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部论文,青年人论文,新来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歧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上，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有人认为小说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党委机关里的现实生活，人物和环境描写都具有典型性，有人则认为作品把党委机关写的一团糟，是严重歪曲了现实生活。又如，在分析刘世吾这一人物时，有人认为刘世吾是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官僚主义形象，有人却认为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是不存在的，是对老干部的丑化。（注：关于50年代中期该作品论争观点的整理，参见於可训等主编的《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第1至12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处在5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评论者，无论持肯定态度的还是持否定意见的，大多不能摆脱政治功利或社会功利的实用主义文艺观。当他们以“真实”作为评价文学创作的标准时，实际上较少顾及作品本身、作品的实际，因为一种先验的社会历史观或人文信念造成了他们对文学创作审美机能的盲视。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王蒙本人创作有很大发展，变得十分丰富，为我们返视当代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视角，重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回到文本以发现意义的一个尝试。
从题目看主题与结构
小说原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来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及其他集子时，作者又将其改为原题。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里也用的原题。可见王蒙用这个题目有他的用意。
两个题目的逻辑重音不同，作者的题目放在“年轻人”上，而改题是“新来的”。这样就牵涉到小说的视角问题。前者是内部视角(尽管是第三人称，但小说的基点是在林震身上，叙述是以林震为视角的)，在审美品格上，标明了小说的表现性，而主要不是生活写实。后者成了外部视角，从外面来看小说，不是小说自身生成的题目。如果说作者的题目是小说的眼睛(内部精神的窗口)，那么改换后的题目就有点像贴上去的标签。
更重要的是，改换后的题目与小说的“意向性”不合。在王蒙小说创作中，有一个贯穿到后来的冲突模式，即自我意识趋向与外部现实的冲突，同时也是某种人格类型与一种文化规则的冲突。在《组织部》这篇小说中，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现愿望，同以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规范(对个体人格的选择模式)的冲突和摩擦。这种似乎是个人理想和外部现实的冲突，贯穿了王蒙后来的很多小说，这也是王蒙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的一个解读中国社会冲突的重要的主题线索。
“年轻人”作为题目的中心词，这种自我定性在表层上有一点谦称的味道。但从真实语义看，它在王蒙小说中是一种人格类型、人格主体的代名词。以林震作为最先出场者，王蒙小说里有一个这样的人物系列：《布礼》中的钟亦成，《杂色》中的曹千里，《名医梁有志传奇》中的梁有志，《活动变人形》里的倪藻、倪吾诚……
在《组织部》里，“年轻人”——林震，是这个小说的原发点，这篇小说是由他的感受、体验而产生的，或者说，小说的动机与意向性，都产生于林震的内心经验。这篇小说，如果说有事件，那么它是有一个心理事件；如果说存在心理冲突，也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冲突。
小说的意向性决定了它的内在结构。小说以林震的心灵为端点，形成一个扇形结构。它有两极，一极是与韩常新、刘世吾的冲突，这是与机械力量的摩擦。另一极是人的纠葛，即与赵慧文的心灵感应，两者相遇引发的情绪波流。介于中间的是小说的表面的故事纽结，即麻袋场事件。
小说的两极在深层上是主人公欲念—生命原力的放射。冲突与纠葛都由他的内在世界外扩而发生。与韩、刘为代表的组织力量的冲撞，反映的是主人公的“功名欲”，同赵慧文的情感纠葛触及的是“爱欲”。最后，在外部压力下，功名欲战胜爱欲：革命工作战胜了朦胧的爱情，爱情让位于党的工作。
错读、误读及其必然性
错读是指当时首先不是把它当小说来读，很少从小说艺术、审美的角度去读小说，对小说(文本)缺乏“审美的注意”。或者说注意的不是“意味”，而是“意义”。评论者多从严肃的社会学和政治角度去挖掘它的含意、作用，考察它的社会效果，很少谈及小说的机智、谐趣、抒情性和戏剧化手法。今天看来，王蒙在那时就天才地运用了反讽手法造成小说的艺术张力。
错读的另一表现是把小说的虚构当成了新闻报道，用生活的真实性去要求小说的真实，给人物和事件坐实。而另一方面却又把对生活的实裁诬指为“影射”。
错读在当时是必然的。四二年以来，文艺已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新中国一成立，当代文学便被明确地规定只能以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为唯一正确的方向。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来说，小说不仅仅是小说，甚至首先不是小说。人们要求小说的，是像《不能走那条路》那样的作用和效果（注：李准的这个短篇，发表于1953年11月《河南日报》，反映农村分得土地后的“翻身农民”面临的“两极分化”，宣扬农业集体化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小说因及时配合了当前农村开展的改革运动并体现了既定政策且形象可感而受到广泛重视，《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还被印发给农村工作队员作为参考与指导。）。
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讨论小说，就是用“典型理论”来分析(这应该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操作)时，也用的是一种教条化的、被扭歪了的变质的典型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文学本质的观念，即文学通过塑造反映阶级本质的典型形象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去规范小说，得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而像唐挚等人那样反对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去代替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误读，是指对人物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作二值的价值判断，加以正反定性，简单地把刘世吾视为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代表甚至是典型。很少注意到作品对韩常新的批评。其实，更深一层的误读，是误以为小说的目的是刻划刘世吾的形象，达到反映问题、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目的，而忽视了林震的心灵感受，忽视了林震对生活的诗意要求。这跟当时人们注重客观而忌讳主观是有关系的。在客观论的片面认识论的时代思潮中，人们不可能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体验小说、感受小说、心态小说。
这篇小说确实可视为问题小说，然而对“问题”的理解，当时不是从个人观察和感受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即有一个先定的前提——党是没有错误的，不可批评的。这从当时人们批评小说是一种“影射”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王蒙后来不必辩解，而应为之庆幸，如果如果小说揭示的是更高也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话)。5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已变得往往从概念出发（“主流论”即是表现之一，衡量作品的标准是所谓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现实还是“歪曲”了现实），而不能从作品营造的象征性艺术世界出发。甚至不能从生活出发，更不能从个人感受出发。而这篇小说恰恰是重在个人感受。小说着重写的是生活有时候带来的“某种情绪的波流”。
被组织：刘世吾的悲剧
刘世吾作为革命主体，在革命成功后，存在一个功能转换问题。刘世吾的被动性和悲剧就产生在这里。他对这一点不一定完全意识到了，即使意识到了出于自我肯定本能他也不承认。试想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旧政权的颠覆者到新政权的维护者，刘世吾能干什么？该怎么干？
刘世吾有两个口头语：“就那么回事”，“党工作者”。这两个口头语反映了刘非常现实也非常聪明的选择。当然也出于一种惯性和无意识。这个口头语说明了刘世吾懂得孰轻孰重，懂得替谁负责，它是革命经验赋予刘世吾的政治理性。“就那么回事”针对的是实际事物。“党工作者”，则体现了一种角色意识。是“党工作者”，而不是“党的工作者”。“党工作者”这个同位语，意味着个人与党的一体化、同在，是党的具体化的存在物。说角色意识是指他把这一点内化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刘世吾是以革命经历和胜利者、新生活的缔造者的身份自矜、自居的。小说中多有表现，例如，当他看到刚报到的林震口袋里装的书是《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时，问道：“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他们青年看的吧？”两个“他们”用得很有意思，这表明了他的心态，也预示在同新来的年轻人的冲突中的先验正确性。又如，他在批评林震时说：“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我愿意直爽地提出一个推测：年青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这样，作为一个党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刘世吾完全是以过来人的资格居高临下地否定林震的。
刘世吾本能地依附一种力量。如，在针对林震的批评时，他说过这样的话：“……不过，自上而下的批评须有领导地(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去开展……”。还有一段话：“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领导”、“上级”这些字眼成了刘世吾职业意识中最敏感的弦，最重要的音符。
刘世吾有值得骄傲的革命经历，也有在革命斗争中磨炼出来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在这种领导艺术里，反映了刘的本能的上本位观念。他工作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这里，“指示”不同于“传阅文件”，后者是一般性的，无关大局，而前者来自于“上面”，是从权力中心那里递贯下来的，它决定着政体中枢神经的脉动。这种直觉反应，既是刘的工作经验的体现，也是被组织的结果，对于他来说，既是主动，又是被动的。
在某种意义上，刘世吾是一个机器上的构件。“他熟练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的灵活。”这固然反映了刘的理论修养，但同时也意味着他的被“异化”，被理论(一种革命话语)异化。
他的时机成熟论，以及在王清泉事发后他的一反常态(《北京日报》发表读者来信后他把报纸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抖一抖报纸，客观地说：“好，开刀了！”)，都说明党不允许在名誉上受损。这是他的看护人所要共同维护的。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移。在这种权力的自我保护中，作为机器上的关键部件，很自然地要行使它的职能。作为“组织部”(这是具有特殊职能即心脏功能的机构)的领导，懂得什么时候行使“医生”的职责(先前的延宕并非不负责任的拖沓，乃在于医生的功能是割除痈疮而非预防痈疮)。
林震评断刘世吾：“他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为什么“冷漠”？敏感而易于冲动的年轻人林震在当时未必能找到这一答案：“坐天下”不同于打天下，巩固政权不同于夺取政权，守成不同于变革，它不需要热情，相反忌讳、害怕热情（注：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症候。70年代末复出的王蒙，在小说里经常触及这一领导者易患的心理情态。例如，《蝴蝶》中的张思远就一再警告自己早已不是热情和想象的年纪：“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过”。在《风息浪止》里，需要退下来的地委书记苏正之，“在由谁接班的问题上他和地委的其他几个书记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本能地对于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敢想敢干的人抱一种怀疑态度”。）。这里所说的“冷漠”，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如处理麻袋厂事件)，它所失去的还包括主体自身作为人的热情，青春活力，那种未经打磨的毛茸茸、热乎乎的鲜活状态，勃发的生命冲动等。实际上，在中国的人治文化里，人一旦被组织就意味着丧失生命的本原状态而走向“冷漠”。
赵慧文也有一段批评刘世吾的话，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他满有把握地应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干一气，他一把把事件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他当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分析得可谓透辟，但我们还应看到刘的被动性，除了个体原因，刘世吾首先是“组织意志”(后演化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作者借赵慧文之口说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刘世吾代表的革命领导者(包括比他地位更高的革命领导者)的模态化的准确诊断。
刘世吾身上并非不流露“人”的一面。比如他跟林震谈小说时，很入迷，“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他在处理完麻袋厂事件后与林震在小铺子里吃馄饨，喝酒，有对自己的一番检视和反省。当林震问到他“现在难道就不年青，不热情了么”，他答：“当然不，……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然后小说写，“他托着腮，用最质朴的人的态度看着林震，”还说“是啊，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刘世吾偶尔才流露“最质朴的人”的一面，那才是本来的真正的他。但在一个本真的人和社会角色当中，刘世吾不得不选择后者，被“事务”所包围，变得面目“世故”。
刘世吾不同于韩常新。韩投机，“懂行”，金玉其外，善于玩弄教条，会做官样文章。他因圆滑而亨通，虽然浅薄然而得志。刘世吾看不起他，对林震说：“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可见刘世吾在质地上与韩有区别，他看人看事的敏锐(包括对赵慧文、林震感情苗头的洞幽烛微)基于他的革命经历，而他的“冷漠”则应由历史的宿命来负责。他有一段自我质询的话发人深思：“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倒不能激动我们。……”这样的精神迷惘，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刘世吾斥为“革命意志衰退”。
林震是个个人主义者
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肯定意义上的，至少是中性的，而非贬义。可以理解为从“人文主义”中分泌出来的一个词，跟“个性主义”相近义。含意为肯定个体存在的价值，个人的积极发展在集体中应得重视和认可。林震是一种人格类型的代表，聪敏而有灵性，热情而又单纯，有强烈的自我求证愿望，自我关注，追求人生实现，但不是以索取而是以创造为最高人生价值，有强烈的表现欲，始终处于焦躁、亢奋状态。这种人格特质就带有个人主义色彩。这类人格主体在等级制、超稳定的中国社会里常常是被遏抑和防范的对象，只有在革命时代和社会变动期才如鱼得水。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时代必然构成冲突，林震的戏剧性遭遇由此决定。
林震有很强的功名欲。小说写：“他已经二十二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要……’现在二十二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他订计划，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所以，当他二十二岁成为“党工作者”时，他感到是实现人生目标(即他说的“真正的生活”)的开始，所以“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提前去区委会报了到。在那个时代，林震把他的个人实现愿望附丽、归属于宏大的历史性的革命事业，以革命崇拜和对党的宗教虔诚来表现他的文化价值选择。(小说写“组织部”、“党工作者”，就体现了作者少共心态的逻辑扩展，是一种自我肯定。)
这种人格主体往往理想化地看待外部现实，更多地想着“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可以怎么做”，因而不免碰壁、受挫。小说点到：“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林震出于一种道德激情把一切理想化，用应然来要求已然，例如：他告诉赵慧文，“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对区委书记谈，或者写成材料给《人民日报》”；他用“党章上的规定”要求机关工作；还义愤地呼喊：“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就不允许党的机关有缺点！”
可以说，林震是个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者，或者说是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
这种理想化、幻想型的人格，要求人生的质量，追求生活的诗化。幻想是诗的特质。一方面楔入现实，另一方面又希望超越现实。既焦灼于现世的实现，又看重永恒的生命形式。林震对文学和音乐的喜爱，就是这种内心生活的表现。小说写他在赵慧文卧室里听音乐：“收音机亮了，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与乐曲相通。”要求完美是青春的幻想，然而也因此难以见容于现实，因为那是一个要求人们投入斗争，以吃苦为乐，以牺牲为荣的普遍自虐的时代。
赵慧文对林震的性格特征观察入微，并预见到这种性格与环境相冲突：“……你常常把眼睛盯在一个地方不动，老是在想，像个爱幻想的孩子。你又挺容易兴奋起来，动不动就红脸。于是你又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于是我有一种婆婆妈妈的预感：你……一场风波要起来了。”——林震的行为不合集体主义的“语法”，也不合时宜：巩固政权需要的不是激情冲动与革命性。在一个按自己意志按部就班运转的组织机器中，林震的充满个人想象、带有个人意向的积极表现，不仅显得滑稽，而且势必四面碰壁。
——入世型的个人主义者需要投入革命来实现自我，而革命的集体主义本质与个人主义相矛盾：这就是“年轻人”林震的悲喜剧。王蒙后来的小说贯穿了这一冲突形式，不同的是有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经历后的小说，多了相对主义而淡化了理想主义。
林震后来“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力量的悬殊”。“自己”和“他们”，乃是个人与集体的对立关系。革命作家王蒙当然不可能像卡夫卡和约瑟夫·海勒那样深刻地揭示个体在一体化的社会机器中的悲剧，尽管林震进入的“无物之阵”(相对于他的愤激，刘世吾和韩常新像不曾发生过争执一样约他去散步)也颇有悲剧意味。
应该肯定林震的个人追求都是合理的。小说结尾赵慧文的抒发很动情，很人性：“我们希望过一种真正的生活。……”然而集体主义时代容易把人简化(林震在受挫后终于明白“人是多么复杂啊！”)。连细腻多情的赵慧文，在她和林震的心灵感应被刘世吾点破，一对有共同志趣的男女的纯真感情被掐灭后，她也只能用“革命话语”来掩盖她个人愿望被阻后的尴尬和痛苦，——她居然拿出意见草稿和跟自我竞赛的办法给林震看，将自己从挫伤中解救出来。林震不知道他因为崇拜革命、为维护自我革命人格形象而多么严重地伤害了一个美好的女性，——这时候的林震，他的个人主义中才真正包裹有不光彩的成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