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自主创新论文,中国论文,主流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①
当前，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中的蔓延已经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警觉和担忧。②如果我们阅读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这种教条主义不过是西方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种教条主义的本质都在于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要求将这一范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上升为整个学科必须遵奉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并将其贯彻到经济学学科的教学、科研、人才选拔等各个方面，从而使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体制上锁定了整个学科。在西方的经济学学科体制中，贯彻的就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原则。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在教学上，一方面，进行排他性的新古典教学，无论从课程设置还是教学内容上看，经济学教学完全被新古典理论所垄断，而替代性的或与之竞争的经济理论则被系统地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坚持以数学工具为教学的中心，而忽略将数学工具的使用、教授和掌握服务于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在科研和人才选拔上，专业期刊在评审科研成果上几乎完全遵奉主流经济学标准，特别是数学形式主义标准，即以是否运用数学形式化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的复杂和新奇程度高低来评价科研成果的好差高低，并进而以此来选拔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员。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在学科体制中贯彻教条主义锁定了西方经济学，但这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学科观点的某种一致性或数学方法的精确性和复杂性使经济学获得物理科学那样受人尊敬的地位，相反，它使西方经济学陷入严重的危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西方经济学的创新能力受到严重损害。
创新是任何事物永葆生机的源泉，锁定压制了异端经济学，阻碍了新范式的发展，但这对于主流范式自身的创新也同样有害。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多样性和个体特异性才是变异或创新发生的基础，这一原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即范式、方法的多样性是经济学创新和进步所必需的。经济思想演进的历史表明，正是异端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哺育了主流经济学某些重大学说的形成。比如说，对主流经济学忽视制度的企业“黑箱”理论的批判促成了新制度学派的出现和发展；再如，主流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依赖于报酬递减假定的情况现已得到改变，而报酬递增的理论发展实际上源于老制度学派重大理论之一的“累积因果原理”。但当基于异端范式的批判者被逐出经济学院系之时，经济学就会失去其创新和进步的基本动力。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该学科将因不再有论战和争议而失去激励。经济系里拒绝多元化，会夺去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智慧之源。……当多元化和多样化消失时，创新和进步可能会减缓，直至完全停顿。经济学中目前这种知识上的不宽容，完全是在自我毁灭。……一门科学拒绝多元化，可能会享有短暂的、绝对的霸权，但最终会沉闷而亡。”③
实际上，这样的后果已经出现。近年来，被视为西方经济学至高荣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情况就表明了主流经济学在创新上的乏力，例如，2001年诺贝尔奖被授予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以表彰其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但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只是一种学院意义上的“发现”，其要害在于他们将一些早已为人知晓的非常陈旧的思想实现了数学形式的表达。南丁格尔和波茨更指出，这种贡献不过是附加在新古典和“新瓦尔拉斯”硬核上的特定辅助假设，这些辅助性的工作主要是事后合理化而非有益于经济预测和解释。④再如，2004年诺贝尔奖表彰的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尽管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为了解决理论与经验吻合的问题，采用了较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更为深奥的校准(calibration)方法，但这种理论仍然是经济周期的均衡解释的一个分支。在这一理论中，行为人仍然是无情的理性最大化者；市场持续出清，甚至暂时的非均衡也被排除。与几乎10年前获奖的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比，这一理论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而且它也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经济周期。⑤经济学家弗兰克·阿克曼也指出，当前经济学理论的少数创新性举动对于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学专业的发展而言，几乎是杯水车薪。他甚至直白地问道：“创新型经济学家将他们的工作藏到哪儿了呢？”⑥
其次，西方经济学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受到严重损害。
由于贯彻教条主义，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严重脱离现实。就教学而言，以被视为经济理论核心的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最基本的内容是市场概念和价格理论。但正如格瑞恩所指出，几乎在任何一本西方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充满了数学，而在这些数学背后，几乎找不到来自现实生活的资料或事例，无论是描述消费者（家庭）的效用函数还是描述生产者（厂商）的生产函数，都是通过教科书作者“发明”的假想数据来论证推演。结果是“所有这些教科书都没有解释价格如何在‘市场’中决定以及市场如何运转。价格来自何处？谁决定了它们？它们怎样发挥作用？这些问题从未得到解释”。⑦实际上，在微观经济学中，供学生来理解市场运转和价格制定的只是一个本质上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型，在由这个模型说明的“竞争市场”中，愚笨的价格接受群体围绕着那仁慈的“拍卖人”的指挥棒活动。在入门教学中，类似的歪曲现实的理论还有不少。鉴于这种现实无关性，本科教学教授的只是一个只有对数学家才有意义的新古典虚构经济世界，可这个世界竟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被教导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唯一世界。对于那些对现实只有粗浅理解并且只接受新古典理论教育的学生，入门课程中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竞争、消费者、厂商诸方面对现实的根本歪曲会永远妨碍着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充分理解。
在科研方面，单纯奖励用数学技巧处理问题的能力导致学科成员沉溺于各种数学形式化技巧和虚构的智力游戏，对现实的制度和经济却没有兴趣。里昂惕夫早已对此指出：“专业经济学期刊中充斥着数学公式，它们将读者从或多或少貌似正确的但是完全任意的假设引导到精确表述但不相关的理论结论……年复一年，经济理论家们持续生产着大量的数学模型并探索模型的形式细节；而计量经济学家使各种可能的代数函数与在本质上是同一套的数据相符合，但是在任何可感知的方面没有推进对一个实际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行的系统理解”。⑧
脱离现实与缺乏创新相结合导致西方经济学对许多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丧失了解释和处理的能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大经济灾难（危机）——苏东转轨灾难和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都可以归咎于贯彻教条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学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无能。苏东转轨灾难的原因正在于：由于对市场所嵌入的制度结构和市场实际上如何运作缺乏了解，由于对系统效应、协同效应、报酬递增活动和经济增长的部门特定性缺乏了解，由于对经济问题的历史、制度等情境维度的漠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给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所提供的建议（代表性地体现在“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中）是误导性的，甚或是有害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建议竟然是基于这样一种未曾言明的假设：长期在计划体制下生活的人们会瞬间成为“理性的、知识相当渊博的经济人”，在未经体验之前就能够预测到市场体系中未来一年的价格变化。至于东亚金融危机，除了上述因素外，它还与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缺乏重视相关，而这种漠视则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适于发挥数学技巧，而研究者并不能通过发表缺乏数学模型的发展经济学的文章而得到提升。⑨
最后，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学科地位出现危机。
缺乏创新和脱离现实业已使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在西方国家面临严重危机，这体现在它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地位下降。这种地位下降突出地反映为：在西方，政府、商务人员甚至学生（包括经济学院系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转向从经济学院系之外去寻找关于现实经济过程的答案。英国皇家经济协会2000年发表的报告警告，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的数量已经降到了“危险的低水平”。该国最著名的两家经济学研究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在2000年没有招收到一名新的英国博士生。据统计，报名参加经济学高级考试的学生数量已经由1993～1994学年的32000人下降到2000～2001年的不足20000人。⑩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则是商业学校的以及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生增多，因为这些学科现在给人们提供了机会，使之能不受主流范式的限制来学习了解经济生活的各方面。现在，那些在经济学院系之外受教育并从事经济研究的所谓“非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经济计划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学院经济学家。站在主流经济学立场上，保罗·克鲁格曼无奈地承认，由于沉溺于数学形式主义，在严肃的经济分析基础上，撰写仔细构建、目标适合、面向广泛受众的论文的美国经济学家屈指可数，考虑到经济学的学科规模和这种论文对于公共辩论和政策的惊人影响，“这种低水平是荒唐可笑的。可大多数优秀的经济学家简单地放弃这种写作，将它们留给了那些恨经济学家的人。”(11)
二、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改革纲领和建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上述教条主义造成的经济学危机日益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遭到了来自主流内外经济学家无数的严厉批判。早在1991年，斯蒂格利茨就指出，20世纪经济学家对新世纪经济学的一大宝贵贡献就是阐明了新古典模型所代表的世界的荒谬性。(12)这种令人不满的现状导致了“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日益活跃和演化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2000年由法国学生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新古典的教学垄断、反对滥用数学、主张经济学教学科研回归现实，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对西方经济学的危害，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同样面临着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威胁，在这里，我们将介绍来自西方主流经济学故乡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出的改革纲领和建议，希望能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和自主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改革纲领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的一场重大的改革运动，其目的在于颠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地位，打破西方经济学被锁定的局面，恢复经济学的健康状态。我们在这里首先总结在改革运动中最为突出的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共识的四条纲领性建议。
(1)教学科研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工具为中心、以教条为中心。
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控制的教学科研是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数学工具为中心的，即根据工具选择所要考虑的经济现实类型，其结果是大量的经济现实被从教学科研中排除，甚至工具教授、运用与现实问题毫不相关，教授和分析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实际是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体现，是以教条为中心。针对这种现状，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引发改革运动的请愿书中就大声疾呼：要摆脱虚构的世界，反对滥用数学。在后续讨论中，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主张要彻底颠倒这种工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问题为中心，即不顾教条的束缚，根据所需分析的经济现实问题来选择或发展工具，工具运用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因为它们与分析的问题相关。这种问题中心论，就是要求经济学教学科研以当前重大的、紧要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社会排斥、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等）为导向，以现实相关性为中心，使理论实质重于技巧、内容重于形式，真实压倒虚构，从而恢复和加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将经济学带回现实。
(2)在经济学内部鼓励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倡导批判性思维，实现各种范式、方法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
虽然格瑞恩等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与现实无关的，提出了是否应当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疑问。但改革运动的主流意见认为，分析、理解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知识是可错的和不完备的，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包括新古典经济学）都可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完备的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流派为认识经济现实提供了不同的窗口，从各个不同侧面提供了关于经济现象的知识，它们都是理解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手段。所以，不应该简单地取消新古典经济学，更不应该以一种新的教条取代旧的主流教条，而应该在经济学中鼓励形成一种多元主义的格局，使多元主义成为经济学家基础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各种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
多元主义要求经济学学科的竞争性和开放性，经济学成为一种“开放的经济学”，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纲领和方法只要有助于促进对经济现实的真正理解，在教学中就应该被讲授，在科研中就应该被实践和鼓励。这一开放性还应延伸到经济学学科之外，经济学家也应该关注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进行跨学科的对话，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只是机械地模仿经典物理学和数学。
多元主义同样要求培育争论和批判性思维，无论是主流还是异端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被看做是理所应当的正确，都应该在同等程度上接受批判性的争论，从而明确其优势和劣势。
(3)经济学应该树立新的科学观，反对科学主义、反对把数学形式化主义当作科学的象征。
受到经典物理学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主流经济学把客观性——获得意见一致的能力作为科学的象征，将数学形式化看作经济学科学地位的标志。结果，在追求一致性的横向思维动力下，竞争性观点被排除，多元主义受到压制。而数学形式化方法成为唯一的科学的、具有合法性的方法，自身成为经济学实践的目的而非手段，导致“为了形式化而形式化”。
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看来，主流经济学的上述主张和实践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科学主义的。这种科学观是根本错误的，必须被新的科学观所取代。首先，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并不取决于学科内部意见的一致性。富布鲁克指出，真正的科学是多元主义的，物理学中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种研究物理实在的思想途径以彼此的不一致而著称，但物理学家并没有排斥其中任何一个，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13)吉勒斯·拉沃德也指出，科学的适当条件就在于以事而定、知识的可错性以及结论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因此，争论的持久性而非意见的一致性是科学的固有特征，而且这种持久性还是科学的动力。(14)其次，真正的科学方法应该首先保持模型与现实之间恰当的抽象关系，而与使用数学没有必然关系。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泛滥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针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取决于数学形式化的观点，支持改革运动的法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将科学与使用数学联系起来是幼稚和荒谬的，将关于经济学科学地位的争论局限在使用数学与否这个问题上是一种欺骗。(15)只有摆脱科学主义立场，树立新的科学观，采取真正科学的态度，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与观点的一致性脱钩，与数学形式化脱钩，才能为经济学重新定向于探索现实开辟道路、才能为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开辟道路、才能为数学形式化方法之外的多种研究方法开辟道路。
(4)建立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学。
改革运动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种内容狭窄的经济学，它把经济学定义为理性选择的科学，将行为者定义为理性最大化的自利个人，排他性地使用数学形式化方法……而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定义或标准的工作都被视为不合格的经济学，甚至根本就不被承认是经济学。为此，必须建立一种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应该重新被定义为研究现实经济体系运行的学科。新经济学应该容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历史视角、新型的知识理论、多元的方法；要正视经济学所具有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在研究范围上，新经济学还要将主流经济学漠视的生态环境、文化体系、伦理价值、阶级矛盾、破坏力量等等方面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二） 改革运动对教学改革的具体建议
为了使上述纲领性的改革意见落到实处，改革运动还或浅或深地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举措。特别是对于改革运动的中心议题——教学改革，提出的改革举措较多也相对存在共识。这些被提出的具体举措以课程改革和教学法为中心。现对其归结如下：
(1)在教学中保证智力渠道的多元化。采用多元化的教材，培植多元化的师资，将各种理论一起讲授，并表明它只是若干种方法中的一种。
(2)在争论中讲授经济学。多元化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罗列在一起，而是要赋予每种理论平等的竞争机会，围绕着重要的经济问题，对各种经济理论（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展开争论，显示它们彼此冲突的观点，在比较中实现对理论批判性的学习、理解和选择。为达此目的，教学中应该尽可能使用原始文献。这种教学方式颠覆了新古典的科学观，根本上不同于教授一种一致赞同的思想的传统教学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改变学生在学习时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模式（不是真理，即是谬误），使他们认识到科学存在着持久的争论，科学知识是可错的，科学结论具有暂时性，即使收集再多的经验数据，进行再多的数量分析也依然如此。
(3)争论式教学需要充分了解理论本身之外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争论的情境、经验数据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经济政策的结果，还包括这些理论、理论中所包含的关键概念的产生、演变的社会历史及理论历史情境。特别是理论课程的争论式教学应该采用历史的方法，遵循理论发展的历史路线并分析其成败的原因，考虑到这一点，微观和宏观课程应被合并。
(4)明确经济学教学是在教授经济学而非数学，废除对学生的数学形式主义淘汰标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也要尽可能少地使用数学（或者根本不使用），因为过多使用数学往往使学生空耗精力，难以了解基本假设的作用，甚至削弱了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5)尽可能减少预设好“正确”答案的练习，例如多项选择和简答题，运用论文写作、课堂讨论等开放式解决问题的练习及考核形式来配合争论式的教学。
(6)改革新古典的课程体系，以问题为中心、以争论为中心重新设置课程。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普遍认为，在经济理论课程之外，科学哲学（或方法论）、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和相关学科的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数学和数量分析课程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课程。霍奇逊就认为，哲学、经济思想史和数学应该构成核心课程。与新古典的课程设置相比，这意味着降低数学课程和工具教学的地位，加奎·萨皮尔就指出：“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数学课程的时间砍掉一半，将之用于方法论和认识论，那么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16)此外，改革运动还强调了开设跨学科课程。而且，所有设置的课程必须相互结合为一个协作整体。比如说，数量分析课程不应该只强调自身的技巧，而要与上述多元化了的经济学理论课程保持密切联系，并要服务于理论课程中所讨论的问题。
(7)这些被提出的教学改革举措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树立新的科学观，培养学生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包括经验和理论要素的复杂现象进行综合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培养学生提出原创观点的能力。
（三） 其他的改革建议
改革运动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改革建议，我们在这里只介绍以下两方面的建议。
(1)改革科研评估制度。
在西方，经济学科研评估是以“同行评议”(peer review)为主要方式的。比如说，期刊对于投稿的评审要经过“匿名审稿”这样的“同行评议”，一些涉及机构科研水平排名及研究资金发放的科研评估活动也要经过同行评议。唐纳德·吉利斯指出，同行评议即使对于库恩意义上的“解难题”性质的科研也存在着负面作用。更为严重的是，科学史表明，“同行评议”甚至会严重阻碍学术上的重大突破和革命性的创新。因为这种创新一般挑战了既有的思想和范式，是与绝大多数同行的思维惯例相悖的。因此，经济学科研评估不能过分依赖“同行评议”。(17)吉利斯的观点实际上再次给我们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实行什么制度安排才能有利于创新特别是突破性的重大创新，才能不使经济学被主流范式锁定。其实，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各国自然科学家早已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在这方面，即使是一些看似合理甚至被普遍采用的制度安排也是“非中立的”。但是如果不实行“同行评议”，又采取什么新的制度安排呢？或者说又该如何改进。“同行评议”呢？改革运动对这一问题尚未给出满意的回答。也许一些其他学术领域的改革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例如，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近来尝试了一种网上开放式的“同行评议”就是在这方面的一种改革探索。
(2)重视发挥经济思想史和哲学在改革经济学并建立一种替代性的新经济学中的作用。
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普遍强调了经济思想史和哲学在经济学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在重建一种替代性新经济学中的作用，因为它们有利于实现经济学的多元主义和批判性思考，也能够为经济学新范式的形成提供指导和启迪。“哲学是一种可向多种领域转化的技能，因此它能够促成学科间的交流。它有助于确定大的问题。关于真理、意义、检验、建模、解释、预测、统一和进步等问题的一种通用的哲学意识能够推动科学发展。”(18)当前，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并在多元主义的旗帜下实现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的联合或综合，也都离不开科学哲学。至于思想史，与主流经济学对它的忽视和有意的抹杀截然相反，改革运动强调了它为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智力启迪和指导的作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学派对于拉赫曼有关经济思想史研究思想的重申：既不要将“先贤”们的理论作为最终定论，也不要简单地认为他们的理论已经没有发展余地，而要结合新的情况重新解读他们的理论，挖掘他们的理论有助于阐明当前问题的新的含义，而这种含义也许是他们本人也未曾明确意识到的。(19)此外，经济思想史也可以提供以往经济学创新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霍奇逊指出：“一个全新的持久的理论建设可能最好以思想史为理论来源，并运用现代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提供的各种工具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整理。以这种方式运用方法论和思想史并无新意，但却可以建成一个坚固的理论大厦，经得起未来的现实和概念不断变迁的洗礼与震荡。”(20)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改革运动的上述改革建议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以理解和处理当前的重大经济现实为导向的、充满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多元主义的、开放性的、竞争性的经济学，也可以归结为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不断创新的经济学，改革终究是为了创新和发展。这些改革主张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如2001年法国教育部基于对法国经济学教学状况的调查做出的“菲图思报告”就呼吁进行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真正的争论、开设跨学科课程等内容的教学改革。这些反教条主义改革建议或实践动向对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战略
根据前面的论述和说明，我们可以归结出关于世界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现状的三个特点：第一，在经济学摆脱了冷战时期两极化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后，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陷入危机，而各种贴着“异端”标签的替代性经济学日益壮大，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范式转变的十字路口。第二，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先行者劣势，要在西方形成成熟的新经济学范式并取代主流经济学是非常困难的，很可能要经过几十年的过程。(21)第三，中国具有有利于形成新范式的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种特定的情境和脉络一是来自于无法纳入主流框架的中国经济发展独特实践；二是来自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与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相暗合的，甚至是更具特色和潜力的有机整体论的原生性科学传统。
由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在西方主流标准衡量下不够规范，中国在主流范式的研究上落后于西方，甚至在对异端经济学的研究上起步晚于西方，都不尽然是中国经济学的劣势，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将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与中国特定的情境和脉络相结合，在世界经济学面临范式转变的时期，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甚至后来居上提供了重大机遇。但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蔓延，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些地方已经占据了事实上的优势。根据这种教条主义，虽然有基于西方主流范式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却没有在其之外的其他经济学范式。既然如此，中国经济学的唯一发展方向就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修修补补，顶多也就是将其运用于中国，产生西方主流范式下的中国问题理论。这种情况又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下面，根据上述的世界与中国经济学的现实情境，并借鉴改革运动的改革建议，我们将以立足于中国特定的情境和脉络，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学的后发优势为着眼点，对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战略提出构想和建议。
正如我们在早先的论文中就指出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在多元主义的氛围中，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从中国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入手，按照现代宇宙观对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进行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第二，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第三，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第四，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限于篇幅，我们在下面主要只对后三方面的内容进行扼要讨论。
首先，中国的崛起需要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总是渗透着国家利益，所谓的全球化丝毫没有改变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性质。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处于比发达国家落后的阶段，同时，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关心民族国家利益，也不关心创新问题，更不关心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社会问题，因此，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推导出来的大多数经济政策并不适合于解决中国问题。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必须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羁绊，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追赶发达国家并实现跨越发展的中国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今后20年奋斗的目标，但创新型国家这个概念明显地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要义之所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先驱，他所提出的“国民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李斯特的理论对德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德国从落后的欧洲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做出了贡献。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广泛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淡忘了中华民族屈辱的近代史。因此，在当代中国，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李斯特和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实际上，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针对笛卡尔主义公理式的、非历史的、演绎的思维，皮尔斯曾在认识论上指出：“心智机器只能够转变知识，但如果不被输入观察到的事实，它从不能产生知识。没有任何新知识能够通过分析定义而被知晓。”(22)经济思想史的考察也表明，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往往都是源自经济学家对各自时代的重大经济问题的回溯思考。对于中世纪的无知和贫穷状态的一种敏锐意识，刺激了以人类的创造力、学习、生产、演化和非均衡为中心的文艺复兴型经济学的传统的出现；19世纪初德意志邦国分裂落后造成的工业发展上的高难选择激发了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诞生；而对正统货币思想造成的“世界愚蠢行为的强烈感觉”激励了凯恩斯对经济学的改造。(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表明，我国快速和剧烈的大范围制度变迁哺育了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使中国经济学家取得了一大批极具理论价值、原创性的学术成果，甚至在某些方面（如经济转型领域）已在西方学者之上。(24)实际上，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大多出现于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这些世界经济中心，其所处时代的主要经济规律、经济矛盾、经济问题往往以最为完整、最为成熟的形态最为突出地反映出来，从而为当地的经济学家探究规律、发现矛盾、处理问题从而进行重大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最为充分的机会，因此，时代的重大经济问题是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现实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和奉行的原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如建设创新型国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阶层分化与冲突等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变迁就为中国经济学摆脱主流范式的束缚，进而实现自主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现实土壤。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必须树立以问题为中心的原则，立足中国实际，以理解、解决中国重大经济现实问题或经济现象为导向，在这种“解题”的过程中不断前进。可以说，中国经济学构建解决中国问题的、致力于中国崛起的中国国民经济学的过程将必然也就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过程。
其次，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可以有许多种途径，特别是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最重要的途径。问题意识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首要问题，但广泛而深厚的支援意识仍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各种途径和各种支援意识，只是说明批判实在论和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流派在支援意识上的重要性。相对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非马克思的异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许多流派之间较早地就存在着相互参照和交流，但对于这种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传统的积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经常性地对其加以吸收。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2000年，奥哈诺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异端流派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25)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老制度主义者（或激进制度主义者）达格尔就演化主题展开了对话。(26)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在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并没注意到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错误地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了，而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来说，我们不能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价值，但它远不如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流派价值更大。
本文的作者之一多年前就曾有一个大胆的设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对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综合。由于马克思是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先驱，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性地吸收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最新研究成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以当代世界和中国问题为核心，通过批判性地吸收老制度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新熊彼特”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等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理论架构和概念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最后，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中国哲学传统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不容忽视的思想来源。由于文化是科学创造的母体，任何科学发现或理论创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毫无意义。所以，中国经济学如能获得原创性之发展，它就必须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新创造中起到推动、反映和总结的作用。很明显，如果离开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27)正如本文作者之一曾指出的，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而要实现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这种相似性上而沾沾自喜，我们就必须通过文化阐释设法挖掘中国文化传统深层次的潜意识结构，达到两者之间的创造性会通，并超越这两种既有的传统，开拓新思路和新方法。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南开大学的学者曾提出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这几年，方福前教授一直在提倡“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想法和创意。我们认为，“本土化”或“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必须加以修正，才能适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二是融会到中国哲学传统和经济实践之中，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得到原创性的发展。“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之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因此，第二个含义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一部分。即使是从国外移植来的经济学流派，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发扬光大，就必须与中国原发性的思想相综合。
我们认为，一种经济学范式或包括了某些范式的研究传统能否具有持久的创造力，取决于这种范式或研究传统对先进的宇宙观理解程度如何。因此，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就关键性地取决于对动态的、有机的和系统的现代宇宙观最深切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绝不能是无的放矢的，而是要紧密地围绕特殊的、具体的并具有重大原创性的问题展开的。我们曾指出，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和资源生态压力如此巨大并在全球化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业化是没有先例可以照搬的，而且，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崛起必然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再次复兴的结果。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就具有上述问题的性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两方面的相互激荡：一方面是具体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与现代宇宙观的相互激荡；另一方面则是现代宇宙观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间的相互激荡。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核心，辅之以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支援意识，通过这两方面的相互激荡，我们就有可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在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依附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不考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不考虑它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许多学者热衷于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相干和根本就不存在的“高深的”数学模型，盲目地推崇在国外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志，而对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困、失业、教育、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却毫无兴趣，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依附型经济学”的突出表现。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我们就必须在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对此，我们仅在这里再度强调指出，中国经济学绝不能像“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学那样将经济思想史这一子学科边缘化，相反，应该更加注重对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
正如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所强调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于经济学的发展非常重要。首先，如前所述，经济思想史的课程是培育经济学多元主义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环节。其次，它也可以成为经济学创新的灵感源泉。不了解经济学的历史，就不知从何创新。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的，某位政治狂人，实际上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这种状况，目前在财经类专业是很普遍的，绝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这个学科思想的历史，只知道近几年的知识状态，这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学生们的思想和视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许多学生对形式化的东西非常熟练，可惜思想极为肤浅，这与忽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有很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思想史课程要远比学几门专业课重要得多。再次，通过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由此把握经济思想演进的经济、社会、科学文化诸方面情境，了解经济思想的创生、分化、转变与相关的科学哲学的演变、各门学科之间的互动形态等之间的具有规律性的关系，吸收历史上经济思想创新成败的经验教训，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学健康发展。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经济思想史作为一个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轻视甚至抹杀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在西方处于相对不发达的状态，如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对现实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学注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较为容易在该领域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由此出发，再考虑到经济思想史本身就是经济学创新的灵感源泉，那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很有可能大大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并成为中国经济学后来居上的一个突破口。至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路径，由于异端经济学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普遍较为重视，而且成果较多，我们倾向于从学习借鉴异端经济学的思想史研究着手，这实际上也是推动中国对异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本文结尾，有必要指出，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并不只是从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作为着眼点的，它也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我们的一个总的看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目前所面临的环境与“五四”时代已有很大不同。在“五四”时代，甚至一直到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启蒙与救亡。但现在，他们早就应该超越这个时代了，创造与崛起而非启蒙与救亡应该成为他们更明确的意识和目标。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同样是他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正如2004年本章作者之一在《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中所写到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能妄自菲薄，他们必须具备血气方刚之气概与独立自主之精神。
注释：
①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在方法上坚持数学形式化，在分析上坚持理性—个体主义—均衡的基本框架。
②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56～71页。
③霍奇逊：《20世纪的经济学：失去机会的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④⑥［英］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贾根良、刘辉锋译：《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154页。
⑤Mark Blaug,"Disturbing currents in modern economics",Challenge,May/Jun 1998,pp.11～34.
⑦［英］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贾根良、刘辉锋译：《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6页。
⑧转引自Tony Lawson,"Two Response to the Failings of Modern Economics:the Instrumentalist and Realist",Review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Policy,2001(10),pp.155-181.
⑨Mark Blaug,"The Problem with Formalism:Interview with Mark Blaug",Challenge,1998 (3).
⑩Alan Shipman,"Economics:The Disappearing Science,Post-autistic economies review,2003,Issue 20.3 June 2003,article 4,http://www.btinternet.com/～pae_ news/review/issue20.htm.
(11)Paul Krugman,"Two Cheers for Formalism",The Economics Journal,1998(451),pp.1829～1836.
(12)Victoria Chick& Sheila Dow,"Formalism,logic and reality:a Keynesian analy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25.pp.705～721.
(13)［英］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贾根良、刘辉锋译：《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6页。本文对经济学改革运动的介绍主要是基于该书。
(14)(15)［英］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贾根良、刘辉锋译：《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70、15页。
(16)［英］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贾根良、刘辉锋译：《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17)Donald Gillies,"Why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 Are a Bad Thing"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issue no.37,28 April 2006,article 1,pp.2-9,http://www.paecon.net/PAEReview/issue37/Gillies37.htm
(18)［英］爱德华·富布鲁克主编，贾根良、刘辉锋译：《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19)Peter Wynarczyk,"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Challenge",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issue no.18,February4,2003,article 5.(http://www.btinternet.com/～pae_ news/review/issne18.htm)
(20)［英］霍奇逊：《20世纪的经济学：失去机会的世纪》，见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1)这些先行者劣势不只是前面已经指出的西方已经形成了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相适应的包括学术规范、课程体系等在内完整的学术等级制度和智力资本，在体制上形成的对西方经济学的锁定。我们至少还可以再补充两点西方经济学的“先行者劣势”：其一，西方长期存在的科学文化传统及相应的规范是有利于主流经济学而不利于异端经济学的。比如说，西方的原生性的科学传统是机械原子论，这正是主流经济学世界观基础，但它却与异端经济学所持有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格格不入。又比如，西方社会文化规范崇拜数学论证的优美性：形式逻辑的严格、量化的精确，这与异端经济学反对数学形式主义，强调定性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是相悖的。其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强烈的门户之见，往往抬高自身贬低别派，甚至也存在对本流派思想传统的教条主义，如后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保罗·戴维森就宣称凯恩斯的《通论》一书是对新古典理论唯一真正的替代。
(22)Peirce C.S.(1878),"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In Peirce (1992),pp.124-141.
(23)［英］杰弗里·霍奇逊主编，贾根良等译：《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24)周冰：《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思潮与社会责任》，见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网站，2005年。
(25)O'hara,P.A.,Marx,Veblen,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Edward Elgar,2000.
(26)Dugger,W.M.and Sherman,H.J.,Reclaiming Evolution:A Dialogue between Marx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on Social Change,Routledge,2000.
(27)贾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载《南开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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