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文学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乃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可选择方式。当作家拿起笔来写作时，他以文学构筑的世界便占有了他的生存。因此，文学就成了作者生存的转化方式。他生活的遭际、生命的轴迹；他的情感、思想、理想，乃至梦幻，都会化为文学作品的魂魄而灌注其中。海外游子笔下的文学作品，亦是游子生存的文学的存现，我们从中可以感受他们生存的痛苦与欢乐，思索他们人生的经验，品味他们历尽的生活甘苦。若把游子文学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代又一代游子的时代的际遇与体验，如睹他们漂泊海外的漫漫行路。
一、“殉根的一代”
若是将海外游子生存境况的作品命名为“游子文学”，那么20世纪文学史上较早的作品当属郁达夫的中篇小说《沉沦》。那个时代的游子正处于国势颓衰、列强环伺的危机困顿的境况，留学以寻找救国之术是他们的报负，他们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情感可以从周恩来赴法留学时写的诗中有所洞见：大江歌罢掉头东，缜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鼓舞着这一代海外游子的乃是殉国的朱舜水，可见他们的爱国热忱及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怆。他们做为海外游子，生存的困扰是与祖国积贫积弱的困扰同构的。《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留日学生，他在特别的环境里养成了忧郁、多疑、自卑、多愁善感的性格，也更深刻地体会了一个弱国的子民在异国遭受轻蔑和凌辱，沉重的压抑，导致了性格的变异，精神痛苦而绝望。他终于感到难以负载祖国的羞耻，毅然跳入海里去死了。死前他呼唤着：“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他的死是有些消极了，但在作家的感伤主义情怀背后，却隐含着“难酬蹈海亦英雄”们的图强报国的理想。这是第一代游子生存态度的写照，突出的特点便是殉国般的热情与悲壮，故可称这一代游子为“殉根的一代”。
当时处于日本奴役下的台湾同胞，已沦为“历史的孤儿”，他们的生存情态与海外游子是一样的。在孤立无援的生存困境中，台湾人民抵抗殖民者，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同样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陈映真先生曾这样描述了那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心态：“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日本警察当局虎视耽耽的监视，一方面又得不到台湾被压迫同胞的充分信赖；另一方面当他们和充满抗日敌忾心的中国同胞接触时，常常饱受侮辱和不信任的眼光，深恐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派来大陆的鹰犬。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只单独地怀抱小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台湾知识分子，是不能不感到寂寞和悲愤的。”（《试评“亚细亚的孤儿”》）这种状况在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有生动的写照。作品主人公本为胡志明，作者本意是：“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象五朝乱华一样被胡人统治，又台湾人是明朝之遗民，所以要志明，此明字是指明朝汉族的意思，而且这个胡字可以通何字，所以解释‘怎么不志明’呢？”（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吴浊流笔下这个人物，少年时即饱受殖民统治之下受人歧视的痛苦，后东渡日本攻读物理以图科学救国；学成归台后却找不到工作，辗转到大陆又受到政府怀疑，报国无门，极是忧愤，便佯狂在墙上书写反日诗歌，道是：“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殉身救国之志如匣之剑，铿然有志。词意竟与周恩来的诗如出一辙，即可见第一代游子在生存状态与情志上的一致性。作为“殉根的一代”的小说，《沉沦》与《亚细亚的孤儿》堪称双璧，辉映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此后出现的《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虽是出版在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但作品中表现在台湾光复后，受过日本文化教育的台湾知识青年从彷徨到觉醒，终于投身英勇斗争的历程。作者钟肇政说是“用血、用泪、用骨髓”写下的“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楔子》）作品的总的格调是忧愤、激扬，充满为民族振兴、解放献身的激情。这种情感是与第一代游子的“殉国”精神相一致的，可视为第一代游子文学的延伸。
二、浪子的悲欢
第二代的游子应是在大陆解放前后，随了国民党政权到台湾转而远游欧美的知识分子。这一代游子的生存状态较前一代游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际，新中国已经起来了，恢复了她的独立和尊严，并已经开始医治战争创伤，逐步走上了经济发展之路，而且赢得了国际地位。这本是知识分子所梦想的国家前景，但是由于政治的、军事的对峙，海峡成了隔离他们与祖国联系的铁壁。对于这一代海外知识分子来说，种种原因使他们有国不能报，有家不能回，成了“失根的一代”，于是有了表现“失根的一代”生存状态的小说。
“失根”是一种被放逐的状态，其生存的特征是被放逐者被迫远离了其生存的位置，放弃了生存的契约，从而使生存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成为流浪无依的人生。聂华苓小说《桑青与桃红》就是失根者流浪的生存情态的象征。作品的女主人公桑青，本是书香之家的小姐天真而单纯。日本侵华和内战造成了社会的大动乱，使她开始了逃难的流离生活。在难民的世界，失了根也即失去了生存的规范，迷乱中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毁灭。特别是她随了丈夫逃往台湾后，丈夫挪用公款被通缉，她只得东躲西藏，过着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后来她又去了美国，因居住权受到美国移民局盘查和刁难，她只能不断地从一地到另一地，捉迷藏般地和移民局周旋。最后她成了到处乱跑的疯子。当移民局向她调查时，她说：“桑青已经死了，我是桃红。”这两个名字很有可玩味之处：桑，《广群芳谱》释为“东方自然神木之名”，“桑之为物，其根众也”，所谓青青陌上桑，乃本固枝荣生机盎然之象；桃红，桃花落时则随处飘零，落花流水春去也，物失其根无所依归之象；桃又常常谐音逃字，寓逃之夭夭，无家可归之惨状。故由桑青变为桃红，实为人生命运的大悲剧。作家讲述这样一个失根者的悲剧，意在倾吐她积郁在心的游子的悲哀，同时希望能把造成中华游子这种失根境况的海峡填平，使得桃红们复原为桑青。聂花苓的这部小说多用寓言笔法，其作品后面的跋，讲述帝女雀填海的神话故事，就吐露了她矢志不渝地要把大海填平的意志与欲望。这是因为失根的一代，在生命深处毕竟是有根的，中华文化及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存在方式，远离了故土失了根在精神里却要把它抱得紧紧的，愈是去远，依恋愈是深挚，这种矛盾就造成了失根的游子的无法解脱的悲苦。
在这方面，尤为那些1949年前后从大陆到海外的小说家所投入。他们怀着“对家乡和往事固执的怀念”，写着“具象化的乡愁”，因而被文学界称为“怀乡文学”，其实怀乡正是失根一代的精神特征之一。这类创作中，长篇小说主要有林海音的《城南旧事》（1960），梨华的《观棕榈，观棕榈》、《梦回青河》（1961），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1963），赵淑敏的《松花江的浪》（1985）等；短篇小说主要有白先勇的《台北人》（1971）、《纽约客》（1984），陈若曦的《尹县长》（1974）等。从作品所表现的情态看，大体表现出三个层面：怀旧、悲悼与关怀。在《城南旧事》中，林海音描写了她曾经生活过的北京的生活和人物。老北京的童年印象在她的记忆中是那般生动逼真，无论是城下默默行进的骆驼队；无论是脱下毡帽头儿，秃瓢儿头直冒热气的赶驼人；无论是带着轻轻软软家乡口音的兰姨娘，或者骑着驴儿回老家的宋妈；也无论是椿树胡同的井帘口、运水的独轮车，抑或是游艺园的戏曲，七月十五的灯市……都如被岁月的潮水淘洗得烁亮的珍珠，美丽而动人。然而那美是忧郁又怅然的，见之于每一段往事的回忆，在结尾主角都远离她而去，秀贞疯子，小偷被捉走了，宋妈还乡了，爸爸的“花儿落了”，个个都是演出着一个悲剧的结局。这种去远的命运，恰与游子精神中远离故土去远的情态丝丝入扣，活现了游子那颗怀旧恋乡的愁心。“愿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朗西”，那种恋乡之情亦常常出现于梦境里，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即写她故乡，她在此书《写在前面》的自述中说：“昨夜梦回青河乡，乡景未改，只是家屋已塌，荒草丈高，坍墙碎石中，依稀分辨得出旧时的门庭。天井里的花坛仍在，坛里枇杷树早已死去。剩下一根枯萎的躯干，斑斑鳞鳞，尽是蛀孔。野草长满一坛，草堆里，有亮晶晶的破镜一角，仿佛记得，是美云死前，我在家住时，阿姆给她一个菱形的镜，看见镜子，就如看见美云那张凄丽绝色的脸，还看见自己往日的罪恶。手执破镜，我痴痴地离开旧屋废墟，走向青河边，桐树下，她的坟地。”故乡在游子的梦里乃是残破的，犹如破境难圆，镜中世界是枯萎凋落的，这是游子破碎的乡情乡思的表征。失根之人怀根，能不悲凉？但这“失根的一代”并非个人的生存现象，乃是历史酿成的一杯苦酒。中国现代史的尾声，是以国民党政权溃败，逃到台湾落下帷幕，这些失根的游子正是这样的历史造成的，因此他们的作品中不免要流露出不胜今昔的末世情态。欧阳子在评论白先勇的《台北人》时说：“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先生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的《鸟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鸟依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的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萎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也说：“战国时期中国首位诗人屈原政治理想不得申而放逐，以《离骚》寄意，抒发内心的悲怆，今日台湾的作家也为困难沉痛，满腔悲愤，他们的作品可能也不自觉地回应了这忧时伤国的伟大传统。”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国葬》，仿佛就是这一历史悲剧的总注脚。这篇小说写的是北伐时曾声名赫赫的国民党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这位将军败退台湾后，晚景凄凉，在寂寞中死去。而他当年的三员猛将，两位“钢将军”一位“铁将军”，退隐的退隐，住病院的住病院，当和尚的当和尚；他的儿子则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了。这无疑是一曲历史的挽歌，这种悲悼毕竟是无奈的，对往昔的回抱，如抽刀断水，只能搅动起生命深处的悲哀。这种境况在《思旧赋》、《游园惊梦》里表现得更是深切。《思旧赋》中李长官一家曾经轰轰烈烈，但是现在女主人死了，小姐私奔了，少爷痴呆了，两个年轻佣人也携物而走，李长官本人嚷着要出家当和尚，这情景连下人也是心酸，一声“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里，有多少失根的悲愤呢？《游园惊梦》里的钱将军夫人参加窦公馆的盛宴，似乎是一样的灯红酒绿，一样的纸醉金迷，但在钱夫人的心里回响的却是她唱熟的段子：“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一段唱真是把这些被历史放逐了的游子们的悲情活活地托出了，回忆，叹息，重温旧梦，又是万般无奈。这种对往日的悲悼之愤，恰恰是失根的游子的自悼而已。
尽管他们的命运与已逝的岁月留下不解之缘，并因之而失根，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而中国这个根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活力，也吸引着游子的关切。不要说是在大陆有深根的游子，就是台籍的作家也同样心怀祖国。台湾作家陈若曦就曾怀着满腔热忱，在1966年夏天，和丈夫一道从欧洲回到祖国大陆。不幸的是他们赶上了一个灾难的岁月，迫使他们彻底失望，只得在1973年饮恨含憾离开祖国，又到了美国。这期间她写出了小说集《尹县长》中的六个短篇，以旁观者的清醒和亲历者的感受，发出了对“文革”的第一声否定的呐喊。当时“文革”仍在进行中，这种否定是一个作家良知和胆识的体现，更是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和同胞的命运的深切的关怀。例如《尹县长》集里的《在北京》，写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小晴，与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知识分子耿尔热恋着，就要准备结婚时“文革”开始了。这场风暴不仅摧毁了他们的爱情，而且使作为工宣队员的小晴变成了毫无人性的政治工具。这作品在主题的深刻性上，并不逊于几年后国内的“伤痕文学”作品。陈若曦的经历确有些特殊处，但象她一样关怀祖国命运的作家却有许多。如写《三人行》的於梨华，写《江外，水长流》的聂华苓，写了许多历史小说的高阳等，都以自己的作品表现着对失根的怀念之情。而且这种关怀，是有屈原那种“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的。陈若曦在“文革”中伤心去国之后，并未灰心，她在“文革”结束后，再次回大陆访问，并创作了长篇小说《二胡》。《二胡》写胡为恒50年前因不满包办婚姻而只身赴美，得知他的儿子已经儿女满堂。他在古稀之年回国探亲，感受到打倒“四人帮”后的祖国欣欣向荣，因而对祖国的前途充满希望。他的侄子胡景汉1949年只身去台，与相爱的妻子绮华分离。后为台湾女子杨力行爱慕。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胡景汉收到一封几经辗转的家书，得知妻子健在，便返国探亲。他经过了情感的两难选择，最后终于抛弃了在台湾的一切，回到大陆与妻子共度晚年。这部作品反映了陈若曦对祖国巨大变化的喜悦，以及对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欲望。在斩不断、砸不烂的对祖国的关怀之情中，这失根的一代的赤子之心真可与日月同辉矣。
“失根的一代”的小说家的作品，也有许多描写旅美或旅欧的知识分子题材的佳作。如白先勇的小说集《纽约客》中的名篇《芝加哥之死》。作品的主人公吴汉魂（这个名字有意味）在美国留学，由于家境贫困，还要负担台湾家中年迈多病的老母，他靠着送衣、洗盘子、打工挣钱维持生存。他刻苦、勤奋，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但西方文化与他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自己六年来是被一堆花花绿绿的腐尸埋着。他站在了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他失去了方向观念，他失去了定心力，好象骤然间被推进一所巨大的舞场，他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底下以一种澎湃的韵律颤抖着，他却蹒跚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两种文化的冲突造成他内心的痛苦，支撑他生存奋斗的美国梦破灭了，“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没有二十层楼的大厦，可是他更不要回到他克拉克街二十层公寓的地下室去”，于是他选择了投湖自杀之路。吴汉魂之死与《沉沦》中的主人公之死，虽同是投水自尽，却有极为不同的精神内涵：前者乃在对西方文明的失望再度失去了精神的内涵，因精神失根的痛苦不能承受而死，是对故土与西方的双重反抗，因此吴汉魂这一命名究竟是“无汉魂”，还是“汉魂未失”，令人费猜；后者之死是对异国遭受的精神压迫的抗议和控诉，其魂仍是系于神洲故国的。前者是失根的悲剧，后者是殉根的悲剧。可见两代游子精神的分野。
吴汉魂只是客居美国的华裔知识分子失根悲情的突出写照，自然也有许多的“失根一代”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己的寓所，有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如白先勇另一篇《安乐乡的一日》，安乐乡是纽约市中上阶级的居住区，作品主人公依萍和伟成就跻身于安乐乡的白鸽坡里，日子自是如白鸽般安乐。但是依萍是中国世家出身，受过家教，她期望自己的女儿能和自己一样，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孩。她要女儿牢牢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可女儿偏偏倔强地尖叫：“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这使她伤心痛苦，还是丈夫伟成告诉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依萍们虽然是失根的一代，毕竟在精神中是有根的，并且这根在其生存中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因素，时时影响他们的情态，或曰形成了他们的恋根情结，时时折磨他们，并且构成与现实异国生存环境的矛盾，亦总是一种无奈。这篇小说提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的后代，在异国文化环境中成长，有着与他们这代人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用作品中伟成的话说：“宝莉才八岁，她哪里懂得甚么中国人美国人的分别呢？学校里她的同学都是美国人，她当然也以为她应该是美国人了。……其实宝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了以后一切的生活习惯都美国化了。如果她愈能适应环境，她就愈快乐。”这种与其前辈完全不同的生存，决定着海外华裔的新一代人的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异国的土地上孕育成长了这一代人；另一方面也是海外华人生存斗争的结果。如华裔美国华人史学专家麦礼谦先生所言：“20世纪华人历史是一段美国华人从艰苦挣扎到逐渐取得成果，从华侨转变为美籍华人的历史。今天，美籍华人在政治、经济、学术等领域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更应该教育华人后代不忘先辈苦，要让他们知道现在华人的地位是前人不断努力而争取来的，记住自己是中国人的血统，为未来作更多的努力。”（罗涛编著《海外华人成功启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81页）或者这正是第三代海外华人精神上区别于前代人的地方，他们根的意识要较前代人淡薄，故而麦礼谦先生强调要教育他们记住自己的中国血统，犹如依萍教育她的女儿是中国人一样。这一代人是以他乡做故乡，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移民的特征，这一代人可称为“移民的一代”。
“移民的一代”也有自己的文学。在美国从1976年开始，形成了美国华裔作家小说大量出版的所谓“第一次浪潮”，到90年代形成势头，为世人所瞩目。这批华裔小说家基本由第二代移民构成，他们大多如白先勇笔下的宝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受到美国文化浸染极深。象写长篇小说《骨殖》的F.M.伍女士（据冯亦代先生说她的英文名系国语发音，无法译出，只得如此称。）即第二代移民，她的上一代不懂英语，她自己却不会说中国话，而英文的写作水准很高。语言是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外化物，是民族精神自我构筑的家。这种语言转移的现象，也可以看出这一代美国华裔作家从中国人向美国人的转化。这一点，也正是这一代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最深切体会的东西，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围绕这一主题创作的。如任吉茜女士的长篇小说《典型美国人》，即是写第一代中国移民逐渐为美国生活所左右，变成了典型的美国人，第二代完全美国化了的故事。作品主角拉尔夫·张在中国时本名来福，孩子的时候，一心要做能光宗耀祖的好子孙。1947年到美国留学，学习机械工程，那里他还抱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克已修身、崇高道德、维持家风的信念，决心不近女性而专心读书。1949年大陆解放，拉尔夫失去了与双亲的联系，也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支撑，感到孤独与失望。这时，他巧遇先来美国又久失联系的姐姐黛莉莎。由黛莉莎介绍，拉尔夫与一名叫海伦的姑娘结为伉俪。这意味着拉尔夫初衷改变，开始定居并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夫妇逐渐改变了对美国人的恶感，原先以为美国人没礼貌，没有道德，惯用暴力，浪费无度，现在开始抱欣赏态度，并且效法。拉尔夫变得贪婪起来，由一个工程师、教授，变成充满冒险精神的资本主义者，后来成为一家烤鸡店的老板。他们夫妇都信奉要赚钱就得会花钱的生活信条，居住要堂皇富丽、设备齐全，行要有好车，衣着要时髦，过着真正的美国生活了。任吉茜的这部作品不同于“失根的一代”作品的悲愁而洋溢着乐观精神，她视拉尔夫为找到实现美国梦之路的英雄。这表现出两代人生存方式选择的绝大差异，“失根的一代”总不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移民的一代”却是站在另一极上要使在美国土地上生长的华裔活生生地归还给美国——他们要做真正的美国人。
自然，任吉茜的《典型美国人》有些理想化色彩，她把一个华人变成真正美国人的道路写的太平坦了。这其中毕竟要经由两种文化和心理的激烈冲突的，毕竟是要经过灵魂的痛苦挣扎的，如李可思的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中国小子》就表现了这一充满冲突的过程。小说的主人公丁凯是一个华裔小孩，他的生母在美国的环境中努力维护这个家庭和中国的生活传统。丁凯的亲生母是有些象征意味的，她属于“失根的一代”，对中国传统忠贞不渝地保持，似乎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传统化身。可是不幸她过早地去世了。六岁的丁凯面对的是另一个母亲，他的后母——一个身材颀长，瘦瘦的金发美国女人。这个后母表现出对中国文化气氛的对抗，一有机会她就要加以清除。她不顾丁凯思念他的生母，把与生母有关的家庭相簿付之一炬，而且教训丁凯说：“这里是美国，而且她早已不存在了。”这个后母俨然是美国的化身，她对生母（中国文化）的排斥，对丁凯用美国文化的规范，都形象地表现了“移民的一代”在两种文化冲突中，不得不选择对美国文化认同的生存情境。在家里是这样，丁凯到了社会，也同样接受美国文化的制约。在潘汉德尔街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缩影：因为他是一个弱者，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欺侮他，拿他当拳击的对象。当父亲给了他12元纸币时，他就拿来参加了男青年会的拳击班。在拳击班里他遇到几位拳击手，教会他以拳头保护自己的本领，使他得以维护自己生存的安定和自信。丁凯说：“我在街上奋斗，是一种证明身份的要求，作为伙伴中的一员，甚至跻入人类的行列。”实际上这是社会环境迫使他接受美国人的生存方式，成为一个美国人。这小说主人公的故事，是与李可思自己的生活经历相似的，显然他写出的正是作为移民所经历的生存方式选择中的深切体验，使我们看到一个华人变为美国人的痛苦历程。
另一位写小说集《爱的痛苦》的雷祖威先生，是生长在纽约长岛的第二代移民，对中国话也很生疏了，所以他说自己的生活悬挂在东西两个世界的边缘上，总有“生为异族和被关在门外的感觉”。他的生存体验与李可思极其相似，因此他的小说“其中大部分人具有相同的心态，即他们有一种共有的对于自己身份的不定感。而对新的国土，一所新屋或是突然失踪的配偶或孩子，不禁产生一种出乎意外的精神混乱，既不能辨别地点，也不能辨别时间和人物。人们经常在他们的旧有生活与新环境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他们中间的幸运儿能够临时凑合，采取一种伪装，一直到他们经过若干，使自己大致可以在是什么人和他们必须成为什么人之间得到平衡，有些人则不能适应这种激烈的改变，最终落入于不自在而又经常病态的孤独之中。”（冯亦代《又一本美国华裔的作品》《读书》1993.3）这无疑是写出了从中国人向美国人演变过程中，经历的矛盾和痛苦。所谓“爱的痛苦”便是用了他们那斩不断理还乱的中华文化之根，是深在的，难以磨灭的。我们回头再看F.M.伍女士的《骨殖》，这是一部写旧金山中国城市年轻一代华人的作品。这代年轻人生存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视自己的前辈是卑微的，周围散发着不能消除的臭味，因此，他们要离开中国城。这是“同化”于美国文化的象征。但是“同化”又是十分艰难的，作品中的傅多喜有三个女儿，有三种不同的命运：小女儿尼娜远走高飞，到纽约去了，意味着走上一条“同化”的道路；二女儿乌娜由于无法摆脱中国城的生活从中国城边缘的十三层楼上跌下来死了；大女儿赖拉搬出中国城与男友同居，两人靠吸毒来麻木自己，以便忘掉中国城的一切。这三种状态，象征性地表现了“移民的一代”的生存态度及生存情境。这部作品表现了作者本身对华裔移民的“同化”问题的关心和迷惑。作为中国人的后代，他们不容易象欧洲移民那样被同化。在白人文化统治一切的社会中，他们既有融入其中的生存要求，又在情感深处产生着抵触。在他们家庭的影响下，中国的国有传统还是潜在着的，东方文化及家族历史的神秘力量吸引着他们。因此，在“移民的一代”的小说中，有一条寻根的暗流，这也是这些作家在心理上的无意识流露。许多作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祖国改革开放之后，急切地回到大陆，来寻根认祖。写《中国小子》的李可思1992年到北京、上海旅行，就拜访了他从未见过面的亲戚，聆听了更多的家族故事，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必会产生影响，不管怎样，他毕竟是中国小子。即使是不会讲中国话的F.M.伍女士，1985年归国时，溯长江而上，一路陶醉于奇丽的风景和国人亲情中，语言的障碍也锁不住她的故国之情。
三、天堂与地狱的洗礼
近年来在大陆引起不小轰动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在美国欧洲引起关注的《鸿——三个中国女性》等作品，作者都是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国内戏称“洋插队”）一代人。象《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周励，《鸿——三个中国女性》的作者张戎，她们都当过红卫兵，下过乡，在80年代到国外去的。文革十年的遭遇成了痛苦的回忆，这她们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如在《鸿》中，张戎写了她不寻常的经历；英国评论家说，她的这部作品是“一个特殊的故事”，“背景则是这世纪少见的混乱和死亡”。《鸿》讲的是人们如何对抗那些不能想象的事实，如何不顾恐怖而保留一己的人性。这是本出色的书。“这样以亲历的印象和感受，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向西方人展示他们所不了解的世界，受到欢迎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从作品的这种痛苦记忆中，却是可以体会为什么在80年代出现“洋插队”热，这正是对“文革”灾难性生存境况的反拨，对自我生存的新的定位。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对他们“移民”生活是有许多同情的，因此也特别关注他们在国外生存的境况。象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所表现的在美国商界的一个中国女人的成功，似乎凭了中国人的智慧抓住机会就可以大展鸿图，显得太轻易了。我们从这部作品中国外与国内生活的鲜明对照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文革”的厌恶及对新的移民生活的适应和自信。象周励这样在国内生活了30多年，却与生长在异国的第二代移民有相近的“同化”意向，也是“文革”的暴虐“种瓜得瓜”的结果。实际上，对于“洋插队”的一代，其精神也不象周励所写的那般写意，即使事业有成，也有许多的“内伤”。曹桂林在《北京人在纽约》的前言中说：“我的内伤，几句话怎么解释得清楚呢？”他说他的作品就是为了解释“内伤”。《北京人在纽约》的题辞，似乎就是对“内伤”的诠释：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是天堂又是地狱，这里面包含着美国社会的全部真实：只要你努力，肯拼命，聪明，加上体力好，总会有成功的机会；但是成功的那一边并非乐土，更是荆棘丛生，布满陷阱，喜会变成哭，有会变成无，生会变成死……看着市场竞争和全部的残酷与诱惑。王起明在美国的成功，就是以他牺牲掉自己热爱的音乐艺术事业，毁坏爱情和家庭的幸福，乃至失去爱女作为代价的。这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比，实在是太残酷，太痛苦，但正是这一点上，写出了《北京人在纽约》的真实。它让我们看到真实的美国与移民的真实的生存境况。这部作品主要写了成功之后的不幸，而成功之路则更为坎坷，这在曹桂林第二部作品《绿卡——北京姑娘在纽约》中也有生动的刻划。绿卡是在美国获得居住权，即取得移民身份的证件。美国这样的社会，证件是法制的体现，美国人认为证件比钱财更重要。没有证件，在美国寸步难行。这一点，在《骨殖》中F.M.伍女士就写过，说赖拉与梅森结婚是为了得到一张外国护照；而赖拉谈到她的母亲和继父时说：“她嫁他是为了那张绿卡……”在《绿卡》中，那些为了得到绿卡的姑娘吃尽了苦头。主人公常铁花为了得到绿卡，忍痛割舍了在北京的恋人，与台湾来的吉米同居，希望通过和有绿卡的吉米结婚获得居住权。可她怀孕后，吉米却逃了，因为他也没有绿卡。后来她又同意嫁给美国人查理，不幸结婚前夕查理又死于车祸，她的绿卡梦又破灭了。最后她无奈地和性虐待狂王老五订了近于卖身契似的协议，供他发泄以换取办理绿卡的手续，后来王老王赌本大亏后也逃走了，她的绿卡再一次成了画饼。和常铁花一起到美国来读书的北京姑娘张力，也同样为了获得绿卡，被有妇之夫的老板所欺侮……在那张绿卡的背后，凝着中国移民的多少血泪啊！如果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表现的是一幅天堂图画（因此获得了一大批有潜在美国梦的中国读者），那么《绿卡》则是不折不扣的地狱惨相。中国的学子，经历了这种天堂与地狱的洗礼，对人生的认识会更清晰，近两年来已有大批留学生归国效力，就是很好的证明。在《绿卡》中写了一位在ST.JOHNS念化学并在研究所任研究员的留学生大丑。他获得博士学位后，研究所挽留他，他拒绝了，毅然返回了祖国。在他身上我们仍看到前辈留学海外的华裔学者的爱国热情和深厚的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生活观念。这似乎可以看出，今天的海外游子在生存方式的选择的两极取向：移民的与报国的。大陆“洋插队”热中持移民意向的，要圆美国梦的一批，在许多方面与“移民的一代”是相似的；而志于报国者则承继着渊源久远的中华精神的流脉。
总之，近百年的历史产生了三代不同的“游子文学”。从“殉根”到“失根”到“移民”，反映了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中国海外游子生存境况的变化，以及他们不同的际遇与体验，因此做出的不同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其中体现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游子心中的祖国形象的变化，由弱贫走向振兴，引起的由绝望、忧伤到期望、慰藉乃是自尊自强的感情世界的变化；一是游子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观念由封闭、保留，渐至开放并适应世界化的新潮流，产生全人类性的视角，拓展着科学理性的世界。纵观“游子文学”，当是海外游子一部生存奋斗的历史，成长的历史。
标签：文学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台湾生活论文; 文化论文;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论文; 移民论文; 台北人论文; 沉沦论文; 尹县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