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迁都大梁时间考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梁论文,时间论文,梁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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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惠王迁都诸说及其根据
（一）四年说
此说见于《今本竹书纪年》。（惠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
（二）六年说
《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
《汉书·高帝纪》：秦二年十二月魏人周市略地
沛……。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
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李民、杨择令、孙顺霖、史道祥《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均作惠王六年。
（南宋）罗泌《路史·国名记》：魏惠六年自安邑迁大梁，遂曰梁。
（三）九年说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骃案《汲冢纪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从之。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纪年》以为惠王九年，盖误也。
杨宽《战国史》从九年说。
（四）十八年说
吴汝煜《关于魏国迁都大梁时间》（见中华书局编《文史》第十九辑，1983年8月份）
略称《纪年》所记惠王六年迁都大梁说，三见于后世引文中，很可能为十八年之误。古书靠抄写流传，六与十八每形近致误。如《史记》中田敬仲完世家系、六国年表记齐桓公在位年数均作六年，而《竹书纪年》作十八年。近年出土的《陈侯午敦》记有齐桓公十四年事，证明六年为十八年之误。而且十八年四月甲寅应为四月初一，朔日一般认为是吉日，正是迁都时的良辰。（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十八年四月朔为辛卯，甲寅则为二十四日）
（五）二十九年说
《史记·商君列传》：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纪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我西鄙。则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
（六）三十一年说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
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从之。
以上六种说法各有所据，这是目前纷争的主要原因。
二、迁都六说之辨证
（一）在六种说法中，四年、六年、九年三说都源于《竹书纪年》一书。因此，弄清此书是关键所在。据记载，西晋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人不准（人名）盗掘了战国国君（据《纪年》所记，止于梁襄王，并称其为今王，此墓主应为梁襄王）的坟墓，出土了大量殉葬品和竹简，盗掘时还用竹简来照明，以致烧掉了很多。官府得知后，检得竹简几十年。这种竹简每根长二尺四寸，上用漆写古文字四十个，当时这种古文字已乏人认识，因形似蝌蚪，称作蝌蚪文。后经学者荀勖、和峤、束晳、卫恒和杜预等人整理、研究，将其释译改写出十多万字共七十五篇文字（完整的六十八篇，残缺的七篇）统称为《中经》或《汲冢书》。其中有《纪年》一收，据《晋书·束晳传》说为十三篇，《隋书·经籍志》说为十二卷，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说为十四卷。此书后来被称为《古文纪年》或《汲冢纪年》。（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时，特加以“竹书”二字，此后就称为《竹书纪年》了。
《竹书纪年》中所记的史事与当时传统的史学观点不合，遭到传统派学者的非难与排斥，唐朝以后逐渐散失，至北宋末年已亡佚大半，南宋时就只存四卷了。但明代嘉靖年间却出现了分上、下卷的《竹书纪年》，内容与原本不同，学者称之为《今本竹书纪年》。经清代学者考定《今本竹书纪年》是明代人范钦的伪作。清代学者对古本《竹书纪年》的辑佚，作了艰巨的工作，最有成就的当推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和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还对《今本竹书纪年》进行疏证，对其所记条文“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证，无用无证，则废此书可。”
近年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并不全伪，某些方面仍不失参考价值。美国个别学者，甚至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
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意见及《竹书纪年》的流传经过，我认为。
1.四年说仅见于《今本竹书纪年》，古籍中没人引用过，这是明代人的说法，诚如王国维所评论“事实既见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因此四年说明显地不具权威性，应予以排除。
2.六年与九年说，宋代以前人都引用过，这说明《竹书纪年》当时很可能有二种不同的版本，宋代以前印刷术还没有普遍应用，主要靠手写笔录来传递信息，抄录、校对不慎以致讹错是在所难免的，那末究竟哪个对，哪个错了呢？
两者都提到了四月甲寅，为我们找到了判断正误的钥匙，我们可以错助历法的推算来解决这桩公案。
根据东周的历法，是采用建子，即以十一月为正月（另据竺可桢考证，东周为建丑，即以十二月为正月），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已自行其是。鲁国行建子，《春秋》用的是周历。魏国行建寅，用的是夏历，（晋）杜预称：“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元月也。”以此推算，九年四月朔为己末，四月内只有甲子、甲戍、甲申三个甲日而无甲寅。六年四月朔为丙午，初九日即为甲寅（此为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及李民、杨择令、孙顺霖、史道祥《古本竹书纪年译注》采用的推算法。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六年四月朔为辛丑，甲寅为十四日；九年四月朔为癸丑，甲寅为初二，但此说一般未予采用）。
历法的推算，排除了九年四月甲寅的说法。唯一合乎历法的只有六年四月甲寅（初九）这一说法为可信了。
（二）十八年说是根据畏秦而迁都的思路来考虑的，特别是商鞅和徙都连在一起，认为迫魏迁都是商鞅入秦以后提出来的战略目标。近人研究魏迁大梁后所行各事如开凿大沟、拓垦逄泽，数次征伐赵、韩、燕等国，又与齐、楚争雄，会诸侯于逄泽，乘夏车、称夏王，天下皆从，并与诸侯会于徐州相互称王，这些举措显然是企图争霸中原。畏秦与争霸向来有争议，这里不再作深入探讨。桂陵之战可对十八年迁都说一个明确的答案。
桂陵之战，《古本竹书纪年》记于十七、十八两年间，《史记·魏世家》记于惠王十八年。在记载这次战争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记有：“孙子曰：‘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处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在另一文献《孙膑兵法·禽庞涓》中亦记载着：“昔者，梁王将攻邯郸。……孙子曰：请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以寡。于是为之，庞子果弃其辎重，兼取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庞涓。”两条文献材料都将魏国称为梁国，魏军称为梁军，并以大梁为魏国的必争之地，是魏国的心脏。魏国称梁是在迁大梁之后，正如《汉书·高帝纪》文颖注：“魏徙都大梁，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孟子》称魏惠王为梁惠王，即是。”
关于十七、十八年的差别，有人认为是十七年底攻邯郸，十八年发生桂陵之战，有人认为可能是历法计算问题。总之，如果在十七年魏国已称梁国，则就不存在十八年迁都之说。如果说在桂陵之战前迁都，试想那时魏军正全力在邯郸作战，怎会有迁都的壮举。从十八年出现桂陵之战和迁都两件魏国的大事来看，桂陵之战是历史事实，而此年同时迁都之说是不可信的。
（三）二十九年说，是根据《史记·商君列传》中（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的说法，其中心意思是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梁西鄙，魏遂徙大梁。此说纯属司马贞一家之言。商鞅（一称卫鞅）曾于秦孝公十年（魏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2年）“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史记·商君列传》）如果那时安邑还是魏国的都城，魏国不早就灭亡了吗？如果说早就迁都，怎会重又迁回，又怎能在十年之后等到惠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2年）才迁都。另外《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孙膑兵法》早在桂陵之战（公元前354-353年）已称魏为梁（引文见前）。因此，二十九年说一向不为人重视，亦无人引用，其理已自明。
（四）三十一年说，出自大史学家司马迁，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时采用其说，影响较大。但《史记》也决无疏失之处。三十一年说《史记》中仅见于“魏世家”而不载“六国年表”及“秦本纪”。另外在“商君列传”中列为马陵之战之次年，而同一本《史记》则在马陵之战前十二年的桂陵之战中已提到“梁赵相攻”和“大破梁军”，同书记载互异的事实，前人早已指出这是司马迁的一个失误。《竹书纪年》和《孙膑兵法》都是早于《史记》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孙膑兵法》是近年才出土，魏、梁二字形体不同，不会出现辨认困难，也不存在传抄差错的问题，因此三十一年说，自不足据。
三、梁惠王迁都之确切年代
根据以上的辨析，在历史上梁惠王迁都年代虽有六种不同的说法，各自引用不同的古文献作依据。但古文献中由于传抄差错，也有故意作伪的活动，通过对比考虑，排除不切实际的因素，在六种说法中以梁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四月初九（甲寅）比较合理，且与早于《史记》的《竹书纪年》及《孙膑兵法》相合，是较为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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