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我国总需求波动的特征与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特征论文,总需求论文,时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339（2001）01—0045—04
一、转轨时期我国总需求波动的总体特征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总需求共经历了五个波动周期（其中第五次仍未完成），这五次波动分别是：第一次周期从1979年开始到1982年结束，历时4年；第二次周期从1982年至1985年， 波长亦为4年；第三次周期从1985年开始至1988年，波长还是为4年；第四次周期从1988年开始至1994年，波长为7年；第五次周期从1994年开始， 至今尚在继续。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五次需求波动来看，我国历次总需求波动都呈现出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周期波动次数频繁。改革开放短短20年间就出现了五次波动，平均不到5年一次，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的经济波动次数比较频繁。二战以来，美国共经历了5次经济周期， 平均每次周期的持续时间为9.2年，约110个月（注：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8页。）。韩国和台湾自80年代以来也都只经历了3次经济周期，平均波长为7年（注：赵淳：《韩国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版，第19 页。 ）。 再看看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 自1980年，印度仅经历2次经济周期，其中第一次从1980年至1992年， 长达12年，第二次从1992年至今尚未结束（注：刘树成等：《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与改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版，第5 期。）。
第二，需求波动比较剧烈，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五次周期，除第一次周期的振幅比较小（为5.3个百分点）外， 其他三次周期的波幅都比较大，其中第四次的波幅为25.29个百分点，第五次的波幅则在27 个百分点以上。而美国自198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波动很小，经济的周期性特征逐渐淡化，尤其是199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一直在3.9%～1.9%之间，增长率的平均数为2.86.，波幅仅为2个百分点，经济的运行是相当平稳的。反观我国改革以来的总需求波动，呈现出一次比一次幅度大，一次比一次剧烈的态势，五次波动周期的绝对波幅依次为5.3、9.53、12.02、25.29、26.57个百分点，其中第五次的波动幅度还会继续增大。
第三，需求波动过程中物价波动的幅度很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总需求的波动，物价的波动幅度也相当大。我国从1978年至1998年，通货膨胀率平均每年约为6.71%，其中最高值为21.7%，最低值为－1.5%，两者相差23.2个百分点。而美国自1982年至1991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4.1%，最高值为6.2个，最低值为1.9%，二者仅差4.3个百分点；自1992年到来通货膨胀率则更是控制在3 %以内。 印度自1984 年至1991年，通货膨胀率最高值为13.5%，最低值为6.1%， 二者相差也仅为7.4个百分点。
第四，我国的需求波动与世界市场的需求波动往往并不一致。我国总需求的波动是沿着一条独特的轨迹演进的，与世界需求波动的相关性很低。根据胡鞍钢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中国GDP 增长率波动与世界GDP增长率波动基本无关，二者的相关系数极低，1960～1978 年仅为0.1318。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不断提高， 但仍然相对比较低，1980～1989年为0.4899。而上述两个时期美国与世界的相关系数则分别高达0.7976和0.8375。（注：胡鞍钢：《中国经济波动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二、总需求波动的一般机理：转轨时期市场环境分析
在转轨时期，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育等都有其特殊性。而市场化改革的特殊环境构成了我国转轨时期的总需求异常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市场机制本身就内含着波动因素。在转轨时期，市场因素的介入会增加经济的非稳定性，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前的10多年间，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指数与需求变动率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说明市场化改革对需求变动有很大的影响。笔者根据1978～1992年间我国的有关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联性，得出的结论为：我国改革以来的市场化指数的变动与GNP的波动之间同涨同落， 表现了相当强的同向性和关联性。这说明市场化的推进本身是经济增长中的二个不稳定因素，经济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需求异常波动的重要诱因。
第二，市场化初期的扩张冲动是总需求波动剧烈的重要原因。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对市场能量的一次大释放的过程，是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的过程。在此期间，计划体制下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使得传统体制下比较低的生产水平和供给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由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所压抑并积蓄起来的需求被释放出来，从而使社会总需求有一种强烈的扩张冲动。这种扩张的冲动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首先体现为投资的猛烈增长，而投资本身具有明显的易变性，过猛的投资增长常常诱发通货膨胀的飞速上扬，使政府往往不得不实行急刹车式的投资压缩。投资的这种起伏无疑增强了经济的波动性。
第三，在转轨时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尚未消除，这也构成了需求波动性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采用行政手段。经济扩张时期，由政府主导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在经济出现过热时期则往往实行猛烈的紧缩措施，全面压缩需求。由于过强的行政干预，信息的传输和反馈存在较长的时滞，要素结构调整也常常过时，从而使经济参数刚性化，过程的累积性很强，小波动累积为大波动，所以更容易产生强波现象。中国的经济转轨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这种特殊的转轨方式决定了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混合性。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代替计划经济体制之前，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始终是存在的。在这种双轨体制并行的经济中，衰退或者说紧缩不是像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那样表现为经济运行中自发形成的一种过程，而是表现为计划者的“自我纠正”的过程。我国90年代以前需求的历次波动中的紧缩手段都是相同的，都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控制投资和信贷。而这种行政性的“自我纠正”必然导致紧缩期的需求下滑幅度比较大。90年代以后的调控手段虽已经相当的“市场化”和间接化，但仍然是双轨性质的。同时，渐进式改革的“试错”特征，决定了改革中政策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由于要“试错”，因而就不会那么彻底，就免不了要对现有政策进行修正或重新制定。从而经济的运行与政策的变动有很强的关联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的政策周期仍然是十分明显的。
第四，转轨时期市场发育的不成熟、不完善对需求变动的影响。转轨时期，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善起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各种市场规范尚未完全建立，从而市场运行还缺乏一种应有的秩序。可以说，经济转轨同时也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在将各种无序而紊乱的市场整合为一个有序规范的市场的过程中，需求的变化也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异常到正常的回归过程。因此，转轨初期，由于市场信息的缺乏和市场主体对市场的分析、洞察及预测能力低，生产的盲目性很强，因而很容易产生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现象。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在转轨时期，则在全民消费水平比较一致、消费的差异化、个性化趋势还不明显，从而容易形成排浪式消费，使市场需求随着消费热点的变化而涨落分明，进而也容易产生市场需求的强烈波动。
三、总需求波动的成因分解：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投资与消费
（一）投资与总需求的波动
1.投资变动与总需求波动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投资需求被看作是产品市场需求的派生需求，投资供给也主要是居民消费——储蓄选择的结果，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往往被看作是其他初始因素作用的一个中间环节。但在中国当前的转轨经济体制中，投资作为经济波动初始诱因的迹象还很明显，投资的自发性波动直接影响着总需求的波动。
2.转轨过程中投资需求的变动具有特异性。首先，在我国社会总需求结构中，投资所占的比重以及投资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过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总需求结构中，总投资所占的比重一直比较高。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的总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这不仅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地区，而且也高于日本、四小龙等投资率较高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我国这种以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仅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也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次，在转轨过程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与投资来源的多样化，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使得中央政府的投资控制力及通过信贷规模和投资规模来控制需求总量的能力不断下降，从而使总需求的波动性更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显著的两个趋势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来源的多样化。1980年，我国的投资主体只有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其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81.9%，集体所有制经济约占5.5%。 二者相加，共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87.4%。而个体经济所占的比重只有12.6%。9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2年以后，投资主体迅速多元化，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新型经济类型迅速成长，并成为很重要的投资主体。到1997年，全民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52.49%，集体经济所占的比重上升到15.44%，个体经济所占的比重上升到13.75%，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 外商投资经济等其他投资主体所占的比重则已经上升到18.4%。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来源的多样化，使完全“一刀切”式的投资控制方式日益失去作用。不同来源的资金自身的融资成本不同，财务约束硬度不同，面临的法规与制度环境也不同。国家预算内资金和银行贷款部分政府容易按传统的方式控制，但占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主导地位的自筹资金，其构成十分复杂，在政策设计与政策规划上都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测度和调控。外资则既受国际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又受中国国内市场状况、经济与政治形势以及各种中外关系的影响，波动性更大。再次，国有经济在投资中的主导性地位的变化。传统体制下国家通过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的方式配置资源，国家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直接控制经济的方式开始发生改变，中央政府的集中统收统支的体制被打破，形成了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由于国家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它作为直接调控经济的作用有所降低。而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间接调控机制又尚未建立起来，导致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降低。
（二）消费与总需求变动
1.改革以前消费需求变动的体制环境及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中，消费者行为一般是假定为完全理性的，他们追求并且能够实现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行为虽然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但却可以是相对的和有限理性的。这种有限的和相对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消费者主权可以基本得到的实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和消费偏好，自主地选择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和消费多少。消费选择的自主权被看作是消费天赋的人权。这种消费主权的保证是消费者实现理性选择和理性消费的前提。第二，消费者的“制度预期”是比较稳定的，不存在大的制度变迁风险。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各种规则、制度、法律都已经比较完善。消费者有一个确定而且稳定的制度环境，不像转轨经济中那样存在制度的易变性。因此，消费者的制度预期是比较稳定的，其行为也会相对比较符合理性逻辑。第三，消费者具有前瞻性，其收入预期的长度可长达一生，从而消费者可以按生命周期来配置资源和规避风险，追求生命周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在成熟或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体制比较规范，消费者未来的收入有较强的可预测性，因而消费者可以对其未来的收入及消费进行一种“理性计算”，可以根据其一生的收入进行消费选择。
然而，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化战略，国家将本应由个人决策的消费—储蓄关系改为由国家决策的消费—积累关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基本不存在个人选择的自由，因而也就难以实现消费的理性化。第一，非市场化的收入分配体制使居民的收入分配“非人力资本化”。长期以来，我国的按劳分配体制采取了等级工资制。这种分配制度把全国国营单位职工分为一定的等级，不同的等级相应地领取不同数额的工资。它没有将收入与人力资本含量相挂钩，事实上并没有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导致长期以来收入分配结构严重趋同化，平均化的格局。由于收入分配的平均化，而收入水平又比较低，从而使消费者只能追求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没有进行其他形式消费的可能和空间。第二，消费选择的被动性，无法实现自由选择。在计划体制下，为了在极低的生产力基础上，推进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的重工业化，政府不得不推行高积累政策，这使得消费品市场极端地萎缩，消费品供给十分短缺。相应地，国家不得不对消费品实行配给制，消费品领域可以说是无市场可言。在这种状况下，消费者即使有货币购买力，也无法使之实现。因此，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而无法主动地选择。第三，广泛的福利性补偿。作为高积累率的补偿，国家对城市居民实行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国家几乎全部都管。这样，就由国家替代了居民，进行了大量的消费选择。使得消费者无须自由选择，也无法自由选择。
传统体制下我国居民消费的制度约束对消费需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居民储蓄率极低。传统体制下，由于消费者的收入非常有限，除了生活消费以外，几乎所剩无几，甚至还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消费。没有剩余用于储蓄。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 而人均生活费支出116.06元，二者的差额仅有15.56元，可见， 居民的储蓄余地之小。同时，由于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了范围广泛的全面的福利，使消费者的福利预期比较稳定，加上工资收入长期基本冻结，因而不存在收入及消费的风险预期，消费者无须进行储蓄 因此，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居民的储蓄率很低，总储蓄额也很小。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210.6亿元人民币，居民储蓄率仅为5.6%，人均储蓄余额仅21.88元。其次，消费水平低。 1978 年， 我国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84元人民币，从而消费的层次性并不明显，消费结构比较单一， 广大居民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根本谈不上消费的多样化和层次性。也正是由于单一的消费结构和一致的消费模式，才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初，当收入开始增长迅速之后的排浪式消费，放大了需求波动的效应，也加剧了供给短缺和通货膨胀的程度。
2.收入及消费领域的体制性改革及其对消费—收入关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用了分权让利的改革措施，而后又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和多元化及人力资本化，使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居民收入迅速增长，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2090.1元，后者为前者的15.7倍， 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则19977年比1978年增长了3.37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5160.3元，后者是前者的15倍，排除物价上涨因素后1997年比1978年增长了2.12倍。另一方面，收入档次迅速拉开。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和人力资本化，使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作法使收入档次迅速拉开，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第二，消费市场的放开，使市场商品日益多样化，也使消费者消费的选择多样化。随着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改变，我国的消费品市场也逐渐放开并迅速发展起来。市场商品供应日益丰富使消费者的选择多样化。消费者购买力的提高以及配给制的逐渐取消使消费者主权逐步回归。第三，福利制度的解体，使居民的支出预期及风险预期逐渐增强。9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财政的困境，我国原有的福利制度开始解体。先是取消了物价补贴，然后是大力度地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最后是近年来启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些制度性改革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福利制度解体的威胁，从而直接而且深远地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
3.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对消费需求的冲击和影响。市场化过程中的消费及福利制度的变迁对我国的消费需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构成了改革以来消费需求剧烈变动的主要诱因之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使居民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增强。消费需求是收入函数，收入水平的变动必然引发消费需求的波动。我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的人力资本化趋势。收入分配人力资本化在使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使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增强了。而收入水平增长的不稳定，则构成了居民购买力，进而成为需求增长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每次收入的过快增长都引致了消费需求的膨胀，而每次消费需求的疲软都与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相联系。其次，消费模式与结构变动剧烈。长期以来的收入平均化，使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及消费模式基本上整体划一，消费缺乏多样性和层次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分配的市场化以及消费品市场的放开，消费者的消费开始多样化。但是由于原来比较一致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改革初期的消费变化也呈排浪式的运动。消费模式与消费结构的这种齐步走式的变化导致了消费需求的骤热骤冷，影响了总需求的稳定性；再次，改革过程中消费者风险预期日益强化，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改革以来，尤其是在90年代福利制度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之后，我国居民对收入预期的不稳定性不断强化，使得消费倾向总体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是消费在总需求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消费需求在需求中的比重的不断下降又是总需求变动较为剧烈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