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系统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复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研究成果论文,评价论文,科学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较自然科学的实践检验或逻辑证明要复杂得多。这不仅因为系统科学研究涉及到十分复杂的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而且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也并不就是科学性或学术性某一个单一的标准，还要受到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层面的影响，故而评价起来十分复杂。我认为，其复杂性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来认识。
1 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
系统科学研究的课题往往是社会发展中难度较大的复杂性问题，而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其变化是很不相同的。和自然现象相比，这种变化具有更大的或然性。因此，要全面地认识和掌握这种变化及其规律性，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故而无论是系统科学课题的研究者，还是其成果的评价者，或者是将其研究成果视为咨询报告或决策建议的决策者，对此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作为政府官员和在系统科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宋健教授就曾深刻地指出[1]，指导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保证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科学原理，对统计数据加以系统分析，进行科学抽象、方案设计和风险分析，经过科学试验等步骤，然后形成政策，付诸实施，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改正和完善。研究解决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还要应用系统科学，特别是大系统、巨系统的思想、理论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才能防止偏颇，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性。在复杂的大系统、巨系统中，由于变量太多，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最优”决策，决策者必须准备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进程随时修正和完善原定的实施方案和步骤。
为什么要不断修正和完善原定方案和步骤呢？
根本原因乃在于系统科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大多表现为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譬如，人民的生活、生产力的状况、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愿望、人们的需要和要求，等等。都是经常在变化的，而非停留在某个层面凝固不变的。
2 评价对象社会影响的多样性
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应用性研究成果，往往以咨询报告或决策建议的形式出现，其被决策者采纳并付诸实施的过程，也就是作为理论形态的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意味着，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一旦被决策者所采纳，就会产生多种社会影响，而评价这些影响的标准也是多样的、复杂的。这些影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理的、伦理的，甚至宗教的、外交的等诸多方面。譬如[2]，要评价一项计划生育的决策研究，就要从这种决策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未来人口结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变化、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等许多方面加以考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应用性研究成果的评价中，正确肯定的溢美之词较多，而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及尚需改进的意见较少，对其作为咨询报告或决策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后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更是注意不够。
其实，任何一项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咨询报告或决策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后，在起到积极的社会影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这是因为，一项理论上看起来很完备的系统科学研究成果，有可能作为咨询报告或决策建议被决策者采纳之后，由于相应的政策措施不配套，出现一些消极的社会后果。比如，企业改革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实施过的“承包制”，无疑对深化企业改革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如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的，企业管理中的许多问题，并不是仅靠“承包制”就能解决得了的。相反，如果相应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承包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倒不是没有可能发生。
3 评价主体的个体性
系统科学研究成果是研究者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结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受到研究人员的认知水平、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专业背景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研究课题，课题组的人员结构不同，得出的结果可能不完全一样；即使是同一课题组成员研究同一课题，采用不同的系统方法，其研究结果也可能不完全一样。换言之，某一项具体的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是课题组成员思想火花碰撞结果的一种外在表现。
然而，面对研究者呕心沥血完成的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其价值在不同的评价者看来具有不尽相同的轻重大小。
首先，评价主体受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影响，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评价的结果。因而同一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不同的评价主体看来是有差别的。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是某些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其次，由于评价主体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对同一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可能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一般情况下，评价主体评价某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常常要参考先行理论，即使为了解释全新的现象，也要设法与相关的理论进行对比，从解释力、预测力、内部和谐性等方面，进行评价、辨别。”[3]例如，对于一项关于社会上离婚率上升的原因的研究，尽管知识背景不同的学者都可以借助系统科学的有关方法进行研究，但经济学家可能相对更重视人均国民收入对离婚率的影响，更偏重于从经济方面找原因；社会学家可能相对更重视家庭结构及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对离婚率产生的影响，更偏重于从社会方面找原因；心理学家可能相对更重视从恋爱、婚姻心理、夫妻感情、男女心理差异等对离婚率产生的影响，更偏重于从爱情心理方面找原因；法学家则可能相对更重视《婚姻法》等法律条文的变化对离婚率产生的影响，更偏重于从法律方面找原因；政治家和传播学家可能相对更重视大众传播媒体的多样化对离婚率的影响，更偏重于从意识形态、舆论导向方面找原因。总之，评价主体总是处于一定的科学共同体当中，他对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意见，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的科学共同体的范式的影响。
4 评价者与研究者及决策者关系的复杂性
在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评价者并不是与研究者或决策者毫无联系地在世外桃源中生活的学者，不受世俗的任何因素的影响，在评价中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实际情形是，在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过程中，评价者往往受到来自研究者和决策者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一方面，评价者要评价被评价的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内容，他必须了解研究者的其他有关工作，甚至与研究者取得某种联系。评价者作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或学术权威，他或者与研究者是同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有共同的范式；也可能与研究者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属于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范式。所以评价难免带有某些个人主观色彩。
评价者如果经常地置身于研究者中间，更多地参与理论活动，那么他的评价可能会侧重于成果的学术真理性，侧重于成果的认识价值。譬如，来自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的专家往往比较重视成果的学术价值层面。
评价者如果来自综合管理部门、行业管理部门或科技成果管理部门，那么，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则可能与置身研究者中间的评价者会有所不同，他们在关注成果学术价值的同时，或许可能会更看重成果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偏重于成果的应用前景与实用价值。
另一方面，评价者还必须了解决策者的目的和意图，了解所评价的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应用的环境和过程，这就要求评价者与决策者之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对评价者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正如英国学者查·帕·斯诺(Snow C P)在“科学与政府”为题的著名演讲中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最不寻常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得不由少数人秘密地但又是以合法的形式做出那些最根本性的选择。然而，做出这些选择的人不可能对做出这些选择所根据的因素或它们可能导致的结果都具有第一手的知识。”[4]“一般说来，做出这些选择的人不可能深刻地理解做出这些选择的根据。”[4]人们似乎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就象我们已经习惯由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缺乏交流，或科学语言本身日益增加的困难所导致的许多结果。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值得考虑的，未来相当一部分问题将与此有有。”[4]
当评价者突破了与决策者之间的某些障碍，较多地了解了决策者的目标和实际操作过程之后，他就会更加重视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咨询报告或决策建议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如果某项系统科学研究成果是应用性的工程项目的咨询报告，那么，评价人可能是被聘请的顾问，或决策人助手，甚至是决策人之一，则他对成果付诸实施的有效性、可行性、经济性等指标可能更为重视。
5 成果本身的某些人文特征
在当代世界，现代技术的特点首先是存在一个复杂的人与机器系统，它要求自己的运行既运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又应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成果。在系统科学研究中，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了。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某些人文特征是客观存在的。
根据国外某些学者的观点，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社会科学家在下述几个方面对制定政策作出贡献。
澄清问题，提供一系列概念；评价不同的设想，估计执行不同的战略方针需要付出的代价；减少不肯定因素。
在当代社会，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一起，正在为当代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贡献着聪明才智。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不仅包含着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数学模型等内容，而且包含着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美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故而在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某些人文特征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
自然科学由于其自身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发挥的普遍作用，已经赢得了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体制的地位，其成果在总体上已被当代人类看作普遍的、有一定程序可循的、可以为全人类共同接受的东西。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则不同[5]，由于其具有科学性的同时还有阶级性、政治性、历史性以及不确定性、统计性等特征，在研究中很难建立起一个普遍的、统一的参照系，使用实验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严格的可接受性标准，其理论概念只适用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制度，预设太多，可检验性差。凡此种种，渗入系统科学研究，都将会导致系统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复杂性。
6 成果评价的不确定性
系统科学研究成果是针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高度复杂性问题提出的解决途径和对策，其根本任务是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故而作为咨询报告或决策建议的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决策性是其显著特点之一。而要使这一特点为评价者充分认识，往往又涉及成果的有效性、可操作性、决策环境和决策者素质等因素，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成果作为咨询报告或决策建议的命运。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策、理论、思想、方法等知识形态的东西，以文字、图表、声像、软件包等非实物形态为载体，其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复杂性问题，随机性大，不可控因素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制约着作为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出现的对策、理论、思想、方法的确定性。
由于系统科学研究的是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解决途径等这样一些决策性、对策性的课题，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未来特征，保证决策判断的方向正确，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发展特征、发展过程、发展趋势作出超前的反映，故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又具有明显的预测性，预测只能把握大的趋势和大的方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具有决策性、对策性、预测性的应用性系统科学研究成果，被决策者采纳后，往往考虑的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但有时在成果评价中仅仅抽象地言社会效益，难以在课题完成后的成果评价中直接用经济效益指标或环境效益指标来衡量。由于效益衡量标准的主观性强，人为因素大，标准不明确，不确定，难以界定其作用的范围边界，表现的效果难以与其他因素分离，衡量困难，故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效益表现较复杂，可塑性大，模糊性强，具有不确定性。
7 成果效益的滞后效应
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一般都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或环境效益，但由于成果的决策性、对策性、预测性、模糊性等特点，不能象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成果那样便于“度量”。即使经济效益可以用价值形态直接计算，它也必须经过实践的印证，其印证活动又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甚至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这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不能象“硬”科学成果那样一经鉴定，马上即被采用，而且很快可以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实际上[6]，某些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从成果评价、定级颁奖，到采纳运用、产生效益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从另一角度看，系统科学研究成果在具体的应用中，也还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7]。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研究过程的结束，而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双向完善的过程。
一方面，研究者在成果应用中，不断与决策者、使用者交流信息，对研究对象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使成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完善。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在成果的应用中成果本身需要决策者、使用者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再创造，从而创造性地应用成果，以取得更大的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