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采访中的“强硬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强硬论文,新闻论文,采访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借给别人一笔钱，借钱的人却不认帐了。他苦无凭据，对此不知所措。一个智者给他出了个主意：给借钱的人写信催还借款，并把所借数额写成实际数额的几倍。那人照样做了。他果然很快就收到了对方的回信，信上更正了所借的款项数额，债主终于拿到了催还借款的凭据。
这则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有时通过正常渠道、用正常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用“强硬之道”可能奏效。
新闻采访亦如此。
一、为何使用“强硬之道”
新闻采访中的“强硬之道”指的是一种采访技巧，它是一种严峻的采访手段。表现在采访的语气、态度、问题的设置上都比较强硬，不给被采访者以退路。“没有受窘的问题，只有令人受窘的回答”，在新闻界，很多有名的记者都善于使用“强硬之道”。
我国宋代著名文学家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写道：“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新闻采访。一般说来，采访要求深入，不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对有些事情，采访必须穷根问底、追根溯源。而采访越深入，越可能要求记者态度强硬。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前期的客观报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文体——深度报道。我国新闻学者程世寿在《深度报道与新闻思维》一文中概括了透视性报道（深度报道）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表现同一报道对象，从而使报道对象立体化；第二，把对象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去“显影”，由之产生强烈的反差，使人们能够深入到新闻事实内部，窥视其真相；第三，着眼于研究、分析问题，力图引导人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它要求采访者不仅要能反映某种事实，还要说出这些事实的全部背景及事实与环境的含义，这就要求采访更进一步深入到被采访者所知道的背景、环境。而“强硬之道”在这方面正具备其它采访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穷追不舍，刨根问底，步步紧逼，使采访对象没有退让的余地，和盘托出自己知道的全部——对采访者来说是有价值的全部。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普遍有一种喜欢与流言对证的心理，而“强硬之道”恰恰是抓住了这一点，经常利用流言促使采访成功。美国大名鼎鼎的女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曾经问玛米·艾森豪威尔夫人是否注意到一个流传甚久的流言，说她是个嗜酒狂。朋友们后来问她说：“你怎么能这么问呢？”她说：“我经常发现人们喜欢与流言对证。”无独有偶，以“政治采访之母”著称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也采用了利用“流言”的“强硬之道”。她首先直截了当地向霍梅尼提出：“霍梅尼教长，这整个国家是在你的掌握之中。你作出的每一个决定是一项命令。所以贵国有许多人说在伊朗没有自由，说革命并不会带来自由。”霍梅尼作出了否定的答复。法拉奇接着问道：“霍梅尼教长，如果我坚持，请宽容。我的意见是说在目前，在伊朗，你引起人们的畏惧，许多人说你是独裁者，新独裁者，新老板，新主宰。你对此有何评说？这是否使你懊丧，还是你不在乎这些？”霍梅尼又否定了法拉奇的看法。法拉奇接着谈到许多人成天叫霍梅尼的名字，歌颂他。然后问道：“这究竟是爱，还是狂热，教长？我看这象狂热，最危险的狂热，就是说，法西斯狂热。事实上，许多人看到目前的伊朗存在一种法西斯的威胁，这些人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在伊朗正在得到巩固。”如此这般，法拉奇反复使用激将法，即充分利用“许多人说”的流言来对霍梅尼施加压力，利用名人对舆论的顾忌来施行其“强硬之道”，从而促使采访成功。
综上所述，“强硬之道”作为一种采访技巧而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于：它在采访的深度、广度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它适应人类喜欢与流言作证的心理特征；它符合强者先得的原则。
二、怎样使用“强硬之道”
还是那个巴巴拉·沃尔特斯，她使用“强硬之道”的经验之谈是“这要看他们对于你有几分信任。而对于何为得体，何为粗俗，你必须心里有条线儿。”这里所说的“有条线儿”，是指采访者必须对采访对象的情况及要采访事件的背景相当了解，并能赢得采访对象的信任和配合。在问题的设置上则要有分寸，不使对方难堪。在1997年的某期《综艺大观》节目中，著名主持人倪萍现场采访从香港返回大陆任中国男排教练仅一年多的汪嘉伟先生，她是这样提问的：“许多教练员都不是在他们事业上取得辉煌成绩的时候告退的，你准备何时退下来？”显然，这个问题提得太“硬”，且不得体，易使采访对象觉得尴尬，难于作答。可见，要把握好心中那根线，并非说到就能做到的。
美国影星汉弗莱·博加特曾经向好莱坞一位初入门径的记者建议说：“采访中不妨来点激将法。在采访对象的自尊心上刺一些小孔，让他把大话空话慢慢地放出来，这是最佳技术。千万不要刺着对方的要害。这只能引起敌意。那样既无绅士味也不聪明。”我们前面谈到法拉奇采访霍梅尼用的就是激将法。实践证明，激将法是“强硬之道”经常使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激将法也要掌握分寸，态度要得体、有礼貌，不要给对方以故意嘲弄他的错觉；问话要文雅、含蓄、委婉，不能粗俗；反话错话来源要避免引自记者自己或具体的第三者，以免采访对象生气迁怒于记者或具体的第三者。
在采访中使用“强硬之道”，还要特别注意采访对象的回答，一方面要不动声色地把采访对象的回答导入采访者设置的有价值的范围，另一方面又要根据采访对象的回答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新闻。也就是说，记者不仅要善于事先设置问题，还要能根据回答者的谈话，抓住其自相矛盾的地方，随机应变地提出更深一层的问题。法拉奇采访卡扎菲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法：我再说一遍，你既然自称是权利、自由和革命的捍卫者，怎么能够同阿明（乌干达反运统治者）讲友谊，并提供庇护呢？而且，你为什么不帮助乌干达除掉阿明，反而帮助阿明，用恐怖来统治乌干达呢？
卡：难道过去和现在我有这样的权利去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并且推翻它们的政权吗？我不是刚刚对你说过，做这种事情的人应该到审判吗？
法：那么，现在已经到应该提醒你的时候了。在帮助被压迫人民的借口下——这些人民只是得到了你的帮助之后才受压迫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你干涉了其它国家的内政，例如乍得。
卡：乍得人民正在反抗法国军队，为了支持反抗法国军队的斗争，我们有权干预。当尼雷尔带领军队进入乌干达时，我们同样有权反对尼雷尔。
法：请原谅！上校先生，最初你说，你没有帮助乌干达人民赶走阿明，因为你无权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然后，你又说，你愿意帮助乍得人民，因为你有权干预。你最初说的一面，然后你又说其反面。……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卡扎菲一会说他无权干涉他国内政，一会说“为了支持反抗法国军队的乍得人民的斗争”而进军乍得，前后相悖，难圆其说。法拉奇瞄准这一点，采用“强硬之道”，步步紧逼，重创了卡扎菲的诡辩。
有些精明的采访对象，他也许会接受你的采访，却只限于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对这种被访人，需要记者巧妙地运用一种“从和气到残酷”的手法，灵巧地突破常规、闯入禁区，转入严峻问题。正如杰西卡·米特福德所说的：“只需让采访对象对自己的事想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然后在他实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不知不觉地提出实质性问题。”巴巴拉·沃尔特斯在一次采访尼克松时，正值尼克松夫人的生日，尼克松说想与她谈谈自己的夫人，沃尔特斯说“行”——可是事后她对一位记者披露说，“我必须想办法从这个话题转到越南、大麻以及别的事情上。……我说，‘总统先生，我们已经谈了您的家庭，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困扰美国人家庭的问题吧’。”尼克松照办了。这种办法看似平和，实则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使采访对象不知不觉地进入圈套，谈出事先未准备谈的问题，有时甚至谈出他可能还没真正想过或没想清楚的事。这些事情很可能会泄露重大秘闻，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记者也因此而出奇制胜了。
话多成功地使用了“强硬之道”的记者为我们总结出了提问的一些具体方法。诸如委过于人法，也即我们介绍过的激将法；欲诘先褒法，如“你以前一直很棒，这次你是怎么把事情弄糟了？”；寓庄于谐法，如“我今天想扮演一下吹毛求疵的角色……”；分而问之法，即把一个问题分成几个来问，寻找突破口；意微辞隐法，即对有些令人尴尬而双方都能心照不宣的话题可用较含糊的代词来代替，如对抓获的窃贼：“你干这事多久了？”如果以上诸法都不灵验，不妨干脆下个最佳赌注：实话实话。
有人也许会说，我把他们谈到的招数都用遍了，可采访对象就是不开口，你还能有什么高招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在一本书中举了《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经验：“如果记者未能使消息来源相信揭发本身对他们（指采访对象）自己来说是有利的，或者从长远角度来说对揭发者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好处的话，记者就要告诉被采访者，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了，‘无可奉告’就意味着记者将不得不只报道事情的这一方面了。”“另一个技巧就是告诉消息来源：他们得到的情况本身可能是不全面的，但是无论如何，电台和报刊必须将这些即使是不全面的、没有击中要害的情况刊登出去。但只要消息来源（指被访问者）肯于协助，这条消息也是可以做到更加准确无误的。”除此之外，一个老练的记者也许会想办法从他的朋友或同事那儿找答案，或再找采访对象采访一次。采访中，有时沉默等待可能是一种最好的提问方式。
采用“强硬之道”还要注意的一个策略是，微妙和尖刻的问题应该往后放。正如杰出的体育记录吉米·坎农所说：“采访的策略是以简易的问题开头。我往往在开始时随便扯扯。要慢慢地升温。然后抛出爆炸性的问题，即使对方不回答，采访也差不多结束了。我把严峻的问题留到最后，因为我不想一无所获。”
三、“强硬之道”在我国的可行性
在我国，人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是“温良恭俭让”的教育，尤其对古之圣贤、今之名流，人们在采访时总是谨言慎行，唯恐冒犯。“文革”十年的个人崇拜更使这种传统登峰造极，很多记者畏惧满天飞的“棍子”、“帽子”，生怕问题提得不当而犯错误，更不用说使用“强硬之道”了。七十年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公审“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提问非常踊跃，有问某一审判是根据哪部刑法的；有问被告有没有辩护律师，是否可以采访辩护律师的；有问某庭长是否受过必要的法律训练的；有问出席旁听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等等。在座的中国记者却没有一个起来提问题。是中国记者不关心这件事吗？是中国记者都已知之甚详，无须再问了吗？是时间有限，优待外国记者吗？显然都不是，习惯与思维定势使然也。早在那时，《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一封读者来信，对这个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见，有识之士早已看出了这个现象的实质，只是要想使记者们在采访观念乃至行为上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却非一日之功。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很多方面都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1980年8月21日、23日，他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他的敏锐、 远见卓识和坦荡自如的风度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体现了她惯常的强硬风格，如她问邓小平：“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面对法拉奇连珠炮式的“轰炸”，邓小平从容地回答说毛主席是犯有错误，毛主席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法拉奇紧追不舍地说：“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小平回答说毛主席这个做法是不正确的。法拉奇接着问出更敏感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邓小平坦率地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法拉奇和邓小平甚至争吵起来（因为法拉奇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不能同意），最后邓小平说：“你保留你的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我们继续谈吧？”正是在这种同一层面上的平等对话和思想的交锋，才使得采访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得以沟通，采访内容因而具有深度、具有价值。一代伟人邓小平在这方面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近年来，我国新闻界逐渐走向开放、多元的格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焦点访谈节目关注的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它领域方方面面的焦点、热点问题，它不可回避地牵涉到一些敏感、尖锐的采访。面对一个个当事人，主持人的提问经常是非常强硬的。焦点访谈节目开播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如果说这与其选题的新颖性、快捷性、重大性分不开的话，那么它采访的尖锐性也肯定是它受到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21世纪信息社会的到来必然使人类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概念发生变化，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科学技术应用等等方面的趋同，我国新闻界作为信息技术的前沿阵地，必然会作出最快的反应，迅速与国际新闻界接轨。可以肯定，新闻采访中的“强硬之道”在现代中国一定是可行的。
四、使用“强硬之道”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强硬之道”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性较强的采访技巧，它要求采访者非常熟悉采访对象和与之相关的各种背景材料，同时它闪耀着采访者的胆略、气魄和智慧的光芒。但是使用“强硬之道”也不能过分强人所难，应力避粗俗、刻薄和无聊。
日本NHK记者曾对张学良先生作过一个专访，他们发现， 张在接受采访前似乎已将谈话内容分为三类，即该讲的、讲讲也可以的、绝对不能讲的。每当他谈到一些“边缘问题”，采访者刚感到“好，要说了”，并进一步追问时，已感到说过了头的张先生口气却突然沉重起来，一边说“我不想说了，就谈到这里吧”，一边把话题引向别处。对于这类因历史原因、政治环境、个人信仰而造成的事实，笔者认为应尊重采访对象、理解采访对象，而不宜过分使用“强硬之道”。
1958年，西哈努克亲王以柬埔寨王国首相的身份，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邀，携夫人莫尼克公主访美。一位美国记者向西哈努克亲王提问道：“您有两位夫人，是吗？也就是说，还有另一位夫人留在金边，而面前这位迷人的年轻妇女只是您的第二夫人，这是真的吗？”亲王回答说：“你应该向我提出一些政治性的问题或有关我国建设的问题，而不应该干预我的私生活。”记者不肯罢休：“您的私生活很有意思。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重婚？请说‘是’或‘不是’即可。”亲王只得作了肯定的回答。第二天，芝加哥报纸几乎都用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发表了“西哈努克承认，他是重婚者”的文章。对于西方记者这种刻意追逐名人丑闻，不尊重采访对象的人格，对其进行张扬隐私乃至人身攻击的做法，我们是不能苟同，也不主张效法的。
结束语
记者的采访活动是一种充满了智慧的双向交流活动，有很大随机性、灵活性。同时它又是一种操作性极强的活动，需要记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以上我们所谈只是一些指导性建议，离开了实践就变成了纸上谈兵。理论知识如何适应万变的形势和万变的采访对象，是每个记者必须解决的难题，使用“强硬之道”的记者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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