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比较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负面论文,效应论文,中外论文,股份制改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方兴未艾。该国当年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不仅以其改造的规模之大和力度之强而令世界震撼，而且以其改造所取得的明显成效而令世界各国所纷纷效仿。更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是，其示范效应所引发和掀起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浪潮，不仅迅速波及所有发达国家，而且遍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其影响力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创出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记录。但是，随着这一改造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与深入进行，人们却发现与改造相伴而生的一些诸如失业人口激增、社会公共福利水平下降、国有资产流失、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等的负面效应。这种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在世界各国当然包括我国在内概莫能外。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负面效应既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在发生强度和危害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对这种经济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比较与分析，对当前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生背景的比较与分析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这些背景具有一定的共性；从不同类型国家的角度看，这些背景又具有各自的个性。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认为以下这几个方面的背景特别值得注意：
(一)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与干扰
1.私有化浪潮的发源地——西方国家。自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至今，西方国家曾先后交替发生过数次“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浪潮。在这两种相互交替发生的浪潮中，真正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息息相关并紧密相连的，毫无疑问只能是“私有化”浪潮。这是因为任何一次“私有化”浪潮的目标所指理所当然的是国有经济，作为国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其产权的私有化必然会成为“私有化”浪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及其负面效应与“私有化”浪潮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与西方国家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私有化”浪潮相比，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创出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记录。这次“私有化”浪潮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而且触及到了国有经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仅迅速越出了西方国家的边界而席卷全球，而且影响力持久至今。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产生的国际大背景。
在西方国家中“私有化”是一个外延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一般泛指为提高国民经济市场自由化程度而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私有化，即通过出售、清算、兼并等方式，将国有企业的产权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私人；二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私有化，即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交由私人使用；三是国民经济运行方式的私有化，即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和强化市场竞争，来提高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四是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私有化，即通过政府服务职能和宏观政策的调整，鼓励和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以适应和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化进程，等等。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私有化”的含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国有产权的私有化，其内容要宽泛和丰富得多。必须指出的是，在这次私有化浪潮中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私有化主要是围绕着上述“私有化”含义的后三部分进行的，真正集中围绕国有企业所有权私有化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而推进“私有化”浪潮的西方国家，只有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加之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中本来数量就不多，比重就不大，因此，私有化浪潮对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所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私有化浪潮的重灾区——俄罗斯东欧诸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是，俄罗斯东欧诸国却在泛滥于全球的私有化浪潮中深受其害。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借助于拉美国家普遍发生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强行向拉美国家输出私有化浪潮。在西方国家的强制干预下，拉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被私有化了，如阿根廷几乎将国有企业全部卖光。90年代初，西方国家总结了在拉美国家推行私有化浪潮的“成功”经验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内的十大政策工具，用于向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将西方国家向全世界输出私有化浪潮范式化、统一化了，由此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俄罗斯东欧诸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向其输出了“华盛顿共识”。这些国家纷纷接受并实施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由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和制定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实施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私有化浪潮。经过这一浪潮，国有企业数量急剧减少，国有经济比重迅猛下降。如俄罗斯截至2002年1月1日，共有13万家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占私有化之前全部国有企业总数的66％，国有成分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10.7％，而私人成分从1.2％上升到75.8％。由此，美国和欧盟于2002年夏、秋分别承认了该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国际组织也认可俄罗斯为完成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①。联系这些国家在私有化浪潮袭击之前，国有企业的数量和国有经济的绝大比重，私有化浪潮对这些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所造成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3.私有化浪潮的波及者——中国。与俄罗斯东欧诸国一样，中国同样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任，同样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西方国家出于全球化战略的考虑，必然不会放过向中国输出“华盛顿共识”，借此在我国掀起私有化浪潮的机会。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欧诸国国有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造也不可能不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国际背景。中国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当时正值私有化浪潮在全球到处肆虐，俄罗斯东欧诸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因此，在我国国内理论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负责任的偏激言论，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私有化倾向，但是，这些始终未能成为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主流，始终未能改变这一改造的大方向。
(二)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与特殊性
1.经济转型——俄罗斯东欧诸国及我国共同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经济转型从最一般的含义上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西方国家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它们根本不存在经济转型的问题。所谓经济转型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如俄罗斯东欧诸国以及我国。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因为，计划经济国家长期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由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只能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和巨大浪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的经济实践却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因此，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经过反思，不约而同地纷纷开始了对经济转型的探索。这种探索由于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因而必然会成为这些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产生的又一个重要背景。
2.激进的经济转型——俄罗斯东欧诸国的选择。众所周知，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东欧诸国的经济转型，大部分采取的是“一步到位”式的激进改革。这些国家曾先后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制定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是一个试图在较短时间内一揽子解决经济转型所有问题的改革方案。它主张用一次性全部放开价格来形成市场机制；用强制手段限期完成国有产权的私有化来塑造市场主体；用紧缩银根和财政的方式来促使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按照这一方案的设计者萨克斯的说法，实施这一方案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长痛不如短痛。但是，在一个长期实行与公有制相配套的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市场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的，与此相关的诸多经济社会领域的其他配套改革和法律法规的建设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急于求成的行为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3.渐进的经济转型——中国的特点。与俄罗斯东欧诸国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一直采取谨慎的试探性的改革，即所谓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的。这种先易后难、分阶段逐步实施的改革虽然比较稳妥，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越到改革的后期，积累的矛盾越多，深层次的问题越难以解决，越容易引发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冲突与对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加大完成经济转型的难度。
(三)社会基本制度性质的不同与剧变
1.两类社会基本制度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西方国家与中国。同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由于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其作用、实质和目的就有根本性的区别。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和国家垄断资本总体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由国家垄断资本经营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仍然属于私有制的范畴，是私有制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当这种实现形式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时，国家就会将其私有化，直接交给资本家经营，这实际上是私有制具体实现形式之间的一种转换。这就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作用、实质和目的。而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和国家资本是为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服务的，由国家资本经营的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当这种实现形式不利于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需求时，就要对其进行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就是对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2.社会基本制度性质发生剧变的国家——俄罗斯东欧诸国。与西方国家和我国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社会基本制度保持总体稳定不变有所不同的是，俄罗斯东欧诸国的社会基本制度在这一改造前后则发生了剧烈的根本性变化，由此给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带来的负面效应格外引人注目。西方国家和我国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现有的社会基本制度，而俄罗斯东欧诸国却将这一改造当成彻底摧毁现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工具和手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俄罗斯把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归结为私有化，而私有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产权私有化，其目的是为了尽快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被人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公开坦言：“私有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而且是要在几个突出的年份中完成世界其他国家花了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作。”② 他有意识地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明确提出私有化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认为这项政治任务必须加速进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规，不考虑后果，通过私有化使俄罗斯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不可逆转，防止苏联制度的复辟。前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也认为，改革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目的，“为私有化而私有化。因为摆在首位的是私有化的规模，而不是与提高生产效益的联系”。③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和这种社会基本制度剧变的环境中进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表现形式的比较与分析
(一)惊人的相似与相同
如果我们仅从现象层面上粗略地来看，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其表现形式的确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这些共同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一般意义上的共性。比较世界各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其某些表现形式几乎为世界各国所共有，比如失业人数激增；社会公共福利水平下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减弱；国有资产流失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加剧等等。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国有企业自身所具备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发生的变化不无直接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不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兼具扩大就业、增进社会公共福利、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等等一系列特殊的作用与功能，因此如果对国有企业进行的股份制改造损害或降低了这些功能，影响了其作用的正常发挥，必然就会导致与这些功能降低或丧失有关的负面效应的发生。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实践来看，这一改造对国有企业特殊功能和作用的损害或降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一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在世界各国所具有的共性就不难理解了。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由于主要来自这一原因，因而它的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在世界各国中就最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共性。
2.经济转型意义上的共性。除了以上一般意义上的共性之外，经济转型国家之间还具有与其他类型国家不同的共性。这些国家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往往会共同出现一些诸如宏观经济剧烈波动、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来势凶猛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的凸现与加剧等等负面效应。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经济转型本身具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任何经济转型国家都面临着一个最基本最困难的重要任务，即市场经济主体的再造工作，而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又依赖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众所周知，在这些国家中国有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国家宏观经济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又是左右国家财政和金融状况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基于经济转型而对其进行的根本性改造，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与国有企业特殊功能降低或丧失有关的负面效应的发生；另一方面必然还会带来一系列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负面效应。这正是经济转型国家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不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共性，而且还具有特殊意义上的共性的主要原因。
(二)存在的差异与不同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现象其表现形式在不同条件下能够保持完全一致，对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来说同样如此。即使从现象层面上来看，只要稍微仔细地比较和观察一下世界各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那么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它们之间仍旧存在着许多差异与不同。
1.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西方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后者所发生的一些负面效应，前者并未发生或并不典型。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类型的国家中由于具体国情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种种差异，这一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也存在诸多不同点，甚至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同是西方国家的美国，由于国有企业在该国的数量和规模本身就比较小，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更加少，因而这一改造的负面效应几乎在社会层面上难以看到。再比如我国与俄罗斯东欧诸国虽然都属于经济转型国家，但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就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这一改造中我国并未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相反却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也未发生国民经济受控于西方资本的情况等等。
2.波及范围差异较大。在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中除英国之外，大部分国家都未采取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形式，加之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中的数量和规模较小的原因，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在西方国家中波及的范围要小得多。即使在英国经过私有化运动的15年之后，政府出售的国有总资产也只有450亿英镑，仅占政府手中尚有的2500亿英镑国有资产的1/5。④ 反之，在经济转型国家中国有企业基于转型的需要，大部分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加之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中的数量、规模以及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之大，必然会使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波及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西方国家。我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由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并未完全采取国有产权私有化的方式进行，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因此便大大限制了其负面效应波及的范围。
3.持续时间长短不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而且随着这一改造的顺利完成，在一系列缓冲、化解机制和相关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快便减弱或消失了。但是，经济转型国家由于改造任务的艰巨而庞杂，特别像俄罗斯和我国这样一些大国，面临的问题更多，改造的任务更为繁重，因而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改造任务，必然会使随之产生的负面效应持续时间较长。不仅如此，由于经济转型国家一些特殊的主客观原因，一些已经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但不会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完成而逐渐减弱或消失，反而有可能与其他社会因素相结合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发展或激化，如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问题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4.发生强度对比鲜明。在西方国家中由于只有英国这个国家对本国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集中实施了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因而由这一改造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在西方国家中以英国的强度为最大。但是与经济转型国家相比，尤其与俄罗斯东欧诸国相比，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同样的负面效应在这些国家中强度要大得多。仅从国有资产流失来看，西方国家就与这些国家无法相提并论。从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来看更是如此，这些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便迅速形成并造就了这样一种社会阶层分化趋势，足以说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强度有多么大。
5.危害程度反差强烈。从全局与综合的角度来看，应该承认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总体上是小于正面效应的，即便是英国这个负面效应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国家也是如此。但是对于经济转型国家来说，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俄罗斯东欧诸国与我国相比，负面效应的危害程度显然要比我们大得多。这些负面效应不仅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其带来了沉重的政治灾难，甚至导致了一系列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人口大量存在、经济犯罪率大幅上升、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装冲突不断加剧等等。虽然这些负面效应对我国的危害程度没有这么大，但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的问题比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如果不加以重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和治理，那么我们很可能也会步俄罗斯东欧诸国的后尘，深受这一负面效应之害。
三、主要特点的比较与分析
(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特点
1.发生的范围有限。如上所述，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本来数量就不多规模也不大，而在整个私有化浪潮中，除英国等极少数国家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主要方式进行私有化之外，大部分国家在这方面改造的力度和规模并不大，因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在整个私有化浪潮中所占比重就比较小，由此而引发的负面效应相应地就主要局限于个别国家或从事这一改造国家的个别经济领域，相对于整个西方国家和社会而言，其发生的范围就更有限了。
2.作用的强度有限。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具有比较完备的应对社会危机和突发事件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发生的范围内，这一机制理所当然地会启动并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缓冲和化解有关矛盾来减轻负面效应作用的强度。比如西方国家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了失业职工的生活压力；国家宏观调控的其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有资本退出所造成的某种失控；健全的法律体系可以及时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新的法律法规避免和减少负面效应的发生等等。
3.引发的破坏力有限。这里所说的破坏力应从全局意义上来理解，局部意义上的破坏力，其有限性已经完全可以从上述两个特点中得到证明。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应该承认，整个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其正面效应基本上是大于负面效应的。这可以从改造后国家整体所取得的效益方面反映出来。英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上世纪70年代该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速度位居西方七个工业大国(美、日、德、法、意、加拿大和英国)最末，而从1980年到1988年即私有化之后，其增长速度已跃居七国之首。⑤ 改造的利大于弊，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抵消负面效应所造成的破坏力，制约其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力度。
4.警示的作用有限。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颇具特色的负面效应，并不具备示范性，更不具备警示性，因为它的产生取决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并不完全或根本就不具备的因素。比如成熟而完善的市场经济；灵活而有效的市场机制；先进而发达的资本市场；众多而活跃的民营企业；安全而稳定的社会保障；严谨而完备的法律体系；有力而高效的政府调控等等。特别是举世公认的庞大而雄厚的社会财富和物质基础更是其他非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改造的负面效应才不那么引人注目，才显现出上述明显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点。非西方国家如果忽视这一点，认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不过如此，那就会误入歧途，其后果不仅祸国，而且还会殃民。
(二)经济转型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特点
我国与俄罗斯东欧诸国同为经济转型国家，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为了重塑市场经济主体，必然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改造。在经济转型内在规律的作用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必然会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的不同：
1.发生的范围广。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绝大比重且数量众多覆盖面广，加之对国有企业的改造主要采取的方式是股份制，因而这一改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必然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发生。不仅如此，它的广泛性更表现为，这种情况在经济转型国家普遍发生而无一幸免。
2.作用的强度较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转型国家在应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方面明显缺乏有效性。因为，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无序化程度比较高，发育中的市场经济难以提供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有效应对社会危机与突发事件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以及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因而不可能及时有效地缓冲和化解这一负面效应，导致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某种失控状态，这无疑会大大提高这一负面效应发生作用的强度。
3.引发的破坏力较强。从全局意义上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由于对计划经济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使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生产秩序遭到伤筋动骨式的彻底破坏，因而必然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无序化后果。同时，这一大规模大面积高强度发生的负面效应，一旦作为一种集合力量共同集中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其形成和引发的破坏力可想而知。这种破坏力的严重程度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经济转型国家纷纷发生的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中略见一斑。
4.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经济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由于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进行的，因而不可能具备顺利从事这一改造所需要的规范而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与条件，加之各项配套改革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如果不能及时跟进，政府对这一改造的管理与监督不能有效和及时到位，那么就极易导致这一改造的非规范化和无序化，急剧放大和强化这一改造本已存在的负面效应。如果这一负面效应的作用和强度大大超过经济转型国家本来就不丰厚的社会财富与物质基础的承受能力，那么这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经济转型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向世界其他国家显示的极具价值的警示和告诫作用。
(三)俄罗斯东欧诸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特点
俄罗斯东欧诸国由于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大都伴随着“政治剧变”，因此，与一般经济转型国家不同，政治变动的因素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赋予这一效应以独具的色彩。
1.西方诱导和影响的痕迹明显。综观俄罗斯东欧诸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对这一改造的诱导和影响既是全面的也是全程的。首先，这些国家在改造的理论依据上，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其次，在改造方案的选择和操作的具体步骤上，明显受到西方国家的诱惑与误导，如西方国家曾以提供大笔经济援助来引诱这些国家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曾向这些国家派遣大批顾问来干预和误导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如俄罗斯私有化初期仅盖达尔政府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委员会聘请的西方顾问就有200多人)，直至向这些国家提供具体的改造方案(如俄罗斯东欧诸国大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专家为他们专门开出的“休克疗法”的改造方案)等等；最后，在国有资产的处置上，西方国家甚至直接出面大规模廉价收购这些资产，如此等等。因此，这一改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地深深印有西方诱导和影响的痕迹。
2.政局变动的相关性强。这里所说的政局变动有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即“政治剧变”；二是政治常态下的政府更迭。显然，该变动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直接导致了这一改造性质的根本改变，它对本来就存在的负面效应，显然具有某种强化和放大的作用。比如有些国家甚至就不计一切后果不惜一切代价地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从而将国有企业全面推向绝境。而政府的频繁更迭更是直接导致这一改造的政策多变，使改造的进程时断时续、反反复复，因而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改造的负面效应。
3.急于求成的心态典型。受政治剧变和西方的影响，这些国家大都采取了激进式改革，即所谓“一步到位”的改革。对改革急于求成的心态，使他们提出了诸如“500天计划”等被后人贻笑大方的荒唐改革方案，以及付诸实施的“休克疗法”等改革，试图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举将数量众多、资产雄厚的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不难想象，这种心态和改革给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4.不良后果遗患无穷。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产生的负面效应，有一些可能是短暂的，比如经济的衰退、改制企业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有一些却可能是长期的甚至是难以消除的，比如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彻底瓦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极度削弱、国民经济受控于外资、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等等。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负面效应如交织在一起，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化，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合力，将会给今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四)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特点
同为经济转型国家，我国与俄罗斯东欧诸国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自己独具的特点。
1.较强的自发性倾向。与俄罗斯东欧诸国不同的是，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一改造的内在的自发性倾向。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实质上是一场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地公正干预和制约，社会强势集团必然会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剥夺弱势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这一改造负面效应的发生。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以及政府在经济转型中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加之政府某些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等等主客观原因，我国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政府的确没能完全有效地遏制住这种自发性倾向，以致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负面效应。
2.明显的区域性和产业性特征。由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国有企业又大部分配置在城市、集中在第二产业之中，由此便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城市经济与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相并存的经济结构状况。加之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到了2/3以上，所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必然就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产业性特征，即这一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相对比较集中的城市区域，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之中，比如在东北三省和东南沿海的大中城市中，这一负面效应就表现得比较充分；从产业的角度看，又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之中，特别是在一些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中，这一负面效应同样表现得比较突出。
3.逐渐强化和放大的发展趋势。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由于采取的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因此先期改革中许多容易激化和难以解决的深层次矛盾都没有触及和得到解决，而一些没有及时得到处理的矛盾也会越积越多。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这些矛盾一旦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其激化的程度和负面效应的强度肯定要大大超出先期改革的水平。加之一些必要的配套改革严重滞后，不能有效地起到化解和缓冲负面效应的作用，因而必然就会使这一负面效应呈现出逐渐强化和放大的趋势。
4.较好的可控性基础。客观地讲，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要大得多。但是与俄罗斯东欧诸国相比，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则要小得多。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从未出现过全局意义上的失控。这说明我国对这一负面效应具有较好的可控性基础。这一基础首先表现在我们始终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与主导的改革方向；其次，我们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出现的负面效应非常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缓解和消除这一负面效应的政策和措施，如先后曾采取了诸如关注城市弱势群体，实施下岗再就业工程、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政策，遏制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规范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严惩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腐败行为，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直至最近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这些都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决不允许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走上邪路的决心；再次，我们这个社会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始终持有一份足够的警惕，始终存在一种来自民间的出于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强大呼声，不断提醒和告诫我们不可忽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显然它有助于我们防范和消除此类现象的发生与蔓延。当然，构成这一可控性基础的不仅仅是这些，但是以上这些因素绝对是构成这一基础的主体部分。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大大制约和限制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发生与泛滥，使之始终处于可控制的程度和范围之中。
四、发生原因的比较与分析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已经由表及里、逐层深入地开始逐渐触及到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对其内在规定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下面让我们再从这一经济现象发生原因的角度，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比较与分析，以期能够获得更多的规律性认识。
(一)共同性原因
综合比较与分析世界各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发生的原因，我们发现以下原因具有共性：
1.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当前风靡于世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崛起于同世纪70年代，是发源于西方并随后迅速席卷全球的“私有化浪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伴随着私有化浪潮在全球的泛滥与肆虐，这一理论在全世界得以广泛流传，并最终获得了全球经济理论的霸主地位。这一理论缔造了两个神话，即市场神话与产权神话，这两个神话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该理论把市场和产权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似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可以由这两个因素来决定和解决。它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惟一有效机制，而私有产权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因此，它坚决反对国家用人为的方法来干预资源配置，主张产权的明晰化即产权的私有化。据此，它提出两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能够使任何一个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彻底得以解脱的基本办法：一是尽可能减少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大张旗鼓地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最大限度地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是限制或取消国有产权，大规模地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私有化改革，最大限度地全面恢复传统的私有制。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陷入经济困境其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并非如“市场神话”解释得那样，好像仅仅由于国家的过度干预；国有企业的问题也并非如“产权神话”所描述的那样，仅仅只是一个产权问题，这点连西方经济学家都看出来了。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用单一的手段来解决综合性的问题，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谬误之所在。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都程度不同地在这一经济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因而必然会导致一系列负面效应的产生。
2.国有企业退出综合症的难以避免。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经营目标是多元的，不像一般企业仅限于利润的最大化，它还要兼顾就业、市场稳定、社会福利和国家安全等社会目标，这正是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作用与功能。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意味着这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要大面积地退出国民经济重要的甚至是大部分的领域，这势必会严重削弱和损害国有企业的这些特殊作用与功能，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时间内造成社会失业率的明显攀升，进而会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一定程度的下降，引发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如此等等。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包含着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处置巨额国有资产的重要内容，因而必然会给参与其中的政府官员以及觊觎国有资产这块大肥肉的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寻租机会，这种机会的增加对国有资产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总之，这种由国有企业退出而引发的综合性经济病症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3.社会利益分配的既定格局。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和阶段，必然会形成和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全社会利益分配的格局。这一格局一般会自发地主导着社会财富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显然，如果没有政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进行强有力地干预，而是自发地按照这一格局进行社会财富分配，其中的强势集团必然会利用其优势地位占有较大份额，引发社会分配不公。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场社会财富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重新分配。在这一分配中，业已形成的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而导致的参与全社会待分配财富的数额一般都比较巨大，而且政府往往在这一分配中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干预的力度不够，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干预，因而就极有可能导致在这场分配中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后果，形成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4.操作上的急于求成。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一般都是为了完成一个既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展开的，比如为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或经济的转型等等，因而必然会有一定的时限性，不可能拖得太久。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分布的面比较广，数量比较多，规模比较大，因而必然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给这一改造的具体操作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客观上的压力进而会对具体参与这一改造的操作者产生不良影响，使之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急于求成的心态。受这种心态的驱使，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便出现了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宜快不宜慢的操作方式和方法，由此导致的负面效应具有相当普遍性。
(二)经济转型原因
从转型经济的共性角度来考察，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对负面效应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
1.计划经济的消极后果。数量众多且能够覆盖整个国民经济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最重要的遗产，其身患的病症也是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后遗症。这些病症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存在，但是一般都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不太容易被人们所深切地感受到。比如企业的严重亏损、大量的富余人员、免费的福利待遇、沉重的社会包袱、低下的经济效益，如此等等。然而由于这些病症借助于经济转型中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短时间内集中由隐性状态转换为显性状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这一改造的负面效应。计划经济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其固有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它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不时的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通过大会动员、层层发动、下派工作组等搞运动的方式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一刀切”地要求按照一个模式来搞股份制改造；下指标、定进度，强制规定在一定时限内必须完成这一改造等等，这些方式和做法必然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同时，数量众多、资产数额巨大的国有企业客观上给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造成极大压力，在收购资本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产权交易市场供求的极端失衡，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同样也不可小视。
2.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下的缺陷。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仅能够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且由于具备适应其安全运转的一系列应对社会危机的有效机制，比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等，因此它还可以及时而有效地缓解或转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引发的负面效应。但是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一般都比较低，不仅缺乏包括各类市场在内的完整市场体系，而且各种适应市场经济安全运行的机制都尚待建立和完善，因而不可能指望其发挥特有的作用和功能，来有效抵消或缓冲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由于缺少完善成熟的产权市场，使本来就处于供求严重失衡的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
3.经济转型并发症的发作。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常常处于并存与交替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体制之间的摩擦与碰撞，由此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经济转型并发症的发生。这些并发症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诱发或强化因素。比如经济转型对原有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和生产秩序是一个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与改造，因而必然会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造成巨大的冲击，如果由此构成的经济转型的沉重代价与巨大成本，大大超过了转型国家原本就比较薄弱的社会经济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那么就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造成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负面效应。再比如经济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多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和道德标准的迷失，加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的流行，会使一些手中握有权力而道德水准不高的人，毫无顾忌地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大搞腐败和经济犯罪。还有，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往往处于双重体制与运行规则之下，甚至有时干脆就处在体制真空之中，这种情况往往容易导致政府经济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的功能性紊乱，以及企业经济行为的严重扭曲，由此也会诱发和强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
4.经济转型探索中的必要代价。对于经济转型国家而言，经济转型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事物，如何完成这一转型没有任何现成的路径可走，人们只能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前进，其中的规律更是只能在实践中通过反复地甚至是痛苦地亲身体验来认识。经济转型国家的实践告诉世人，这一转型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多与之难，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探索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种种失误进而导致一些负面效应的发生，这是经济转型必须而且应该付出的代价。经济转型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出现的某些负面效应，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必须而且应该付出的代价。
(三)俄罗斯东欧诸国的特殊原因
俄罗斯东欧诸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除了以上所说的一般原因与经济转型的共性原因之外，还存在以下一些特殊原因：
1.政治因素的突出作用。这是俄罗斯东欧诸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这一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国际方面看，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在经济转型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是惟一一支可以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相抗衡的力量。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其作为竞争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先后发生的苏东剧变中，西方国家借助天赐良机竭尽所能地施展各种手段力图消解这支力量，最后终于通过苏联的肢解、“经互会”的瓦解和“华约集团”的解散，如愿以偿地看到了这支力量的不复存在。同样，在随后而来的经济转型中，西方国家仍通过种种手段力图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从此而一蹶不振，直至最终将这一竞争对手彻底打垮。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意图及其实施，对这些转型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不能不起一定的作用。从国内方面看，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社会政治制度发生剧变在前，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后，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使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带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改造，其效果不难想象。同时，这些国家在政治剧变之后，新生成了一大批经济、政治和社会精英，他们在社会的诸多重要领域明显居于强势地位，不是握有实权就是拥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力。这批精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部分都崇尚西方，从生活方式到精神追求，从政治民主到经济自由，无不以西方国家为楷模。在他们的影响和左右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必然会效仿西方的私有化，必然会听从西方谋士的摆布，从而导致一场社会大灾难的发生。
2.特殊国情的强化影响。除以上政治的因素之外，这些国家包括经济、地理、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内的特殊国情也值得我们注意。比如这些国家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相比，计划经济实行的最早、延续的最长、达到的水平最高，提供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覆盖面最广、水平相对也比较高，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转型给这些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最大。同时，这些国家大部分地处欧洲，俄罗斯尽管横跨欧亚大陆，但是它的政治经济中心却在欧洲部分，因而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在传统上与欧洲有着源远流长、割舍不断的内在联系，它们对欧洲有着比较一致的认同感。特别是当阻隔在东西欧之间的社会制度障碍被打破之后，西欧国家出于同一认同感，更重要的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的考虑，对这一地区的经济转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极为浓厚的兴趣。反观俄罗斯东欧诸国心态却不尽一致，原东欧国家存在着急欲摆脱在苏联时期形成的长期被大国现在可能会被俄罗斯控制的局面，期望尽快加入欧盟投入西欧的怀抱；而俄罗斯尽管同样出于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的考虑不仅不会采取而且还会反对东欧国家的这种选择，但是出于自身难保的无奈，也不得不向西欧伸出求救之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欧资本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大规模地参与了俄罗斯东欧诸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造成低价掠夺国有资产、控制他国经济命脉、导致社会财富外流等一系列负面效应的产生。
3.舆论宣传的严重误导。这些国家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前后，由于社会强势集团的控制和西方国家的渗透与诱导，社会的舆论宣传几乎一边倒地众口一词地讨伐国有企业，将其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国有企业是导致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总根源。在这种社会舆论宣传的氛围中，社会公众的判断力必然会发生某种迷失。加之苏东国家前政权和政党的所作所为早已令社会公众彻底失望，而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也使他们深恶痛绝。于是在政治剧变之后，这种情绪在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蛊惑下，在本国精英们夸大其词的煽动下，迅速演化为一种偏激心态，极端地否定过去的一切，否定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听信国有资产一钱不值的谎言，任凭国有企业被毫无责任感和责任心的人所操控，甚至漠视国有资产的流失。他们对西方国家一度丧失了应有的政治警惕性，甚至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精英们描绘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美好蓝图和慷慨许愿深信不疑，一度沉迷于精英们制造的幻觉之中。在社会公众判断力处于短暂麻痹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出现一定的负面效应几乎是必然的。
4.转型操作的重大失误。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尽管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只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经济转型的其他改造任务与配套改革仍对这一改造的成功与否具有极其重要的制约作用，如果这方面发生重大失误，同样也会给整个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带来相当大的负面效应。比如这些国家在转型初期实行的“休克疗法”就是如此。休克疗法主张采取的两项重大举措，即紧缩财政货币与全面放开国内市场，就给改造中的尚未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国有企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一方面紧缩财政货币切断了企业赖以正常运转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本国市场又使企业丧失了部分赖以生存的市场，两方面的夹击将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推向绝境，使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的这些企业更是雪上加霜。显然，在这种处境中再进行股份制改造怎能期望取得理想的效果。应该承认，在经济转型中诸如这类重大政策失误有些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有些却可能是政策制定和实施者们有意而为之的产物，比如这些国家的政府当局有意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政治化就可能导致这种行为和结果的出现。
(四)我国的特殊原因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方面也存在一些独具的原因：
1.转型与发展的矛盾尤为突出。在世界大规模从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面临着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国家中，唯有我国面临的转型与发展的任务最为严峻。因为在转型国家中像我国这样经济发展水平之低，人口之多特别是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之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之重，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之薄，国民经济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的世界大国已经绝无仅有了。因此我国在经济转型的同时，还背负着加快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沉重而艰巨的任务。从长期来看，经济转型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起飞，但从短期来看由于二者之间各自具体目标存在的差异性，因而极有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甚至激烈的摩擦与冲突，这种摩擦与冲突必然会引发和加剧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比如加快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剧烈的竞争，会造成各种生产要素供求之间的失衡，特别是由此引发的“民工潮”会进一步拉大原本就已经严重失衡的城市劳动力供求缺口，如此等等。加快经济发展引发的这些问题不仅会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外部条件和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可能还会加大股份制改造的难度，从而引发和强化这一改造的负面效应。尽管加快经济发展能够产生一些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这些效益目前尚达不到完全抵消和缓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作用。如果经济发展再出现停滞甚至发生衰退，那么问题就更为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困难会更大，负面效应也会更严重。因此，转型与发展的矛盾在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特殊作用。
2.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它本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它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这必然会给转型中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由于这一体制所特有的高度集权与政企不分的重要特征，因而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理所当然的主人，始终掌控着国有企业的命运。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国有产权的交易，包括产权的归属与交易的价格往往是由政府甚至少数政府官员来决定的，不仅缺乏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而且有时连被改造企业的广大职工也无权参与。这种由少数人操控的产权交易，由于透明性差、随意性强，极易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和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发生。同时，政府由于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当事人和参与者，介入这一改造较深，难以保持中立，因而不可能对社会强势集团在这一改造中侵害弱势群体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并给予及时而强有力的干预，其结果必然会引发和强化这一改造所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负面效应。
3.产权改革一叶障目。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多年的实践，目前定位于产权改革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但是如果将产权改革当成惟一能够解决国有企业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那就有可能导致国有企业改革走入歧途。不幸的是，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确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正如本文以上所指出的，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靠产权改革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过度注重产权改革的结果，一方面使许多不适宜搞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被迫加入改造的行列，另一方面使众多国有企业忽视或放弃了必要的严格管理和技术改造，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有意无意地将产权改革等同于国有产权的私有化，一味主张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将国有资产送光卖净。这种将产权改革当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惟一方式，并等同于国有产权私有化的有害倾向，成为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4.渐进性经济转型的消极影响。渐进性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突出特征，它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经济顺利转型方面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上文中已有所述及，这里就不再赘述。
五、简短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已经初步获得了对这一经济现象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果将这些认识综合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简短的结论：
结论之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同样如此。因而这一改造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出现一些负面效应完全正常，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改造负面效应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从现象上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无一例外地会产生负面效应；从理论分析上看，即使将社会基本制度、经济转型、各国具体国情等现实因素全部抽象掉，假定它们在这一经济现象产生过程中不发生任何作用，但只要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其负面效应就会产生。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必定存在一个为世界各国所共有的一般性因素，具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结论之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具有基本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尽管在世界各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如果仅仅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要大于差异性。这种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现象上看，世界各国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都产生了一些在形式上几乎毫无二致的负面效应，比如失业人口激增、社会公共福利水平下降、国有资产流失、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等；从重要性上看，这些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几乎都在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构成了负面效应的主体，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难点和热点。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共同性使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这些表现形式获得了一般性，从而成为这一负面效应的基本表现形式。
结论之三：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存在着诱发、强化和放大负面效应的因素。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发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不仅具有一般性因素，更具有一些与世界各个国家具体国情有关的特殊性因素，比如经济的不发达程度、众多的人口、沉重的就业压力、经济转型、政治剧变、国家财政金融状况的恶化、股份制改造操作上的重大失误等等，它们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中，起着强烈的诱发、强化和放大的作用。这些因素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中虽然并不具备必然性，但毫无疑问却具备诱发性和放大性。
结论之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存在着抑制、缓冲和化解负面效应的因素。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发生的强度和危害的程度存在着明显的轻重不同的差异性来看，在这一改造中必定存在着一些抑制、缓冲和化解负面效应的因素。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因素表现为：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可靠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公平和有力及时的国家干预、反对和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的充分发挥可以明显地抵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降低其作用的强度和危害的程度。
结论之五：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并非不可控制，但却难以完全避免。正因为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存在着两类截然相反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改造中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具有了相当的可控制性。具体来说，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那些有助于抑制、缓冲和化解负面效应的因素，尽量避免刺激和设法绕过那些容易诱发、强化和放大负面效应的因素，以减少这一负面效应的发生，降低其危害程度。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发生由于存在着不可消除的一般性因素，加之那些诱发、强化和放大负面效应的因素也不可能完全被抵消掉，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仍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我们能够科学地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经济现象发生的规律，就完全可以控制它发生的范围和程度，减轻其发生的强度和危害程度，进而一定能够使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最终能够顺利完成这一改造的任务。
注释：
①林跃勤.俄罗斯国有产权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M]，王振中.产权理论与经济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85.
②③段启增.俄罗斯独立初期“产权改革”的实质[M]，何秉孟.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22，424.
④赵伟.英国私有化：九十年代的困境与前景[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5(8).
⑤赵伟.英国私有化：九十年代的困境与前景[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