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鸳鸯蝴蝶派侦探小说的叙事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侦探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些刊载侦探小说的杂志：《半月》、《紫罗兰》、《红玫瑰》、《红杂志》、《金刚钻》、《万象》、《春秋》等。在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下，在中国公案小说的传承中，出现了一些热衷于侦探小说的作家，其中以鸳鸯蝴蝶派作家尤为出名：程小青、俞天愤、张碧梧、陆澹安、孙了红、汪剑鸣等，出现了《霍桑探案》、《蝶飞探案》、《李飞探案》、《宋悟奇新探案》、《杨正芳探案》、《东方罗苹奇案》、《胡闲探案》、《东方鲁平奇案》等侦探小说。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侦探小说创作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不同的叙事探索，自知视角、平民姿态、情智结合、悬念倒装等叙事方式的运用，使鸳蝴派侦探小说成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滥觞。
一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用全知的视角叙写故事，尤其是话本小说都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方式进行叙写。在西方小说叙述方式的影响下，鸳蝴派侦探小说家注意到了采用自知视角叙写侦探小说，形成了一种新颖的叙事方式。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中就说：“侦探小说的记叙方式，也有他叙与自叙两种，他叙体也和其他小说一般，著书的处于第三者的地位，把书中的实事用纯客观的方法，逐节演述出来。自述体著书的就成了书中人物的一员，在探案时记录者也亲身经历，对于全案的事实，也往往参加动作与意见，所以他所记述的事实，也比较亲切、真实和更有兴味。”（注：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鸳鸯蝴蝶文学资料》第7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国侦探小说叙述方式的探索与努力。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都以包朗的第一人称视角叙写，作为侦探霍桑助手的包朗，在参与探案的过程中，跟随着案情侦探的发展，深入现场对案情进行分析判断，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与视角，引领读者进入扑朔迷离的案情之中，甚至将读者导入迷途，总是在霍桑的睿智分析精到判断中使案情大白。《一只鞋》由第一人称包朗的叙事视角叙说南昌路十二号女主人命案的侦破过程，在排除了杂役、使女、流氓作案后，在排除了奸杀妒杀后，侦破了案件是女主人的丈夫所为，因为其私下挪用银行款投机股票，投机失败准备出逃，悄悄回家与夫人道别，却见楼下浪荡少年抛上一只鞋，误以为妻子与情夫暗通消息使他陷入圈套，便将妻子杀死。《案中案》、《白纱巾》、《孤裘女》、《舞宫魔影》等作品，也都通过包朗第一人称视角叙写故事，在婉转曲折的故事情节中，使探案过程一波三折。
俞天愤的侦探小说也大都采用自知视角叙写，叙事者总是参与案件的侦破过程，“正因为俞天愤采取了自叙体的记叙方式，在结构上就更显得灵活精巧。作者的笔犹如魔术师的指挥棒，先是把读者带入一个迷阵，回旋曲折，左冲右突，在给人以无路可走之感觉时，突然又找到了打开大门的钥匙，终于雾散见太阳，使读者豁然开朗，真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意味”（注：吴培华《“中国侦探小说本是在下始创”——俞天愤评传》，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育》第213～214页，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三棱镜》以“我”侦破警局泄密案的经过，侦破了警长上任后泄密事件屡屡发生的原委，案犯在警长办公室隔壁商店，以三棱镜为作案工具，偷窥警长在办公室的举动，形成了警局的泄密事件。叙事者“我”的实地考察与侦探，使读者有着身临其境之感。《白巾祸》以侦探金蝶飞的好友阿拜瑞第一人称的角度叙写情节，揭示了钻戒失窃案的真相。俞天愤的《双履印》、《鬼旅馆》、《玫瑰女郎》等作品，都采取自知视角叙写，叙事者参与了案件侦破过程，读来亲切自然引人入胜。
赵苕狂的《胡闲探案》常以私人侦探胡闲的助手华生的第一人称视角叙写故事，刻画了一位糊涂闲散侦探胡闲的形象，从而揭露了社会的丑恶与黑暗。《少女的恶魔》叙写每星期五下午两点必有一位少女被杀害，凶手在现场留有“小魔王沈十”的卡片，连续发生五个星期，“我”便请朋友私家侦探胡闲探案。小魔王沈十在十三岁时，就把一个女同学杀死，以后又接连用小刀刺死一两个和他年龄相同的女孩子。法医却认为他神经不健全，因而把他送往疯人院中禁锢，可是几个月前他已逃走。经过调查与侦探，终于弄清楚案件并非沈十所为，作案者是恶魔何少牧。小说通过华生第一人称的视角叙写故事，在身临其境的逐步深入中，揭开了案件的真相。
程小青在谈到自知视角的侦探小说叙述方式时说：“我觉得这一种自叙体裁，除了在记述时有更真实和更亲切的优点以外，而且在情节的转变和局势的曲折上，也有不少助力。譬如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通到抉发真相的鹄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那就必须劳包先生的神了，因为侦探小说的结构方面的艺术，真像是布一个迷阵。作者的笔尖，必须带着吸引的力量，把读者引进了迷阵的秘门打开，使读者豁然彻悟，那才能算尽了能事。”（注：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鸳鸯蝴蝶文学资料》第71～7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自知视角的采用，不仅可以使读者有真实亲切的感觉，也帮助作品情节转变和曲折的设置，通过自知视角的叙述，将读者带入侦探小说的迷阵。
二
鸳蝴派侦探小说作家大多出生于平民百姓家庭，对于平民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与感受，他们的侦探小说创作往往体现出体恤下情的平民姿态，与传统的公案小说的清官立场权贵意识不同，鸳蝴派侦探小说作家常常愤懑于权势者的骄横跋扈，同情下层平民的不幸遭际，使他们的侦探小说充满着平民色彩。
程小青谈及侦探小说创作时曾说：“地方上出了一件凶案，那案情的缓急，往往视事主的阶级高下而定的。假使事主是一个没财没势的平民，案子的破不破，原不成问题，发案时少不得虚行故事的敷衍一回，过了几天，这案子便会得自然而然的烟消火灭。如果事主是有势力的，那也容易解决，那些负责的侦探，只须随便抓一个张三李四，算是案中的凶手，于是天下的巨案，也可以就此了结。这样的方法，既然用不着什么科学的侦探方法，手续上当然简单得多，可是平民的性命，未免太贱些了！”（注：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功利观》，《红玫瑰》1929年第5卷第12期。）他为平民百姓的遭际愤愤不平。因此，在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中，常常为下层百姓探案，为普通平民伸冤。在小说《逃犯》中，霍桑就说：“你瞧我几时曾向人家讨过功？我所以这样子孜孜不息，只因顾念着那些奸吏、土棍、刁绅、恶霸势力下讨生活的同胞们。他们受种种不平的压迫，有些陷在黑狱中含冤受屈，没处呼援。我既然看不过，怎能不尽一份应尽的天职？”为人世间抱不平，为不幸者申冤屈，这成为程小青笔下的霍桑探案的出发点。
程小青显然对于社会的法律制度十分不满，他借霍桑和包朗的口表达其对当时法律的评价：“在正义的范围之下，我们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时遇到那些因公义而犯罪的人，我们往往自由处置。因为在这渐渐趋向于物质为中心的社会之中，法治精神既然还不能普遍实施，细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们不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注：见程小青《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之十五·白纱巾》，转引自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第18～19页，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程小青侦探小说中的霍桑显然是不为法律制度所束缚的，宽恕因公义而犯罪的人，为细弱平民受冤蒙屈而伸张正义，也就成为程小青侦探小说平民意识之所在。《浪漫余韵》中，霍桑探明了作案者乃为被遗弃的自杀女子抱不平而行刺负心郎，霍桑请律师为其申辩，结局却让其越狱出逃。《活尸》中查明了死去的女性因被阔少抛弃而服毒自杀，却为不能惩罚缺乏道德的阔少而感慨，都呈现出作家的平民意识。
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刻画了一位既为侠士、又是匪盗的侠盗鲁平的形象，他常常将其作案的视野集中在靠囤积财物发财的投机者、发不义之财的暴发户身上，又以杀富济贫的方式处置结局，这就使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平民姿态正义色彩。如《窃齿记》中的鲁平，通过调查分析得出：靠囤米发财的“米蛀虫”黄传宗的暴死，是死者内侄牙科医师周必康所为，周必康与死者的六姨太有暧昧关系，鲁平却并未将作案者交付法庭，认为“一个人杀死一条米蛀虫，那是代社会除害，论理该有奖励的”。鲁平甚至将敲诈来的三枚戒指，送给了为生活所迫而做舞女的张小姐，让她可以摆脱落魄生涯接受教育，作者的平民姿态便可见一斑了。
张碧梧在谈到小说《劫后余生》创作时说：“我这篇《劫后余生》脱稿后，忽有一种感触，想到川陕粤闽一带兵祸累年，那些百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这水深火热之中，也做个劫后余生呢？”（注：见张碧梧《劫后余生》，《小说画报》1919年2月1日第12期。）小说描写平民百姓在兵灾中的担惊受怕劫后余生，对于兵匪草菅人命的愤懑，对于百姓生灵涂炭的怜悯，都流溢在字里行间。他的侦探小说大多关注平民百姓的冤屈，在为百姓鸣不平中描写人们的不幸遭际。他的侦探小说常常以因果报应的模式显示出其作品的平民色彩，《杀父之仇》中的王得胜为谋取财产而逼死乡绅周某，后来却在瘟疫中家境败落，悔悟过去的作为，决心与人为善，收留了一位行乞的老太。乡绅周某之子投笔从戎，执意报杀父之仇，寻找到的杀父仇人却收留了成为乞丐的母亲，仇怨最终得到了化解。《来潮》中的奸商囤积粮食谋求不义之财，愤怒的饥民抢劫了米商。作者写道：“平时是你们有钱的、做官的凶狠，我们穷人受尽你们的罪，如今却是我们穷人狠了，也得教你们受我们的罪呢！”义愤填膺中洋溢着平民意识。
蔑视权贵同情弱小、劫富济贫因果报应等叙事姿态中，使鸳蝴派的侦探小说充满着平民色彩，赢得了当时众多读者的青睐。
三
侦探小说常常以其严密的逻辑推理达到破案的目的，让读者在惊心动魄的探案过程中，循着破案者的侦探过程，经历一种探险与揭秘的愉悦，在诡谲曲折的迷阵中逐渐走向曲径通幽，在出人意料的结局中达到恍然大悟。侦探小说在其严密的逻辑推理中常具有情智结合的意味。
程小青在《谈侦探小说》一文中说：“我们若承认艺术的功利主义，那么，侦探小说又多了一重价值。因为其他小说大抵含情的质素。侦探小说除了‘情’的元素以外，却还含着‘智’的意味。换一句话说，侦探小说的质料，侧重于科学化的，可以扩展人们的理智，培养人们的观察，又可增进人们的社会经验。”（注：程小青《谈侦探小说》，《鸳鸯蝴蝶文学资料》第6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他提出了侦探小说应该既有情的元素，又有智的意味，这就使侦探小说具有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叙事方式，鸳蝴派作家的侦探小说构成了情智结合的逻辑推理。
在外国侦探小说的影响下，鸳蝴派作家努力以逻辑严谨的推理结构侦探小说，在头绪繁多曲折迷离的情节中，通过合情合理深入细致的分析判断，“通过调查求证、综合分析、剥茧抽蕉、千回百转的途径，细致地、踏实地、实事求是地、一步步拨开翳障，走向正鹄，终于找出答案，解决问题”（注：程小青《从侦探小说说起》，《文汇报》1957年5月21日。），拨开迷雾见出真相，在出人意料的分析中达到令人信服的结局。程小青的《案中案》就通过扑朔迷离案件的调查与逻辑分析，使作品在叙述中呈现出情智结合的逻辑推理特征。内科女医生朱仰竹吊死在诊所门口，朱医生颇有声誉，为穷人诊治常不收诊费还送医药，其丈夫宋医生死了一年。朱医生是自杀还是被人勒死，引起霍桑、包朗和警探汪银林不同的看法。在尸体的内衣袋里找到一封署名薄一芝的信，似乎同死者关系甚密。老妈子说朱医生昨夜出诊沈家。霍桑、包朗去沈家调查，却被告知昨夜沈家并未请朱医生出诊。后来调查到沈家女子咏秋钟情于薄一芝，曾经请朱仰竹出诊，探听薄一芝与朱仰竹的关系。尸体解剖证实朱仰竹为自己吊死，而非被人勒死。薄一芝找上门来，辩白其与朱仰竹之死无涉，并提供了觊觎朱仰竹的纨绔子弟孙仲和有嫌疑。霍桑、包朗去孙仲和家调查，孙仲和否认了昨夜请朱医生出诊，霍桑在他家地上发现两个泥点，判断为朱医生手提皮包的印痕。孙仲和在家中被人刺死，却有一女子打来电话，要求孙仲和兑现钱款。霍桑发现孙家书桌上小瓷钟和银质古瓶台灯失窃。经查证偷走东西的是孙家的车夫，因为帮孙仲和处理朱仰竹尸体却未得到酬劳，证实了朱仰竹因受辱在孙家自尽，却被移尸回诊所。霍桑推断孙家的老仆刺杀了孙仲和，目的为替朱医生复仇。经过细致分析，霍桑得出了孙仲和为自杀而死，被老仆刺中时其人已死，其夫人卷款离去。小说在纷繁的头绪中剥茧抽丝，在设置了诸多疑点的过程中，通过调查分析，逐渐理清线索，尾声的出人意料中，使真相大白。在周密的调查、严谨的推理中呈现出情智结合的特征。
陆澹安的《李飞探案》“思想缜密，布局奇诡，使人莫测端倪，大得一般读者的喜欢”（注：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57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棉里针》中，亚东公学的寄宿生三年级许幼兰报告一套绒衫裤失踪，同宿舍的王仁荣的金表不见了，郑季荪的八十元钱不见了，只有徐义生未丢失东西。经过李飞的仔细探察，排除了诸多疑点，发现了许幼兰被絮上一枚针，新缝的蓝线针脚参差不齐，通过当众拆开许幼兰被褥，发现他的绒衫裤竟被缝在被子里，从而侦破了案件。李飞推断说：“十三号里一共四个人，倒有三个人失掉东西，论理自然是那个没丢什么东西的徐义生最为可疑了。但是徐义生倘然偷了这些东西，为何还要当掉一件皮马褂呢？……据我看来，最可疑的便是许幼兰了。他虽然第一个来报告，说是失了一套绒衫裤，你想一套旧的绒衫裤所值几何？……后来我偶然查看告假簿，方知昨天下午许幼兰因为头痛请假没有上课，大凡寄宿生请了病假，当然睡在寄宿舍里，这就是偷东西的好机会了。”观察的细致、分析的缜密，使合情合理的推断中充满着睿智。
在谈到侦探小说的特性时，程小青将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作比较：“如流行通俗的施公案、彭公案和龙图公案等，虽已粗具侦探小说的雏形，但它的内容不合科学原理，结果往往侈述武侠和掺杂神怪，这当然也不能算是纯粹的侦探小说。”（注：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第83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他强调了侦探小说必须合科学原理，反对侦探小说中侈述武侠和掺杂神怪。在鸳蝴派作家的侦探小说中，常常注重以吻合科学原理的分析推断破案。在《案中案》里，程小青在朱仰竹受孙仲和之辱自杀而死、老仆刺杀了孙仲和的案情明晰后，霍桑通过科学的分析得出孙仲和死于自杀的结论，他分析道：“你岂不见他背上的伤口外面丝毫没有血迹？否则他何以甘心受刺，绝没有抗拒的痕迹？”“据检验的何乃时医士说，孙仲和实在是由于服了过量的安神药水致死，又因酒精的助力，死得更迅速。当老仆陆全举刀行刺的时候，他的血运早已停止，故而陆全实际上没有杀人……”这些根据科学原理的分析判断，充满着理智色彩。
鸳蝴派作家的侦探小说常常涉猎犯案者觊觎财产追逐情色的内容，在小说中常常呈现出侦探们体谅民情关注下情的意味，侦探小说内蕴的扬善惩恶的道德伦理形成了作品情感的核心。周密的调查、细致的分析、严密的推理、科学的判断，构成了鸳蝴派侦探小说情智结合的叙事特征。
四
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大多习惯于顺时序地叙写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在西方侦探小说叙事方式的影响下，鸳蝴派作家们模仿西方小说的叙事，采取悬念倒装的叙事方式。
鸳蝴派作家们在侦探小说创作中努力设置悬念，起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程小青的《舞宫魔影》以广寒宫舞场红舞星柯秋心的死构成悬念，在谁是凶手的悬念中涉及到诸多可疑人物：无赖陈大彪、张小黑欲抢她脖子上的项链；纱厂经理贾三芝纠缠她不择手段；落魄舞女徐楚玉嫉妒她的走红；文学家杨一鸣邀请她同去普陀山；杨一鸣的新娘妒火中烧……在种种疑点中却另辟蹊径，得出凶手为从精神到肉体都控制着她的表哥王百喜。在逐层深入的探案过程中，排除诸多疑点，引出了罪魁祸首。孙了红的《三十三号屋》以富庶地区空关的三十三号屋连续两个看房客无故失踪构成悬念，侠盗鲁平为弄清此事住进此屋，发现对面四十三号屋阳台上不断变换着8张纸牌的排列，后弄明接受信息的为三十四号屋，屋主为古董收藏家的偏房，了解到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游戏。鸳蝴派侦探小说常常以惊异诡谲的事件构成悬念，又往往以非常人的思路将悬念推入深处，将读者引领至迷离奇异的案情之中。程小青《第二弹》开篇一陌生人死在主人的书房里，主人却神秘失踪了；《灰衣人》开篇在街上散步的包朗与飞奔而来的人撞个满怀，紧接着一颗子弹向他飞来。孙了红《鬼手》开篇女主人凤霞疲惫不堪躺在床上，突然有两只手摸她的颈项，有一只手冰凉如鬼手，她却无力睁开眼睛；《蓝色响尾蛇》开篇大雨滂沱之夜，昏黄的手电筒灯光下，空旷的大厅中照见了一具面带笑容的尸体。陆澹安《隔窗人面》的开篇许志良之父见隔壁窗户上一人影而神情恍惚，在惶恐紧张中遽然去世；《夜半钟声》开篇大中华函授学校一张几千元的学费存单不翼而飞，校长冯逸庵却昏睡于帐子中。俞天愤《白巾祸》开篇苏州客人贾征祥失窃了一只价值三千元的钻戒，一个命案现场却发现贾征祥的白纱巾；《黑幕》开篇上锁的柜子中四幅古画在夜间居然自动调换了方位，柜子只有一把放在主人身上的钥匙。鸳蝴派作家们大都用奇异诡谲的事件，构成作品开篇的悬念，吸引读者循着案件的侦探过程深入到情节之中。
镜性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做小说第一须认定小说不是笔记，不是史乘。也不是演说……虽然说要老实，但是不可没有曲折，譬如一件事情结果很平常的，最好设法避去，或者写在中段。在小说里的一个人物，随便在口了带了一句，或者一件事情的原因是很奇特的，做书的不忍把他开场时用去，就应当设法写在一篇的结束。大概倒叙体的小说总比顺叙体的小说出色，并且容易做。有时可以把一件事的原因变写成了结果。”（注：镜性《论有价值小说》，《半月》第1卷第2号，1921年10月1日。）鸳蝴派作家们在许多侦探小说中尝试着以倒叙的叙事方式结构作品，使其侦探小说具有与传统公案小说不同的新意。
陆澹安的《隔窗人面》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有着倒叙的意味。将许崇仁见到隔窗人惊恐而死，与20年前的恩怨联系起来，通过李飞的探案，揭破了案件的真相，也道出了隔窗人是许崇仁的仇人浦润生的隐秘。20年前，许崇仁与浦润生以偷盗为业，他们偷盗来的钱财让许崇仁保管，浦润生被捕入狱，许崇仁不仅不设法搭救，反而将钱财占为己有。20年后，出狱后的浦润生千方百计寻找到许崇仁，许崇仁因此而自杀身亡。孙了红的《血纸人》将卧病在床的王俊熙经常看到一张浸满鲜血的血纸人，与12年前的案件联系起来，使作品具有倒叙的色彩。经过医师余化影调查，了解到以血纸人企图置王俊熙于死地的竟然是王俊熙的妻子和助手邱仲英。12年前，浙江边远山区一个小镇客房招待员王阿灵接待了一位携带包袱的来客，得知包袱中有大量金钱后，王阿灵将写有镇上孩子生辰八字的小纸人放在来客包袱中，诬陷来客为攫取孩子的白莲教，引起镇上人们的公愤，来客被处以剖腹刑，来客临死前诅咒道：“是谁害死我的，谁要遭更惨的报应！”王阿灵即王俊熙，其妻即是来客之女。小说在因果报应式的结构中，使小说有着倒叙的色彩。
五
阿英谈到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时，认为当时翻译的视阈从政治的，到教育的、科学的，“然后才从政治的、教育的单纯的目的，发展到文学的认识。最后又发展到歧路上去，于是有大批侦探翻译小说的产生。”在探究侦探小说在中国抬头并形成风气的原因时，他指出：“其主要原因，当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抬头，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两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呼应起来，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新庵），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并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注：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可见晚清时期侦探小说翻译对于当时文坛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至形成侦探热潮，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其特点是翻译数量之多，涉及面广，翻译队伍庞大，速度快，几乎与原著者的创作同步。1907年之后，究竟翻译了多少部侦探小说，至今尚未有完全的统计，保守的估计当在400部（篇）以上。”（注：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第15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英国亚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奥斯汀的《桑狄克侦探案》、美国埃德加·爱伦·坡的《杜宾侦探案》、尼科拉司·卡特的《聂格卡脱侦探案》、英国狄克·多那文的《多那文包探案》、法国纪善的《高龙侦探案》、哈华德的《海谟侦探案》、玛丽瑟·勒勃朗的《亚森罗蘋奇案》等，先后被翻译成中文，程小青、孙了红、张碧梧等鸳蝴派侦探小说家大多翻译过外国侦探小说，这对于中国近代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张碧梧在《双雄智斗记》的叙言中就说：“英国柯南道达利勋爵所著之福尔摩斯侦探案说部，不下数十种，案情之离奇，结构之缜密，观者莫不拍案叫绝，叹为仅有。吾友程子小青素工译述，近年来更著东方福尔摩斯侦探案，已成若干部，其离奇缜密处，较之柯氏殊不多让，东西媲美，相得乃益彰焉。顾西方尚有所谓侠盗亚森罗频者，尝与福氏一再为仇，各出奇能互不相下，诡谲胆慑矣。周子瘦鹃译有福尔摩斯别传犹而登，即记此事者。今者东方之福尔摩斯既久已产生，奚可无一东方亚森罗频应时而出，以之与敌，而互显好身手哉？仆也不才，承周子之嘱，敢成此双雄斗智记。为顾全吾书之意旨起见，不得不誉扬东方亚氏之能，而稍抑东方之福氏，程子得弗怒吾冒渎耶。”（注：转引自汤哲声《善写家庭奇案的侦探小说家——张碧梧评传》，见自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第335～336，339页，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可见外国侦探小说对鸳蝴派侦探小说影响之深，无论在人物的设置、结构的安排、情节的构想、叙事的方式等方面，都给予鸳蝴派侦探小说的创作以直接的借鉴与启迪。因此张碧梧说：“我国作者做侦探小说的程度实在幼稚得很，这是毋无庸讳言的，所以不妨把外国的侦探小说尽量翻译当作研究的一助。”（注：转引自汤哲声《善写家庭奇案的侦探小说家——张碧梧评传》，见自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第335～336，339页，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在外国侦探小说的影响下，鸳蝴派的侦探小说形成了“福尔摩斯探案”智探模式（如《霍桑探案》、《蝶飞探案》、《宋悟奇新探案》）、“亚森罗蘋奇案”侠盗模式（《侠盗鲁平奇案》、《东方亚森罗苹》）、“杜宾侦探案”业余探案模式（《李飞探案》、《胡闲探案》）等。
1905年，定一在《新小说》上撰文说：“吾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且侦探之资格，亦颇难造成名。有作侦探之学问，有作侦探之性质，有作侦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故泰西人靡不重视之。俄国侦探最著名于世界，然吾甚惜中国罕有此种人，此种书。”（注：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3号。）鸳蝴派的侦探小说作家的出现，填补了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空白。“当时的一些名小说家也创作不少侦探小说，如王汉章的《金沟盗侠》，包天笑的《女装警察》，天虚我生的《衣带冤魂》，俞天愤的《柳梢头》、《烟影》，程小青《花石曲》、《司机人》、《石上石》，贡少芹的《化装美人》、《女红薇党》，顾明道的《灯光人影》等。这些根据世间案例，警匪佚闻师法泰西侦探小说而创作的中国侦探小说，虽然还显幼稚，但这种尝试毕竟是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平铺直叙写法的突破。尽管这种模仿还未得西洋侦探小说的真谛，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开山业绩，因为中国的侦探小说正是由此而生而长。”（注：于润琦《我国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伦理卷》第7～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7月出版。）鸳蝴派的侦探小说作家成为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的主力军。
在鸳蝴派的侦探小说大量出现中，叙事方式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在白话成为其侦探小说主要语言中，在侦探小说叙事方式上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使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转向现代侦探小说创作迈出了十分坚实的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