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冲突及化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3-0156-05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和深入，不同文化间的流动、交往和冲突也愈发频繁，同一文化内部的新旧更迭和嬗变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流动、嬗变和更迭相伴随、相激荡的，是或隐或显、或缓或激的文化价值冲突。在哲学层面，审视文化流动过程中价值冲突的内在机制以及影响性因素，透析文化价值冲突的表现、成因，探寻文化价值冲突的化解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价值冲突的历史考察 人类历史的漫长发展，与其所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紧密相关。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相对较为封闭和隔绝的状态下，逐渐创立了各自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这些不同民族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形态是较为独立的，彼此之间虽有交往冲突，但这些冲突往往是简单的、直接的，并未影响各自文化的深层结构。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使得不同民族和地域问的文化交往和冲突在更大范围内、更深程度上逐渐展开。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演进速度不断加快。随着世界各个地域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入，文化的冲突也逐渐频繁，并且呈现了与前全球化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化表征。自始至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这段时间内，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等手段，完成了早期的原始累积。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大，使得欧洲人狂热地追求货币和黄金。[1]在这一阶段，早发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激烈竞争的外部压力和资本逐利的内在驱动下，通过扩张领土、掠夺资源、拓展市场，积极进行海外贸易，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庞大的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从中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全球交往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将自身的理念、模式和文化价值体系推向相对落后的美洲、非洲以至亚洲，对整个世界的历史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大致从“一战”、“二战”到20世纪六十年代。在这期间，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主要集中的经济领域。在宏观层面，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逐步建立，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性流动提供了基础条件；在微观层面，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他们看中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资料和廉价劳动力，为了获取利益，纷纷把工厂开设在发展中国家。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和起点，全球化逐渐发展成势不可挡的世界性潮流。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是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日益明朗化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参与到全球化运动中来，都成为了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走向的关键性因素。因此，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这段时期，也可以看作是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多极多样化的互动过程。全球化进程速度明显加快，新的科技革命的持续影响，尤其是信息产业的极大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全球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并逐渐渗透延伸至当今世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体来说，全球化时代的演进历程，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多层面由浅入深、相互交错影响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往往是交往的先导。这是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和扩张性以及人们的逐利本性决定的。跨国家、跨区域间的经济往来和发展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性制度，需要政治层面的有力支持。由此，经济因素逐渐渗透到政治层面。在冲突双方实力相差较为悬殊的情况下，武力扩张和殖民统治往往是开启经济交往、建立保障性制度的有效手段。在武力扩张越来越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政治层面的冲突并未得以减缓，相反愈演愈烈。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是孕育其政治体系的土壤，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所有不同民族的冲突都是文化的冲突。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将各民族联系在一起，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文化价值冲突的特征表现 滥觞于15世纪并延续至今的全球化进程，称得上是世界历史上影响范围最为广泛、影响程度最为深刻、人类身心感受最为强烈的人类总体性活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性运动，正以其强大的生命活力和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迅速扩张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将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集结到同一时空维度，各种文明和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交流和碰撞。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流动和冲突愈发显著。 (一)主导性文化的没落引发文化危机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发展演进的步伐是相对缓慢的。这样的时期，往往是主导性文化的常规期和稳定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交通科技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日益显著。当一个时代的主导性文化不再被这一时代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延存多年的主导性文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质疑、反思、批判，同时，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开始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并逐步传播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看作是某种文化处于文化危机之中。此时旧的主导性文化逐渐没落，新的主导性文化尚未完全建立。这一新旧交织、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文化转型的过程。 根据主导性文化没落的深层原因，我们可以将历史上的文化危机大致分为两类：内源性危机和外源性危机。内源性文化危机是指没有受到外来异质性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某一文化由于自身的矛盾性和超越性，对自身文化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在内源性文化危机中，文化变革的真正动力和实质力量是文化自身的合理化诉求，归根结底源于人的创造性和超越性本质。与之不同，外源性危机的产生原因是异质性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在外源性文化危机中，原有的主导性文化的主导性受到挑战，其稳定性被打破。外源性文化危机伴随着的异质性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锋，不仅体现在文化样态和文化模式层面，更体现在相冲突异质性的文化精神层面，因此，对某种文化进程的影响也更为复杂和深刻。 (二)身份认同危机 文化是将不同民族或地区的人与人相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和参照。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这个人所属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特性。而一个民族的整体的文化身份则是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异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特性。 一般来说，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根源于异质性文化的激烈碰撞。文化的稳定性和弥散性，内在地决定了身处于某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往往对自身的文化习以为常，甚至浑然不知，在遭遇异质性文化之前，很少有人能够完全以拉开间距的方式，对身处的文化进行客观、全面、系统的反思和批判。换言之，没有异质性文化的比较和冲击，人们很难站在自身文化之外去审视和评估自身的文化。倘若新旧两种文化在可比较的层面上相遇，不同的文化观点相互碰撞激荡，此时，旧的文化逐渐被动摇和瓦解，但却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亡，新的文化逐渐被接受和认可，但却不会在短时间内全部成形，这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往往是主体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系统等诸多方面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 (三)价值失范 文化的冲突不仅体现在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上，还体现在价值体系的失范上，如信仰缺失、道德困境等等。当旧主导性文化逐渐没落、新的主导性文化尚未健全之时，人们也往往处于信仰混乱期和道德滑坡期。由文化冲突而引发的价值失范，主要体现在主流文化精神的缺失和主导核心价值的缺位两个方面。 主导性文化的创建和确立往往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流文化精神和主导核心价值。与文化样态和文化模式相比，主流文化精神和主导核心价值往往更为稳定，深刻弥散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主流文化精神和主导核心价值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标志。当一种文化处于危机之中，旧的主导性文化逐渐衰落，新的主导性文化尚未建立，原有的主流文化精神和主导核心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博弈、融合，往往会引发价值系统的无序和紊乱，进而引发一系列价值失范现象的发生。 三、文化价值冲突的形成原因 文化价值冲突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文化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原因，也有民族文化内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变革因素，还有不同文化间流动、交往的现实原因。文化主体的差异性存在，是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在现实层面，文化冲突可以分为历时性冲突和共时性冲突。民族的历史性变革和时代的空间性流动分别是历时性文化冲突和共时性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源。 (一)主体的差异性存在 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积淀的存在方式。同时，人是主体性的存在，这种主体性体现为独立性、能动性和超越性。正是主体间的差异性存在，构成了文化间产生冲突的基础，这里的主体间包含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 在个体间层面，每一个现实的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存在，都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个人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体现者。每一个现实的个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中生存的，并不存在脱离某种文化的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人，个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文化样态、文化气质和文化精神，离不开其所属的具体的文化阶段。另一方面，个人是文化的发展者和创造者。人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内在地决定了人在实践中总是不断地超越人自身的局限性。 在群体间层面，小到不同团体，大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沿革，总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由于文化的复杂性，任何个体都无法完全展现其所属群体的全部文化。民族文化更多的是以群体的存在为基础和前提的。根据文化主体的不同属性，我们可以对文化冲突做进一步的区分。 根据对主体的影响程度的差异，我们可将文化价值冲突分为正常冲突和非正常冲突。正常的文化冲突是指冲突双方在发展程度和文化实力上相对均衡，双方都能较温和的看待文化上的差异和冲突，能够在冲突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并能较为理性地面对、化解和规避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和冲突。相反，如果两种文化的冲突对立明显、对抗激烈、互为排斥，那么，在这样的冲突下，很容易发生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现象，最终导致后者的破碎化和边缘化，甚至是消亡。 (二)民族的历史性变革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都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南每一时代的文化片段构成的。对一个民族而言，新旧文化的碰撞和博弈，是这个民族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同时，一个民族的发展，也不可避免的产生新旧文化的冲突。 与人类社会的不断阶段的演进相比，更多时候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变革也会产生文化冲突。比如，历史上不同朝代的更迭就是一个个鲜明的事例。每一个朝代的毁灭，不只是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破灭，还伴随着文化层面的消亡。而每一个新朝代的建立，也同样不只是新物质、新制度的建立，必然包括新文化的产生。资本主义的诞生，摧毁了保守的封建生产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一方面，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内部有新旧文化的冲突。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文化格局。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扩张性，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使得许多地方陷入了严重的文化危机。 (三)时代的空间性流动 产生文化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代的空间性流动。所谓“时代的空间性流动”，是指强势文化的空间性扩张，由此引发的对其他文化的深刻影响。具体来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上进行的诸多层面的干预和影响，是造成文化价值冲突的重要现实原因。 人类文化从“民族史”、“地域史”到“世界史”的演进过程，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科技手段日益发达以及普遍交往愈发深入的过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走在时代前列，率先发展起来，而另外一些国家发展则相对缓慢。在全球化时代，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影响是深刻和深远的。 然而，“世界历史”的形成，将原本互不相干的文化卷入同一时代当中，不同民族原本独立的历史，变成了相互影响的世界历史。原本无所谓“先进”与“落后”的自在自为状态被打破，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被放到同一时间维度内比较。更为深刻的影响体现在文化进程中，在文化道路选择上，先发国家获得了理所当然的话语霸权，并以各种方式影响后发国家的发展进程，进而形成了文化间的激烈冲突。只有理解“时代的空间性流变”，才能理解全球化时代下不同文化的冲突的本质。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具有的启示意义。 四、文化价值冲突的规避化解 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而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更是使得这些冲突更加频繁和深入。在不同民族和地区间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文化冲突愈发显著的今天，如何规避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尊重差异：以共存为前提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愈发凸显，只有正确理解差异的本质，才能正确对待不同文化的差异。差异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区别。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直以来，理论上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差异”与“矛盾”混为一谈，或者用“矛盾”的观点来看待差异。这种倾向把差异绝对化地理解为对立斗争，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事实上，“差异”与“矛盾”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的性质和状态，决不能将二者混同。 其一，差异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要承认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和普遍性；其二，差异是事物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差异对于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三，要区分不同的差异。有的差异有利于事物发展，有的差异不利于事物发展；其四，要合理地对待差异。没有差异，意味着同质或同化，意味着活力的缺失；差异过大意味着很容易出现矛盾和斗争。要客观面对已有的既成差异，警惕那些容易引起分歧、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差异，并进行适当的控制和调整。 从历史上看，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存在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融合和互动，是文化发展和文明形态嬗变的直接动力。正是在不断的相互影响中，人类文明从野蛮走向文明。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差异性意味着文明多样性，承认并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也就是承认其他民族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承认并尊重文化差异，是化解文化冲突的前提。 (二)合理交往：以共识为基础 文化的冲突源于文化交往，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如何交往是不可回避的主要问题。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构建主体间的合理的文化交往模式和进一步扩大文化共识、化解文化冲突提供了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可能。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是一种语言理解行为，主体之间的交往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因此，建构合理的交往模式的前提工作就是预先设定言语的有效性基础，确立主体之间的交往中必须普遍遵守的规范。哈贝马斯将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看作是确立言语有效性基础的四个要件，只有认同并遵守这些要素条件，主体之间的合理性交往才能得以建立。主体具有遵守言语有效性要求进行交往的能力，哈贝马斯将这种能力称之为“交往性资质”。[3]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通过学习机制而不断提高交往性资质，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同一性得以发展，平等的、合理的交往模式得以建立。 当我们把目光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转回到化解文化冲突上来，我们会发现，这种“主体—主体”结构的平等的、合理的交往模式对于化解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文化冲突，我们没必要悲观，冲突的存在不意味着冲突的合理性，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化解这些冲突。我们应该承认并探寻有效化解冲突的途径，使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以语言为中介，充分发挥语言的功能与作用，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交往，最终达成共识。 (三)沟通互补：以共享为手段 这种文化偏见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与之相反，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主体的心态更为复杂。一方面，他们感受到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在与强势文化的交往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弱势地位，强烈地感到被支配、被控制，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所带来的是复杂的屈辱情绪体验，进而引发强烈的革新图强的自觉意识，这种心态很容易产生激进思想。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警惕和排斥、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依赖和眷恋、对延续文化传统和文化独特性的担忧，所有这些顾虑都会形成强大的文化阻滞力，进而形成文化保守主义心态。 文化的强势和弱势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文化的优势和劣势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抛弃“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狭隘性，以当下的时代课题为起点，以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为资源，真正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化解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实现人类文化的共存共享，繁荣发展。 (四)和谐发展：以共赢为目标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和谐”理念一直是人们的关注主题和基本诉求。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愈演愈烈，倡扬“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是化解和规避文化之间的冲突的重要路径。首先，“和谐”理念强调“和而不同”，不同文化间的和谐，一定是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和谐，绝不是单质化的同一。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就是反对和拒绝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侵略行为。其次，“和谐”理念强调“和而平等”，强调不同文化的平等地位。任何主体都可以对他者的文化进行评价，但是，任何主体都没有权利强行干预和影响其他文化的发展。不同文化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再次，“和谐”理念强调“和而共赢”，强调不同的文化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 和谐不仅是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理念，更应该成为一种行动。每个文化主体都应该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都应该参与到“和谐文化”的建构中来，以实际行动化解文化冲突。同时，对于某一国家、民族或地区来说，只有从客观现实出发，根据自身的文化发展状况，做出适合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状的文化建设方案，做到不盲目、不盲从，做到不好高骛远、不妄自菲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冲突的化解以及自身文化的繁荣发展。 收稿日期：2015-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