我们不负责提供试验田。……坦白地说， 由于年龄、性格、学养和经历等缘故，我对现代主义的东西，就不如对现实主义那么喜 爱。如果我只是个读者，我完全可以无视现代主义的存在。”(注：何启治、柳建伟： 《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当代作家评 论》1998年第1期。)大概是基于同样的审美趣味，他认为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可以 在人文社出版，却不适合在《当代》发表，因为它和《当代》所推崇的风格不一致。
低调而敬业的高贤均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将其个人构想充分地付诸实施，带给《当代 》更深刻的个性化烙印。他在《白鹿原》、《尘埃落定》、《活动变人形》、《大国之 魂》等作品的编辑出版中，倾注了自己的智慧、心血和可贵的劳动。在交出《白鹿原》 书稿仅仅二十天后，陈忠实就收到了高贤均明确的表态信。何启治回忆：“《白鹿原》 发稿以后，发现问题不少。高贤均当时是编辑室主任，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通读 了一遍。对《白鹿原》的处理很巧妙，保持了其本来的语言风格。……现在我们肯定《 白鹿原》的语言雅俗共赏，关中方言的运用也比较恰当。但陈忠实的文化底子还是比较 差的，原稿中错别字很多。”(注：参见笔者与何启治的访谈录《用责任点燃艺术》。) 他在病中还托人嘱咐邓贤在写《中国知青终结》时应当超越自己，遗憾的是邓贤的书稿 完成，他已经猝然离去。让人既辛酸又敬佩的是，他在评职称等关乎个人名利的环节上 一贯谦让，到1997年当上副总编了还不申报编审，直到1999年才申报。何启治说：“自 有评定专业职称的制度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哪里会有不是编审的副总编呢。而你，就 是这样优秀而又谦逊的惟一呀!”(注：何启治：《贤均，我有话对你说》，《当代》20 02年第6期。)
1997年第一期的《当代》刊登了关于现实主义座谈的报道，其中认为现实主义“需要 以更开放的姿态吸收各种文学流派和各种探索的积极成果，使得自己心胸更博大，思想 更深化，道路更广阔”。朱盛昌扶植了报告文学作家陈桂棣，主持发表了其《淮河的警 告》以及与春桃合作的《民间包公》等(注：陈桂棣：《往事历历总关情》，《我与人 民文学出版社》，第180页。)，他主张现实主义应当是流动的、开放的，提倡多样化的 现实主义；何启治也倡扬跟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现实主义。但《当代》的这种超越愿望 并没有美梦成真，对于现实主义的过度偏爱使其缺乏必要的激活机制。有研究者尖锐地 指出：“《当代》依靠主流权力的支撑、支持得以生存，而主流话语也通过话语霸权的 渗透参与了管理和制作，限制了其言论豁达、开阔及用稿的自由取舍。……它倾斜于主 流肯定强势话语，而忽略了个人化探索的弱势群体，与主流文化尺度共谋抗拒形式的变 革和创新，抗拒几乎包括浪漫、抒情、自由主义情怀、文化寻根等不同品类的各类作品 。”(注：蔡兴水、郭恋东：《宏大的叙事样本——阅读<当代>(1979—2000)》，《文 艺争鸣》2001年第5期。)
《当代》刊发的作品获得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奖项，是典型的“得奖专业户”，通过刊 发于1999年第5期的《<当代>二十年获奖作品篇目》，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其光环后面 的主导性趣味。在我个人看来，标志着《当代》艺术高度的作品是《芙蓉镇》、《古船 》、《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其余作品大都片面追求大场面、大 气象，强调高屋建瓴的总体把握，力求揭示历史规律与时代精神，却忽略了对复杂性和 差异性的审美观照。这些作品的中心人物总是被塑造成具有“类”的特征的符号，而不 是鲜活的、不可替代的“这一个”。时代精神从来就充满了内在的冲突，具有复杂的内 涵与内在的差异性，将它定于一尊不仅会削弱其活力，这也使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雷同 化趋向。
《当代》对报告文学的推举是其办刊的一贯特色，其中也有不少作品产生过轰动性效 应，获得各种奖励。但是，由于作家往往聚焦大众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且总是试图 借斑窥豹，进行全景式的扫描，浮光掠影地抒发表面化的感受，缺乏基希所强调的品质 ：“作家必须能从现在的关联中显示出过去和未来。这是推论上的幻想能力，这本来是 从陈套与政治宣传中的解放。”(注：E.E.基希的《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贾植芳译) ，《论报告文学》，上海泥土社，1953年。)像《当代》发表的牵涉犯罪以及意在揭示 “内幕”与“秘闻”的作品，就不无迎合大众猎奇冲动的倾向，而即使像《“世界第一 商品”》、《和当代中学生对话》、《世界大串联》、《强国梦》、《前门外的新大亨 》等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其价值似乎也停留在“新闻大特写”的层面上，在事过境迁 之后成为过眼云烟。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那些为数不多的饱含着忧患意识，具有 现实铁证与历史纵深感的作品，诸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邓贤的《大国之魂 》、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及其与春桃合作的《中国农民调查》等。
过分急切地捕捉时代新动向的冲动，使《当代》刊发的小说也具有“报告小说”的特 征，诸如《钟鼓楼》、《新星》、《夜与昼》、《商界》、《大上海沉没》、《补天石 》、《大都会》、《人间正道》、《天下财富》、《突出重围》等作品，作家敏锐地捕 捉社会文化的兴奋点，描述着时代的新变，他们信奉客观生活本身所蕴含的表现力往往 比虚构出来的人物和情节更生动更丰富更深刻。但是由于现代生活的超常态变化，作家 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变得鞭长莫及。由于失去了历史的支撑和参照，他们无法穿透表象挖 掘社会深处的潜在秩序与精神症结，这就使这类创作过分强调即时效果。尤其是进入九 十年代以后，《当代》在商业与话语的夹缝之中，被迫与时代保持同步性，坚持经验的 现在性与流行性，这就陷入了米兰·昆德拉所描述的尴尬：“这个现时性如此膨胀，如 此泛滥，以至于把过去推出了我们的地平线之外，将时间缩减为惟一的当前的分秒。小 说被放入这种体系中，就不再是作品(用来持续，用来把过去与未来相接的东西)，而是 像其他事件一样，成为当前的一个事件，一个没有未来的动作。”(注：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第1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重点号原有。)《当代》曾 经刊登不少网络作品如蒋方舟的《青春前期》，“中学生文社”等栏目志在推动“少年 写作”，这都显示出在商业压力下趋时应景的倾向。一家文学期刊对于文学新人的发掘 ，关键在于能否激发其潜质，而不能拔苗助长。《当代》所推介的新人鲜有成器者，这 实在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可以说，《当代》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既没有挣脱传统观念 的枷锁，又逐渐地显现出商业化的某些弊端。一位年轻编辑过于自信，没按规定程序处 理，只看过一部分原稿后就草率否决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被何启治引为沉痛教 训，并认为这是在“盲目的追新求异风”影响下“随波逐流，甚至成为新潮的忘情歌者 ”(注：何启治、柳建伟：《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与长篇小说创作关 系的对话》。)。
《当代》所推举的一些小说在艺术上不无粗糙之嫌。《当代》向来注重小说“写什么 ”，而忽略了“怎么写”，在叙述上不能兼收并蓄各种艺术流派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形式 技巧。《当代》一直追求小说的思想性与导向作用，这使不少作品中的“思想”太过直 露和表浅，成了艺术的添加剂甚至附属物。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 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 2页。)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个人认为《国画》的关键问题决不在于是否片面，也不在 于是否过多地描写了朱怀镜与梅玉琴之间的性爱，当然这些因素也都是艺术的杂质，而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叙述的随意和结构的散漫，精神自省逐渐地走向文化妥协，甚至在叙 述口吻中不无卖弄的轻佻，在塑造人物的性格、命运时并没有挖掘内在的复杂性，陷入 了好人吃亏而投机者获利的情节模式。《沧浪之水》也有同样的问题，像池大为的转变 有明显的戏剧化色彩，这不仅损害了作品的批判性，甚至对于特殊利益集团流露出了暧 昧认同甚至自觉参与的倾向。黑格尔说：“形式的缺陷总是起源于内容的缺陷。……艺 术作品的表现愈优美，它的内容和思想也就具有愈深刻的内在真实。”(注：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第9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重点号原有。)从这个意义 上说，前述的作品多有就事论事的倾向，不能超越到它自身以外，表现某种心灵的东西 ，开掘现实法则下涌动的历史与人性暗流，甚至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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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文社面对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商业化语境中保持品 牌优势，利用自己的文化积累激活经典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九十年代初期，人文社 顾盼自雄的“皇家”姿态使其残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惯性，在市场运作中显得滞后 与刻板。1998年，人文社出版了此前已经遭到六家出版社退稿的《尘埃落定》，编辑人 员鉴于当时纯文学人气散淡，书稿也具有先锋意味，将书稿编入“探索者丛书”，起印 数定为一万册。在图书上市前，关正文负责编辑的《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比较完 整地选载了这部作品，并且组织召开了一次拒绝“老生常谈”的研讨会，产生了热烈的 反响。受此鼓舞，人文社积极地投身于图书推广。此书的责任编辑脚印追忆：“1998年 社里刚成立了宣传策划室，室主任张福海年轻有锐气，他认定要做就要把《尘埃落定》 做成一流的作品，老牌出版社第一次尝试了全方位策划、营销一部纯文学作品的运作： 写出厚厚的策划书、开新闻发布会、电视、广播、报纸大规模立体宣传、区域代理、全 国同时发货，每日监测销售量数据，不久盗版书铺天盖地……”(注：脚印：《阿来与< 尘埃落定>》。)1999年人文社计划出版王海鸰的《牵手》，起印数一万册，可是同名 电视剧已播出了五集，小说仍未开印，急得作者要“改嫁”开出五万册起印数的华艺出 版社，幸亏上任不久的新社长聂震宁以“真诚甚至稍带强硬的挽留”感动了作者，并在 五天内出书，十几天后上市，5月1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签售仪式上，聂震宁还亲自坐 镇(注：参见王海鸰《文学内外》(收入《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尚晓岚《跟着市场 走牵住读者的手》(《北京青年报》1999年5月8日)。)。《牵手》的出版催化了人文社 市场意识，也为《大明宫词》、《大宅门》、《橘子红了》等“影视同期书”的出版铺 平了道路，但其命运也折射出人文社在名著名译、精校精印背后迟钝的市场反应，这一 幕高度喜剧化的情景无法掩饰其市场化进程的艰难、缓慢与尴尬。邓贤就说：“人文社 有五十周岁，年纪大了，难免有些腿脚不便，对市场的反应总是处于下风。举个例子， 几年前我的《大国之魂》起印数两万，不久加印两万，令人费解的是这后两万一直躺在 仓库睡觉。原因不是市场饱和，后来某书社租型，一次印了××万。”(注：邓贤：《 我喜欢和不喜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理由》，《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5页。) 在转变观念的前提下，如何摸索着建立灵活、高效的运作机制，大概是所有的老牌出版 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在WTO机制正式启动后的剧烈竞争中，拖沓、繁琐、官气十足 的作风是它们的软肋甚至是死穴。
在挖掘品牌优势与激活经典资源方面，聂震宁执掌期间的人文社多有得意手笔。典型 如1999年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并组织“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得到了 比较普遍的认同，甚至被褒扬为“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在入选作品中，人文社享有 版权的有八十多种，这就使其传统资源获得了重生，既有益于文化建设，弘扬优秀的人 文传统，又为这些长销的世纪经典积累了象征资本，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茅盾文 学奖获奖书系”对于版权资源的重新包装，“名著名译插图本”对“世界文学名著”的 二度开发，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提高了作品资源的利用率。成功引进《哈里·波特》的 中文版权，是人文社在市场转型中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国内出版界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 经典案例。对于对方要求具体译名与台湾皇冠译本保持一致的条件，人文社据理力争， 最终本着信赖和合作的态度达成共识——“哈里·波特”简体中文版以规范的现代汉语 翻译出版。根据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原则，人文社借助其品牌号召力，非常理性地以较 低的代价获得了较高的回报(注：参见惠心《哈里·波特中文版权尘埃落定》，《中华 读书报》2000年8月16日。)。至于《哈里·波特》的艺术价值，我个人认为作品具有技 术时代的文化魔方色彩，远非如宣传创意所描述的那么完美。人文社在1999年还借鉴西 方出版界的成功经验，尝试建立签约作家机制，列入首批签约名单的青年作家是柳建伟 、赵德发、阿来、邓贤和王跃文，旨在培养优秀畅销书作家，结果是不了了之。
主旋律作品、畅销作品和艺术作品在九十年代的文学出版中三分天下，这种格局意味 着图书市场的功能分化。专业化的市场细分使图书出版从漫天撒网的“大众”传播转向 有的放矢的“小众”传播。不过，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主旋律作品在商业上同样可以 获得成功，艺术作品也能成为书市的大赢家。如《白鹿原》1993年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 ，1996年的修订本获得茅盾文学奖，1997年收入“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2000年收入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丛书再版，各种版本的总发行量在九十四万册以上；人 文社的《围城》总印数已在二百二十万册以上(注：参见蓝星《人民文学出版社50华诞 经典好书传天下》，《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28日。)。因此，人文社的出版定位应当 如聂震宁所说的那样，坚持走文学的道路，“挺拔主业，优化结构，强化品牌，丰富品 种，加大市场覆盖面”(注：引自舒晋瑜《2001年书界看好什么书》，《中华读书报》2 001年1月3日。)，激活老经典，打造新经典，以长销书为依托，同时探索畅销书运作机 制，开发那些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的市场潜力，既通过有效的宣传策划，获得市场 成功，又有益于文化建设，不惟利是图。
人文社近年还出版了邓一光的《我是太阳》、艾伟的《越野赛跑》和《爱人同志》、 张者的《桃李》、李洱的《花腔》、韩东的《扎根》、范稳的《水乳大地》等新生作家 的作品；其“蓝心文库”在诗歌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推出舒婷、海子、食指、于坚等 人的诗集；“探索者丛书”推出了《赤彤丹朱》、《疼痛与抚摸》、《城市白皮书》、 《新西游记》、《喜马拉雅》、《独白与手势》等具有形式探索意义的作品，其中还包 括科幻小说《二十五世纪》，这表达了人文社全面推动当代文学建设的良好意愿。九十 年代以后，出版机构总是紧盯名家新作，而缺乏商业卖点的新人作品和注重形式探索的 小说新作在公众中很难产生反响，因此在出版市场中饱受冷落。图书市场的大势对文学 创作产生了非同寻常的调节作用，吃力不讨好的纯文学创作队伍走向分化，一部分作家 如人文社曾经极力推举的周梅森、柳建伟潜心于主旋律写作；更多的作家转入商业化写 作，或者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游荡，追求所谓的“雅俗共赏”。像柳建伟的转向就发人深 省，从《时代三部曲》到《惊涛骇浪》，艺术水准呈现出一种下滑的趋势，而且这种选 择的普遍性，足以称之为“柳建伟现象”。将柳建伟引入人文社的何启治这样评价：“ 过去对柳建伟有个评价，他不反对主流意识，甚至有意靠拢主流意识，但他不离开文学 的本分。……如果作家离开文学的根本，只是通过作品去靠拢主流意识，去唱响主旋律 ，喊标语口号，那肯定完蛋。……如果再往这个方向走，会不会滑到不够格的程度，连 文学作品都不是呢?他还是要有所警惕的。”(注：笔者与何启治的访谈录《用责任点燃 艺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柳建伟的转向是否和人文社的市场定位有关系呢?譬如 《突出重围》的宣传定位是“如何打赢未来战争”(注：谢光军：《现代图书推广招数 三人谈》(访谈录，接受访谈者为孙顺林、高眺、陈桃珍)，《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 6月25日。)，这种造势与作品的艺术性缺乏内在关联，而且一部小说又如何能够给“打 赢未来战争”提供答案呢?既然“功夫在诗外”，过度膨胀的功利意识很容易驱动作家 不仅利用传媒的趣味来宣传自己，而且将这一趣味贯彻到自己的写作当中。
毋庸讳言，人文社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出版实践中，向利润的倾斜导致了对文学建设的 相对忽视，其品牌的号召力也有所下降。1992年，人文社率先出版了梁凤仪的系列“财 经小说”，并在其带动下形成了所谓的“梁凤仪旋风”。人文社的这种匆促转向固然无 可厚非，但也体现了在市场压力下的浮躁心态。何启治回忆：“我曾在某饭店出席了关 于梁凤仪作品的一个研讨会，那个会是由人文社、《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社科院文 学所联合召开的，结果被人讽刺为：‘文学出版第一社、文学评论第一刊、文学研究第 一家，全为小梁捧臭脚’。”(注：笔者与何启治的访谈录《用责任点燃艺术》。)像人 文社推出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和罗萌的国粹系列，并且以合作出版的形式推出作品 的评论集，就是艺术标准向商业目的妥协的结果。至于2003年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 丛书”，将“新课标”中的“建议”篇目升格成“必读书目”，同样是利益驱动所致。 毕竟教育无小事，出版部门不能仅仅从利益出发，因为其代价很可能是一代人的未来。 人文社近年出版了王蒙的“季节系列”和《青狐》、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方方的《 乌泥湖年谱》、韩少功的《暗示》、宗璞的《东藏记》、唐浩明的《张之洞》、董立勃 的《白豆》等重要作品，但却一直与张承志、莫言、余华、苏童、史铁生、贾平凹、刘 震云等作家的原创性小说无缘，这也说明人文社的当代视野存在某种偏向。对于获奖和 现实主义的片面追求，使它错过了那些走在艺术前沿并且最有审美冲击力的作品，与先 锋作家群体更是表现出明显的疏离与排斥倾向。而“三驾马车”系列的赶潮色彩和《拯 救乳房》的商业暗示，都折射出出版商复杂而暧昧的趣味。
人文社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悠远的人文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薪火相传地坚守 着一种可贵的文化责任感。基于此，我真诚地希望人文社继续发扬其点燃自己照亮艺术 的高贵品格，避免在商业诱惑面前陷入鲁迅所批判的“帮忙”与“帮闲”的怪圈，在困 境中突围，如韦君宜所言的那样“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注：引自何启治《文学 编辑四十年》，第465页。)，为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积累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作用，筑成 文学的公共家园，铸造独树一帜的新辉煌。当时间的潮水穿越这片文学的滩涂，冲刷掉 淤积在表层的枯枝败叶之后，希望留下的不止是零星的金沙和破碎的贝壳，而应该留下 生机勃勃的红树林，甚至是历久弥坚的文学新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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