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政党论文,新时期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政党外交，指的是作为执政党的政治集团在对外交往特别是与其他政党进行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策取向、价值判断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原则，积极与外国政党开展多层次的对外交往。回顾过去，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难发现在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所遭遇的重重困难。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新时期中共政党外交进行分析，认为新时期中共政党外交遵从邓小平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对传统的政党交往原则和方式进行了可贵的创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不断加速发展的21世纪，中共政党外交所面临的任务和挑战还十分艰巨。
一
新时期政党外交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以这四项原则来处理和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它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并正式写入党章，此后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对党际关系进行了论述，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确定了以这四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同各类政党的关系。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了这四项原则，表明我党对这四项原则的高度重视。
（一）独立自主原则是发展党与党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四项原则的核心要素。按照各国国内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地解决本国党和国家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去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邓小平正是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大家庭”制，容易出现“大党”、“老子党”的深刻教训才提出一定要坚持以独立自主原则来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不管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各国党都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1](P.27)此外，在社会主义建设及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也反对以一国模式强加于人或者照搬照套。他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强调说：“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1](P.261)由此可见，独立自主原则在处理党际关系上表现为三重指导意义，一是把这一原则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二是主张各国党根据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选择并决定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三是反对各国党照抄照搬别国党的经验和模式。
（二）完全平等原则是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出发点，是独立自主原则的保证和补充。我们一贯认为，只有各国党一律平等，才有可能发展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坚持独立自主。大党与小党之间、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间、历史长的党与历史短的党之间尽管有某些方面的不同，但不能有上下尊卑之分。正因此，中国在饱尝某些大党以势欺人压人的痛苦之后，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党的党也应该是这样。”[1](P.236)
（三）互相尊重原则是处理党际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完全平等原则的外在体现。没有完全平等作支柱，党与党就不可能实现互相尊重；同样，没有互相尊重，就表明党与党之间还存在平等障碍。正因为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中存在着“领导中心”“家长制”，就难于平等和相互尊重。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以“大党”、“老子党”自居，对别国的共产党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丝毫不尊重别国和别党独立自主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应该吸取的深刻教训。
（四）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处理党际关系的最终目的，是前三项原则的总结。既然处理党际关系中应该遵循独立自主这一基本准则，就应该坚持完全平等，实现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互相尊重，只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原则要求；也只有不折不扣地坚持上述三项原则，才可能实现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刘少奇1961年6月8日与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艾地会谈时就指出：“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共产党，世界问题又是这样的复杂，对什么问题都要认识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不同看法。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互相讨论、互相协商、互相忍让、互相尊重，如果发生分歧，不要在公开的场合争论，不要公开指责。兄弟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如能取得一致，那很好，如不能取得一致，那就放下，以后再讨论。无论如何，不能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2]反对别国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同时我们也不对别国党的发展道路和建设模式评头论足。国与国之间应该遵循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党与党之间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否则，只能使党际关系恶化，最终危及国家关系，给国家的外交和国防建设带来恶劣影响。
二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崩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面对世界政治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指导思想，从容不迫地发展同世界上各种类型政党之间的关系，为中共政党外交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一）把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区别开来。20世纪50～60年代，我们把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党际关系理解为“同志加兄弟”关系，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解为无偿地支援兄弟党的一切革命活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仍然偏弱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把党际关系凌驾于国际关系之上，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也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确认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有别，党际关系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党际关系同样应该为国家利益服务，推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它并非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当然更不能干扰国家关系的正常进行。这一指导原则的巨大创新为我党对外联络和交往的奋力突破提供了巨大动力，并且开辟了一片又一片崭新的天地，使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仍然能够临危不乱，从容不迫。
（二）明确政党外交的目的和宗旨。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等提出一些错误口号，认为政党外交的目的和宗旨是什么“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逐步批判了这些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党的对外工作目标是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国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正是在四项原则的指导下，苏东剧变后中共与该地区的各种类型政党的关系平稳发展，正是中共不断“纠左”，使党的对外工作不断正常化，不断明确而富有实效的一个结晶。
（三）四项原则为政党外交工作的全面开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政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前提。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执政党都把如何提高执政参政能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国际竞争地位作为本党政纲中的重要考虑内容。“因而，政党之间就有关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方面的交流趋势逐步扩大。政党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将成为新型党际关系的最新生长点。”[3]政党对外交往已不仅仅是政治作用，而且在经济方面、文化交流方面都不断在扩展其功能；除此以外，由于国际形势的逐步缓和，各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合法政党，党际交往的方式也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访问、参观、学习，而可以进行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联系，这也为政党外交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面对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摆正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位置，确立了通过政党外交推动国家整体外交，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的行动方针，这是冷战结束后中共政党外交的最大创新之处。
三
新的世纪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挑战。作为执政党，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党的对外交往，如何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属性同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党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新要求相结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要解决的问题。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新世纪中共政党外交面临的新机遇。进入21世纪后，世界政治格局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不仅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冷战格局下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取向模式，而且也大大加速了政党外交的革新速度。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间经济、政治联系及交往方式也不断多样化并向更加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各国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也空前强化。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迫使各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更加重视经济利益问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很快，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此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快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程。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得政党交往的内容不断更新，空间进一步扩大。
但是，中共政党外交在新世纪还面临着许多不可忽视的严峻挑战。
（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共政党外交。经济社会和思想意识多元化发展的速度越快，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就越多，各种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叉作用就越明显。在当前，与中共展开交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中，受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非常明显，虽然都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这些政党的纲领、宗旨、性质和目标都很不相同。这其中不乏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但也不可排除存在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因素。政党外交并不谋求政治纲领的完全一致，正如政府外交并不要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完全相同一样。不过，随着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政党外交必须要尽可能在正常的党际交往的过程中，扬长避短，迅速而充分地吸收新的思想，抛弃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
（二）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炮制的种种谬论是中共政党外交当中所要克服的最大阻力。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而政党又总是处在政治斗争的核心位置。西方反社会主义政党的手段无非是颠覆其统治，攻击其基础，瓦解其斗志。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执政党，西方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欢欣鼓舞，一方面又对“社会主义”余恨难平。所以西方的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冷战结束后十多年来，仍然延续其冷战思维，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大和社会政治制度上与西方的相异性对西方国家造成了“威胁”，视中国为假想敌和“妖魔”。这些谬论与谰言借强势媒介对中共的形象进行毁损，导致一些国家或政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误解，使得我们在进行政党外交的时候遇到重重阻力。
此外，新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在为政党外交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手段和方式，为政党外交打造全新的局面提供了技术支持的同时，也为政党外交适应新科技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挑战。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在实现方式上，政党外交都要为适应新世纪所要求的新挑战而进行更大的努力。
今天，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党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政党外交作为党在新时期、新世纪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党的建设和国家整体外交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坚持并发扬大胆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更为有效的政党交往方式，从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