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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辑学在中国“破土”
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
1949年3月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了国民大学教授李次民先生的讲稿——《编辑学》，这大概是中国的第一本编辑学著作。这本书只在个别章节中讲到期刊的编辑工作，大量的篇幅是讲新闻编辑学，说明当时的报纸很重视编辑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新闻出版工作也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对编辑人才的需求倍增。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新闻系，并设置了编辑出版专业。根据教学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56年8月翻译出版了苏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4年10月出版的《书籍编辑课教学大纲》，作者是Κ·и·倍林斯基，中译本名为《书籍编辑学教学大纲》。这是新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编辑学著作。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先后出版过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张觉明的《现代杂志编辑学》、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和荆人的《新闻编辑学》，还出版过陈世琪的《英文书刊编辑学》，其中《杂志编辑学》多次再版，说明港台对报刊编辑工作是很重视的。
2 编辑学研究的起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新闻出版工作突飞猛进。以1983年胡乔木同志致信教育部，倡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学专业为契机，北大、南开、复旦三所大学试办了编辑学专业，此后清华、武大、河南大学等也相继设立了这个专业。编辑学专业正式列入了高校本科的专业目录。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研究工作”，从此我国出版理论研究走上了历史上空前繁荣的道路。1984年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1985年3月21日正式成立，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和建立编辑学、出版学、图书发行学，并且立即着手组织编写图书编辑学、期刊编辑学和编辑学论文集等书稿。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1～1990)，共出版编辑学著作14种（不含港台），其中1/3是由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领导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籍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8月23日，10月初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实用编辑学》（阙道隆主编），这本书在出版以后的几年里，曾成为培训编辑人员的主要教学用书。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编辑学著作，有《报纸编辑学》（郑兴东等著）、《编辑学论集》（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科研处编）、《实用编辑学概要》（俞润生编著）、《编辑学概论》（朱文显、邓星盈著）、《图书编辑学概论》（高斯、洪帆主编）、《编辑学概论》（肖汉森、戴志松、曾毓英、彭守权主编）、《编辑学论稿》（刘光裕、王华良著）、《书籍编辑学简论》（张玟、林克勤著）、《科技编辑学概论》（王耀先主编）、《编辑学通论》（王振译、司锡朋主编）、《社会科学期刊编辑学》（李学昆主编）等。这是一批拓荒之作，它提出了问题，阐明了观点，规划了内容，构建了框架，是编辑学走向科学的先导，也是编辑学崛起的表现，并为以后的编辑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在这10年中，编辑理论和编辑业务的研究也蓬勃发展，有影响的著作有曾彦修、张惠卿等著《编辑工作二十讲》、戴文葆等著《编辑工作基础知识》、金常政著《百科全书编纂概论》和《百科全书及其编辑研究》、书君宜著《老编辑手记》、杨牧之著《编辑艺术》。编辑史和人物研究方面的成果有韩仲民著《中国书籍编纂史稿》、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姜椿芳著《从类书到百科全书》、赵家壁著《编辑生涯忆鲁迅》、汪绍曾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汪家熔编著《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钱小柏、雷群明编著《韬奋与出版》、费孝通等著《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编《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伍杰著《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丁景唐主编《中国现代编辑家的编辑生涯》、陈原等编纂《商务印书馆大事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下编）》。
在这10年中，对国外编辑工作的研究和翻译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主要译著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刊出版活动》（周文熙著）、《列宁与编辑出版工作》（林穗芳编著）、《科技书刊编辑工作》（奥康诺尔著，王耀先译）、《编者与作者之间——萨克斯·康明斯的编辑艺术》（多萝西·康明斯著，林楚平等译）、《编辑工作原理与方法》（米利饮著，李文惠译）、《85次喜与忧——一个编辑的思考》（塔波·伏优科娃著，屈洪、宁宝双译）。
在这个时期中，有关编辑工作的工具书和百科全书的编纂，成绩卓著。
边春光主编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引人注目，这本书比较好地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编辑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是有史以来在编辑工作方面的第一本百科全书。对编辑工作阐释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出版词典》，也是在这个时期编纂完成的。
我国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新闻出版卷》，还刊列了戴文葆编撰的特大条目《编辑与编辑学》，表明了社会对编辑学的认同。《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历代的编辑事业和编辑家的活动，并以专章介绍了当代中国的编辑出版研究。
同时，《编辑社会学》、《编辑心理学》、《编辑思维学》等多种著作的出版，反映了编辑学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这10年中，编辑学研究有了一批自己的阵地。继中国书籍出版社之后，山西建立了出版类图书的专业出版社——书海出版社。山西的《编辑之友》是最早创办的编辑出版类期刊，此后创办的《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编辑学刊》、《出版科学》都是编辑学学科建设的鼓动者和参与者，在国内外具有很好的影响。
编辑学研究正是这样起步和崛起的。在这10年中，它亮出了牌子，形成了队伍，建立了阵地，出版了第一批著作。
3 编辑学研究的发展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学研究起步、崛起的年代，那么在90年代即20世纪最后10年则是编辑学研究深化、发展，结出更多硕果的年代。
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发生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
继1986年上海编辑学会和1987年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的成立，1992年10月，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编辑学会正式成立，编辑学界有了自己的组织，为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引导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湖北、江苏、天津、辽宁、河北、湖南等省市也成立编辑学会，对当地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高等学校的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有了较大发展，目前已有30所高校设立了这个专业，是20世纪80年代的两倍。有近10所高校招收以编辑出版学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有的开办了研究生班。河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大、山西师大等还建立了编辑出版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正在积极开展工作，有的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编辑出版学的教研队伍得到壮大，特别是有一批学历较高的年轻教研人员的积极参与。他们思想敏锐，接触信息多，又善于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编辑出版学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
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我国共出版书名上有“编辑学”字样的编辑学著作62种（含台湾1种），不仅有书、报、刊编辑学，而且有广播、影视、摄影、图片、新闻栏目、版面等方面的各种门类的编辑学。
这些书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概论性教材性的，如钱柏诚主编的《图书编辑学概论》、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著《书籍编辑学概论》、郑兴东主编、徐怀玉副主编《报纸编辑学教程》、蔡雯著《现代新闻编辑学》、吴飞著《新闻编辑学》、庞家驹主编《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徐柏容著《期刊编辑学概论》、奚尧生、孙秋生、丛林主编《学术期刊编辑学研究》。二是理论性的，如顾荣佳、王德年、马国柱著《编辑学的文化思考》、雷起荃主编《学术编辑学研究》、王振铎、赵运通著《编辑学原理论》、刘光裕、王华良著《编辑学理论研究》、钟立群著《新闻编辑学研究》、邵京起著《当代编辑学思维》、徐柏容著《书刊编辑学系列——创意论》，还有几本论文集，如《论编辑和编辑学》、《编辑学纵横谈》和《编辑学研究文集》等。三是观点摘录，主要有朱美士主编《编辑学概览》、向新阳主编《编辑学概览（续编）》。四是以实用性为主的著作，如：王瑞棠主编、曹仁义、汪苏华副主编的《广播编辑学》、林永仁、杨尚聘、熊庆文编著《小型报纸实用编辑学》、张晓菲著《影视编辑学》、任根珠著《实用版面编辑学》、刘志筠、宋方著《电子新闻媒介栏目编辑学》、康大荃著《摄影图片编辑学》等，这些书视觉较宽，涉及面也广。
在这段日子里，还有一些书，如刘杲著《出版论集》、戴文葆著《寻觅与审视》、林穗芳著《中外编辑出版研究》、赵航著《选题论》，虽然未用“编辑学”命名，但书中不少内容涉及编辑学研究，并有自己的创见。
总的说来，在这10年中编辑学著作为数众多，成果不少，这是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研究的继续，是在前10年基础上的新发展。这些著作大多议题专一，观点鲜明，各有特色，它们的问世，是编辑学学科建设的一次攀登。
对编辑实践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20年来，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编辑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探索和认识这些问题，始终是我国编辑出版研究的工作重心。中国编辑学会成立以后，更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图书质量滑坡，市场无序突出，编辑工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成为出版界内外关心的热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在出版工作中日渐凸显，作为精神生产的出版工作，如何既按经济规律办事，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还是不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新的形势下，编辑究竟应该如何工作，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编辑策划与案头工作的关系等问题，都摆到了研究者面前，中国编辑学会和其他有关部门召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报刊也发表了许多论文。对这些问题的研讨是有成效的，它不仅提高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实际的编辑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研讨中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要保证图书质量，必须贯彻新闻出版署公布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并在这个前提下，严格按照编辑规范操作，做到规范化和创新相结合。根据这种形势，中国编辑学会于1995年初决定编撰《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并且委托湖北省编辑学会负责。湖北出版界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组织了专门小组，由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蔡学俭具体负责并执笔来完成这项任务。经过反复研讨，并在1996年中国编辑学会第三届年会作为中心议题进行讨论，又多次征求京内外专家的意见，几易其稿，《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终于在1997年7月完稿，9月上报新闻出版署。1998年由新闻出版署图书司以文件形式转发，“供全国出版社参考”。这个《规程》讲了图书编辑工作的性质、方针和任务，编辑工作的基本过程，应该完成的要求和如何完成的做法，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既总结了实践经验，又注意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基本规程与积极创新相结合。目的是使编辑工作做到精细有序，保证图书的质量。只要认真贯彻，必将收到良好的效应。
《规程》的研讨告诉人们，讨论当前实际的编辑工作，不仅要研究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而且要不断提高对编辑工作性质、职责、基本制度的认识，分析它在新形势下的要求和特点。为此，又开展了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三审制”，编辑室工作和编辑室主任的职责和任务，以及责任编辑的地位、工作范围、职责，新形势下编辑工作新特点等问题的讨论。这些专题讨论，比较及时，切合实际，针对性强，对实际工作有一定帮助，更重要的是，它使编辑学研究能够不断地吸取新鲜经验，丰富理论内容，有利于探索编辑规律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形态，促进编辑学的学科建设。
4 世纪之交的迈进——学科建设若干重点工程的启动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到了世纪之交也就是1999～2001年这段时间里，编辑学以新的姿态，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开始进行探索。
4.1 由各种门类编辑学向普通编辑学发展
1995年，中国编辑学会根据高等院校编辑学专业教研人员的要求，提出编写《编辑学理论框架》的任务。从1996年4月起，以天津市书刊编辑学会提出的框架为基础，进行了多次讨论。1997年9月，以此为中心议题在银川召开的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进行了研讨。在讨论中，与会者提出：要建立什么样的编辑学理论框架，是图书的，书报刊的，还是涵盖各种媒体的？经过反复酝酿，问题又集中到涵盖各种媒体的普通编辑学能不能建立？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尤其是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有没有共性？如果只有各自的个性（特殊性），没有共性，那么，建立普通编辑学就不可能。学界经过3年的思考，在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有些专著还对有关问题作了论述。2000年3月，中国编辑学会在北京召开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邀请一批有编辑学专著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和高等学校的教研人员参加了会议。讨论的问题有：(1)关于多种媒体编辑活动有没有共性的问题。与会者认为，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制品等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有个性也有共性，这是肯定的。也有的同志认为，共性有，但比较难概括。有的同志认为，多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一是编辑学体系一般包括总论和分论。分论即部门编辑学，如音像编辑学、书刊编辑学等。总论的内容，如编辑的概念、性质和作用等，这些总论就是共性。二是多种传媒编辑活动的共性可简单地表述为：开发选题、选择和加工作品以向公众传播。三是共性就是为了传播、积累文化，对精神产品进行策划组织、选择优化和编排组合工作。四是创意、优选、优化、组合等编辑活动的特征是书、报、刊、广播、影视、音像制品等普遍存在的，这些就是共性。与会者认为，考察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把个性指出来，再找到一些横切面，就可以发现共性。(2)关于涵盖多种媒体的普通编辑学能不能建立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不同类型图书的编辑活动虽有很大差异，但不妨碍寻找共同点，写出图书编辑学通论。不同传媒编辑活动之间的差异很大，并不否定其共同发展规律的存在，问题是我们认识不认识或认识深浅而已。在科学认识各种传播媒介共性的基础上建立普通编辑学，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尤其在出现多媒体和网络以后，出版媒体编辑特别是音像出版物编辑和影视媒介编辑彼此越来越接近，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这种趋同的倾向日益明显，一种意见认为，1999年版《辞海》，说“编辑”是“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工作”，“是传播媒介工作中的中心环节”。这将有助于认识编辑活动的特点与共性，为普通编辑学的建立提供佐证。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出版的编辑学专著已有好几十种，不仅有图书、期刊编辑学，还有新闻、广播、电影和影视编辑学。有人还在研究电子出版编辑学。这些书充分论述了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特点，从这些特点中可以抽出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可见建立普通编辑学已有很好的基础。再说，现在已经有了《编辑学原理论》、《编辑学理论纲要》、《编辑学基本原理》等书，可以说普通编辑学的初步形态已经萌现，这说明建立普通编辑学的条件是很好的。会上，刘杲作了颇有见解的讲话。他说：搞普通编辑学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不同传媒编辑学本身发育状况不同，有的发育还不够。但是，事情在向前发展，普通编辑学早晚会建立起来。
4.2 关于《编辑学理论纲要》的讨论
经过这次会议，建立普通编辑学的问题取得一定的共识。但是，还是存在一些疑虑，如有人认为，依据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建立普通编辑学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这样宏观的编辑学的实际效用如何？普通编辑学涵盖的媒体范围究竟以多大为宜，或者说根据目前学界对多种媒体编辑活动认识的程度和有些学科本身的发育情况，在编辑学理论框架中，对这个问题究竟如何处理才比较合适。为此，中国编辑学会于2000年召开了编辑学理论框架座谈会进行了专门讨论，会议着重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1)建立什么样的编辑学理论框架。有的同志提出，要总结十多年来各种媒体的分支编辑学研究成果，建立一门通用的编辑学理论，使它能像新闻学、教育学、语言学、文艺学等学科那样，列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系统之中，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至于说，普通编辑学对某一个具体媒介的从业者来说有多大用处，认为不能以狭隘的实用观点看待。理论从来都是抽象的，它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编辑理论对任何一位编辑职业工作人员来说是一种应该具备的素质，对自己从事职业的性质、意义、前景、价值的理解和信念，并不是仅仅学会实用技能就可以自发获得的，编辑的专业理念是由普通编辑学理论培养起来的。(2)编辑学理论框架涵盖的范围。有的同志认为，从现状看，书、报、刊编辑学研究发展较快，有的媒体编辑学发育不全，“框架”能否把所有媒体的编辑活动都包括进去，值得研究。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同传播媒体的编辑活动虽有较大的差异，但有普遍性的东西、有共同规律可以总结。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普通编辑学理论框架，应该涵盖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有的部门编辑学，虽然目前看来还发育不够，但作为编辑活动来说，它离不开某种共同规律，应该是有基础的。会上还涉及到一些其他问题，如编辑学的学科定位、编辑学的理论及编辑活动的规律、编辑学学科的起点及终点和编辑模式等。
编辑学理论框架问题的提出，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1988年初，杨焕章发表了《当前编辑学研究的任务》的文章，指出“所谓编辑学体系，实质上就是编辑学诸概念之间、诸原理之间以及概念与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是“揭示这些内在联系”。阙道隆发表了《建立和完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的文章，提出了12个研究课题。认为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和交流的基础上，“可以形成一种或几种比较公认的编辑学理论框架”。1999年，刘杲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追求：编辑学》的文章，对编辑学的研究目的、性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编辑的地位以及关于编辑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作了阐述。他说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在推动编辑学理论框架的研究。林穗芳、逸士也分别就《编辑学理论纲要》发表论文，阙道隆并就《纲要》提出了具体的“构想”。这些都大大推动了《编辑学理论纲要》的研究。2001年4月，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对研究编辑学理论框架的目的、意义和基本内容，涵盖的范围以及有利条件等作了分析和说明，并且把它作为今后学会的重要工作加以强调。
2001年下半年，阙道隆提出了《编辑学理论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初稿。《纲要》全文5万余字，除导言外，分为13章，包括编辑概念、编辑活动、编辑过程、编辑工作者、编辑与作者、读者（受众）、编辑与传播媒介、编辑与社会、编辑规律、编辑价值、编辑模式、编辑规范、编辑风格各方面。中国编辑学会为此召开在京部分专家学者座谈会进行讨论。与会者对《纲要》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认为是几年来探索编辑学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成果，将有利于编辑学走向成熟，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具体的修改建议。会后，作者又作了必要的修改。2001年第3期和第4期《出版科学》全文发表了《纲要》，编者还加了热情洋溢的按语。
4.3 关于编辑规律的探讨
在讨论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回答三个问题，即编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有人认为研究科学就是研究规律。根据这些主张，中国编辑学会召开了编辑规律专题研讨会，并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编辑规律的研究以及提出的各种观点。会上阙道隆提出“两个区分”和“两个了解”，即区分编辑工作的方针、任务、要求和编辑规律，区分编辑活动需要遵循的社会规律和编辑规律；了解编辑活动的本质和编辑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了解编辑活动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在《纲要》提出编辑活动三条普遍规律（即“尊重作者创作个性与编者选择把关相统一规律，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规律”）的基础上，补充一条，即“编辑活动的内容、要求与传播媒介的特点、功能相统一的规律”，说“这条规律反映了编辑活动与传播媒介的关系”。
杨晓鸣向这次研讨会提交了题为《认识和解构编辑活动的规律》的论文，认为：编辑规律是编辑活动的本质联系。“一切体现编辑活动过程的本质联系，从一个侧面制约着编辑活动过程，都可能是编辑活动中的一条规律”。他提出：“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是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即“举凡有编辑活动的地方，就存在着编辑主体通过编辑活动能动地参与社会文化大厦的构建，并同时要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作者、读者、社会制度、出版体制、自然条件状况等等）的制约、影响的现象”。
任定华提出：“编辑基本规律就是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的规律”。同时提出“在这一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也可以形成次一级的法则：即选择优化法则、加工创造法则、标准规范法则、媒体结合法则、扩散传递法则和完整美化法则”。认为“所有的编导个体与群体，在编导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法则”，它是客观的。
林穗芳认为研究编辑规律是编辑学学科建设中的攻坚项目之一，难度很大。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最高层次的规律，最好归纳成一条，其他法则处于从属地位。要是基本规律也列举多条，便没有主次之分了。他提出，传播媒介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在为作品的内容向公众传播作准备的过程中作者和读者／用户之间的供需关系的矛盾在全面而准确评价的基础上依照质量第一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加以调节和解决”。要点是全面准确评价，两个“第一”。
庞家驹集中讲了网络时代的编辑活动，他认为“交融性是网络时代编辑活动的一个新特征”。他说，“有一种现象：在不同传播媒介之间，一方会交叉利用另一方的优势功能，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存在价值，并协同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这种现象姑称之为交融性。这种现象，从多种媒介产生以来，实际上一直存在……光盘的问世，使这种现象开始显现。网络的兴起，由于其无比强大的功能，更使交融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这种相互的循环不息的运动，“应该是一种规律”。
有人主张研究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要从分析编辑活动的矛盾入手，认为编辑活动的矛盾很多，但基本矛盾是两个，即编辑与作者的矛盾，编辑与视听者的矛盾，其中编辑与视听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编辑与作者同处在矛盾的一方，即都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都是为视听者服务的，而视听者是被服务的。同时提出根据主要矛盾的状况，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即：编辑以众多的精神成果为基础，用优选、优化为手段，生产新的精神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视听者的需要，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说得简单一点，可说是“优选、优化规律”或称“二优律”。这里的“精神成果”是指原创作品，可再次利用的成品，也包括信息、各种资料或半成品。“优选”是指选题的创意、策划，作者的物色，稿件的审读、评价和取舍。“优化”是指加工、整理、装帧设计、美化，合理的编排和优化组合。根本目的是满足视听者的需要，为视听者服务，为传承社会文明服务（参见《探讨编辑规律，推进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出版》2001年第12期）。
刘杲强调要重视基本规律的研究。他认为编辑活动的规律，可以有特殊规律，普遍规律和基本规律。基本规律应是体现在古今中外各种媒体编辑活动中的规律，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性的，是全过程的，不是阶段性的，应当对编辑活动的其他规律有指导作用。因此说基本规律只有一个、不是很多个。基本规律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归纳的方法，是基于大量编辑实践的概括。他希望大家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努力，完成这个课题。
5 回顾与展望
综观20年来的编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是多数人的共识。当然有不足，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同时时代在进步，编辑学的理论应该创新，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不断前进。
回顾过去，编辑学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主要是：
5.1 不断拓展编辑学的研究领域
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研究可以说是从编辑业务开始的，如对编辑“六艺”的研究，几本实用性编辑学著作的问世，就是佐证。后来逐步发展到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各种门类编辑学的研究，又发展到关注电子出版和网络，直到建立普通编辑学的讨论。从业务到规范，从实践到理论，是符合学科建设发展规律的。今后要继续开拓编辑学的研究领域，包括编辑历史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有选择地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攻坚。
5.2 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编辑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必须更加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过去，我们对学科定位的研究，以图书编辑学为主攻方向的确定，对《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的讨论，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对编辑概念、规律等的探索，都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几年来编辑学研究能够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学科不同，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不同，和实际相结合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有的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只是提供一种观点，一种指导方法。加强理论研究，可以出人才，有利于培训队伍，可以从宏观上改变舆论氛围，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可以指导人们实践。这些都密切关系着实际工作。当然，也有的纯属具体业务，如有人问研究工作者：“现在有的刊物付酬很高，我们单位很穷，付不起稿酬，组不到稿件怎么办？”有的说：“现在投来的稿子很多，没有人看稿，怎么办？”可见，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很多，不是所有问题都属于理论层面上的问题。理论只能阐明立场、观点、方法。至于做不做，怎么做，还是要靠实践者去进行。现在编辑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只注意从其他学科的理论移植，不看中国编辑工作的实际，有的只注意“老一套”的研究，忽视新情况和新问题等实际工作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值得研究者注意，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5.3 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双百”方针是学术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20年来编辑学研究的根本方针，是编辑学发展的生命线，今后要继续坚持，特别是涉及不同观点、不同学派之间的问题，更宜审慎。要提倡讨论的方法，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对于学术批评，应该提倡，只要是建设性的，就应该吸取其合理部分。只有坚持真理，又善于修正错误，任何学术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即使有些观点一时统一不了，也可求同存异，让实践和历史作出判断。编辑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有广泛的实践领域，经验来自四面八方。所以，更需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
5.4 狠下功夫，总结经验，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坚持不懈
大凡要做成一件事，必须认真对待，狠下苦功，刻苦钻研，不能走捷径。实际工作发展很快，尤其像编辑工作这类精神生产活动，人文科学和高新科技对它都有重大影响，更需要关注现实，不断发展和总结新鲜经验，使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同时要认真读书，既要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又要着重掌握本学科的发展趋势。但是，现在有的研究者并不关心这些，只是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走已经走过的老路，造成不必要的重复。高尔基有句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培根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如果我们的研究者能踏上已有的“阶梯”，乘上已经启航的“船”，那么研究成果一定能事半而功倍。
5.5 知自己的不知，善于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在编辑学研究的队伍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有做了一辈子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有长期站在讲台上授课的教师，也有刚刚接手的新人；有搞自然科学的专家，也有攻社会科学的学者。可以说人才济济，各个方面都有。目前的问题是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如有的老专家现在不熟悉网络，一些年轻教师对网络很内行，但没有接触过实际的编辑出版工作，有的只知新闻，不了解出版，有的只知出版，不了解新闻，这都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融会贯通。因此必须强调读书，强调互相学习。
编辑学学科建设的进程不算慢，发展势头是很好的，相信今后会更快更好。
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