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个重要论文,时期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许多国家都可能出现。但我们所面临的结构问题与美国不同，与许多非洲国家也不同，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上特有的结构问题。它的存在，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1、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由短期消费向长期消费、 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低层次消费向较高层次消费过渡的重要时期。对于更高层次的消费而言，城乡居民购买力处于不断积累、蓄势待发阶段。
消费结构转变的方向是由低层次转变为高层次，表现为：食品消费比重下降，非食品消费比重上升；商品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比重上升；短期消费比重下降，长期消费比重上升。但总体上看，上述转变尚未完成，目前的消费结构仍是低层次的，因而对生产和供应结构的调整升级难以起到应有的拉动作用。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中食品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1990年的54.3%和1996年的48.6%，农村居民消费中食品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0年的58.8%和1996年的56.3%。平均来看，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比重仍在50%以上。另据测算，食品消费占国内最终需求的比重，1978年为31%，1996年下降到约25%，10 年间仅下降6个百分点。而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约15年中，日本、韩国等国的食品消费占国内最终需求的比重都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快于我国，带动和适应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例如，日本国内最终需求中农业和食品所占份额，1995年为27%，1970年下降到11.6%；韩国的这一比例由1955年的46%下降到1973年的33%。
近几年我国房租水平和其他住房费用明显提高，但居民住房消费支出比重仍然偏低。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消费支出比重为3.2 %，包括水电燃料等费用的全部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为7.7%。而日本、 韩国、泰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在很多年前该比重就达到10%以上，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则达到20%左右。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得依靠内需，消费需求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是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根本动力。目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遇到的一个重大障碍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大体来说，目前城镇居民的主要大件消费品，价格是万元级的或万元以内的；农村居民的多数大件消费品，价格是千元级的或千元以内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是10万元级的消费品，如住房和家庭轿车，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是万元级或价格接近万元的消费品，如城镇前几年流行的几大件消费品。现实是，城乡居民购买力大致都处于购“下”有余、购“上”不足的过渡时期。
同时，应当估计到，城乡居民对于更高档次消费品的现实购买力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正在快速成长，几年之内就可能形成一定气候，对产业结构变化和国民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4377元，家庭总收入约1.5万元， 城镇居民户均储蓄约2.8万元。与住房、轿车的价格相比， 目前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确还有较大差距。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且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意味着，尽管平均来看城镇居民还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和轿车，但实际上有少部分高收入者已经具备了现实的购买力。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大，即使少部分人或家庭购买轿车或住房，也会形成可观的市场需求。此外，由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某种消费品过于集中的消费现象将不会重视。相反，随着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分期分批地达到某个特定的标准，对于轿车等十万元级商品的购买和消费也将会有序地、递进式地发生。据统计，1990—1995年的六年中，全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分别达到81.6万辆、96万辆、118万辆、155万辆、205万辆和250万辆，占全国汽车保有量的比例分别为14.8%、15.8%、17.1%、19.1%、22.1%和23.8%，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农村的情况也类似。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会较快地以分散、渐进的而不是集中的方式到来。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彩电和洗衣机的普及率均比上年提高约4个百分点，而1991—1995 年这两种消费品的普及率年均上升速度分别只有2.4和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新的消费不会象海浪一样铺天盖地而来，而是像一条大河，目前城镇居民对轿车等的消费还只处于大河的发源地，是涓涓溪流，但终究会流到中游、下游，汇成大河。
2、我国处于轻工业化已经完成阶段性使命、 新一轮重工业化尚未启动的时期。
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不仅表现在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扩大，而且表现在重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扩大。
我国的发展过程是比较独特的。建国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发展速度明显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扩大，这是与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相一致的特点。但是，我国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变化，与其他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出现了重工业加快发展的局面。1953 —1978 年重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4.4%，相当于轻工业增长速度的1.5倍。然而， 改革以前几十年的重工业快速发展并没有使我国完成工业化进程。相反，在低效率的传统体制下，我国国民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改革以来的十多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也就是轻工业加快发展的过程。1979—1990年轻工业平均增长13.9%，比重工业增长速度高3个多百分点。进入90年代以来， 出现了轻、重工业并驾齐驱、重工业增长速度略快于轻工业的局面。1991—1996年轻工业平均增长20.7%，重工业平均增长21.6%。总的来看，改革以来，无论轻工业加快发展带是轻、重工业齐头并进，其增长格局都是与其他多数国家工业化时期的一般特征不一致的。
可以说，到90年代初，我国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已经达到阶段性目标，表现为轻工产品市场供应的极大丰富和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但我们没有及时启动以机电工业为代表的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不过，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大发展填补了需求增长上的空挡，带动了9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增长。目前则处于一种特殊阶段：一方面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越来越有限，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另一方面新一轮重工业化（重加工和装备工业）的进程仍然没有启动，资源继续向生产能力已经得到极大扩张且明显过剩的轻工业集聚，结果导致一般工业消费品甚至某些基础产品的大量过剩。
重工业发展水平是一国整体经济技术水平的基础和标志。目前我国所需要的，是新一轮重工业加快发展。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现阶段加快重工业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其他国家或地区在60、70年代甚至80年代重工业发展的过程，而是在更高的起点上，结合90年代的新技术、新趋势来加快重工业发展，使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二是鉴于我国重工业所占份额早已超过轻工业，新一轮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不宜过分超过轻工业，重工业发展的方向也不能象改革以前那样与轻工业脱节，而是在一定程度的自我循环中与轻工业形成良性循环。
3、我国处于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隐性失业向显性失业转化的重要时期。
工业化时期农业就业减少，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增加，是一个共同趋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是由第三产业吸收的。1950—1970年日本一次产业就业比例由50.7%下降到17.4%，下降33.3个百分点，同期二次产业就业比例由22.2%上升到35.2%，上升13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就业比例由26.6%上升到47.3%，上升20.3个百分点。韩国工业化过程中由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多数由第二产业吸收。韩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1965年为58.6%，1980年为34%，十五年中下降24.6%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劳动力比重由13.3%上升到28.7%，上升15.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由28.1%上升到37.3%，上升9.2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相反，这些国家的失业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到工业化后期，甚至还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日本在1950—1970年期间失业率基本上都在2%以下，韩国则经历了失业率由高到低的过程，1961年失业率达12.2%，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失业率不断降低，到1970年时已经降至4.5%，1978年进一步降至3.2%。
我国就业结构变化既有与其他国家工业化时期相似的特征，也有极为特殊的地方。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1978年70.5%下降到1996年的50.5%，下降20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3%上升到23.5%，上升6.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2%上升到 26.0%，上升13.8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同样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来吸纳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国目前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 1996 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553万，下岗职工892万。1997年以来，我国城镇下岗职工已经超过1000万人。另据估计，目前城镇富余职工达220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5亿人。城镇富余职工相当于城镇现有就业人口的 11%，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于农村现有就业人口的30%，城镇富余职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和相当于全国现有劳动人口的25%。而显性失业率只有3%， 且仅限于城镇。我国未来就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国就业问题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而突出出来，具有特殊的原因和背景。第一，我国人口规模特别大，就业压力自然也就特别大。第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中本来就有大量冗员，“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预算约束的增强，分流富余人员，隐形失业问题显性化，是一个必然结果。第三，传统的、粗放式的企业经营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转向集约型的发展道路，资本有机构成明显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则明显下降。第四，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将被排斥出来。
我国就业问题将长期受到“双重挤出”效应的影响。就是说，在城市，国有经济将继续挤出劳动力；在农村，农业将继续挤出劳动力。而目前国有单位和农业所吸纳的劳动力仅占全国的2/3。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我国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而且有加重的可能。
正确处理就业、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应当避免两种极端：一方面，不能因为就业压力的存在而延迟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也不能一味追求产业和企业的资金密集程度。失业率的底线是不致引发严重的、较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应当尽可能地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稳定就业形势、缓解就业压力结合起来。为此，应当把发展劳动力—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以达到一石两鸟之目的。
4、 我国进出口贸易正处于以数量扩张为主到以质量取胜的阶段性转换时期。
许多后发国家工业化时期进出口结构变化的一般特征是：出口中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制成品比重上升；在制成品出口中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上升。另一方面，大量进口重工业产品，主要是先进的机器设备，以提高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支持出口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重工业产品进口比重在很长时间（例如20年）里一直占全部商品进口的一半以上。
过去10多年，我国的出口结构已经完成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到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1980—1996年，我国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50.3%降至14.4%，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上升到85.6%，1997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到85.9%。但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总体上是低层次的，表现为附加值率低、技术含量低、商品售价低，在工业制成品中加工贸易比重大，重工业产品比重偏低，扩张速度不够快。1980—1995年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品及有关制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由10.9 %上升到27.2%，与日本50年代、60年代相比，无论扩张速度还是绝对水平都有很大差距。
我国的名义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贸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0%左右上升到90年代初的35%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40%左右。近几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外贸依存度停止以往的持续上升趋势，呈现出在较高水平上徘徊的特征。1994—1995年贸易依存度约为40%左右，1996年—1997年则为35%左右。现在的问题不是贸易依存度升降的问题，而是充实贸易依存度的内涵问题。目前我国名义上贸易依存度几乎相当于美国、日本等国的两倍，但外贸对于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可能还不如美国、日本。这是因为，我国加工贸易增长很快，1997年上半年已经占出口总额的54%。一般来说，加工贸易出口的附加价值率低，对国内产业的带动性小，特别是对于提升国内经济技术水平的影响有限，加工贸易与民族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因此，对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高和贸易依存度高这一现象要有正确的认识，作为一个大国，显然不能主要依靠加工贸易扩大来振兴民族工业和国内经济。
作为后发国家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越过先发达国家的一些发展阶段或过程，直接运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来武装国内经济，从而跳跃式地前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没有大量的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单凭自身的努力，简单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所谓后发国家的优势也就谈不上。
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调整的基本取向是：由注重出口特别是注重出口数量，转向注重保持进出口之间积极的、高水平、高层次的平衡，以“大进”促“大出”，以高水平的“进”换高质量的“出”。
5、我国处于主导产业缺位、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多、 现实而有广泛影响的新经济增长点少的时期。
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主导产业带动。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和高速增长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适合国情（区情）的主导产业。笼统地说，我国改革以前的几十年，重工业是主导产业；90年代初以前的十多年，轻工业是主导产业；进入90年代后的几年，基础产业和（盲目的）房地产业客观上起到了主导产业的作用；目前则处于主导产业缺位状态。
目前城镇住房和家庭轿车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有广泛影响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有多方面原因：第一，从收入方面看，目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偏低，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上，对于住房、轿车等10万元级的消费品，还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例如，国外一套普通住房价格与居民家庭年均收入的比例大约为6∶1，目前我国城镇的这一比例大约为15∶1。此外， 我国轿车的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相对于居民收入）水平均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从供给方面看，生产的低效率、高成本，加上不合理收费，以及售后服务差，客观上也限制了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商品住宅是典型的例子。第三，从体制方面看，我国福利性住房分配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即使今后全部实行“新房新办法”，原有存量住房的福利性质不改变，也不利于住房商品化的推进。应当澄清的一个认识是，住房商品化与收入水平无关，并非只能等收入水平提高了才可以实行住房商品化。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相差悬殊，但住房都是商品化的；我国解放前城市住房也是商品化的，那时的收入水平自然比现在要低得多。因此，体制问题是关键。第四，从金融体系方面看，我国消费信贷历来很不发达，人们习惯于一次性付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购物消费方式，这对万元级以下的商品消费可能适用，但对10万元级商品的消费就行不通了。发达国家居民收入水平远高于我国，在购置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时尚且需要借助于消费信贷，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体系的必要性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主导产业不甚明显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要保持国民经济快速而有效的增长，并为以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需要正确处理如下几方面问题：（1）要主动地、有意识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新的经济增长点自发形成。现在多数产品（例如彩电等）的设计都是从城市消费趋势和习惯出发的，专门针对农村需要的不多。此外，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还很不发达，严重影响了农村市场的开拓。例如，一些农村电力供应不足，经常拉闸断电，电价奇高，就不利于农村电器市场的扩大。（2）应在更广的范围内筛选、培育更多的新经济增长点。 例如特大城市地铁和多数城市市内交通建设、旅游、保健产品、非职业教育、农用车、联合收割机等等。多开发几个小的经济增长点，就相当于培育了一个大的经济增长点。什么能够成为新经济增长点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市场行为，不宜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规定，否则容易出现“有心裁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3）打破不合理的市场准入藩篱， 形成一个高效率的资源流动、配置机制。一旦出现新的市场消费热点，很快就能使足够的经济资源转移到这种产品的生产供应上来，填补市场空缺。
6、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粗放的、大起大落的方式向集约的、 相对平稳的方式转变。
工业化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自1978年至今，我国已经实现了长达20年、平均约10%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经济发展史上是极少见的。从目前的条件看，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还可以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与过去相比，今后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内涵、约束条件和动力都将发生新的变化。
（1）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 今后必须逐步转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应当满足如下几方面要求：一是高增长、低通胀。但并不是说只要通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就好，是指通货膨胀率的绝对水平不应越过某个特定的高限。二是高增长、低存货。如果名义上经济增长速度高，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形成库存积压，也是有害无益。三是高增长应当具有可持续性。经济高增长不能竭泽而渔，不应以一时一地的高增长牺牲长远的、全局性的发展利益。四是在高增长中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升级。日本、韩国曾经成功地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调整双重目标。现阶段我们应当争取同时实现结构调整与经济较高速增长双重目标。
（2）我国经济波动幅度将有所减小， 从而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经济增长时期。总体上看，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逐渐收敛的过程。改革以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波动最剧烈。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在1958年达到22%，1961年则为负增长30%。从改革开始到90年代初，也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经济波动，例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90年的3.8%。90年代以来的6年，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最稳定的时期。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一是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将呈现比较稳定的、递进的增长。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手段更加丰富，成效更加明显。当然，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总是会存在的。
（3）我国的市场供求形势总体上已经由过去的短缺经济、 卖方市场初步进入到买方市场阶段，相应地，我国经济增长正在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型转变为目前的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型，以市场约束为主。在这种形势下，往往面临两难选择：或者不顾市场需求约束而追求高速度，结果必然是高速度与高库存积压并存；或者服从市场需求约束，结果只能实现相较低的经济增长。目前国有企业产销率低，乡镇企业产销率更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都是按照订单来组织生产的，存库调整及时，存货水平相当低。1985—1993年美国存货投资率平均为0.4%， 日本平均为0.5%。日本1955—1973 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存货投资率也只有3.4%。如果我国存货投资率降低到3%以内，近年来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企业效益低下、资金紧张等，均可望大为缓解。这说明，为适应买方市场的新形势，我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政府宏观调控水平都需要上一个新台阶。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坎”。迈过这个“坎”，我国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就会跃上一个新的水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迈不过这个“坎”，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振兴就会面临更严重的挑战。而能否迈过这个“坎”，则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调整包括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是否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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