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伦理学的研究传统及未来面向
□冯书生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发展出相对完整的学科建制，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传统。我们一方面要致敬传统，一方面要走出传统。未来的伦理学研究需要走出既成的路径依赖，从学习模仿西方、整理史料的初级阶段走向创新发展的高级阶段。新生代学者应注重把握主流学术资源，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主要精神，既要认真对待老一辈伦理学工作者的理论贡献，又要跳出其视野局限，要有新时代的格局与大气。
关键词 ： 伦理学； 研究传统； 改革开放； 新时代
一
虽然我国具有悠久的道德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主干就是道德文化，但是我国伦理学的研究开端，最有意义的还是要溯及改革开放。或者更精确一点说，能够形成研究传统的伦理学，改革开放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开端。当然在时间跨度上，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研究可以上溯百年[注] 关于百年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梳理和总结可参见：王泽应：《百年伦理学研究回溯》，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万俊人：《百年中国的伦理学研究》，载《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12期。 ，但在改革开放以前，并未真正形成伦理学的研究传统，而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个别化研究。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学界共有两次集中性关注：一次是十年前的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另一次就是当下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两次集中性关注，《道德与文明》杂志作为伦理学界的标志性学术期刊都是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发布载体，专门开设了相关专栏征集专家稿件。对比两次集中性关注，学者们的反映呈现比较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学者们的反映是相对积极乐观的，集中梳理和介绍了我国伦理学研究从恢复到繁荣的巨大进步和成绩，而且发布平台不限于《道德与文明》。然而，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道德与文明》杂志再次组织相关专栏的时候，学者们的反映不如十年前那么积极，而且更多地是在谈论问题，而不是成绩。
苏垦农发新洋分公司隶属于上市公司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苏垦农发”），与江苏省农垦集团新洋农场有限公司一个党委两块牌子。新洋分公司负责6万亩耕地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一年两熟（一稻一麦）。鉴于2017年结构调整引进高效设施农业，示范种植1000余亩，经济效益明显，从2018-2019周期年开始，按4年轮流倒茬一次，每年用1.5万亩左右推广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也许十年的时间不够久远，学界的研究进展尚难以超越改革开放30周年时的基本状况，而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伦理学研究传统及其知识状况陷入了一种相对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伦理学学科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壮大的逐步繁荣。不管是十年前还是当下，学者们都不否认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普遍认为形成了伦理学原理、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等基本的学科建制，并有一批专业的伦理学从业人员，各个方向的伦理学著作和论文不计其数。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的道德问题时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伦理学者在表达愤慨和牢骚之余，却并不能做出不同于一般看客的专业解答，同样无法摆脱各种不当舆论的裹挟，人云亦云。于是，理论上的著作等身与实践中的无所适从形成强烈反差，伦理赤诚与道德伪善相伴而生。伦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申请课题，可以用来评奖，也可以用来晋级评职称，就是不能用来解释和回应现实道德问题，甚至不能安顿伦理学者自己的心灵。所以，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该不惑的时间节点，伦理学者们却疑惑了。改革开放30年，伦理学者们自以为立起来的东西，在随后的十年间，经历了各类重大道德事件之后，却难以再自信地挺立了。在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时候，最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反思理论的不当，而不是逃避甚或虚饰现实。然而，反思自我总是困难的，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杀死精神自我，总会冒有各种不可预料的风险。笔者从未有专业研究之志向，不期各种机缘巧合，以俗野乱舞之路误入专业研究之列，今不揣鄙陋，聊作此文，原承各种不料之讥！
二
我国伦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前辈也进行过不同角度的概括和总结。比如万俊人教授在2012年的《百年中国的伦理学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国伦理学研究存在理论落后于道德文化发展现实、未形成独特系统的中国道德话语体系、基本学理缺乏深入研究、知识体系较为陈旧、高水平成果严重不足、一些重要且紧迫的道德伦理课题未进入研究视野等六个方面的问题[1]25。时隔六年后，代峰和曾建平教授则直接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为题在2018年《道德与文明》开设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栏中提出当下中国伦理学研究存在理论滞后于实践创新、聚焦重大问题不够、影响大众的实效性有待增强、话语体系影响世界的能力不足、学科发展滞后于其他学科等五大问题[2]17。可以说，我国伦理学研究存在的许多问题，学者们有目共睹，也表达了相关见解，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是似乎仍有一些核心问题和根本原因没有揭示出来，以致出现大家都对研究现状不满意而又在行动上安于现状的奇怪现象。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在不自觉中形成的研究传统及其路径依赖有关。
改革开放之初，各个学科百废待兴，伦理学亦不例外，当时的伦理学人在一块荒芜之地白手起家，任何进展都是开拓性的，同时也是具有示范意义的。毕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国度，最先凸显出来并形成范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过很遗憾，马克思经典作家并没有关于道德问题的专门论述，道德在经典作家那里只体现出了工具性价值。与此同时，马克思经典作家有完整的社会哲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形态变迁理论，而马克思本人也被尊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于是在后人试图推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时候，不自觉中带上马克思经典作家们的社会哲学理论痕迹，以社会哲学裁剪道德哲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伦理学尤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奠基者们，不管是因袭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创造发挥，抑或对我国社会道德实践的现实观照，其最终表现形态都或隐或显地呈现道德工具主义和社会决定论倾向，把道德看做社会改造的工具，把道德哲学看做社会哲学的附属产物。后继者们要么因为天赋不足，难以超越开拓者们的思想高度，要么天赋有余而不屑于既有解释框架，转而寻求其他理论资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所以从思想的接续上，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推进是有断层的。最有发言权而且最应该能够对当下中国道德发展状况进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却逐渐沦落为研究力量最为薄弱[注] 关于我国伦理学各方面研究力量的对比及其可能后果，笔者曾在2015年的一篇旧文中(《中国道德话语系统问题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1日)讨论过，至今相关状况变化不大，在此不再赘述。 、学术推进最为缓慢的研究方向，甚至一度成为很多学者讽刺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哲学和伦理学的巨大断裂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落魄上，这也再一次印证哲学和伦理学并不是正相对应关系，好的哲学未必会产生好的伦理学，好的伦理学未必需要完美的哲学。不过可喜的是，近几年又有一些天赋智力过硬的年轻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或许之前研究断代的缘故，新的探索显然摆脱了开拓者们的思想包袱和路径依赖，不过与此同时似乎陷入了另一种路径依赖，一种模仿西方哲学的学术史路径依赖。这就涉及接下来要讨论的中西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传统。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来说，从西方哲学学术史的路径进入也许是最合适的做法，毕竟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有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不了解西方哲学伦理学传统，很难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并接续其可能的伦理学。
三
十分抢眼的是，在每一页外面均多出一个长2厘米、宽1厘米的不同颜色的纸片，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该风险的初始评分。其中，评分≤5分为低风险项，用蓝色纸片；6～15分为中等风险，用黄色纸片；评分>15分为高风险，用红色纸片。
人类思想如果要真正有所推进，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后人首先要达到前人的思想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史的研究乃是一项基础工作。由于学术研究的长时间中断，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伦理学研究属于补课性质，尤其是补足中西伦理思想史的学习和整理工作。通常情况下，一个学科的专业期刊往往能够反映这个学科的基本研究状况和层次。创刊于1982年的《道德与文明》，在2002年《伦理学研究》创刊之前，一直是伦理学界的唯一一本专业期刊。从创刊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道德与文明》刊发的文章大致属于科普性文章，2000年前后所刊发的文章学术性逐渐增强。由此可以大致判定，到2000年前后，我国伦理学研究逐步进入专业学术化阶段。也许这并不是伦理学界的特有现象。南京大学首次发布的CSSCI研究成果是“1998年度来源期刊”，而到了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专门研究CSSCI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专门学术评价研究机构的出现，足以表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相参照，前述关于我国伦理学研究进展的判定应该不会有太大偏差。专业学术性的增强意味着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几年的补课，我国伦理学者已基本具备学术传承能力，学术界的科普工作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然而二十几年的材料积累式研究足以耗费一代甚至两代人的青春并对后来者形成示范效应。所谓时势造英雄，上一代人的成功成名之路，也许就是下一代人的毁灭之路。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伦理学研究者就是凭借梳理学术史上某个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路或者翻译研究国外某著名哲学伦理学家的代表性著作而成名成家的。在资料填补阶段，研究者们很容易发现尚未被开发的新大陆，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学术研究欠债实在太多。然而在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后多年的学术积累之后，学术史的研究除了作为最基本的学术训练之必要外，已逐渐不再具有以往的天然独特价值，尤其不能作为研究者们的安身立命之依托。后来者没有必要再去重走长征路，而是应该在老一辈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然而把伦理学研究当做伦理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依赖并没有那么容易突破。如此造成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学术繁荣与思想贫乏并存，无论有多少论著出版，在思想上则要么重述古人要么模仿西方。近些年一些貌似浩大的学术工程，只不过是一遍又一遍的整理学术资料。由于人类思想史上并没有那么多重要的思想家需要研究，一些在思想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被上一代人研究完了，后来者为了创新性之必要，不得不寻找一些次要人物进行研究；国外一流学者的著述被追踪翻译和研究完了，就去追踪一些二流甚至三流学者。学术新生代可以享受前代人积累的学术成果以及思想论辩高度，甚至部分人可以沿着前辈们的成功成名之路继续前行，但作为一种传统的学术史研究路径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已难以承载推动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使命。走出学术史研究的路径依赖，意味着要面向现实，走进生活世界，这就涉及应用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四
综上所述，从当下我国伦理学的整体知识状况来看，与整个哲学界类似，首先是中西马的三足鼎立局面，其次是应用伦理学各个分支的各自不同发展路向。从未来发展面向看，这种基本格局也许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但从长远看，这种基本研究格局及其研究传统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的伦理学研究需要走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从学习模仿西方、整理传统史料的初级阶段走向创新发展的高级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宣称：“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5]8我国伦理学的未来发展必须与时代变迁相合拍，关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有赖于伦理学者的理论自觉和学术努力，在学术资源、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三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明尼在崖壁之间的河床上发现了许多与双子城的过去有关的旧物。破旧的木头、磨损的石块、扭曲的金属都是一个故事的残损篇章。当明尼在土中挖掘，或者回旋的流水卷起泥沙的时候，新的篇章就会展露出来。水墙下一块块吸饱了水的木头磕绊着明尼的脚，它们跟装有木板的现代化木屋有某种关系。因为接连啃咬了许多英里木头而磨断了齿的锯子锈迹斑斑地躺在沙子里。明尼还发现了曾经磨出成吨面粉而如今已经开裂的磨盘。这些磨盘讲述的是与一块块粮田有关的故事，上面曾聚集着印第安人的帐篷和来自草原的印第安小马。
五
“作为一门以‘实用理性’或‘实践智慧’为主旨的知识理论，伦理学应该且必须直接介入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经验行为，伦理学理论及其研究必须与时俱进。”[3]A04。在伦理学的基本学科方向中，应用伦理学无疑最能体现伦理学的这一实践性质。不过相对于伦理学其他方向的研究，应用伦理学却是属于后起的。“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基本上都处于自说自话的‘摸索’状态。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应用伦理学作为一股新趋势才在我国伦理学研究领域迅速崛起。”[4]27从伦理学的整个发展历程看，如果说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外伦理思想史的奠基者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伦理学者，第二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者没有跟上时代发展节奏，第二代中外伦理思想史学者接续了第一代而把思想史研究推向全面和深入以至于思想史的研究演变成为第三代学者的研究主流，那么，应用伦理学的奠基者基本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二代伦理学者，即是奠基者也是繁荣者，但似乎并没有形成可持续的研究传统，一时繁荣过后跟随者寥寥。
不可否认，如同其他各伦理学研究方向一样，我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应用伦理学分支几乎都有人在关注。不过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奠基者们的探索也是填补资料性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和模仿性发挥与运用。在一些重要的应用伦理学分支中，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很多问题属于在西方国家才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一旦涉及本土问题，或者因为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先天不足，无法实现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把握；或者因为缺乏真正的伦理精神，而沦为对现实进行辩护的道德工具。对比本土和国外引进论著，总是会发现本土论著不如国外论著那么有真材实料。当然近些年也出版了不少相对没有多少学术和思想含量的国外译著，而且这不仅限于应用伦理学。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在我国至今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对于应用伦理学如何做的问题似乎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应用伦理学研究者“不应用”，缺乏真正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真正直面现实的问题中人，却又缺乏伦理学的基本认知，抓不住真正的伦理学问题，陷入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前者一般痴迷于哲学伦理学的演绎与推演，着力于学科体系的宏观建构，除了个别娴熟于借鉴和整合西方学者研究成果者外，多数情况下产出的是既无学术含量也无任何现实指导价值的泛泛之作。后者对宏大的理论建构没有兴趣，却又限于工作经验的细枝末节。应用伦理学既要“应用”又要“学”，既需要道德形而上学的高度，也需中外伦理智慧的积淀，还需对现实问题的真切把握，本质上是介于宏观理论建构和微观实践操作之间的中观理论指导，是某种方法论的探索和提炼，最终要在实践中实现、传播和修正某种价值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6]338-339。反映在哲学伦理学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中西马三种传统。利用三种资源的前提是理解和掌握三种资源，所以中西马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是最基本的研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此。但是学术资源毕竟只是资源，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在对待学术资源上，一方面要避免简单直接的拿来主义，不能研究某种资源就陷入某种资源，还没搞清楚资源本身就迫不及待地去比附现实；另一方面要打破门户之见，三种资源之间需要打破壁垒，每种资源内部需要打通关节。改革开放40年，各路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了，虽然仍然需要继续收集和整理各类资源，但是毕竟不能永远都在收集资源这个层次打转，中外几千年的学术资源，收集整理是没有尽头的，我们也不可能等到把资料收集齐了再去行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需要走出收集资料的怪圈，不然只能是越做越小。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和进展体现在中西伦理思想史，尤其是西方伦理思想史方面。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学术和思想层面，除了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外，不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还是西方传统的伦理思想，都没有被传播和学习的合法空间。改革开放之后的伦理学研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拨乱反正，更多的研究力量投向了对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挖掘梳理和对外国伦理思想尤其是西方伦理思想的译介。
新生代学者应注重把握主流学术资源，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主要精神，既要认真对待老一辈伦理学工作者的理论贡献，又要跳出其视野局限，要有新时代的格局与大气。从目前的学术研究力量对比来看，西方伦理学的从业者最多，力量最为强大。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逐渐形成的研究格局，也是学者们逐步自觉选择的结果。这表明西方伦理学相比于中国传统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学者们更具有学术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更多地是一种求知意义上的吸引力，而不是伦理行动上的吸引力。不可否认，西方伦理学具有重要启蒙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构造了现代社会的伦理精神，但是移植到我国，却是水土不服的，难以真正融入中国人的伦理精神。如果不能与中国传统伦理和马克思主义伦理资源相融合，恐怕难以真正落地生根，而是沦为学者们的自娱自乐，作为一种异域的伦理游魂存在。真正有生命力的，或许是当下不受很多学者欢迎的中国传统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虽经百年坎坷，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始终是中国人不由自主的伦理遵循，尽管程度有所减弱、形式有所变革，但精神实质仍在。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我国的主流倡导，在实践中发挥着集体行动的理论指南。不过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注意区分作为学术资源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跳出资源范畴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虽然从指导思想的一惯性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但要突破目前三种资源大致平行发展的研究格局，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以便有意识地综合运用三种资源，是非常必要的。
一旦涉及要突破三种学术资源平行发展的研究格局，就不得不考虑学术资源与理论指导的关系，这也是自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构建当代中国道德话语体系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从我国伦理学的研究传统来看，单凭学者们的学术自觉，是很难走出三足鼎立格局的。关于人的学术必须与政治发生关联，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理想状态当然是柏拉图所追求的哲学王，由哲学家直接担任管理者或者培养管理者学习哲学。虽然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产生了职业的学者和职业的管理者，但是纯粹的学术和纯粹的政治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传统中，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勾连更是紧密，甚至根本从未出现过摆脱政治的纯粹学者。但对我国伦理学的未来发展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与政治发生关系，而是如何发生关系以及发生何种关系。不管是何种社会，从文字产生以来，都是靠文书来管理的，或者说文书是管理的根本凭借。对当下中国来说，最重要的管理文书就是党的各种理论和政策文件，这类理论和政策文件表达着最强有力的权力意志，维系着国家的正常治理和运转。因此，伦理学研究必须关注执政党的理论文献和政策文件，从学术层面进行深度研究，而不仅仅是理论宣传。目前来说，对于党的理论文献和政策文件，学者们的相关对待出现了两个极端，要么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么是密切关注，限于理论宣传，缺乏应有的学术深度和历史厚度。有意识地促使学术资源与理论文件发生关系仍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要透过理论文件与社会现实发生关联，这就涉及实践活动问题。
本文以船舶应用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提出船舶分布式数据网络管理平台，根据智能船舶系统的固有特点进行针对性研究。该平台不仅能弥补传统数据管理平台的缺陷，而且具有全面感知、可靠传递和智能应用的优势，应用于远洋船舶运输管理中，可建立集航运企业各部门和远洋船舶于一体的安全监控平台。此外，船舶分布式数据网络平台可大大提高船岸定时交互数据和协作管理业务的效率，增强远洋船舶物资运输、航行、机务系统和油耗监测管理等方面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高效性，为船舶智能管理业务和应用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前述曾提及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各学科方向中与现实问题最为密切相关的，但是如果认为关注现实问题仅仅是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围，而与理论伦理学没有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根本上是对伦理学的误读。整个伦理学都是实践性的，没有对实践活动的具体把握，即便是分析伦理学也是无法有效开展的。虽然不关注现实问题，在过去四十年里也产生了一些学界名流，那是因为前述曾提到过的收集资料和模仿甚至抄袭西方的研究阶段使然，说的直接一点，缺乏现实关怀的伦理学研究尚未把握伦理学的真精神。实践活动是分层次的，有的具体微观，有的抽象宏观。应用伦理学更多地关注的是具体微观的实践活动，而理论伦理学背后的根据是抽象宏观的实践活动。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必须对此进行反映和把握，才能发展出有解释力的理论伦理学。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把握，除了个体在某方面的实际参与，最重要的媒介就是党的理论文献和政策文件。不管是对宏观实践活动的把握，还是对微观实践活动的实际参与，都需要伦理学研究者的深厚学术资源功底、敏锐的洞察力和问题把握力，除此之外，还需要研究者的伦理情怀和坚强意志力，体现知识分子的担当，坚守正道、追求真理。如果仅仅为稻粱谋，为了发表论文、评职称、申报课题、捞人才帽子等而做伦理学，恐怕永远不能做出真正有品位、有价值的伦理学。如果伦理学者做研究，做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相信道德，那将是人世间最大的价值悲哀！
参考文献 ：
[1]万俊人：《百年中国的伦理学研究》，载《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12期。
[2] 代峰、曾建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载《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5期。
[3] 万俊人：《道德伦理必须“顶天立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
[4] 杨通进：《应用伦理学研究:光荣与梦想》，载《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5期。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The Study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of Ethics in China
FENG Shu-sheng,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ies of ethics in china have got great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developed relative complete subject system, and formed specific study tradition. We need to respect tradition, and also step out it. The studies of ethics in future should be on the way of innovation. The scholars of new generation ought to focus on main stream of academic resources and need to have large pattern and be open minded.
Key words : ethics; study tradi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new era
中图分类号 ：B8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9)01-0042-05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1.06
作者简介 ：冯书生，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道德与文明》主编、副编审
收稿日期 ：2018-12-10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标签：伦理学论文; 研究传统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新时代论文; 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