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视域中的“五大认知范式”
李 承 贵
【摘 要】 作为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五大认知范式”，不仅在解释方法上表现出多种形式，而且在解释构件或要素上表现得十分完整。尤其在解释功能方面，既能胜任信息传递和意义显发的工作，也能进行知识与意义的生产，并且能揭示文本指示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五大认知范式”不仅是20世纪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与理论，而且通过这种解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
【关 键 词】 解释学视域 五大认知范式 信息传递 意义显发 知识生产 意义生产
“五大认知范式”即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和自我认知范式，作为理解或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已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五大认知范式”是否具有解释学意义的内容、要素、功能与特点呢？本文拟对此展开讨论。
一、表现为多种形式的解释实践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的存在、发展状况，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去考察、研究和归纳。即便就解释学角度考察，也可以分析出许多具体的方式与路径。比如，文献考证考据、归纳演绎推理、出土文献论证、文字语义分析、义理脉络贯通、社会历史研究、礼俗文化考察、作者素质评估等等。这些方法对于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哲学都起到了独特作用，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如果将这些解释方法归类，大体上可以归入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和自我认知范式的系统中。如果按照阿斯特的划分，将“理解”分为三种：“(1)历史的理解，这关涉他们作品的内容，这种内容或者是艺术的，科学的，或者是古文物的(就此词最广的意义而言)；(2)语法的理解，这关涉它们的形式或语言和它们的讲话方式；(3)精神的理解，这关涉个别作者和古代整体的精神。”*[德]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第6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在五大认知范式中，唯物认知范式涉及其中的“历史的理解”和“精神的理解”，而科学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大体可归为“历史的理解”和“语法的理解”，逻辑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大体可归为“语法的理解”，而人文认知范式大体可归为“精神的理解”。这样看来，五大认知范式完全可视为解释学意义上的解释方法。事实上，方东美提出的三种解释方法与五大认知范式也是不谋而合的。他说：“就《易经》而论，对其卦象符号，便有种种不同方式不同层次之解释可言。第一种谓之事实陈述性，亦即常识性之解释。在常识界，吾人对外物——无论其为自然物或工艺品——所以感受兴趣者，不外视作利生之器用工具。外物乃构成所谓之工具世界或器用世界……第二种为自然科学性之解释，初及于时序变化、天文星象等；次及于自然地形地理状貌等；三及于风土人情气象等……第三种解释乃克就人生而为言，属理性心理学及文化史范围，故可迳谓之人文主义之解释。”*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册，第212—213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就是说，如果要正确理解《易经》，可采用常识性之解释、自然科学之解释、人文主义之解释三种方式。其中的“常识性之解释”可归为自我认知范式，“自然科学性解释”可归为科学认知范式，而“人文主义之解释”约可归为人文认知范式。可见，五大认知范式作为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式完全可以找到解释学上的根据。从实践上看，五大认知范式是横跨中国哲学各领域、纵贯20世纪的理解或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式。比如唯物认知范式的应用，从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孝”概念到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命题，从解释老子的“道”到解释孔子的“仁”，从解释朱熹的“理”到王阳明的“心”；科学认知范式的应用，从用数学原理解释《周易》到用光学原理解释《墨经》，从用物理学原理解释“气”到用量子力学原理解释“道”；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从用人文认知范式解释孟子的“求放心”到用人文认知范式解释陆九渊的“本心”，从用人文认知范式解释《中庸》的“诚”到用人文认知范式解释《道德经》的“自然”；逻辑认知范式的应用，从用逻辑认知范式解释《墨经》中的“以说出故”到用逻辑认知范式解释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从用逻辑认知范式解释惠施的“合同异”到用逻辑认知范式解释荀子的“制名指实”；自我认知范式的应用，从用自我认知范式解释“天”到用自我认知范式解释“诚”，从用自我认知范式解释“中庸”到用自我认知范式解释“道法自然”，等等。可见，五大认知范式在20世纪的应用，几乎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所有范畴、命题和观念，涉及所有哲学著作，涉及所有著名哲学家，这种解释实践贯穿20世纪始终。而且，这种波澜壮阔的解释实践充分展示了认知范式的解释力量，形成了丰富的内容，积累了宝贵经验，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一次全面审视与深刻检阅。因此，从作为20世纪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实践看，不能不说，五大认知范式是包含了多种形式的解释实践。
苯磺酸顺式阿曲库铵非变态反应性过敏反应，直接作用于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表面，引起组胺等化学物质释放，无抗体产生，又称类过敏反应，临床表现与组胺的释放量相关。变态反应性过敏反应由IgE介导的速发型过敏反应，其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支气管痉挛和心功能衰竭症状。这两种反应的临床表现都与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的组胺量相关，均可出现过敏性休克表现，临床上30%～40%变态反应性过敏反应无法与类过敏反应相区别，临床表现进一步结合实验室检测血组胺、IgE化合物、肥大细胞类胰蛋白等血清学检查以及过敏原皮肤测试可确诊过敏反应及其类型[6]。
二、解释者、富有意义的形式与中介
五大认知范式既然是20世纪中国学者用于理解或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式，那么这种理解或解释方式是否具备解释学所规定的解释行为的基本要素？根据阿斯特的说法，解释或理解就是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个总体知觉、感觉和观念整体：“理解的发展和它的说明被称之为解释(explication)。当然，解释是以理解为前提，并建基于理解之上。因为只有已经真正被把握和领悟，即被理解的东西，才能被传达和昭示给他人。理解包括两个要素：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个总体知觉、感觉或观念整体，也就是说，分解其元素或特征和结合被分解部分成概念感知统一体。因此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发展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基础之上。所以理解和解释就是认识(cognition)和领悟(comprehension)。”*[德]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见《理解与解释》，第9页。那么，五大认知范式是否具有相应的程序呢？比如，用唯物认知范式去理解或解释“道”，无论是解释成观念的“道”还是物质的“道”，或者既唯心又唯物的“道”，必须首先表现为对个别的领悟，并进一步综合成一个总体知觉或观念的整体。也就是说，当以唯物认知范式面对《老子》关于“道”的具体论述(这些具体论述都倾向于观念的内涵)时，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将其综合为一个观念整体，即观念的“道”或唯心的“道”。而当这些具体论述都倾向于物质的内涵，就可以进一步将其综合为一个实有整体，即物质的“道”或唯物的“道”。再如，用人文认知范式去理解或解释“诚”，首先也是表现为面对儒家经典关于“诚”的诸种叙述，而当这些具体的叙述都表达出“本来如此”“纯朴”“诚实”等意涵时，就可以进一步将其综合成一个总体知觉或观念整体，这个观念整体就是人与天道相通的路径，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这两个案例说明，唯物认知范式与人文认知范式都必须执行解释的环节。贝蒂说：“理解现象是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在其对立的两极我们发现作为主动的、能思的精神的解释者，以及被客观化于富有意义形式里的精神。这两极并不直接联系和接触，而是通过这些富有意义形式的中介，在这些形式里，一个被客观化的精神面对一个作为不可改变的他在东西的解释者。解释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即解释者和富有意义的形式，与任何认识过程中可以找到的主体和客体一样；只是在这里它们是被这样一些特征所刻画，这些特征来自这一事实，即我们并不研究任何客体，而只研究精神的客观化物，所以进行认识的主体的任务就在于重新认识这些客观化物里的激动人心的创造性思想，重新思考这些客观化物里所蕴含的概念或重新捕捉这些客观化物所启示的直觉。”* [意]埃米里奥·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见《理解与解释》，第129页。在这个叙述中，“理解”要素被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出来，那就是解释者和客观化于富有意义形式里的精神以及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富有意义形式的中介”，由此三者构成理解或解释活动的基本要素。贝蒂还特别强调了理解或解释的任务是“认识这些客观化物里的激动人心创造性思想，重新思考这些客观化物里所蕴含的概念或重新捕捉这些客观化物所启示的直觉”。那么，五大认知范式是否具备这三大要素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比如唯物认知范式，解释主体是“主动的、能思的精神的解释者”，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或命题(天、气、心等)是“客观化于富有意义形式里的精神”，五大认识范式(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则是“富有意义形式的中介”，正是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了解释的可能性。因此，五大认知范式无疑是具备贝蒂提出的理解三要素的。就是说，五大认知范式即是实际上的理解或解释实践。潘德荣认为诠释学有三大要素：“作者原意，文本原义，读者接受之义。”*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里所谓三大要素，就是指诠释学所要完成的使命或任务——探求作者之意愿、分析文本之原义、强调读者所悟之义。那么，五大认知范式是否有这样的任务或使命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比如，我们研究侯外庐以唯物认知范式认知、理解朱熹哲学中的“理”范畴，不仅要探求朱熹提出“理”的意愿或动机，也要考察分析朱熹著作中关于“理”的意涵，还要研究侯外庐对于朱熹“理”的解释：准确与否、客观与否。可见，五大认知范式的任务与诠释学的基本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阿斯特的说法是对解释或理解具体程序的要求，那么五大认知范式完全符合这种程序；如果说贝蒂的论说是对理解或解释基本要素的要求，那么五大认知范式完全符合这种要求；如果说潘德荣的概括是对理解或解释目标的界定，那么五大认知范式也完全符合这种界定。总体上说，五大认知范式都不能离开文字的、语法的分析，也不能离开哲学的分析。无论是唯物认知范式还是科学认知范式，无论是人文认知范式还是逻辑认知范式，抑或自我认知范式，莫不如此。唯物认知范式作为一种坐标，具有方法上与价值上的暗示或引导，借助语言分析对文本或作品进行理解或解释。比如，唯物认知范式对“良知”的理解，首先根椐唯物认知范式的原理和义理架构，对“良知”做观念的或物质的、先验的或经验的分辨，并置于认识论视域；但这种分辨必须建立在对“良知”意涵的解释上，而这种解释又需建立在对“良知”的各种陈述与表达的分析上，这样才能整体地完成对一个概念、命题或作品的认知和理解。因此，仅就上述非常有限的论述来看，五大认知范式完全具备作为解释实践的要素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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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的传递与文本意义的显发
五大认知范式是否发挥了解释的“信息的传递”作用或“文本意义显发”的功能？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五大认知范式发掘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内容，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品质，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五大认知范式作为理解实践或解释方法，其作用和功能有怎样的表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解释学或诠释学视域中的理解或解释的作用和功能的规定。在西方诠释学史上，关于理解或解释的作用或功能，出现过许多经典性表述，这里举出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参证五大认知范式。首先是通常性或普遍性的表述，即将“理解”界定为中介、传递的工具。理解是从一个世界转换到另一个世界，清晰地将概念或命题的内涵呈现出来为人所认识和明白。如加达默尔说：“诠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第7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理解或解释的最基本的工作或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传递，将一种意义从一个世界传递到另一个世界。五大认知范式无疑也是具有这种功能或发挥了这种功能的。比如，唯物认知范式发现了“气”的物质性质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从而将“气”所蕴含的“哲学本体意义”传递给人们；科学认知范式发现“道”范畴内含量子力学原理，从而将“道”所蕴含的量子力学原理传递给人们；人文认知范式发现“心”范畴是一具有关怀意义的本体，从而将“心”的人文意涵传递给人们；逻辑认知范式发现“五诺”范畴内含有语言逻辑思想，从而将“五诺”语言逻辑思想传递给人们；自我认知范式发现“忠恕”具有方法论意义，从而将“忠恕”方法论意涵传递给人们。可见，五种认知范式都很好地发挥了“传递信息或意义”的功能。因此，五大认知范式即是将一种意义关系从一个世界转换到另一个世界的桥梁。如果将哲学范畴或命题理解为作者思想生命的赋予，那么也可将五大认知范式视为有限生命的延续。利科尔说：“对于一有限存在而言，理解就是被转换到另一生命。”* [法]保罗·利科尔：《存在与诠释学》，见《理解与解释》，第248,256页。其次是对文本意义的显发。利科尔说：“解释是思想的工作，它在于于明显的意义里解读隐蔽的意义，在于展开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 [法]保罗·利科尔：《存在与诠释学》，见《理解与解释》，第248,256页。五大认识范式是否发挥了这种功能呢？回答是肯定的。比如，以唯物认知范式解释“理”，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含有宇宙之理、伦理之理和本体之理三层意涵；并分析了伦理之理、本体之理存在的原因，这两种“理”共同把具有统治地位的道德标准抬高到世界的最初根源；从而论证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绝对化和永恒化，展示了“理”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以科学认知范式理解“阴阳”，其内含的意义有：相反的动力，即科学上所说的阴电子和阳电子；阴阳三定律(第一定律，在一个稳定系统中，阴与阳是相互平秘的；第二定律，阴阳均以对方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即阴阳互为根据，独阴或独阳均不能生存和发展；第三定律，在一定的条件下，阳可以变阴，阴也可以变为或产生出阳)；内含着量子力学的思想与“互补原理”。以人文认知范式理解“道”，方东美认为“道”内含有“道体”“道用”“道相”“道徵”等四个方面的意涵。“道体”是无限真实存在的本体；“道体”体现其价值就是“道用”；“道体”之属性与涵德分为“天然”与“人为”，此即“道相”；“道体”必须体现在人的精神里，这叫“道成肉身”，其成果即是圣人。可见，以人文认知范式解释“道”，“道”是创造生命的源泉，并蕴含深刻的关怀精神。以逻辑认知范式理解“白马非马”，认为这是一个强调个别异于一般、种名异于属名的逻辑命题，指明了不同概念的确定性和不矛盾性；即强调两个不同的名(概念)必须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并完全承认一般中包括个别(外延)、个别中又包含一般(内涵)的辩证关系，所以它绝不是一个在哲学上割裂了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命题，而是完全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要求的命题。可见，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等对于概念或命题所隐含的意义都给予了揭示与显发。
四、意义再生产与文本指示存在的揭示
在西方诠释学史上，对理解或解释的“更高要求”是“意义再生产”与“文本指示存在的揭示”。那么，五大认知范式是否满足这些要求呢？我们对此也是抱乐观态度的。首先从知识或意义的再生产看。阿斯特说：“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已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Nachbilden)。”*[德]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见《理解与解释》，第10页。那么，五大认知范式是否进行了知识和意义的生产呢？回答是肯定的。比如，唯物认知范式对“知行合一”的理解，要求从观念中的“知行合一”过渡到现实中的“知行合一”；“知”不能局限于念、意、动机、良知等，而应包括所有知识、理论、思想；“行”不能仅限于伦理实践、道德修养，更应有社会实践、生产实践等；“知行合一”是理论付诸实践的现实活动，不是观念中的意念与行为的合一。这些都是王阳明“知行合一”中没有的意涵，都是唯物认知范式解释过程中增加的“知识”。再如，唯物认知范式对“万物一体”的解释，认为此命题包含着人与物无差别、人人无差别的思想，但实际上人人、人物是有差别的，因而宣扬“万物一体”是抹杀人人、人物的差别；既然人与万物为一体，那么人与万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因而必须以联系的观点去思考万物与人的关系；既然“万物一体”，那么人与万物是息息相关，因而人的意识与情感都应表现为爱护自然、爱护万物。这些都是“万物一体”中没有的意涵，也都是唯物认知范式解释过程中增加的“意义”。如果这是“意义”的生产，那就归功于唯物认知范式的解释实践。科学认知范式的应用，在知识与意义生产两方面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对“力”的理解，方孝博认为，“奋”是由等速直线运动状态变为加速直线运动或曲线运动状态，即“奋”是具有加速度的运动；而“力”是物体所以“奋”的原因，因而“力”是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物体获得加速度的原因。这样，“力”就成了一个具有物理学、力学内涵的概念。这个理解不仅增加了关于“力”的知识，也产出了新的意义。再如对“有生于无”的理解。赵定理认为，“有生于无”即“此有为有形之物质，无为无形之能量”。按物理学场论说，万物皆是一场源，因而这个“有生于无”的“有”，为有形的物质，物可对应于无形的能量，物与物的相互作用，存在有形的碰撞，也有无形的场能交换。所以，“有生于无”，可对应物理学的“有形的物质生于无形的能量”。“有生于无”也是大爆炸论，即在物理学奇点处产生大爆炸，生出时间、空间和万物。显然，这些理解极大地丰富了“有生与无”的知识，从而实现了知识和意义的再生产。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同样能实现知识与意义的生产。如对“理”的理解，胡适认为“理”含有平等观念，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个“理”有人文主义精神、合理精神以及自由政治批判精神。宋明新儒学中的“理”负载了宋明新儒家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人平等，肯定个人的价值。因而，这个“理”也就成了新儒家反抗专制的武器。这种理解丰富了“理”的意义。唐君毅认为“理”是生生的本体，这个本体包含的意义有：“理”之生生乃宇宙万物之创化未济处，即“理”之生生关心、重视宇宙万物创生之未济、流行之未已者；“理”之生生乃自由原则，即不受外界、不受习惯等的机械支配，而随境有一创造的生起而表现自由；“理”之生生乃实现原则，即生生之理是使新事物得生而得存之者，是先一物而有者，是自己有者，是潜在者。也就是说，是内在于人、物而为人、物所以生之性，但这并不影响其为公共之理。*李承贵：《“理”之意蕴及其开显》，载《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可见，唐君毅对“理”的解释充满着创造性和人文性，其所赋予的意义都是新的增量。概言之，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在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都在知识与意义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形成了再生产和再创造。不过，“五大认知范式”不仅满足了“知识和意义的生产”要求，也满足了“揭露文本所指示存在的可能性”要求。利科尔说：“理解的最初作用是使我们在某种情境中确定方向。因此理解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握一种事实，而是为了领悟一种可能性以及领悟我们最深的潜能。在我们从这一分析中得出方法论的结论时，一定不要忽略了这样一点：我们要说，理解一段文本不是去发现包含在文本中的呆滞的意义，而是去揭露由该文本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法]保罗·利科尔：《诠释学的任务》，见《理解与解释》，第424页。理解是为了领悟一种可能性和我们最深的潜能，是揭示文本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那么，五大认知范式是否也发挥了此种作用呢？答案也是肯定的。由唯物认知范式看，张岱年认为，“气”作为表示物质存在的范畴，其特殊的意义，即它是从表示气体状态的气的观念抽绎出来的，含有存在与变化之统一的观点，肯定运动是物质的本质。所以，“气”本身也体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思想的统一、“气”是从“气”体状态的“气”观念抽绎出来、“气”含有存在与变化统一的观点，即是唯物认知范式所揭示的“气”所指示之可能性。而李石岑对“诚”的理解，也表现了对“诚”所指示的存在可能性的揭露。他认为“至诚”有三个相关的意涵：一是万物的本性，因而“至诚”就是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可推广到宇宙全体；二是“至诚”含有神奇的预测能力；三是不停息地尽力表现自己的本性，便可形成宇宙万物。概言之，李石岑所理解的“诚”是一种内在的主体力量，它蕴含有尽显本性、预见未来、化生宇宙万物的功能。由科学认知范式看，熊十力认为宋明理学中的“理”之流行便是万物的呈现，便是用、相；而这里的用、相，既包括“物”，也包括“心”。就是说，“心”和“物”都不过是“理”的呈现。从万物看，万理灿烂；从吾心看，万理皆备，所以“理”无所谓内外。如果只说“心即理”，那就意味着离开事物求索“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只说“物即理”，那就意味着“心”是被动的，“心”不可能规划万物、把握事物的律则。显然，熊十力肯定“物即理”，就是要肯定“心”有所作为，肯定“心即理”，就是要肯定“心”本有理则；而言“心”“物”乃“理”之发用流行，就是以“理”贯通“心”“物”，由“天理”开出“物理”，从而为探求“物理”开辟了路径，满足知识科学之要求。这就揭示了“理”所指示存在的可能性。张岱年对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可能性也有科学认知范式的揭示。在张岱年看来，无论是老子超乎感觉经验的“涤除玄览”还是庄子无思无虑的“坐忘”，无论是张载消除了物我对立的“体物”还是朱熹以心知天的“置心物中”，都主动消除了物我区别，都是模糊不清的直觉，是缺乏科学理性、科学分析的思维。所谓“模糊性、笼统性”正是张岱年所揭露的“坐忘”等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由人文认知范式看，熊十力认为“自由”不是非理性的、无视社会规范的为所欲为，也不是不能约束自己的放任自流，而是要以不影响他人自由为前提的规范。因此，最能表达和体现“自由”精神的是儒家的“仁”。唐君毅也认为“仁”是自由精神，孔子谓“为仁由己”，“由己”即是由自。可以说，熊十力、唐君毅师徒二人揭示了“仁”所指示的存在可能性，那就是“自由”。王国维对“命”(天命)的理解，也揭示了“命”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孔子的“天命”既不是取消人的主体性的“宿命论”，也不是肆意妄为的“自由意志论”，而是在掌握自然规律基础上，以“仁”为最高追求，置死生、穷达、荣枯、盛衰等于不顾之积极向上的抗命精神。这个积极向上的抗命精神就是“命”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徐复观指出，“天命”本质上是从人性中转出来的，因而“天”的要求就是主体的要求，就是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命”也是“仁”。自孔子将“天命”归结为“人性”之后，“天”的要求便转换成人的要求，“天”的功能便由“仁”取代，成为弘扬人的主体性、爱护人的生命之伟大观念。这就是徐复观所揭露的“天命”所指示的存在的可能性。可见，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等都表现出“领悟一种可能性”，都能满足“揭露文本所指示存在的可能性”要求。
总之，根据诠释学关于理解或解释工作与任务的规定，无论是“将意义从一个世界传递到另一世界”还是“发掘文本的真义”，无论是“知识或意义的再生产”还是“揭露文本指示存在的可能性”，作为解释方法的五大认知范式无疑拥有了这些能力、满足了这些要求、具备了这些资格，其解释的作用与价值完全得到了落实。事实上，理解或解释的任务远不止这些。理解或解释必须将文本进行处理，整理和分类、比较与分析，发掘其意涵，凸显其价值，揭示其特点，暴露其不足，指出需要丰富和发展的内容与方向，等等。同时，理解或解释对于文本、作者、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关系，也必须进行综合分析。不如此，理解或解释不仅得不到理想的效果，甚至无法进行。因此，理解或解释并不像某些学者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游戏或艺术。理解或解释蕴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而五大认知范式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鲜明。概言之，无论是就表现为多种形式的解释实践看，还是就解释学关于解释的基本要素看，抑或就解释学关于理解或解释的功用与价值看，五大认知范式完全可以视为解释学语境中的理解或解释。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关系的历史考察”(13AZD021)
【收稿日期】 2017-12-10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8)02-0176-06
(作者简介:李承贵，江西万年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小华；责任校对：赵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