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的视野与意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进路的一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哲学近年来在国内的兴起，似乎预示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转变中，社会哲学有可能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迄今为止，这一点仍远非是大家所明了的。对于社会哲学，人们在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种种含混和不确切之处，这无疑妨碍着前述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因而很有必要对社会哲学研究的视野与意义加以阐发，以有助于这种转化。笔者认为，对于社会哲学的视野和意义，可以从其对于现实生活、第一哲学和作为以上两个方面之汇合的特殊的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等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中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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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在我国的兴起，其直接的动因无疑在于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变，因此，社会哲学研究的视野也首先关注于现实生活的领域，其意义也首先在于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和引导。对于这种现实性视野和意义，可以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去说明：
第一，社会哲学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理论自觉
现今中国正在进行的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所推动的社会变革，是整个社会空前深刻的结构性变动。对于这场社会巨变做一种总体性的把握，无疑是哲学特别是社会哲学责无旁贷的理论任务，因为只有哲学才具有对于现实经验的超越性，从而能够进行这种总体上的把握，其他各门实证科学则无以担当此任。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方面，它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固然有其共同性，但中国的现代化又是在一种极为不同的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又有其特殊性。所以，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必须通过中国人独立的理论探索，方能真正地把握。从历史上看，社会哲学在西方的真正兴起也是与市场经济在近代的兴起紧密相关的，是以当时的西欧社会转型为典型对象的。各种社会哲学理论在当时西方的兴起，无疑是哲学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变迁的一种努力。但西方民族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原发型现代化仍然只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哲学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显然，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来说，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而是必须根据新的经验，借鉴和改铸已有的理论，创建新的理论。
这种包含了中国鲜活经验的社会哲学理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哲学作为一种对于社会转型的总体把握，可以发挥对于现实社会实践的反思的、批判的功能。正是通过这种反思、批判可以形成反映社会变革过程本质的大观念，从而实现对于社会变革过程的观念引导。这种观念引导对于保证和增强人们社会变革的自觉性，避免和减少盲目性，是绝对必要的。作为现代化之必然形式的市场经济的兴起所造成的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不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带来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能有效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发生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破坏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包含于其中的价值。因此，人们要充分适应这种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能够从总体上揭示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各种连带变化的社会哲学理论，当能引导人们理智地承受社会变化所付出的代价，以顺利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同时，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说，社会转型是一种实施社会全面改革的系统的社会工程。但人们的实践活动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却往往是片面的、短视的。社会哲学作为社会转型过程的总体层面的理论把握，则可以对这种片面性、短视性进行批评和校正，从而大有助于社会改革的协调进行，避免和减少失衡或失控的严重局面的发生。
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哲学研究，不仅有其无可置疑的必要性，而且有其特殊的紧迫性。西方原发型的现代化是一种相对缓慢的社会变化过程，而中国的追赶型的现代化在其体制转轨时期则是一种急速的社会变化过程。我们只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别人用了数百年所做的事情。在这样短促急速的变化中，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便可能迅速地集中和膨胀，导致极大地增加过程性代价，因而是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的。这更要求我们极大地增强社会变革的自觉性。
第二，社会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建
增强社会转型过程的自觉性，无疑也依赖于各门社会学科的共同努力，依赖于社会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不可避免地要求各门社会科学有一个大的发展，或者说需要一种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建。在这一过程中，从发达国家引进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现成理论的引进绝不等于创造性地重建。社会科学作为经验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约于它所要解释的特定经验，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往往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情况，因而有必要加以改造和发展。显然，社会科学的重建和发展决非限于经验层面的修补，而是必然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原理的修正，这在实质上便是属于社会哲学的范围了。如果没有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之总体把握的社会哲学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的这种重建工作是难以实现的。
从科学史上看，各门经验社会科学的兴起同样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由于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另一方面也由于采取以政治为中心的各领域统合为一的社会结构方式，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文化活动是从属于政治活动的，因而社会科学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相对微弱。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的空前增长，则使得各门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日益成为迫切的需要；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领域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方式，也使得社会科学的独立发展有了越来越宽阔的空间。
一般说来，由于哲学的反思性的特点，社会哲学对于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是应当以各门社会科学为中介的，社会哲学的发展是依赖于社会科学的成熟的。但是，如前所述，现今中国的社会科学远不是成熟的。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必须走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道路，不能等待社会科学成熟起来再着手社会哲学的研究，而是应当在社会哲学帮助社会科学成熟的过程中使自己也逐渐走向成熟。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也曾经有过与此类似的情形，许多早期社会科学家同时身兼哲学家就表明了社会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共生性。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这种发展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不论对哲学和社会科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社会哲学的研究为中国人文科学的更新提供方法论基础
人文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其哲学方法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亦反映着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着历史性特征的，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也必然要改变其内容和形态。就此而言，社会哲学对于社会转型的总体把握当亦有助于人文科学在变革时代适应新的社会生活方式而实现自我转变。在社会巨变时期，人文科学如果不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就难以发展。近百年来的文化论争之所以总是在中、西、体、用的排列组合上做文章，而未有实质性进展，在笔者看来，其深层原因正在于这类争论未能把文化问题置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这一基础上去考虑，缺少了一个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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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指出，社会哲学的兴起是与市场经济在近代的兴起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密切相关的。对于社会转型的总体把握，这可以说是社会哲学直接的实践兴趣所在。但社会哲学兴起于特定的实践兴趣，并不意味着它的理论视野与意义只停留于现实生活的层面。社会哲学的实践兴趣虽然直接系于对社会转型的总体把握，但社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它要实现这种总体把握就不能不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上，即不仅仅直接以特定的社会转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要扩展到以人类社会生活总体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部分与总体永远是互相包含、互为条件的，没有对于总体的把握，就不可能对部分有透彻的理解，反之亦然。一旦以社会生活总体为对象，就极大地超越了特定的实践兴趣，而具有了一种指向第一哲学的意义。所谓第一哲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在古代是本体论，在近代是认识论，在现代则似为广义的实践哲学，但无论在何时代，它们都构成了哲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关于社会哲学研究对于第一哲学的意义，我们也就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哲学三个方面去说明。
第一，社会哲学对哲学本体论的意义
哲学可以说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最高形式。人类认识的唯一可能对象是人类世界自身，而本体论自古以来作为第一哲学正意味着它在这种自我认识形式中的核心地位。当然，哲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哲学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最高形式这种意识的，而是在逻辑彻底性的引导下走上了一条抽象化的道路，即将现实的人类生活归结为某些抽象的规定，然后再从这类抽象规定出发来解释人类生活，由此而形成了种种抽象的本体论。这类抽象的本体论当然无从合理地说明现实的人类生活，因而便有了将其现实化、具体化的发展过程。如近代哲学要求从与思维的关系中去规定存在，经验论更要求从人的感性经验中去确定存在，便是对古代哲学抽象性的一种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将思维理解为一种否定性活动、一种经历，则是用历史性之维充实了本体论。这种现实化过程在马克思那里发生了一个巨大转折，那就是在本体论中引入了社会性或主体间性维度。于是，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再只是被视为一种抽象的主客关系，而是引入了作为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社会性维度，将这种抽象对立中介为一种具体的矛盾运动过程，一种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社会性维度的引入对马克思哲学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正是通过对于主体间关系与主客体关系的交互中介所导致的历史后果的揭示，马克思才合理地说明了在黑格尔那里显得有些神秘的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人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中，这一社会性维度对于传统本体论的具体化、现实化的意义却被忽略掉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也只被极其简单化地看成是一个将一般自然观向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问题。晚近哲学对于社会性之维的重视，更不亚于前人。这当中引人注目的是，现象学对于主体间性的深入分析，生活世界概念的倍受重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动的系统探讨，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对于协同性的极力强调等等。分析哲学虽然曾大力攻击传统哲学，但以主体间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为核心问题的语言分析，仍可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对传统哲学的具体化。
我们看到，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现代哲学对社会性或主体间性的重视都构成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具体化、现实化的必然环节。显然，对社会性的研究不外乎就是对于人类世界或人类社会的一种总体性把握。因此，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便是，社会哲学的视野与哲学本体论的现代发展趋势是有其明显的重合之处的。而这又意味着，社会哲学的研究是直接有助于推动哲学本体论具体化、现实化的进展的。事实上，在像马克思、卢卡奇、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的理论中，社会哲学与一种包含了社会性维度的具体化了的本体论本身就是同一件事情。
第二，社会哲学对哲学认识论的意义
认识论曾是近代“第一哲学”的范式（阿佩尔语）。按照阿佩尔的说法，古代哲学是一种“物的分析”，近代哲学是一种“意识分析”，而现代哲学则指向一种“语言分析”。意识分析乃是不满意于古代本体论哲学的独断性，而试图通过意识的中介去寻求知识的客观性。意识分析虽然比之物的分析具体化了一大步，但意识本身仍是一抽象之物，只停留于这一层面分析，仍无法合理说明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近代哲学中经验论诉诸感官知觉，唯理论诉诸天赋观念，都未能合理地说明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这表明了意识分析的局限性。一个强调感官知觉，一个强调天赋观念，说明这种分析范式本身即是自相矛盾的。康德虽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意识中的先天成分与经验因素结合了起来，但却将知识的合法性局限于现象范围内，把世界人为地二重化了。在康德那里，知识的客观性的含义也完全改变了，“康德关于客观性的标准始终是主体间性的标准，即对一切人都有效。”（注：海姆伦：《西方认识论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康德哲学的这一转变突出了知识的公共性或社会性这一维度，这预示着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但由于仍局限于意识分析，康德沿着这一新的方向并未走得更远。超越意识分析需要有某种中介，这个中介首先便是语言。尽管有许多分析哲学家视认识论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但在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那里，其初始动机却是“希望完成和修正康德的事业：一劳永逸地揭示康德先验论的真理”（注：斯鲁格： 《弗雷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无疑， 分析哲学对语言分析的重视深化了人类对知识的理解，特别是对知识的公共性或社会性的理解，因为语言分析说到底，就是一个主体间可有意义地交流的问题，而这正是社会性之中心问题。当然，分析哲学家们并不是都意识到这一点或都承认这一点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勿宁说更倾向于把语言的本质视为一种完全客观的、独立于人类现实生活的东西。但分析哲学的发展却越来越超越了这种被罗蒂称之为另一种康德主义的信念，而走向认同这样一种见解：“对语言的研究，本身必须被看作是对人类实践的研究。”（注：《弗雷格》，第398页。 ）这种见解在维特根斯坦的晚期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阐发，特别是其对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的有力论证，更是一种对人类语言的“主体间维度”即社会性维度的深刻揭示。另一方面，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海德格尔理解学中关于解释的前结构理论、卡西尔之将康德的理性批判扩充为文化批判等等，亦以另一种方式将意识分析改造为语言分析，实现了“语言学转向”。尤为值得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对于实用主义指号学的“指号解释的交往共同体”概念的重构，以更为明确的方式展示出了现代哲学之改造近代哲学的根本性进路，那就是以“交往共同体”这一观念取代康德的“先验自我”观念。
对于交往共同体观念的重构在本质上就是对作为语言交往和社会互动的人类言语行为的研究。这一领域显然也包含在社会哲学的视野之中。社会哲学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就不能不对使社会得以存在的交往行为，特别是对语言交往进行深入的考察。因而，在这一领域，社会哲学与第一哲学也是有着重合之处的，而这无疑意味着社会哲学的研究是能够推动哲学认识论向现实化、具体化亦即社会化方向发展的。由此反观国内认识论研究，虽然曾在80年代占据过中心地位，但不久就几乎成了无人问津的冷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与研究的抽象性密切相关。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认识论研究在实质上总是难以超出主客体关系的范围，社会性或主体间性之维几乎未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实践对认识的作用被反复强调，但人们所理解的实践几乎只是技术活动的代名词，而交往活动对认识的意义却往往被忽略了，仅有的一些初步的探讨也未曾引起学界的重视。因此，就国内而言，走出认识论研究的低谷的唯一出路，似乎也在于社会性之维的引入，而社会哲学当能有助于认识论研究的复兴。
第三，社会哲学研究对实践哲学的意义
在古代哲学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希腊，人们都给予实践或行以特别重要的地位，从而有关人的实践或行的实践哲学也就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近代以来的哲学中，由于以抽象的主客体分立为前提的认识论的中心地位和由之而来的对“是”与“应当”的割裂，实践哲学却衰落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人的行为进行实证科学式的分析。但这种将人视为物一般的实证科学式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来不可能合理地说明人的实践并为人们提供一种实践智慧；同时，主体性哲学由于自身的抽象性而遇到了种种理论上的困难。这样，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需要克服主体性哲学的抽象性，从而，以具体的人类实践为对象、并为生活提供智慧的实践哲学在当代的复兴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之事了。但实践哲学的复兴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古代实践哲学中去。既然实践哲学的复兴首先是为当今人类实践所要求的，那么，这种复兴也就首先只能是对当代实践的回应，只能是植根于当代人类实践的具体情景之中的。而当代人类实践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特征便是交往的普遍化。这种普遍化是与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密切相关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范围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极其狭小的，人们的交往大体上局限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范围之内，因而人们的行动大致也是简单的。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情况则大不相同。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与整个社会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在筹划自己的行动时必须从与诸多他人的关系着眼，而且还不能不考虑由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社会对个人和团体行动的意义。因此，实践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必然要更多地关注人类实践的社会性或主体间性之维。在这方面，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互相封闭的小规模的自然形成的群体中，从而调节这种人际关系的主要是一种针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即个人伦理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化了的现代社会中，由于交往的普遍化，从而调节这种人际关系的便不能不首先是针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即制度伦理。一般说来，个人伦理是传统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内容，而制度伦理则是政治哲学的内容。既然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同为人类实践，那么实践哲学理当揭示出其间的统一性来。而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哲学所致力的内容。其次，社会哲学关于人类交往方式的变迁对于人类伦理规范方式的影响的研究，当亦有助于实践哲学把握伦理规范运作方式的历史演变。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考察了社会哲学研究对于第一哲学的意义。社会哲学对于第一哲学发展的意义当然不止这些，但仅就这三个方面，足以见到社会哲学研究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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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关于社会哲学的视野与意义的考察是从对于现实生活与第一哲学的关系两个层面分别地进行的。这一点也反映了现今社会哲学研究的现状，即这两个层面在现今基本上是分离地存在的。但社会哲学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止于这些，就可能性而言，如若将这两个分离的层面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使之能达于互相贯通，则对于推动哲学发展，将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这一点对于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尤其如此，它至少可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可行进路之一。
哲学是一种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类终极理想的追求，因而其位置必然是崇高的。但哲学所追求的不是一种不变的抽象理想，哲学的理想性、崇高性是相对于现实生活的非理想性、非崇高性而言的，因此，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必定不是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僵死不变的东西，而只能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或提升，是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的。哲学变迁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现实生活的变迁。人类之所以需要哲学，就在于一方面现实生活是不完满的、有缺憾的，另一方面人类精神又不能满足于这种不完满状态，要追求一种完满性，而哲学恰恰是能以理性的方式为人们提供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艺术或许是以感性的方式追求同一目标）。如果哲学不能提供这种终极理想，或者只是提供一些与现实生活不相干的僵化而抽象的东西，那么，哲学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功能，放弃了它的责任。因此，当今中国哲学的重建或者说其生命力的恢复，无非就是在洞察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设拟出提升这种现实的理想。就此而言，社会哲学研究的上下两个层面的贯通，当能为这种提升的实现提供一条可行的进路。
这种上下贯通，其实也就是将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把握与对于第一哲学的研究搭挂在一起，连结起来、贯通起来。第一哲学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终极理想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本体论追求的是一种终极实在，认识论追求的是一种终极知识，而实践哲学，或许可以说追求的是一种终极价值。但哲学家们之追求终极实在、终极知识、终极价值，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终极实在、终极知识、终极价值本身，而在于人的存在自身，在于通过对于终极实在、终极知识、终极价值的把握而为人类一劳永逸地设拟出终极理想来，在于将终极理想奠定在一个永恒的基础上。当然，这种一劳永逸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终极理想既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的，而现实生活又是变动不已的，那么，建于其上的理想也就不可能是不变的。实际上，所谓终极实在、终极知识、终极价值等本身也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是人类思想所设定的。虽然从本体论看，理想性作为一种可能性先于现实性，是现实性之前提，但从认识论上看，对现实性的把握又先于对可能性之把握，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因而，终极实在等等作为人们把握知识中的一种可能性，其实也只能是人们在可能性空间中的一种选择，一种设定。人们之进行这种设定，正是为了终极理想的缘故，是要为终极理想设定一个终极基础。这就是说，终极实在等等与终极理想同为理想性存在，在逻辑上，双方是互相设定的。设定一定的终极实在、终极知识、终极价值，必然内蕴着相应的终极理想，而一定的终极理想亦必然要求相应的终极实在、终极知识、终极价值的设定来支撑。
在认识论上现实性先于可能性也意味着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理想性总是受制约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固然提升或牵引着现实，但同时，现实也在另一种意义上牵引着理想。如果我们观察高翔于天空的理想之风筝，总会在现实生活之手中发现其牵线。现实性对理想性施予牵引的方式在于由现实性自身的改变而改变理想性存在于其中的可能性空间。既然作为一种知识状态的可能性根基于现实性，那么，现实生活的变化就不可避免地会改变作为理想世界存身之所的可能世界的地形图，即向人们开放某些新的可能性空间，同时又关闭某些旧有的可能性空间。可能性空间的这种改变则不可避免地要使得存身于其中的理想之物发生改变，使得某些形式的理想不再可能，而使得另一些形式的理想成为可能。这样，要使得理想保持活力，便必须根据改变了的可能性世界的地形图来重构理想世界，即通过重构终极实在、终极知识、终极价值而重构终极理想，或者说在对第一哲学的重构中重塑终极理想。由于不同时代的人类生活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因而，一般说来，这种重构或重塑并不是弃绝以往的传统设定，而是根据变化了的可能性空间予以改造、修订。
就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这种重塑乃在于根据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即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去重塑中华民族之理想。而在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现实生活的变化中，最为根本的又莫过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即人际交往突破了以往时代的狭隘性、自然性、地域性，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交往。这种变化使得现实生活中社会性这一维度的重要性空前增强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理想便必然首先是从社会性维度对于以往哲学理想的全面改造，亦即在考察市场经济的建立到底造成了可能性空间的哪些变化，开放了哪些新的可能性，又关闭了哪些旧有的可能性的基础上，在这新的空间中重新安置民族的理想。具体地说来，就是根据这些变化来改造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实践哲学，使之具体化、现实化以至足以支撑起新时代的理想。而这一过程，无非也就是社会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贯通的过程。
在第二部分，我们曾考察了社会哲学研究对于第一哲学具体化、现实化的意义。但在那里，我们所涉及的基本上是发生于西方哲学中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是西方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所引发的，更确切地说，是西方哲人们通过对这些变化的把握而造成的。无疑，市场经济无论其发生于西方还是中国，都有其普遍性，都必然造成可能性空间的某种程度的相似的变化。但市场经济又不是千篇一律的，它在中国所造成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亦必由于时间、空间以及文化传统等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把握，就更是由于文化背景、历史背景而大不相同，尤其是有可能领会到从其他背景不可能领会到的东西。这样，由此出发而对于第一哲学的改造，从而对于终极理想的重塑，自然也就大不相同。这种不同本身将是对中国自身哲学问题的独特解决，同时也将是中国哲学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总括起来说，把社会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把握与对第一哲学的现实化改造两个层面贯通起来，将有可能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提供一条可行的进路。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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