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哲学”与“和的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作为毛泽东的语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为宣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斗争哲学”受到批判，无人再敢提起。“物极必反”。在批判“斗争哲学”之后，有人主张“和的哲学”。近来，有人甚至认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哲学的走向是“和”，中国文化为21世纪人类提供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一个“和”字。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斗”和“和”呢？应如何评价“斗争哲学”和“和的哲学”呢？我想，弄清这类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
一、借冯友兰说起
冯友兰晚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著述。他实现了自己的宏愿。遗憾的是他只见到了前6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后一卷即第七卷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这一卷直到他去世两年后才由香港中华书局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书名印行。冯友兰在书的最后一章谈了“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他认为，中国古典辩证法的特点是强调统一、和，未来世界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为论证，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典辩证法加以比较。
他说：“客观辩证法有两个主要的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和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①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他又说：马克思、毛泽东是革命家，当然主张“仇必仇到底”。
紧接着，他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新的统治者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因此，“新的矛盾统一体”代替了“旧的矛盾统一体”之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就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上。“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字”。“‘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③最后，他说：“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④
“‘仇必和而解’就是客观的辩证法”，这是冯友兰对张载“仇必和而解”的一种新的解释和评价，是对自己原有观点的重大修正。在60年代初，他认为，张载、王夫之虽然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没有认识到辩证法的根本点，那就是对立面的斗争。他们的“仇必和而解”是“阶级调和的反辩证法的理论”⑤这种评价在那时十分流行，并非是冯友兰一个人独有的。在今天，有许多人仍持这种观点。如张岱年在专为《张载集》写的《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中说：张载看到了对立面的斗争，却认为一切斗争都必归于和解。“这表现了他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⑥冯友兰在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见解。我想，他的这种新的解释和评价是同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评价相关联的。
冯友兰晚年肯定“仇必和而解”的思想在我国哲学界有一定影响。阿来认为，“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和”后面，还有一个道德基础，那就是仁。仁是人类共同的道德基础。中国文化是以“仁为体，和为用”。而西方文化缺乏和的精神。它只有强加于人的精神。他的结论是：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一个“和”字，是“以仁为体，和为用。”⑦
今年《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的郑国谦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一文，直接引用了冯友兰有关“和”的话，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以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其基本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这就导致了调和哲学”。“世界要维持发展，人与环境所组成的统一体不能破坏，所以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能是以和为本的辩证法。”该文又说：“世界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体现着以和为本的辩证法。”
笔者感到：“和的哲学”正在中国哲学界悄然兴起。“和的哲学”是对“斗争哲学”的一种回应。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思潮。
二、毛泽东讲“斗争哲学”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把“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当作毛泽东语录加以引用，其实，它并非毛泽东所言。它不过是毛泽东借用爱国将领邓宝珊的话。毛泽东曾在中共的两次重要会议上讲到“共产党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报告，在讲到党的独立自主路线和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时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就是斗争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邓宝珊(1896-1968)是同盟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思潮席卷全国，成了全国哲学界主潮流。受影响，邓宝珊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1939年，他路过延安。毛泽东同他进行了长谈。谈话中，他对毛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此话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认为，邓宝珊的说法是正确的。故他在“七大”讲话中肯定“斗争哲学”的提法。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一直没有公开过，所以在此后“斗争哲学”无人提起。
毛泽东第二次讲“斗争哲学”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意见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8月16日，他在一个材料上批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文章”中这一批语广为流传。林彪、江青一伙大肆鼓吹“斗争哲学”，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历史已表明：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对鼓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则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应究竟如何评价“斗争哲学”的说法呢？笔者认为，在评价时我们应将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作适当区分。因为从抽象的哲学理论到具体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间环节。理论上的正确并不能保证具体实践上一定成功。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实践上的正确，成功，就简单地肯定“斗争哲学”，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就简单地否定“斗争哲学”，而是应对“斗争哲学”本身作理论上的分析，看看它是否真有道理。
毛泽东讲“斗争哲学”不是无产阶级发明而是历史上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发明的。这种说法符合历史。在西方，“斗争哲学”可追溯到古希腊奴隶主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氏素有辩证法奠基人之称。赫氏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而产生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⑧可以说，赫氏是“斗争哲学”名符其实的创始人。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引了上述赫氏的话（译文与今天略有不同）。1938年，毛泽东在读李著时注意到李达有关赫氏辩证法思想的叙述，写了很长的批语。在批语中，他还摘引了“斗争是万物之父”、“斗争随处都有，真理不是和”等赫氏原话。
当然，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思想并不来自于《社会学大纲》，来自于赫拉克利特，而是来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之于时代精神。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达尔文进化论传入我国，风靡思想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大力提倡斗争精神，坚决反对调和论。他说：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天职。“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循苟安之余地。”⑨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也说：“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⑩受时代精神的感染，血气方刚的青年毛泽东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要毁旧宇宙，得新宇宙，立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已任。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察中国社会，全力投入社会革命。在三十年代，他在学习、研究辩证法时十分重视列宁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的论断。他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的斗争问题”，“对立的统一性不是（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的斗争（是）。”(11)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强调斗争是十分自然的。不唯毛泽东如此。马克思也很崇拜斗争。他的女儿问他：“您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他回答：“斗争！”这已是人所共知的。1880年，美国一记者在英国兰兹格特海边采访马克思。记者问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的问题是：“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马克思望着咆哮的大海用深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斗争！”(12)列宁也曾说过：他的命运就是连续不断地战斗。
“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这是客观的辩证法。因此，讲辩证法，讲矛盾，讲革命，就得讲斗争，离开了斗争，就无所谓辩证法，无所谓革命。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强调斗争的绝对性时，并不忽视同一性，毛泽东在讲“斗争哲学”时，并不忽视和、团结的重要性。下面就来谈这方面的问题。
三、毛泽东讲“和为贵”
冯友兰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斗争，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愿意。但他由此推论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仇必仇到底”，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许多人只知道毛泽东讲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却不知道毛泽东还多次讲过“和为贵”，讲到“和”。据笔者所见的资料，毛泽东讲“和为贵”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国内各阶级、各党派要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第二种是指人民内部要讲团结、友爱，不要进行无谓的斗争。
先说第一种情形。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结束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在致国民党当局和将领的信中提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13)“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14)这里虽没有用“和”字，但为了共同抗日，国共两党要“和”的思想是很清楚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毛泽东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不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又不一切联合，否认斗争。1937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和“争”是对立的统一。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不赞成我们打磨擦仗，那位蒋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建国。毛泽东从民族利益出发，亲赴重庆，进行国共和谈。1945年，毛泽东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席间，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15)10月8日，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张治中设宴欢送毛泽东回延安。在宴会上，毛泽东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16)国民党违背人民的意愿，撕毁和平协定，发动内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带着一小部人跑到了台湾省去了。
全国解放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始终是毛泽东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56年，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之后，又提出可搞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他撰写的《告台湾国胞书》开头就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完结，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从他的临终遗言看，他对生前未能实现中国的最后统一表示遗憾。不过，他仍不赞同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显然，毛泽东上述“和为贵”、“和”，并不仅是出于政治斗争策略的一种宣传，而是出于对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负责的真诚的政治方针，当然，这种“和”是有原则的，是包含着必要的斗争的。
毛泽东讲“和为贵”的第二种情形。
1941年夏，党内一部分同志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发生争论。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复信中说：“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实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17)这是讲党内领导干部之间的“和为贵”。
1944年9月18日，他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时说：“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由此看来，“和为贵”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则。
“和为贵”是《论语》中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曾把“和为贵”作为“反动的孔孟之道”列入。看来，不仅这个材料的泡制者不知道毛泽东曾正面引用过“和为贵”，而且毛泽东本人在审阅这材料时也忘记了以前说过的话。这也就难怪冯友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误解为“仇必仇到底”了。
四、“斗”和“和”的辩证统一
“斗争哲学”与“和为贵”，在毛泽东那里看似矛盾，不相容，实则是统一的，并存不悖的。他在《矛盾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发挥了列宁关于“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的思想。他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具体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切不可将某种公式不适当地套到一切事物身上。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毛泽东反对乱斗一起的“左”的做法，十分注意讲究斗争的艺术和策略，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的基本的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18)“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18)这表明，虽然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但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斗争总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有的矛盾以斗争性为主，有的矛盾则以同一性为主。也有这样的情况，同一矛盾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情况，在有的阶段以同一性为主，在另一阶段则以斗争性为主。对斗争也应讲究艺术。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是绝对的，但斗争要适度，“有节”就是要适可而止，以不破坏统一战线为前提。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令他的敌人也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同一性中存在斗争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泽东讲“和为贵”、团结、统一，并不排斥斗争。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人民内部，在党内，要巩固和发展团结，也离不开斗争，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讲，团结中就包含着不团结。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
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但斗争的结局则是多种多样的：一是矛盾的一方战胜、吃掉另一方；二是矛盾双方主次地位发生转化；三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产生新的对立面；四是对立面之间的结合；五是势均力敌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让步、妥协、调和、共存，等等。冯友兰所说的“仇必仇到底”只是斗争的一种结局，即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不具有普遍性。唯物辩证法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不承认有到处可以套用的绝对不变的公式。冯友兰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仇必仇到底”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
与“仇必仇到底”一样，“仇必和而解”也只不过是矛盾斗争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结局。冯友兰将它普遍化、绝对化同样是不妥的。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要共存数百年。它们之间除了互相斗争、排斥一面之外，还有互相依存、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一面。人类社会最终要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实现大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样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万古长存，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犹如历史上发生过的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有它的必然性，但从发展看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其最终结局，不是“和而解”而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代替另一方。我认为，宇宙间新旧事物之间的斗争最终结果不是“和而解”，而是新的战胜旧的，代替旧的。唯有如此，世界才有进步，才有发展。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发展规律，“仇必和而解”则不是，不具有普遍性。“和的哲学”不过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和的哲学”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一样无多大的生命力。中国古典辩证法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同一，强调相反相成，而不像西方哲学强调调揭露矛盾、强调斗争。中国的道家、儒家和佛家提倡不争、戒斗，提倡和。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提倡和，其实际的社会效果是弊大于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片面强调和，就会失去奋发进取的斗争精神，就会失去生气和活力，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以至归于淘汰。故我认为，当今的中国不宜提倡“和的哲学”。
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出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客观辩证法。片面强调斗争，或片面强调统一，皆失之偏颇，企图用一个“斗”字或一个“和”字来概括辩证法的本质皆不可取。重要的是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活的灵魂。
注释：
①张载：《正蒙·太和篇》。
②③④：《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版，第257-258页，第280页，第261页。
⑤冯友兰《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⑥《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7页。
⑦见《群言》杂志1994年第2期。
⑧《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
⑨《陈独秀文章选编》94页。
⑩《李大钊文集》上，第179页。
(11)《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7页、第99页。
(12)《马克思哲学逝世之际》48页。
(13)(14)《毛泽东书信选集》，43页、第88页。
(15)(16)《毛泽东年谱》下，第19页，第31-32页。
(17)(18)《毛泽东年谱》中，第317页，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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