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划一度量衡的酝酿与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度量衡论文,清季划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5-0125-10 度量衡是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统称，与民众日常生活、政府财政收支和国家稳定统一等密切相关。因此，秦汉以降，统一度量衡即是政府改制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随着商业繁荣及区域性市场的形成，牙行、行会及海关等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实现了度量衡的统一，[1]但度量衡全国性杂乱无章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2]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度量衡划一作为加强财政集权、统一币制和拓展市场的重要举措，[3]被提上改革议程。对这一关于国计民生的改制，已有研究仅是在清末新政改革或探讨中国度量衡演进时才略有提及，①鲜有系统和深入的探讨。鉴于此，本文拟着重梳理清末新政时期度量衡改制的过程，考察清政府如何重新配置职能，融合中西度量衡知识与制度，进而透视这场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新式度量衡知识的引介 洋务运动时期，部分士绅和官员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度量衡制度的缺陷，指出无论是“黄钟说”还是“秬黍说”均不科学，所选标准物既不稳定又不精确，不仅难与西方度量衡相对接，也不利于经济往来和政权稳定。因此，他们积极引介英、法、日等国家的度量衡制度，并呼吁政府进行改制。 1879年，出使英法的曾纪泽指出：“法国律度量衡之法，为天下第一”，并对该制选取的标准物，度、量、衡各自单位及单位间进制予以简要介绍。[4]同样有出使英法经历的郭嵩焘，在其日记中亦有相似记载。[5]可见，早期驻外官员已产生中国应顺应全球度量衡趋势的意识。戊戌维新前后，大冶黄石港的东郭生向格致新报馆询问泰西度量权衡的详细内容，格致新报馆以“与中华通商之国，以英为最，而英之度量权衡，名目繁多”，只因限于报纸篇幅，仅将英尺单位数目及层级关系予以简要介绍。[6]同时，部分官员和士绅还较为关注这些国家度量衡制度的发展动态，“英国欲将本国之尺不用，而用法国之尺”，[7]“英议院三次宣读变通度量权衡章程，略谓各国通用迈当计算，英国亦宜兼用此法，议员均以为然。”[8]从英国变更度量衡制的消息中，他们注意到世界上更具权威性的度量衡制度——法国迈当法，②并对该制度沿革，度量衡单位及进制、度量衡原器、度量衡器具检查方式、处罚方式等行政管理系统进行了详细阐述。[9]在梳理德、英、美度量衡制实施状况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先后加入迈当同盟，③重新修订本国度量衡制度，[10]因此认为迈当法是各国度量衡制度演进的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度量衡标准物有了新的认识，指出标准物的变革主要分为三级，“(甲)以一定普通之天然物为标准，(乙)以政府所定为标准，(丙)取天然之度数为比例，数学之原则为基础，而定为标准之元器，且永远保存，易世不更者”。[11]而观当时各国所用度量衡标准，皆属于丙种，即“准地球之子午线，制一米之白金长条二支，又取一粉立方纯水之重量，造白金砝码，为瓩之砝码。其他大数小数，全用以十进位之法”。[12]取地球经线的一部分做标准，单位之间换算采用十进位制，且由专业学术人员讨论制订，可以保证度量衡标准的稳定性和科学性。 在关注学习迈当制的同时，晚清官员和士绅还关注日本度量衡制度的演变，大量翻译日本度量衡的法规及相关制度。[13]1893年，日本参照迈当法对本国度量衡法进行修订，采择迈当法中度量衡原器、器具制造等方面规定，制定迈当法与日本度量衡各单位间的折算值，并依据本国国情，以尺、升、贯为度、量、衡基本单位，保留传统度量衡名称、部分单位换算值，④以及一些本国特色器具，⑤较好地融合了本国使用度量衡的习惯与世界度量衡制的发展趋势。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业时，特别注意到兵库县署门外的检查度量衡所，“凡民间所造，非经检验钤准，不得行用。日本通国各府县皆设此所，其原器由农商务省颁发，仍不时调查之”，[14]对该国度量衡的改制及推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将本国国情与外来制度相结合的成功经验，获得晚清官员和士绅的认同，认为这是中国度量衡改制的榜样。不过，他们除赞成师法日本外还有更高期望。闽县人叶显廷(字在扬)在《度量衡新议》中指出，若制定永恒的度量衡制度，必以兼顾理论与实际为宗旨。具体而言，在标准物选取方面，叶氏认为“黄钟秬黍说”选用的标准物具有不稳定性，即“黍，植物也，植物不数世纪间必有肥脊、大小之殊，而毫厘之差有不免已”，[15]迈当制的长度标准取纬度的一千万分之一，虽较中国的传统标准稳定，然而纬度因“南北极向心力必缩”而发生变化，亦具有不稳定性。对此，叶氏认为：“维赤道周为经、纬度之起点，列邦天□、格致诸专家无不取，则发端于此。今若易累黍之制，以赤道周为度之准，由度而量，由量而权衡，以迄秤磅顷畝诸制，类推而一贯之，则所谓取法乎上，微特无差舛之虞”。[16]⑥取先进、误差微小的赤道周长为度量衡标准物，便可弥补中、西度量衡制选用标准物的不足，且“似驾乎法国而上”。[17]在单位换算法方面，叶氏参酌中、西制度，在保留尺、寸、斤、两等中国传统单位的同时，结合迈当制单位换算法，拟出一套度量衡表，⑦并确定了基本单位，“度以尺或以里为单位，量以勺或以斗为单位，衡以两或以担为单位”。[18]在器具方面，叶氏指出中国度量衡器多由民间制造，且“只知其法不知其理，故粗而不准”，[19]而迈当制器具使用便捷，且用机器制成，数值精确，值得借鉴。 纵览《度量衡新议》一书，叶氏设计出一套保留中、西制长处，规避其不足的制度，用大量的图表、数据，较为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仅受到时任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赏识，[20]亦得到严复较高评价：“假有曰，国之法度必由己立，则叶君此议，变法国之用子午线者而用赤道，所本于自然者同，而子午线南北尚有微殊，赤道之长只一而已，是其起数于法为优。至所谓尺畝斤斛者，其得数与中国现行又不相远；且起数既已精矣，虽推之为量，所以计电热功力者，即科学最精之需，亦可以有条而不紊，真至美之制也。”[21] 除引介新式度量衡理论外，新式度量衡制度应如何在国内施行，部分官员纷纷提出各自见解。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曾被总理衙门派往美、日等国考察的傅云龙，鉴于中国量器、衡器混乱，与西人购置炮船、机器只能借用英、法度量衡的状况，上书请求清廷统一度量衡，建议由工部精制铁尺、铁斛、铁秤、铜码通行各省，与颁布度量衡制度不符者一律停用，亦用白金造尺，“以为颁尺之母”。[22] 1901年，已投身实业的张謇提出一些变法建议。张氏认为，“度量权衡，国家政令权力之标识，犹文书之有重，押军旗之有徽章也”。因此，国家不但要明晰从中央到地方的推行程序，而且一定要掌控度具制造权，“宜由户部准旧制，校定权度升斗斛之长短、大小、轻重，范铜为式，分颁各省布政使。由布政使选明图算之士，督率金工，精细仿铸，刊识年月、造人姓名，每一府州县各给一具。各府州县掌赋税官，选明图算之士，督率木工，用坚致木材，精细仿造，亦识年月、姓名，卖给民间。价准工料成本加一成，为就地支办之费。民间旧物悉令销除，不准乱用。若有在普通学堂图算学成请分造者，给予准设官照，并授法式，仿日本度量税，每照收税五圆，亦充就地支办只用。”[23]由此一来，不仅可以由中央到地方逐层制造、推行新器，亦可用提成、收取执照税的方式，减轻新制推行的经济压力。 与上述提议不同，时任顺天府尹沈瑜庆着重突出国家利权问题，指出因尚未统一度量衡制度，致使“外人得窥伺，以攘其居间之权利”。[24]因此，政府应订定新度量衡制度，并以日本方法为模板，“由国家设局制造度量衡，颁发各省售卖行用。自颁发之日起，一切私度、私量、私衡皆废除而不用。”此外，鉴于度量衡器为各商户所必需之物，沈氏建议“除工本之外，酌收其十中二三之赢余，以资国用”，加之“官造用机器，价值工料又较私造为廉价”，民间更易接受新器具，还可以增加财税。 通过出使、考察这种方式，部分官员、士绅对英、法、日等国的度量衡制度有了初步了解，并通过报刊这一新兴传媒介质引介到国内，为更多人了解新式度量衡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中、西度量衡知识与理念，酝酿提出了新的度量衡制度，并呼吁政府加以推行。 二、划一度量衡的制度安排 1903年，中日续定《通商行船条约》。但因中国商民所用度量衡不一，不利于商贸往来，清政府于是议决，“由各省督抚自行体察时势情形，会同商定划一程式，各省官民出入一律无异，奏明办理”，[25]同时注意从通商口岸到内地的推广顺序，以及新、旧度量衡的折算。对此，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予以认可。[26]不过，经办此次修约的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并不乐观，认为此事“恐难遽改用”，[27]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清政府重订度量衡制度的艰难。 鉴于货币混乱制约商业贸易，且货币统一有助于加强中央财政集权，清政府新政时期着手改革币制。在论及相关问题时，绅商张振勋认为币制混乱与度量衡不一相关，“银币钱法而外，凡权度量衡诸制长短、大小之宜，均宜整齐划一”。[28]甚至有论指出，“中国整顿寰法不从权量下手，是货币之分量虽能划一，而货物之分量日益纠纷”。[29]作为币制改革的重要基础，度量衡改制日趋迫切。为此清政府提出两点整顿举措。首先，拟设专门机构负责校正度量衡。清初以来，不同的度量衡器具由不同机构平校，⑧并无专门机构管理。1903年商部成立，在其拟定的十二条章程中，四司之一的会计司即负责校正度量权衡。[30]受此影响，厦门仿商部筹设商政局，其会计所承担校正度量衡之责。[31]其次，调查各省现行度量衡状况，取“其多数简而易行者”，由商部司员拟订度量衡定制，以便各省一律遵照。[32]值得一提的是，新式商人组织——商会受到政府重视，并在调查度量衡事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3] 1906年清政府颁行《仿行立宪上谕》，昭示预备立宪正式启动。如同新政初期将度量衡划一视为币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谕中再次强调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除继续调查全国度量衡概况，[34]清政府还派人赴日本调查，并拟设立专门的推行机构。是年，清政府要求萨荫图、曾习经赴日调查造纸印刷事宜时，同时考察日本的度量衡制度。[35]此外，农工商部拟筹设权衡度量局，首任尚书载振还遣员在北京内城为权衡度量局选基址，并派司员参酌《度量衡新议》所列办法先行试办。[36]次年，农工商部在对比各省度量衡的基础上提出“将来即以北京现行者为标准”，[37]但遭致度支部的反对。度支部尚书载泽召集各司员讨论时，各员“引经据典，竭力辩驳，或谓某事见利而不见害，或谓某事知二五而不知什一，任举一事，皆有其困难之处”，甚至“以泪遏之”。[38]筹划度量衡划一事宜，陷入胶着状态。 1907年10月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决心划一度量衡。上谕开篇指出，“度量权衡本有定式，而相沿既久，旧制浸违。各省自为风气，官私任便滥用，以至名实分歧，耳目混淆，官民出纳动滋弊端，通商交易诸多窒碍。徒为奸胥猾侩盘剥渔利之资，平民商贾均受其累，殊不足以彰信用，而资法守。”[39]度量衡混乱，不仅阻碍市场交易，亦使百姓深受其累。由此可见，清政府此时已不单将划一度量衡看作币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将其视为市场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基础。随即，清政府着令农工商部会同度支部办理划一度量衡事宜，限六个月内拟定推行章程。奉该上谕，农、度二部随即展开行动。农工商部先于部内设立度量权衡局，选派司员入局工作，调查中外现行度量衡制。除了考校政府度量衡旧制，划一度量衡标准，该部还分电各省督抚调查各地度量衡使用状况，“按照前工部营造尺、仓场漕斛、度支部库平分别比较”，[40]将其差异逐一核明，并希绘图列表备文，限一个月内电复至部。同时，函请驻各国公使调查所在国家度量衡制实施状况，以备参考。至于如何制造精准原器、如何将章程有效贯彻，“应参考各国成法，体查中国情形详细审定”。[41]此外，农、度二部商议再次派遣专员前往日本考察。[42]筹划之初，对采用何种办法、制订何种制度，清政府内部意见相歧。针对旅华英商禀请英使，要求中国度量衡改订仿照英制一事，时任驻美代办周自齐认为应直接改用迈当制。[43]外务部建议，“宜遣理化毕业生赴英德美考察办法，设立专局制器检查”，[44]美国亦表示欢迎和支持。农、度二部则认为，应参照中国旧制划一度量衡。 1908年4月28日，农、度二部会奏拟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图说总表及推行章程。[45]这项文件明确指出，应以“我朝纵黍尺之旧以为制度之本，师周礼煎金锡之意以为制造之本，用宋代太府掌造之法以为官器专售之计，采各国迈当新制之器以为部厂仿造之地”为改制指导思想。所拟度量衡制度及推行章程以“恪遵祖制，兼采西法”为宗旨，即保留旧制中营造尺、漕斛、库平为度、量、衡标准，而器具种类、制作方法及度量衡推行方法则采西制。据此，农、度二部在考察“古今中外之制度，官商民用之习惯”后，折衷拟订出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图说总表及推行章程。 《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图说总表》(下文简称《图说总表》)详细论述了度量衡器具的种类，⑨并列出度量衡名称及定位表、度量衡种类式样及材料表、中国度量衡制与法国迈当制的折算表。值得注意的是，农、度二部在订定度量衡名称时，规定尺、升、斤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单位换算方面，除一斛等于五斗、一斤等于十六两外，其余皆采十进位制。《推行划一度量权衡制度暂行章程》(下文简称《部颁推行章程》)共40条，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确定划一度量衡纲领性内容，以营造尺、漕斛、库平为度、量、衡标准，度量衡器具均由农工商部下设的制造厂制造专卖。二是规定推行度量衡制的各项办法。主要办法有：制造原器与用器。制造一套精确度量衡器为正原器，永久藏于农工商部；照正原器大小造两套度量衡器为副原器，一套代替正原器使用，另一套保存于度支部，以备随时考校。再照副原器大小式样，制造地方原器颁发至各省，作为检定度量衡的标准，各地官用、民用度量衡器具一律为农工商部制造厂所制。规定推行程序。总体上遵循先改官用器，再改商民用器的顺序，其中，商民用器需从京师、各省会、各通商口岸到内地有序推行。官用器具限三个月内一律改用新器，“如有一时不能改定者，当先与新器定一折算之比例，限二年内一律改从新制。”海关仍使用海关权度，但需作海关权度与新制度量衡折算表。商民用器限十年内换用新器，如若某地旧器、新器差异不大，可先行改定而不必拘泥于十年之限。鉴于十年内各地尚需旧器的状况，农工商部准许“无论度量权衡，每处每样以留最通行之一种为断”，但禁止制造、买卖旧器。同时，将十年分为四个阶段，除第一年检定各处所留最通行之旧器外，其余九年各分三年，依次按照省、府、厅州县的顺序改用新器。此外要重视宣传，“由臣部将新定各种制度刊刷精图，广为颁布，并遍发城乡市镇张贴，以便周知。”设立度量衡推行机构。各地除由行政长官负责推行，商会协助推行外，限一个月内设立度量权衡局，专理度量衡推行事宜，于设立后选派人员会同各地方官及商会，检定留用之器，调查应废止的商民用器，限一年内呈报督抚送部核定。官用旧器限半年内调查呈报。拟定防弊办法，因拟定官民所用新器皆由部设工厂制造，且所留旧器准用而不准造，妥善安置民间制造度量衡器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防弊办法。因此，各处收到部颁新器三个月内停止制造买卖旧器，其店主及行伙，可入部设制造厂学习，亦可经农工商部注册获得执照，贩卖、修理新器。 对于《图说总表》及《部颁推行章程》，会议政务处较为满意，认为以营造尺、漕斛、库平为度量衡标准，恰如其分地“恪遵祖制一定不易之经”。其次，增加度量衡器具种类，以及由官用至民用、由省会商埠至内地的推行方法，既采择了西法，又切合中国国情。对于度量衡器具“官造官卖”，会议政务处则提出异议：“惟一厂所造，必不敷用，多设分厂则经费较巨。又斗斛平称重大之件，道远者转运为艰”，遂请农、度二部再筹良策。[46] 清末新政启动后，度量衡改制就被提上日程，虽然初期仅停留在规划设想阶段，但在1907年清廷颁布上谕之后，重订度量衡制度得以正式开始。农、度两部会同拟定的《图说总表》及《部颁推行章程》，较好地融合中外度量衡制度，用科学方法制作度量衡原器、制订度量衡标准，规定度量衡基本单位，增定度量衡器具种类，可谓中国度量衡制度史上的重大进步。[47]此外，《部颁推行章程》还拟定了具体的推行程序及方案，先公后民，以及发挥各地商会协助推行等具体举措，也有助于新制在各地推行。 三、度量衡新制的地方实践 1908年，《部颁推行章程》颁行后，各地度量衡划一工作渐次开展。因该章程为暂行章程，故章程内声明“如有与外省情形不便者，尽可随时商改”。[48]据此，各省根据本地状况对推行办法进行了调整。 浙江省在调查全省度量衡器具使用状况后，比照中央颁布标准，发现并无可以留用的旧器，无法按照推行程序进行。而有类似状况的奉天、山东、河南等省，均获《部颁推行章程》认可，准许于新器到省后逐一全改新制。鉴于此，浙省拟请援照此法办理。[49]四川省则大体按照《部颁推行章程》划一本省度量衡。遵照《部颁推行章程》内“重视宣传”条文，川省盐茶道、布政司、劝业道会衔下发推行度量衡办法告示，用白话文的方式，简要叙述政府划一度量衡原因、新度量衡标准、推行顺序、新旧制折算问题，以及应遵守及禁止事项。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推行出现阻碍，四川省政府发动民众监督举报，“如有衙门里关卡上的书差，市面上的奸商，敢于欺骗搕诈，任意大小，盘剥乡民，准受害的人据实控告，查实重办。”[50]此外，作为川省推行度量衡的主管机构，四川劝业道于推行伊始即按《部颁推行章程》，对“足以操纵商场之大势”的牙行公店予以重视，“如果全省牙行公店一律先行遵用新器，则一般人民自易同化；如牙行公店等观望不改，则商界既多窒碍，民间更难实行”，[51]遂令各县于文到十日内一律备价请领，如有超期未领者，则由地方官追销其牙贴执照，禁止营业。 随后，四川省按推行程序陆续展开划一工作。依据《部颁推行章程》，更换民间用器的第一年，要根据本地情形择留一种旧器，用以向新器过渡。故省劝业道限各县至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一日完成该项工作。然因“各属或未据报齐，或虽禀报酌留一种而城乡并未贯行划一”，[52]此项工作未能按时完成，不得不延展至宣统二年二月底，如再不能完成，则为该知县及劝业员各记大过三次。严令之下，各县陆续上报，留用旧器基本完成。至于川省度量衡推行顺序，最初拟由州县及府再及省，然为避免换用新器间增加纠纷，“暂令各县划一，俟一年后，再行详请直改通省划一，不必再令由府而省”，并令各县速至省劝业道购领斗升标准器全份，回县后再行制造并逐一校准，“于九月内遍发城乡市镇，并即出示晓谕，俾令各用户一体仿制遵用”。[53]至于偏远的厅州县屯来道购领器具，最迟不得过八月十五日，以便于宣统元年十月初一日前一律改用新器，完成全省划一。 各地划一度量衡并非一帆风顺，即是基本按照部颁章程进行的四川省也不例外。四川劝业道在新制推行之初即已考虑到牙行可能不会配合，并动员民众监督举报不良商人，但仍状况频出。因重庆府内有商户尚未采用新颁秤尺，致使商民间产生口角，遂四川劝业道饬令“巴县会同商务总会，督同重庆巴县劝业分所严密检查，如果尚未划一，迅即改归一致，不得再听自由，以后如再被人举发有据，必将该商铺从重科罚，决不宽假”。[54]一些商帮因质疑新制而未改用新器，巴县米粮买卖帮及船帮首事秦同兴认为新斗去掉中梁，不用手提而用手捧，使用甚为不便，遂禀请仍改用有梁之斗。知悉此函，巴县劝业员认为，新斗较旧斗重量减轻，不存在使用不便的问题，且“大宪筹定之事已早有斟酌，苟能防杜弊端，即使他方面稍有妨碍，亦所不计也”。[55]不赞成商帮提议，并督促该商帮尽快改用新斗。即便遵用新器，买卖双方亦存在趁机渔利的状况，或有奸猾商人利用改用新器却不改价格的漏洞渔利，或是“买货者明用改制之秤，暗借习惯”[56]而使卖主吃亏。为杜绝此类事情再度发生，四川劝业道认为应从整治民间秤匠入手，于是“传集境内秤匠，饬令赴劝业分所注册，并令在县投具切结”，[57]日后制秤务须以度量权衡局所制秤为标准，并责成地方官督同劝业员随时随地认真检查，如有违反者，即由该县拘案处罚。 在四川逐步推行新制之时，江苏省尚在商议本地推行方案。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江苏巡抚瑞澂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增加辅助机关。《部颁推行章程》规定由商会协助地方官推行，然“苏省商会尚未全设，且权限范围甚狭，只可行于商界，不能普及齐民，似未能负完全之责任”，[58]而省内广设自治公所，且与民间关系更近，可增加为辅助机关。二是缩短实行期限。江苏各地用器与新器差率不大，易于折合，遂拟以自治公所成立之期为新器实行之日。三是设立专卖处所。《部颁推行章程》规定，民用器具由各省度量权衡局转由地方官发给各商会或殷实商店贩卖，而苏省乡镇较多，商会及殷实商店不能随处皆有，民众购器恐有不便，应由自治公所与商会一同照章承售，便于商民购买。 苏抚的三点建议，得到新设民意机构江苏谘议局的认可。谘议局法律审查会认为，可将自治公所与商会一同作为辅助机关，且宜将第三点中“承售”改为“承卖”较符合《部颁推行章程》规定。至于第二点缩短实行期限，恐怕实行开始后各旧器未能完全废止，“宜由自治公所及商会，于奉饬后，将该地方习用之各旧器与新器确实折合，详细列表，榜示公众，以杜弊混”。[59]同时，应针对不同器具，限定相应范围。对此，1909年12月16日谘议局再次集中讨论。有议员指出，废止旧器使用新器，中间留有过渡阶段亦存在问题，“各地用特定之一种旧器才觉稍稍用惯而已，臻颁行新器之期又换用新器，其不便有何如是用此度量衡，每人每家必经过两次之大不便”，赞成缩短实行期限，尤其是缩短开用新器的时间。对于“以自治公所成立之期为新器实行之日”，有议员认为恐怕耽搁推行进程，“若官已遵改而民间不能推行，则以后官民之交涉更多出入”，故应先督促各地迅速成立自治公所，然后再颁定推行期限。[60] 参考谘议局意见，为调查如何缩短实行期限，苏抚令该省度量权衡局派员，会同自治公所及江宁商务总会调查各处习用度量衡器，逐一比对部颁新器进行折算，拟出详细列表晓示民众。[61]1910年4月21日，除第一、三点按照谘议局法律审查委员会意见办理外，第二点改为“于暂用旧器之日，即将新器之数折合施行，洵可省去中间习惯一种旧器之阶级”，[62]确定缩短开用新器时间。 作为推行新制的重要一环，制造度量衡器具至关重要。在器具“原器”选择方面，仓场衙门中仍存完好铁斛一只，农工商部度量权衡局认为尚可用作量器的原器。而度器、衡器的原器已无留存，需要重新制作。度量权衡局查知各国“原器”皆用白金，且迈当同盟之会员国皆由会中制造母器，虽然中国尚未加入迈当同盟，但仍“照会驻法公使，托英法有名之工场，用白金制造尺度、法马之原器”，[63]终由法国制成寄回中国。[64]准备好精密“原器”后，还需建立机械制造厂。除向德商订购机器外，1909年4月，农工商部还购定工厂基址，[65]希冀在六七个月内工厂竣工后即可开始制造器具。然因订购机器“所配机件间有与新制不宜，不能不往返更换”，[66]致使开工不得不延迟。此外，为参考民间度量衡器制造细节，农工商部令各地方政府及商会，于各省商埠及商务繁盛之地，调查民间向来所用各器系用何种材料制造、其材料产自何处、价值若干，以及每年制成销售之数各若干、各器价值若干、铺户共有几家等内容刊载于调查表，予以详细调查。[67]在天津商务总会协助下，直隶地区各公司行号详细填写调查表，[68]积极配合度量衡器具制造工作。 1910年8月5日，器具制造厂正式开工。[69]然而，经费不足成为生产器具的最大难题。早在定购原器、机器及建造工厂之时，农工商部便因经费不足，不得不先从储备银中垫支6万两用于周转。[70]加之制造器具的材料必购自他方，“工价昂于各处，恐难减轻成本，只可先行试办，再事扩充”，[71]是故机器动力及规模有所缩小。同时，因部分器具尚需手工制造，特另设手工厂，与机械制造厂一同造器，以致经费更加紧张。然而，需造器具种类繁、数量大，供应官用器具已属艰难。若仅依靠部设器具制造厂生产，无疑会阻滞划一进程，会议政务处的质疑变成现实。针对是项状况，农工商部决定在各省建立器具制造分厂，既可解决器具生产问题，也便于偏远地区购领新器，但新问题随之而至。在四川，除官设器具制造厂可造新器外，民间造器作坊亦可制造新器，这又与《部颁推行章程》内民间匠人仅准修理、贩卖器具的规定相悖。此外，因新制并未在全国范围有效推行，部设工厂所制器具出现无人购领状况，“堆积空房，行日朽坏”，不禁引起时人唏嘘：“不知此中又费去若干经费，混过多少人员矣。”[72] 与器具制造厂相比，度量权衡局的设立更显曲折。虽然沈瑜庆在新政初期即建议仿照日本之法，设立度量权衡局，专司度量衡行政。首任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亦曾于北京内城为度量权衡局选址，但在1907年清廷颁发上谕后，农工商部立即设立度量权衡局，暂借商标局为办公地址，[73]开展拟订推行章程工作。《部颁推行章程》等文件拟定后，为免因特设一局而浪费经费，度量权衡局仍附设于农工商部内。[74]地方上，浙江省在杭州购地，“以便附建劝业公所暨度量权衡局”。[75]江苏省在设立器具制造厂后，“仿造江宁办法，附设苏藩司衙门，以藩司为局长”，[76]并衔江苏巡抚命令，派员会同自治公所、江宁商务总会调查各地惯用度量衡器。[77]从度量衡推行的实际情形来看，设立度量权衡局，与其说出于需要，不如说按章办事。因为本应掌管度量衡推行一切事宜的度量权衡局，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在中央除调查中外度量衡制外，其他行政事务多由农工商部办理；在地方基本被各地行政机关取代，如度量衡使用状况调查由地方政府及商会承担，具体推行事宜则由劝业道及劝业公所办理，督促检查等工作由地方官、劝业员等分任。究其原因，除与传统行政习惯有关外，经费紧张亦是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中央因经费紧张不得不从简开办度量权衡局，各地分局开办之初即面临被裁撤的命运。[78] 此外，地方度量权衡局经费来源亦不甚明晰，浙江省财政局在做1911年预算案时，因将度量权衡局经费列入地方行政经费，遭到劝业道反对，认为应将此费列入中央行政经费。[79]经费紧张且来源不明，与农工商部最初的设想不同，度量权衡局最终沦为可有可无的机构。1911年5月，鉴于新制推行效果不佳，农工商部拟将度量权衡局迁至汉口、上海，希冀借地势便利打破推行僵局。[80]未几，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新军起义相继爆发，清政府忙于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已无暇顾及度量衡的改制。 明清以来，随着中西交流日益加深，中国逐渐被纳入到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部分官员、士绅认识到中国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度量衡而言，他们开始引介西方的度量衡知识，尤其注重列强度量衡的稳定性和科学性，并呼吁政府参照这些制度，结合中国具体情势进行度量衡改制。 庚子事变后，统一度量衡作为清政府巩固统治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祖宗之法为本，西方经验为用”理念的指导下，清政府首先颁行了《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图说总表》和《推行划一度量衡制度暂行章程》等制度，作为推进统一度量衡的政策依据。这些政策和制度规定应用科学方法制作度量衡原器、制订度量衡标准，重新拟定了度量衡基本单位及其与其他单位的换算值，并增订了度量衡器具种类，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中外度量衡制度的优点，可谓中国度量衡制度史上的重大进步。不过，因筹划新制较为仓促，相关设施尚未完备，改制后的度量衡尚存不少缺陷，尤其是在度量衡标准物的选取方面仍限于传统方式，未能注重标准物的稳定性和科学性。作为划一度量衡的重要环节，新器制造与检查必不可少。西方国家度量衡器具皆由民间造卖，并配有完善的检查制度，或设专门的检查机构，或由警局协助检查。而在清末新政中，相关设施或是刚刚起步，或是尚无能力创设。尽管农工商部拟以度量衡器具“官造官卖”来解决上述问题，但囿于经费、人才的多方短缺，收效甚微。 新政时期，清政府的职能大幅扩张，各种新式机构应运而生。为推行新制，清政府设立新式器具制造厂与度量权衡局。然而，各地仍习惯于既有行政运行方式，新制的推行多由地方传统部门及官员承担，度量权衡局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沦为可有可无的机构。此外，在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不仅将划一度量衡看作利于政府财政税收的手段，更视其为整顿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一环，并重视商人和商会在推行新制度中的作用。然而，度量衡划一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交易中业已形成的“习惯”，[81]触及不同地域、行业商人利益，加之部分商人趁机渔利状况时有发生，新制推行并不如预期顺利。 此外，针对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程度不同的状况，清政府还制订了由官及民，从省会、通商口岸到内地的推行程序，由简及繁，层层推进，希冀以此解决因地区差异引起的推行难题。可是中国地域辽阔，差异太大，加之中央权力式微，清政府不仅难以掌控各省推行步调，诸多政策和措施被地方搁置拖延。如贵州省以省城留用旧器为准制成标准器，下发各属府州县进行比较，“合旧器者留之，稍不合者改之，大小不合者，虽不便尽改，但使一切交易照此标准器折算，亦与改留无异，将来部中新器颁到再饬改用”。[82]得知此法，农工商部认为较颁布章程所拟更为扼要，便于实施，遂将此法分发各省参考执行。但四川省则坚持业已拟好的方案，对农工商部的建议置之不理。 新政时期，清政府因应变局，力求变革。但由度量衡改制的酝酿及尝试不难发现，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因素在这场渐进式改革中的复杂纠结与相互影响，以及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曲折与艰辛。 ①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关增建等：《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吴慧：《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年。 ②迈当为法语mètre一词音译，在中国度量衡名词尚未统一前对公制长度单位米的一种翻译(亦音译为密达、米突)，且因量(容积)、衡(重量)单位由度(长度)单位推导而来，故清末以来，称法国度量衡制度为迈当制(或密达制、米突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逐渐统称为万国公制(即国际单位制)。 ③迈当同盟，即万国度量衡公会。参见驻德商务随员水钧韶译：《万国度量衡公会条约》，《申报》1908年4月3日第4张第2版。 ④传统度量衡名称，如毛、间、町、步等。保留传统换算值，如一间等于六尺，一町等于三百六十尺等，与迈当法所用十进制不同。 ⑤例如鲸尺，是用于量取制作和服所用绸布的度器。参见《日本改定度量衡通行法》，《湖北商务报》第35期，1899年，第20页。 ⑥按迈当制取地球经线一部分为长度标准，而非纬线，此处乃叶在扬论述谬误。 ⑦所拟单位数值与中国官方颁行单位数值相近，如在度表中，1丈折合9.8722营造尺，1尺折合0.98722营造尺。 ⑧如漕粮所用斛由粮道校验烙印，京道各仓木斛由仓场烙印；砝码由工部司官会同户部司官及前往请领各处官员共同较准。参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274-275页。 ⑨具体状况：度器有营造尺、矩尺、折尺、链尺、卷尺五种，量器有勺、合、升、斗、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