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间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2-0018-07
中国自20世纪以来百年间的史学理论研究，波澜起伏，成绩、经验、教训都值得不断 地回顾与反思。将新中国的成立作为标志，史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历史时期、共 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自20世纪初“新史学”理论的兴起至1949年前，包括马克 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内的多种史学理论并行于世；第二个阶段，新中国的成立迄“文革” 的结束，高涨的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和控制，逐渐偏离学术方向 ，至十年“文革”而达于极端；第三个阶段，1976年底至于当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史学理论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一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势力进入中国社会，民族危机日 益加深，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中国知识界思想的转变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中国史学界。动 荡的时代呼唤着新史学的产生，这是中国社会整体上向近代转化的客观趋势。但在近代 中国，史学的根本性变化滞后于社会政治的变化，到20世纪初年才产生完全不同于传统 史学的“新史学”。
“新史学”的拓荒者是梁启超，他以西方进化论思想为理论武器，在西方史学观念以 及日本学者阐述的新史学理论影响下，于1901年、1902年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 新史学》，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初步构建了“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这些著述向 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史观和帝王中心史观提出有力的挑战，对历史学提出了极具深远意 义的新界说，即“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公理公例”[1]，从根本上否定了 “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否定了以皇朝史为核心封建旧史学。明确提出摈弃“君史 ”、撰写“民史”，史学要“有益于今务”，起到激发爱国心，改造现实社会的作用。
梁启超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史籍极为丰富，但是史学不发达。这里的“史学”指的乃是 史学理论，因此他断言：中国几千年来史学只得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人而已。他指 出新史学与旧史学相比，具有“知有群体”、“知有国家”、“知有今务”、“知有理 想”与“能别裁”、“能创作”的重要特征。相反，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正是“四不知 ”与“二不能”，这既是对封建旧史学酣畅淋漓的批判，也是对新史学观点视野和方法 的申明。其议论切合当时的时势，更由于梁启超的重大社会影响和他那饱含热情、极富 感染力的文笔，“新史学”一经产生，即有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
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仅以《史学概论》或《史学要论》等为书名的综合性的史 学理论著作继1902年邓实的《史学通论》最先出版后，陆续出版了十数部。这些著作论 及的问题，“虽然各有侧重，但基本上偏重于史学理论问题，而不涉及历史理论问题， 这一点是比较统一”[2](p.25)。它们对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讨。有的 问题在理论上的论述也达到了相当程度。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及其性 质和任务等，周容《史学通论》的论述十分精辟：“历史的本身是宇宙间的无数事实的 推移变化的连续历程，这种历程的遗迹的记录与叙述，即是历史的著作”，“史学是综 合整个的历史的历程的事实，发现历史本身的演进与变化因果关系及其一般的原则的科 学。”[3](pp.1～11)另外，日本与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著作也被介绍到中国，有影响 的译本最早的是1902年汪荣宝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主，参照其他日本人的有 关论著，编译出版的《史学概论》。其后，何柄松译的鲁滨逊《新史学》、李思纯译的 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思合著《史学原论》、向达译的班兹《史学》、黎东方译的施亨利《 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陈韬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等。这些都标志着史学理论研究 达到一个新水平。
史学理论包含着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在“新史学”理论的推动下，一大批专门探讨史 学方法的著作相继问世。如：姚永朴《历史研究法》、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梁 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何柄松《历史研究法》、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杨鸿烈《历史研究法》、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吕思勉《历史 研究法》等等，试图综合和概括历史学的治学方法，以指导史学实践。中国学者用西方 所谓的“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在治史实践与理论概括上取得了据实 瞩目的成就，例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证 方法；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即新的疑古辨伪理论等等，均在中国近 代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胡适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影响而提出“大胆地假 设，小心地求证”方法，傅斯年深受德国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提出“史料即史 学”等主张，也成为有影响、有争议的史学观念。
“新史学”理论研究的开展，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在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上起到 关键性的作用。而“新史学”的理论研究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新史学”初 起之际，理论上显得粗糙，激情有余而冷静深刻的分析不足，致使后来往往发生摇摆甚 至倒退，梁启超本人前、后期理论上的矛盾冲突，就是鲜明的例证。其次，许多具体的 论述也很不到位，概念模糊或认识讹误，如胡哲敷提出：“史，是过去成绩的记载；史 学，是指导如何记载此成绩的方向路径”[4](pp.1～2)。罗元鲲认为：“史”有两层意 思：一是指史官或修史者；二是指史书或历史记载[5](pp.2～4)。杨鸿烈讲道：“历史 是一种很客观而有系统的叙述人类在过去所有即成的行动的记录。”“研究与‘历史’ 有关系的种种‘理论’和搜集鉴别整理史料的最可靠的‘方法’与必需的学问，就叫做 ‘史学’。”[6](p.16)这都是把历史与历史记录、史学与史学理论混为一谈。再次， 出现以史料学代替历史学的倾向，如傅斯年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 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 材料出十分货。”[7]史料自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清理史实并非历史研究的最终目 的。第四，“新史学”理论源于域外史学理论的影响，或直接引进域外史学理论，由于 理解不深，研究不够，往往照搬、仿照，甚或庞杂地兼收并蓄，这种现象，今天也需要 引为警惕!
二
随着西方思想和理论的输入，唯物史观也渐为中国学者所知。俄国的十月革命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迅速增大，李大钊成为最早介绍唯物史观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在数 所大学开设“唯物史观”与“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大力宣传与阐发唯物史观，并开始 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观点去解释中国历史。李大钊的论著《史学要论》与《史学思想史 讲义》，集中体现了李大钊史学理论上的成果《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 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 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他指出：“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 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历史 是社会的变革。”“历史是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 的纪录，必欲称之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史学“即是研究 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历史学的任务和目的，“本在专取 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 [8](p.204、p.206、p.208)，这明确地将客观的历史与历史记载区分开来，指出历史学 应当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研究。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研究 中国社会史的开山之作，1930出版之后，反响甚大，继而在国内外引起了社会史的大论 战。论战的结果使唯物史观扩大了影响，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走向深入。
1938年翦伯赞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继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 义史学理论专著。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系统总结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对历史 和历史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论述和阐发。此后，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导论》、 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吴玉章的《中国历史教程叙论》、华岗的《研究中国 历史的钥匙》、《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都对历史 学的性质、历史学怎样成为科学、研究历史的意义以及历史学的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深 入的探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出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对历史与历史学理论作出许 多论述，影响极其巨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党性，在苦难至深至重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 研究与应用，都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因此，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著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服务现实的品格，史学为政治服 务的概念不断得到强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 一方面，容易使人认为史学见解与政治立场密切相关、难分难解，以为史学著述必然会 体现政治思想，或者干脆就包含直接的政治用意。史学的学术价值、学术标准处于从属 的地位。此种认识模式，因为革命事业的取得胜利，极有可能被视作唯一正确的思想路 线。
三
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不管是成就卓越的老一辈 史学家，还是年轻的莘莘学子，都投入到这场学习运动之中，唯物史观大为普及，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
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文革”的结束的这段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 义就是史学理论，二者概念上是没有区分的，因此，史学理论的研究往往与阐释唯物史 观的基本理论相结合。但当时史学界在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前提下，如何具体地体 现研究思路与方法，是作出许多探讨的，这就是说，人们对史学自身理论问题的思考并 没有停止。从50年代起，史学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涉及了几项引人瞩目的问题：
关于“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是讲史料与理论关系的问题，起初针对“史学即史 料学”之类观点的影响，以及史学界部分人轻视理论的倾向，从而提出了“以论带史” 的主张，意欲加强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指导，用正确理论来统帅史料。这本来无可厚非， 但从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特别是1958年“史学革命”开始后，即出现了空言理论、漠 视史料的另一倾向，“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于是，翦伯赞、吴晗等老一辈 史学家对“以论带史”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以论带史’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 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这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 的。”若此必然出现两种错误偏向：一是“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 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二是，“挑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9]，并且，提 出“论从史出”的主张作为回应。在广泛的讨论中，又有人提出了“史论结合”的观点 ，认为“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皆有失全面。这场史与论关系的讨论，尽管“以论 带史”的观念被大多数人否定，但并未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后随着“极左”思潮的 泛滥，又表现出来。
关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的讨论，实质上涉及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所谓“今” 是指距现实较近的历史，所谓“古”是指距现实较远的历史。“厚今”是要重视近现代 史的研究，以努力使史学为现实服务。因此，在史学研究领域也得到具体落实，比如中 国近代史的研究得到加强，仅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就出版了11 种以史实为中心的专题资料集。中国现代史也侧重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这 些见解与措施，大多数史学家是认同的。但“厚今”是否必须“薄古”?学术界意见很 不相同，许多人提出“厚今亦不薄古”之类的见解。但当时颇有政治“权威”的陈伯达 片面强调“厚今薄古”，并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随着一股“史学革命”之风刮起，使 学术讨论变成对“厚古”的讨伐。结果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古代部分极力压缩，近现代部 分无限膨胀，甚至有人提出历史倒着讲，由今及古，随意地割断与颠倒历史。
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的辩论，影响极为广泛，震撼尤大，关乎整个史学界研 究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革 命实践与历史研究中都曾取得辉煌的成果，但仍不应将之视为唯一的史学方法。20世纪 50年代，针对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范文澜、翦伯赞等撰文 提出：历史研究中只有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与 历史人物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最初主要就历 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结合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展开的。后来，尖 锐的反对意见出现，形成激烈争论，在政治干预下，形势骤然变化，历史主义被批判为 对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极左思潮空前膨胀。直到“文革”结束，有关讨论才又继续 。
关于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对外国史学及史学理 论的研究只限于苏联。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和《史学译丛》主要发表苏 联的史学论著。到60年代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开始对西方史和西方史学理论 进行研究。齐思和、吴于廑、周谷城、郭圣铭等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 理论。尽管文章中有“左”的倾向，但毕竟有限地开拓了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领域。
建国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围绕学习、阐释和运 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展开的，并由此形成在诸多理论问题上的讨论热点。史学 理论研讨是纳入历史理论之中，因而缺乏相对独立的系统研究。由于政治形势和组织力 量的制约，学术的讨论日益政治化、教条化、斗争化。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学术 问题无限上纲的方式达于极致，已经不能进行学术意义上的史学理论研究，因某种政治 需要炮制的“理论”，例如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儒法斗争”体系，是不准公开怀疑的 。
纵观这一阶段史学理论研究的历程，还可以细化为三个段落。即1957年“反右”之前 、之后，以及十年文革。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划到一个阶段，就在于此间人们在认识上存 有一个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 史观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 运用上教条化，虽各个小段落的程度不同，而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左倾。在这种趋势长期 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史学家不但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取得显著的成就，而且也在史学理论 问题上作了兼顾艰苦的思考、迂回的探讨，留下发人深省、值得反思的史学历程。
四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历史学 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史学家们在对过去史学发展的总结和反思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有许多失误。其中一个重要的 失误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替代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 最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但它决不是全部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况且过去我们对历史 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因 此，史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加强。于是，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 上明确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并做出定期召开全国性史学理论研 讨会的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 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因此，从80年代初起史学理论研究就成为热点，并持续 升温。其标志之一，自1984年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1993年广 东召开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上，又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原来的史学理论研讨 会更名为史学理论学会年会，每二年召开一次。之二，自80年代初，全国高校历史系开 始把史学概论规定为必修课，大学课堂重新开始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讲授。之三，出版 和翻译了大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 首先出版。继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等十余种史学理 论、方法论著作相继出版。与此同时，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有关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著 作。如：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田汝康等选编的《现代西方史 学流派文选》等等。之四，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被列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并开始招收史 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之五，在重点大学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理论或史学史研究所的专门的研究机构。
总之，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就显著：其一是阐明了唯物 史观与史学理论的关系，界定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研究范畴。学者们普遍认为：唯 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最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论，史学理论是研究历史的具体的理论和方法 ，不能相互替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内涵不同，前者主要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概 括；后者主要是对史学自身的理论思考。其二是对文革前曾经讨论过的有关的史学理论 问题，诸如：史与论的关系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等 等进行了继续的研究和讨论，并有了新的拓展和突破。其三是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取得了 可喜的收获。在文革前，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基本没有展开研究。在新时期，历史认识论 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学者们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 过程与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检验等问题上展开了研究和探讨。目前，研 究尚在进行，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和展开。其四是史学方法的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 。史学方法在过去是比较单一的，一时间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唯一的史学方法。80年代以 来，史学方法的研究不断有新的进展，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进一步探讨和阐发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研究方法。第二，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史学界对史 料的收集、鉴别、考证的方法做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第三，大量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史 学方法，如比较史学的方法、计量史学的方法、心理史学的方法等等，史学方法出现了 多样化的局面。第四是史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了新的扩展，这是一个大的成就和突破 。在相当一段时期，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政治史、军事史，到了文革十年，历史仅剩农 民战争史、儒法斗争史。自80年代，人们从理论上重新审视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 普遍认为历史内容包括人类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方面的活动和实践。理论上的 突破，带动了史学研究中文化史热、社会史热、生态史热、科技史热的兴起。
新时期史学理论的研究到90年代末期才进入一个相对平缓时期。平缓时期的出现应该 说是人们对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一个理性时期。过去二十几年，人们在史学理论研究的热 潮中，出于对建设史学理论学科的迫切心情和热切愿望，因而史学理论研究在许多方面 还显浮躁和欠深入。一时间新理论、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新名词、新术语眼花缭 乱，层出不穷，确也显示了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新风姿。热闹喧嚣过后，冷静地思考 发现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对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问题喊的多做 的少；对西方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介绍的较多，实际的运用较少；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 史学思想的研究和挖掘也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许多史学理论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 史学理论研究者还缺乏史学实践的经验和基础，使得有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较为空泛， 缺乏实际内容；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脱节等等。因此，对今后史 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问题作如下几点思考：
1.关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问题，是一个史学上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 坚持唯物史观的全部意义不是固守成规，不是囿于具体结论，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则和思维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一 方面要广泛汲取中外古今优秀的史学思想、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以丰富和充实其理论 体系；另一方面要不断更新和推进其相关结论，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要系 统研究经典著作，深刻地领会和准确地掌握其理论精髓；要研究中外古今的史学理论与 史学方法，批判地汲取合理的内容；要研究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特点，使史学理论的 研究学科化、规范化和现代化；要研究现实社会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新要求， 使史学理论与时俱进，敢于创新。
2.关于学习和引进域外史学理论的问题。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加 强，域外史学理论会被越来越多地介绍到我国史学界。回顾中国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几 次高潮的兴起和成就的取得，无不与域外史学理论的传入有直接的关系。但在引进的高 潮之中，往往有生搬硬套的情况，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充斥篇章，却无新颖内容可 言，新瓶装旧酒，仅仅包装改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过去我们对域外史学理论 ，不论那个流派皆未能从整体上研究，倾向于应急择取、片面采用，结果理解不透，消 化不良。二是过去我们对域外史学理论的名词术语，观点方法介绍的多，具体运用实践 中少。再好的理论与方法如果脱离史学实践，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种史学理论或方 法不能在历史研究中解决具体问题，那么这种理论或者自身存在缺陷，或者我们还未真 正的理解与掌握。
3.关于加强史学评论的问题。史学评论就是对史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议论，体现史学 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现实运用。当前，史学评论是历史学内的薄弱环节，这一方面表现出 史学评论本身理论的贫乏，另一方面是因为存在着不正的史学风气。近二十几年以来， 畅所欲言的学术性批评比较少见，连具体史学专题的学术争鸣也十分缺乏，于是低水平 的史学炒作大量产生，移花接木、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强兼指 得失、特别是突出以批评为主的史学评论，是史学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
4.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定位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 ，涉及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发展前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人提出要使史学“市场 化”，发展“休闲史学”等等，这样的提法令人疑惑：史学作为一种社会人文科学，能 否成为商品?因此，关于史学的学术性质与社会功能的关系，十分需要从理论上得到澄 清。
5.关于史学理论研究尚存分歧的问题、尚未充分探讨的问题。例如史学的根本性质及 其宗旨，史学认识的检验方式，史学深入研究与知识普及的关系，史学与其他社会人文 学科的区别与联系等等，应当引起整个史学界的关注，以积极的态度予以学术性探讨。
史学理论探讨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求是”就是追求认识的真理性，任何随风气 、求适应、谋利益的狭隘意念，都会使史学理论的研究产生偏向。史学理论的探讨又是 非常艰苦的工作，每一见解的提出，都会面临无数具体历史问题的衡量和检验。回顾与 反思百年来的史学理论发展历程，就是为了汲取教训，在史学理论研究和创新中少犯错 误，为21世纪的历史学再度辉煌贡献力量。
收稿日期：200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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