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队正规化建设思想探析
★ 李 明 谢 峰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主客观条件，因时、因地制宜加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深刻指出游击队的发展前途是加强正规化建设转变为正规军，这一转变关系抗日战争的胜利，关系党和军队的前途命运，意义重大；适度加强游击战争的计划性，处理好指挥上集中与分散的度；整顿军队，从法规制度和教育训练上来提高部队的正规性，有力增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 人民军队 正规化建设
Discussion on Mao Zedong’s Thoughts about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ilitary Forc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正规化建设有助于确保军队性质、提高军队战斗力，是军队全面建设的重要方面。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伟大统帅，毛泽东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就很重视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因时、因地制宜加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使军队在正规化方面有了较大进步，有力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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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具体历史条件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红军遭受严重削弱，至抗战初期，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仅4.6 万人，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人数也只有1.03 万人。①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111 页。 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远胜于中国。在我军实力受到削弱而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的情况下，我军开始了第二次战略转变，由过去国内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地位，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敌后分散进行游击战，我军根据地被敌人在战略上分割包围，加之物质条件的恶劣，各区的游击性、独立性较强，客观上只能因地制宜地进行一定程度的正规化建设，不能强求统一和高度的正规化建设。但抗日游击战争又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争，这时我军是以正规部队去执行分散游击的任务，不同于单纯的游击队，在组织纪律性、训练教育及编制机构等方面上的正规性要强于游击队，实质是发展了的游击战。而且游击战争本身即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性、计划性，不断壮大的游击队最终也要向正规军发展，因而即使我军分散打游击，客观上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正规化建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因时制宜发展了他的军队正规化建设思想。
二、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关系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关系到党和军队的前途命运
毛泽东将抗日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认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游击战要向正规战发展，游击队要向正规军发展，这既是我军游击战的基本战略方针，也很好地指导了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和残酷的，我军在前期主要是进行游击战争，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4、425 页。 需要注意克服轻敌和恐日的倾向。在抗日战争后期，我军主要进行的则是正规战争，因为从抗日战争整体上看，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427 页。 。但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因为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与作战上的变化相对应，军队也将起到一个大的变革，游击队将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毛泽东指出：“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424 页。 对于这种转变的条件，毛泽东认为是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数量的扩大，毛泽东认为“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同时要注意防止集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地方主义和单纯军事主义。对于质量的提高，毛泽东认为主要“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259 页。 ，需要游击队“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260 页。 ，按照正规军的要求和标准加强正规化建设，减少游击队的作风和习气。
毛泽东认为，军队建设向正规军转变是我军发展的必由之路，意义十分巨大。第一是因为这关系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游击战是辅助的，“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327 页。 。为着赢得最后的胜利，游击战必须向正规战发展，因而游击队必须向正规军转变。第二是因为这关系到党和军队的前途命运。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曾深刻指出：“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⑦ 《毛泽东文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5～396 页。 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正规化”，实际上指的就是适应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需要，将分散游击的部队集中起来，经过整训后编成超地方的、能执行正规战争任务的野战兵团。毛泽东历来认为，正规军富有组织性战斗力，是建军和作战的骨干力量，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⑧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 卷，第14 页。 在毛泽东看来，抗战后期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这种转变，关系到党和军队的未来发展，关系到我们有没有实力夺取政权，意义十分巨大。
由于抗日战争的艰巨性、长期性，这种向正规军的转变，只是在抗日战争末期才开始出现。在那时，为了向日军反攻和应对国民党军进攻的需要，毛泽东指示“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 卷，第1 页。 ，并对其编制、武器等作了明确要求。各根据地集中组建了较大规模的野战军，为取得大反攻和上党、平汉等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三、适度加强游击战争的计划性，处理好指挥上集中与分散的度
“尤其是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的特殊性，在精益医疗战略指导下，其能帮助实现公益与效益、患者服务和医疗可及性等众多因素间的平衡，更毋庸置疑，该战略对医院纯内部管理维度的提升，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战争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必须有严格的计划性，游击战争也不例外。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加强游击战争的组织计划性，他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就曾提出过“使游击战争的发展增加计划性”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 卷，第404 页。 的任务。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以及各战略区事实上的隔绝，这个问题更加重要，毛泽东将它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毛泽东认为，无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队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严密的计划，“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240 页。 。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241 页。 。
针对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的现实状况，毛泽东要求政治工作也要注意加强统一性，按照古田会议决议案等的要求更加规范。这里除了我军的建军传统以及政治工作制度的巨大作用等原因以外，还因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和红军各方面军长期分散的历史条件，抗战初期我军各部的政治工作在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还不够统一⑥ 参见星火燎原编辑部：《解放军将领传》第14 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413～415 页。 ，为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将这些相对统一起来，提高政治工作的集中性规范性。
为此，毛泽东发出了整军的号召，目的就是为了在军队中确实建立人民军队的各项制度，克服游击习气等错误思想和做法，以提高军队的正规性和战斗力。1941年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当武装力量在抗日斗争中蓬勃发展起来时，必须及时争取时机整理训练，树立正规化的基础，保证进步与巩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于1939年2月发出《关于整军的训令》、1939年6月发出《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1940年2月发出《关于整军问题的训令》、1944年7月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还制定颁布了一些关于年度整军的训令和有关行政管理、体制编制的法规，如1939年的《建立正规军队制度各种草则》《关于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1940年的《关于八路军奖励问题的指示》、1942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44年的《军队礼节暂行规定》，以及不同年份颁布的纪律条令、内务条令等等。以这些法规为依据，我军适时进行了整训，军队的正规性得到较大提高。
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从战略上筹划组织游击战争，紧紧抓住游击战争的发展方向、宏观部署、中心任务、行动原则等战略问题。抗战初期，毛泽东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方针，指挥八路军3个师分别依托五台、太行、吕梁等山脉，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使占领大同、太原、临汾等城市的日军只能困守点和线，拖住了日军进攻的步伐，也使我军得到很大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高度重视河南、华中的作用，并预见到抗战胜利后山东的枢纽作用，决策指示新四军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并用大力气经营山东，使得我军把住了抗日战争这盘大棋局的“眼”，抢得了战略先机和主动。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给各区以较大的自主权，很少过问具体问题。1938年3月，毛泽东在给在前方指导作战的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3 个师的主要领导人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190 页。 这种指挥上的“抓大放小”体现了毛泽东对指挥上集中与分散的度的准确把握，很好适应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要求。
八路军、新四军由红军改编而来，存在一定程度的游击习气，彭德怀曾于1937年7月22日在红军中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大纲》的报告，其中提到“我们也有缺点，应当改正”，其中第一条就是“游击队的习气。如缺乏工作的计划性经常性，不爱护公物，各种工作系统（司令部门、卫生部门、供给部门）不健全”②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文献资料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5 页。 等。抗战开始后，我军进入敌后分散作战的环境，数量急剧扩大，一些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也有所滋长，加之原有的游击习气，部队急需整顿。
统一指挥或者说指挥关系问题，是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由于部队规模、活动范围的急剧扩大，又主要是在各相对独立的战略区内进行山地游击战，如何克服分散性、加强指挥的计划性、统一性，成为我军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此，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将其列为抗日游击战争六个战略问题之一予以阐述。他指出，一方面，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加之行动分散，因而“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否则就必然会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但另一方面，“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下，为了有机协调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需要战略上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内，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的游击部队，还有广大的群众武装，为着一致对敌的需要，也存在着集中指挥的要求。因此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正确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261、262 页。
报告制度是加强军队集中指挥的重要制度。从加强战略的集中指挥角度出发，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收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262 页。 1939年3月6日，毛泽东领导八路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通知》，指出：自上而下建立报告制度，是各级政治机关和每个政治工作者的任务之一。1941年7月1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建立政治工作经常的报告制度》的指示，再次强调了建立报告制度的必要性，要求从高级机关做起，纠正不请示、不报告、自成系统的坏习惯。
四、整顿军队，从法规制度和教育训练等方面来提高部队正规性
2)根据ACP100S稳态运行特性要求，在负荷跟踪时，控制系统应使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平均温度和二回路主蒸汽压力维持为一个定常数.在受到外部扰动时，控制系统应使核动力装置相关参数自动回到稳定的平衡状态.
学生虽是被教育的对象，但不是被动的，作为课堂的主要参与者，必须意识到其主体的地位。小学生求知欲望十分强烈，记忆力也高于他人，还善于效仿，如果老师采取模式单一、形式简单的教学方式，会因缺少针对性难以挖掘学生具备的潜力。但如果盲目地将各种活跃情境的游戏导入教学，又会导致偏离教学的整体方向。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两难的情况，需要深入考虑到学生的独立意识，改变传统教学的弊端。
在整军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用法规和制度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一度在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改政治机关制度为国民党军的政训处制度，削弱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了确保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不变，毛泽东从制度上着手，于1937年10月22日明确要求“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92 页。 ，打破了国民党阴谋取消我党对人民军队领导的企图。针对抗战时期我军挺进敌后分散游击和部队迅速扩大的现实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注重从制度建设上找办法，于1941年2月7日领导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例》，明确规定在部队中成立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各部队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军政问题，从法规制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于国民党的阴谋破坏和王明右倾路线的影响，一些部队中出现了忽视党的领导的倾向，在制订的法规中不提党的领导，毛泽东对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如在《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1939年2月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不提共产党的领导，不以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为根据，反而把蒋介石等国民党首领的言论编成讲话材料教育部队。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在《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我们必须保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①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64 页。
毛泽东十分注意在整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的各项制度。在1938年9月26日给聂荣臻等的电报中，毛泽东就创建冀热察根据地要求，“用一切努力整顿军队，首先建立政治制度”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365 页。 ，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避免的复杂现象。在1938年11月挺进冀中时，毛泽东指示由程子华担任起义自东北军的吕正操纵队的政治委员，并强调“加强该部之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439 页。 。这里的“正规化”实际上指的也是按照人民军队的标准建立政治工作的各项基本制度。④ 参见星火燎原编辑部：《解放军将领传》第12 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3 页。
整军中，除注意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性质外，通过加强教育训练来提高部队的正规性是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教育训练在克服官兵游击习气，培养部队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通过创办教导队、随营学校，颁发训令建立训练制度，加强思想教育等方法来提高部队的正规性。抗日战争时期，面对部队规模迅速扩大、亟需整顿的现实，他领导我军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及各分校，并自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风，确立了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体力智力统一、军事政治配合的教学原则，贯彻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方法，并常常亲自去抗大对学员们讲演授课。在办学过程中，针对有的部队没能选派素质较好的学员前来受训的问题，毛泽东多次函电有关战略区负责人，要求他们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干部来校进行正规的教育训练。毛泽东还领导我军开办了八路军军政学院、军事学院、摩托学校、航空工程学校和炮兵学校。这些院校共培养、训练各类学员近20 万人，作为建军作战的骨干分配到全军各个部队，极大提高了我军的建设水平和战斗力。
在加强官兵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毛泽东要求全军，“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认为“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741 页。 。在军事训练方面，他号召全军，充分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在训练中锤炼作风养成。1944年12月，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将“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和“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列为1945年解放区应该注意的十五项任务中的第三项和第四项，明确要求各区“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第740、741 页。 在整训中，全军各部队建立健全了关于学习、操课、管理等的制度，突出了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对军阀主义和游击习气的危害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提高了官兵的战术素养，也有力推动了我军的正规化建设。
2.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护制度。在企业实施劳动保护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因此，企业要把劳动保护制度建设放到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尤其是将劳动保护制度纳入工会组织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强化组织建设方面，要建立企业劳动保护指导与监督委员会，赋予明确的工作职责，包括制定企业劳动保护的目标任务、基本要求、安全决策、安全投入、重大安全事项的审议与协商，以及企业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
中图分类号 ：E29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4-0050-05
［作者简介］ 李明，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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