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经验与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政治生活论文,党内论文,启迪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组织上强固、政治上坚定的全国性、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消除了集权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惩办主义等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提出并实践了解决党内矛盾和思想分歧的科学思路和办法，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其标志则是民主和集中的相互支撑、讨论和批评的正常展开、规章制度的健全完善。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及其思想、制度成果为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取得的诸多伟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就认为，延安整风之后党内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高度集中，全党“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他还高度评价了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①但是延安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仍然以不尽相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且依然是当前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重大制约因素。深入全面回顾、总结继承弘扬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净化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一、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必须始终确立并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毫无疑问，行动是受认识支配的，一切违背规律、脱离实际、不能准确把握和反映客观实在的思想认识，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盲目和决策上的失误，必然导致党在政治纲领、具体任务、实现路径等方面出现或“左”或右的偏差。倡导和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正确地认识主客观条件、内外部环境进而正确指导自己行动的基础。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不能准确把握形势，亦不能科学提出任务，更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也就必然导致错误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在错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形成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难以取得党内共识，因此只能依靠错误的组织路线去推行，势必导致党内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所以，从历史上看，只要错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占据上风、成为主流，就必然出现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路线，错误的组织路线也就随之出现，党内政治生活必然走向不正常。 由于中共长期受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并对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产生过巨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干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开展。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特别重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并推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逐步确立。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必须“反对本本主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在延安的13年里，毛泽东更为全面地论证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依据、实现途径并为之被全党接受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从而推动党内确立了这一科学的思想路线。在《矛盾论》《实践论》中，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中国语言、中国方式、中国气派充分阐明了“实事求是”的学理依据、价值意义和实践方法。“‘两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哲学的层面说，促进了群众性哲学学习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②1938年，他更为明确地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深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延安整风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进行了深刻揭批，通过深入学习、回顾历史、相互批评的方式使全党更进一步地了解到理论脱离实际的危害，从而更加增强了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坚定性。中共七大制定的党章中既把闪耀着实事求是理论品格的、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又鲜明要求必须坚决反对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④。这就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在延安及其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都能大体上遵循这一思想路线来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既明确了依靠和发动群众、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的政策策略，又形成了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实事求是地解决党内的分歧和矛盾，从而保证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宗旨以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进行积极党内思想斗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无一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范例。在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毛泽东就实事求是地承认了由于客观环境所导致的党内存在的“山头”，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并要求大家在选举中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希望全党同志下决心和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他的这一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充分关照了历史和现实，辩证看待正确与错误，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鼓足党员干部的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大大缓解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隔阂和偏见。 党的发展历程表明，当全党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党内政治生活就比较正常，即便出现一些偏差也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不到有效贯彻时，党内政治生活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非常顽固、难以纠正。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能保证全党及时洞察实践提出的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从而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党员干部执行的自觉性，从而避免了依靠权力、粗暴推进政策主张的必要性。反之，如果坚持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则必然导致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主张，当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遭到党员干部的反对和抵制时，只能依靠集中而非民主的、单向强制的而非交流互动的途径去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这一点可以从王明“左”倾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中得到充分的证实。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能保证组织有效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价值偏好以及党组织面临的任务和形势，及时提出指导党内政治生活的意见和规范。否则，党就容易出现决策失误，乃至犯难以挽回的错误。苏共曾经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错误就是明显的例证。戈尔巴乔夫未能准确把握党内外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能透过表面现象掌握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错误地提出了多元化、公开性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改革口号，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 思想路线是指导全党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全党在工作中必须坚决摒弃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但历史也反复证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盲从主义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经常泛起。当前部分党员干部距离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就有不小的差距。比如，部分党员干部把实事求是这一认识世界、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论标签化、庸俗化，既不注重研究“实事”、更不竭力“求是”，仅仅是将其作为必要的点缀；还有部分人曲解思想路线，认为思想路线已经过时了，现在提“路线问题”就是要搞“路线斗争”，认为凡是强调思想路线的就是“极左思维”。这就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存有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或者拿西方的理论裁剪中国，或者生搬上级的指示硬套当地的实践，或者习惯于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再加上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实事求是的认同度逐渐下降的现实，唯上不唯实、务虚不求真的倾向已经有所抬头，这也就引发了党内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裙带主义等不正常的现象。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看，中共95年胜利的重要根源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续以真理和人格的力量赢得胜利就必须在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更加坚持实事求是。要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保持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必须时刻绷紧实事求是这根弦，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制定决策、推动工作的基本遵循，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探求执政兴国、管党治党的形势、任务和规律，实事求是地提出政策主张和实施措施。 二、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必须建立科学的制度规则体系 政治生活是特定政治系统、政治组织内的成员进行政治活动的各种观念与行为的总和，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成员之间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分歧、碰撞和冲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同样如此。因此，如何从党性原则的高度看待这些意见和冲突，如何从程序和规范的角度消解这些意见和冲突，就成为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共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敏锐地把握了环境形势的变化对党内政治生活提出的新要求，认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价值在于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巩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进而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设计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夯实了制度基础。虽然不同的政治组织在理念和程序上有不同的侧重，但成员个体的民主权利与组织权力的集中行使之间的矛盾无疑是任何政治组织内部生活都必须妥善处理的最首要问题。延安时期中共领导集体对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和集中、党性和个性等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和全面阐述，进而使党内政治生活有了基本的遵循。 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就明确把“发展党内的民主”“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⑤作为党的基本任务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的文件中及时洞察到了党组织已处于“公开”“半公开”状态从而具备了“活跃党内生活”的条件，明确要求应“采取具体方法”使“共产党的内部生活”“活跃起来”，而“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则是扩大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建立集中领导⑥。1937年5月10日，博古所作的《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中指出：“为着实现党面前的新的巨大的任务，要求苏区的党及每一个党员的工作的积极化，活跃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展党内的民主，而目前苏区党所处的客观条件，允许我们大大地发展党内民主。”⑦张闻天则在6月6日白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在秘密条件允许的情形之下，应该尽量地发展党内民主，党的集体领导的保证，问题的共同讨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发展，意见的适当提出，一定的会议生活等，都是保证党内民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还严肃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行，丝毫也不能削弱党的铁的纪律。”⑧这就表明，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党内政治生活应在坚持集中的同时更大地扩大民主。 毛泽东一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对这一原则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科学阐述。毛泽东认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⑨。他还正确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主和集中会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但要通过“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⑩。尤为突出的贡献在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分析了党性和个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关于党性和个性，他明确指出：“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但是党员的个性有“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破坏性的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11)。毛泽东关于党性和个性的论述在民主集中制理论的深化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民主性与纪律的严肃性、行动的统一与党员的个性等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理解、完善民主集中制具有恒久的指导价值。 在准确认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价值和目标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章制度。在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分别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部、党委等在内的工作方式、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工作纪律等出台了三个文件(12)，形成了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初步勾勒出了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干部在党内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规范。1940年12月出台的《中央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则规定了各级党务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处理个别党员和解决党内纠纷问题时的程序和方式等。1941年2月制定的《中央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及对内指示的规定》明确要求：“各将领各中央局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对内发表指示，凡有全国意义的必须与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步骤相适合。”(13)1941年7月1日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既对党员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和具体要求作了充分阐述，又指出了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以及“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种种倾向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14)。1942年12月6日发出的《中央总学委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则针对部分党员信谣传谣造谣、泄露机密、散布反党思想等问题发出了“全体党员起来反对”“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的号召(15)。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基本体制和框架。1943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重点从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普通党员在党的决策中的作用的角度阐述了党内政治生活中民主和集中、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七大党章则以党内最高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参与方式等作出了更为系统、更为完备、更为正式的制度规定。总之，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化建党的高峰，中共中央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党内生活的制度规则有效地消除了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为全党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从而使全党的政治生活有规可循、有章可依。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肃清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指导全党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在随后的实践中，又陆续通过党章的完善与修订、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制度性规定来规制党内政治生活。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诸如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系统性、科学性的制度供给不足与执行不严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一，在思想认识层面，虽然党的历史方位已经转变，但没有彻底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和目标进行深入的思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理念缺乏与整个社会系统、党员群体所持有的政治价值观的互动与吸纳。第二，在现实关切层面，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错误倾向、党内政治生活应强化的主要方面等问题没有及时、准确、全面地把握和回应，也即没能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科学回答党内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是什么、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如何才能增强全党对党内政治生活价值规范的认同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制度的权威性、执行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导致党员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党员的基本义务虚化履行，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没有得到体现，既压抑了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也导致民主与集中难以有效协调，并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四，在党员主体层面，全党的规则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部分党员干部不认同党内政治生活规则，或者认为要求太严了、太多了、太细了，或者认为违背党规党纪无伤大局、无关宏旨，或者认为只要抓住经济发展遵守不遵守党内规矩都无所谓。 为此，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仍然要从核心理念、完善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是明确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理念。从历史趋势的角度来看，在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社会整体转型、党员群体更替的历史环境下，组织与党员的价值契合点的基础是“权利”的享有，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在于进一步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和民主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坚持正确和必要的集中。唯有如此，才能提高全体党员对党内政治生活核心价值的基本认同。二是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从制度规则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梳理党内关于政治生活的制度规范，以实现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核心理念，尽快出台适应时代要求的、系统全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规则，尤其需要实现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的成龙配套，细化、明确党员参与党内政治活动的具体途径、程序、规范，以此强化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之间人格、意见和权利的平等性、增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热情与信心。三是切实解决制度执行软散问题。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来看，要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政治性、严肃性、战斗性作为立足点，在政治生活的形式、内容、手段等方面充分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纪律严明的特点和优势，重点解决好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提高制度的权威性，及时查处敢于触碰规则的党员干部。 三、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必须强化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和党性锻炼 政治生活是由人的政治活动构成的，党内政治生活是由党员的政治活动所构成的。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章程、纲领、政策等的认知与态度直接决定着其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状况。延安时期是党员队伍大发展和理论教育大开展的历史时期，是党在队伍上壮大、理论上成熟的历史时期。在延安的早期阶段，全国只有党员约4万人，这与党领导全面抗战的任务十分不适应，党面临着扩大党员队伍的数量和提高党员队伍的质量两个方面的任务。中共中央在1938年的3月15日针对发展党员的问题专门作出决议，决议一方面认为“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另一方面要担负起抗日战争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因此“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就是“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而且决议还要求要对新党员加强“马列主义和党的建设的教育”(16)。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使党变为伟大的带群众性的党”(17)。毛泽东还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明确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18)。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提纲中也指出：“有计划的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使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新党员的教育与党的生活，应不断在斗争中，特别在困难的情况下，考验他们，锻炼他们。”(19)通过实施破除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发展党员的政策，党的组织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据统计，到1938年底，全国共产党员人数已从抗战初的4万人发展到50万人，党的各级组织也全面建立恢复，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党委，直属中央及各大局的省委、特委、区党委已达20多个。”(20)在党员队伍大发展的同时，难免出现把关不严、鱼龙混杂的问题，巩固党、纯洁党、提高党员队伍质量的要求就提了出来。1939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既看到了党员队伍建设的成绩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求要对党员的成分进行详细审查并清刷异己分子，另一方面则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21)。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在这一时期密集出台党员干部学习的决定和指示，1940年1月3日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随后又于2月15日、3月20日、8月13日相继发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等一系列关于党员干部教育的决定和文件。这些决定对不同区域、不同级别、不同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组织方式等都作出了非常细致可行的规定。比如，《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把“支部教育”明确为“党的基础工作之一”，并对“普通党员的政治教育”和“支干的政治教育”提出了不同的教育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则要求“把讲授、问答、辩论和复习统一为一个过程”，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为支部教育筹出专门的经费”(22)。中央宣传部在1940年10月25日对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专门作出指示，围绕“如何克服秘密环境所给予干部教育的困难”而提出了种种的设想和办法，甚至在教材编写方面都详细指出：“关于秘密进行的课程，须制定研究大纲，对参考材料则宜选精采用(或利用现成的读本，或编成简要的本子)。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甚至只有比较详细的研究提纲，不用参考材料。”(23)与此同时，延安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各级各类党的正式的、非正式培训学校、学习小组在窑洞里、山沟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全党掀起了学习的高潮。应该说，延安时期全党对学习的重视程度、组织领导、保障水平都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李维汉回忆说：“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特点，一是计划性强，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进行的。二是组织性好，它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而不是各自为政自发进行的。因之，它的学习效果是好的，成绩是显著的。”(24)“伴随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而兴起的延安干部教育，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一项重要成果，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25)中共在抗战时期经受住经费不足、师资不足、基础设施不足甚至频繁战斗的考验而大规模开展党员干部教育活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文化水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极大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增强了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准备了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的干部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党员队伍发展速度极快，且普遍有了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文盲、半文盲党员干部几乎不复存在，而且形成了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校为主体的党员教育培训机构，但对党的教育培训事业的重视程度却从中央到地方逐级降低，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的热情、接受教育的热情更大大降低，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需要进一步考量。特别是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锻炼一度被边缘化、市场化、娱乐化、戏谑化，一些党组织什么时髦就搞什么培训，一些党员干部什么热闹就听什么，一些党内教育从业人员什么有市场就讲什么，由此也就导致党内理论教育的政治性、原则性、理论性不强，大量党员对党的性质、使命、纲领、章程等一知半解，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矩不了解、不认同、不遵守。延安时期的经验启示我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重点是要消除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当前，无论是实事求是思想在全党的充分确立，还是党性意识的培育塑造，乃至对党内政治生活规则制度的通晓与掌握，都离不开党内教育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对进一步加强党内教育的意义、要求、重点、保障措施等都作了充分的阐述，是新时期做好党员干部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从现实出发，重点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应明确当前干部教育的中心任务。目前的干部教育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而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党性修养的教育应成为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必须在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中全面强化党性教育和理论教育。再一方面，应提高各级党委对干部教育的重视程度。毫无疑问，不关注党员干部心理和思想动态、不重视党内教育培训工作的党委肯定不是合格的党委，没有党委的重视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肯定难以搞好。因此，应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为评价各级党委班子是否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可以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以党内政治生活为主题适时在全党进行一次集中性教育活动，并将其作为经常性教育的重点内容，作为支部学习、党校培训的必学内容。 四、坚决纠正各种错误倾向是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有力保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使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审干运动的扩大化等错误倾向得以较快纠正，防止了错误倾向的进一步蔓延。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宗派主义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只见局部利益不见全体利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组织放在第二位的“闹独立性”；二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倾向，三是不同类型的干部队伍之间存在关系上的不和谐、不尊重(26)。针对这种现象，中国共产党既从思想上教育又从制度上规范，而且还特别注重围绕具体问题针对性解决。比如，专门派出刘少奇去解决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之间产生的矛盾和问题；针对如何对待、使用原四方面军干部的问题发出专门指示；特别是严肃而富有策略地纠正了王明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这既源于党从幼年到成熟时期理论准备不足，也源于党的共产国际支部性质而导致组织独立性不够。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要求全党要注重调查研究，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问题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面对“审干运动”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了“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进行了纠正，毛泽东要求“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在多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扩大化的错误得以遏制，等等。 党内政治生活必然要受到党员的理论水平、政治实践、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旧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不断出现的过程，需要不断维护、不断纠偏。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多变复杂，影响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因素日益多元多样，党内政治生活中势必会出现种种新情况、新问题。为了保证党的事业持续发展，党组织既需要不断吸纳社会各阶层中的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以实现成员的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又必须随时关注、及时处置出现的种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党组织政治敏锐性、原则性不强，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才导致政治生态逐渐恶化，政治生活日益不正常。作为一个人数众多、队伍庞大的政治组织，党内政治生活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党必须具备足够的忧患意识、问题意识，以合适的手段和途径，及时、有效、妥善地解决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对此，一是要有研判机制，探索建立党内政治生活分析研判机制，应由各级组织部门与第三方研究机构全面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向和行为倾向，力争在第一时间发现存在的问题，科学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二是要有坚决的态度，必须及时而富有针对性地解决发现的问题，发现什么问题出现就纠正什么问题、谁发生问题就查处谁、哪一级的问题就追究哪一级的责任，坚决不能任由个别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普遍问题、全局问题。三是要做到分类处置。要深刻分析问题的根源，制度性根源就要针对性做好相关规定的废、改、立，思想性根源就要有的放矢做好思想理论教育，要坚持党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反对无原则的“好人主义”。要准确把握产生问题的主体，区别对待领导干部、党组织负责人与普通党员，切实划分清组织的责任与个体责任，尤其要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两个重点，要把维护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责任纳入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的考核范畴，切实把压力一级一级传导到党组织的各个层级。 五、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以上率下作用 领导干部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风向标。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离不开当时中央领导集体的表率作用。毛泽东同志就是实事求是、自我批评的典范。比如，他针对历史决议的写法坦率地承认：“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27)对于审干运动中发生的偏差，毛泽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作出自我批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28)毛泽东本人也是遵守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程序的典范。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与斯坦因谈话之后，斯坦因把谈话记录送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几乎过了一个星期才还给他，并且解释说：“我必须把我告诉你的一切，征求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他们同意了。”(29)这一时期的中共高层领导如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人也都是实事求是、自我批评的典范。尤其是在延安整风中，他们都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自我批评。在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进行了尖锐的自我解剖，认为自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原因是行动方面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漫画式、一般的了解问题，而不是很具体清楚了解后再提出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30)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31)王稼祥不仅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还将自己反省的方法以书信的形式给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以自己的经验来说，当着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自己的错误时，乍听严厉的批评，是难于接收与了解的。然而只要自己对于自己的错误有严肃的态度，经过比较长期的思考，回忆，听受说服，正视实践所已经给予的证明，则一定能慢慢地承认、了解与改正错误的。”(32)博古亦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33)任弼时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34) 正如本文所总结的，延安时期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消除执念、摒除私利、襟怀坦白、认真自觉地开展自我检讨，能够认真自觉地遵守党内政治规矩，为全党起到了强烈的引导示范作用。也正是基于此，党内政治生活才实现了正常化，党内的思想分歧才能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得到消弭。而1956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也正是由于党的主要领导逐渐违背了党内政治生活规则，默许、纵容甚至主导了诸如个人崇拜、民主集中制被忽视等错误倾向，才导致了全党曾一度失序和混乱。当前党内政治生活之所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把党内政治生活规矩视为“牛栏关猫”，言行举止肆无忌惮，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比如，一些领导干部不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一些领导干部不仅不能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甚至还打击报复敢于提意见的同志，一些领导干部不尊重党员民主权利，一些领导干部不履行党员义务，一些领导干部不坚持党的干部路线而培植小圈子，一些领导干部不执行组织的决议，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普通党员干部造成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大梁不正二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想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必须首先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群体。但事实也反复证明，仅仅依靠自觉是难以发挥领导干部的引导示范作用的。所以，一方面，要针对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出台党内政治生活的专门规范，且一定要体现职级越高、标准越高、要求越严的差异性要求；再一方面，要把中高级领导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的表现纳入纪检巡视工作内容，做到随时监督、随时督促、随时纠正。 总之，虽然延安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活并不是毫无瑕疵，甚至还犯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那样的不该犯的错误，也为日后党内个人崇拜的盛行、党内权力集中于“一把手”等问题埋下了隐忧。但应该客观公允地看到，这一时期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系统规范，明确了处理党内矛盾的基本原则，摆脱了历史上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中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曾在一段时间内逐渐走向不正常，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逐渐疏离了延安时期所制定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理念、制度规则，忽视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宝贵经验。我们党通过对延安时期经验和教训作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建立健全系统的制度规则体系、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积极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充分发挥领导干部以上率下作用，对于推动并保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无疑具有长久的意义和价值。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②杨春贵：《〈实践论〉、〈矛盾论〉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8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4—175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0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416、417页。 (12)这三个文件是《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4-147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8-471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6-467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45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7-658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18-719页。 (20)郝小青：《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抗日战争的胜利》，《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第1期。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6-157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3-517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31页。 (2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0-91页。 (25)王昙：《毛泽东与延安干部教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0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1-826页。 (27)《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7、298页。 (28)《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7页。 (2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30)《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 (31)《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0页。 (32)《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1页。 (3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196页。 (34)《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标签：政治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党性原则论文; 毛泽东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