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河上公章句》与道家思想的世俗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章论文,道家论文,世俗论文,老子论文,河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道家思想与神仙方术思想的融合
从《老子指归》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儒的进一步融合，这是汉代道家思想发展的一种趋向，还有另一种趋向，就是道家思想的世俗化，以便使道家思想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里就不能不谈到神仙方术问题。
神仙方术思想在我国早已有之，春秋时期就有一派叫做神仙家。《汉书.艺文志》论其思想宗旨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聊以荡意平心，同生死之域，无怵惕于胸中”。到战国时期，以长生不死为目的神仙家们，逐渐和阴阳家、方技家、术数家互相合流，组成了修习各类道术的方士集团，即“方仙道”。方仙道在战国秦汉时期异常活跃，人数也相当庞大，《史记.封禅书》载，当时“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方士“不可胜数”，并出现了几种影响较大的神仙方术，如谬忌的“太一方”，少翁的“鬼神方”，李少君的“却老方”。在这批方士们的鼓吹下，不少帝王酷爱方仙道，秦始皇曾听信方士之言，派人去东海寻求仙药，结果不得而返。汉武帝也信好方仙道，大行封禅之事。后来，方仙道被人们指责为“左道”，“奸人”之术，如谷永就曾上书说：“世有仙人服不终之药，遥失轻举，……黄治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汉书.郊祀志》）由此，方仙道就遭到了朝廷的排斥和打击，逐渐被摈斥，从此衰落下来。
东汉时期，方仙道融入黄老学派，神仙方士皆宗黄老，修习黄老养性之术，由于神仙方术思想的逐步深入，东汉时，就形成了一股尚黄老，修仙道的社会思潮。因此人们多以道家思想来治身养性，如桓帝就曾三次祭祀老子，并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乐也”（《后汉书.祭祀志》）。桓帝在肃静庄严的气氛中，用郊祀天帝的规格祭祀老子，其目的是为了“存神养性，意在凌云。”（边韶：《志子铭》，《隶释》卷三）但恒帝毕竟为凡夫俗子，难断尘根，所以襄楷给其上疏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下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后汉书.襄楷传》）襄楷以道家的清静无为、省奢去欲、存神养性来规劝桓帝，向桓帝说明仅有存神养性的愿望是不行的，还必须在行动中严守禁规。
皇帝如此，一般文人学士更是兢相效尤。据杨树达先生《老子古义》所附《汉代老学者考》，东汉时期许多士人都运用除情却欲，超凡脱俗的修养功夫来达到道家所主张的清静恬淡的精神状态。如淳于恭，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荣名（《后汉书.淳于恭传》），樊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后汉书.周勰传》），周勰，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后汉书樊准传》）。这样，汉初道家的政治术就变成了一种养生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出现了以修道长生理论来解说《老子》的道家著作——《老子河上公章句》，又称《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或《老子河上公注》。
《河上公章句》首先也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始基，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生化出来，但这并不是《河上公章句》所要论述的重点，在他看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世界的本原，具有形而上的性质，然而落实到现实局面，即形而下的领域，无非就是治国与治身两大方面。因此，它在解释《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时，将“道可道”释为“经术政教之道也”，将“非常道”释为“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并认为“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不可称道”（《老子河上公章句。体道第一》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将道分为“经术政教之道”和“自然长生之道”，更加强调了道的现实政治作用。正由于道分为治国与治身两方面，因此，河上公在注释《老子》经文时，往往是治国与治身相提并论，这成了《河上公章句》治国养生论的一大特色。书中有大量身国并兼的言论，如“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能为》第十）等等。从这些言论来看，《河上公章句》重治身、轻治世的思想是相当突出的。所以，在《河上公章句》中，虽有时也说到治国，但往往以治身为先，把治身摆在首位；明明有的经文与治身了无关涉，《河上公章句》为了强调治身的重要，也极力敷陈养生之说，为了强调治身与治世的区别，《河上公章句》更将治身作为圣人之学。治世作为众人之学，它说：“圣人学人所不能学，人学智诈，圣人学自然。人学治世，圣人学治身，守道真也。”（《守微》第六十四）
《河上公章句》强调治身的目的，就是为了长生久寿，“和气潜通，故得长生也”（《道化》第四十二）“德不差忒，则长生久寿”（《反朴》第“二十八）。要达到长生久寿的目的，河上公认为必须以爱气养神为前提，否则，长生久寿就是一句空话。
所谓爱气，就是爱养精气。《河上公章句》认为天人一体，精气互相贯通，人本禀道之精气而成。因此，宇宙中有精气，人体中亦有精气，人一出生就体现了精气的功效，“赤子未知男女之合会而阴作怒者，由精气多之所致也”（《立符》第五十五）。在《河上公章句》看来，人通过鼻和口与天地相通，使精气往来于人体，具体来说，天之气通过鼻子与人相通，地之气通过口与人互通。正因为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元素，所以人必须爱养精气，才是长生久寿之道。《河上公章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说：“自爱其身，以保精气”，（《爱己》第七十二）“治身者当爱精气不放逸”（《守道》第五十九）等等，它认为这样就能积精生神，颐养神明，而致长生久寿，“爱精重施，髓满骨坚”（《安民》第三）就是这个意思。
《河上公章句》不仅注重于爱气，同时又强调养神，“人所以生者，为有精神”（《爱己》第七十二）。因此，人要长生久寿，就要使精神不散失，心情不烦扰。《河上公章句》认为，人的精神是禀受了精气才得以产生，而精气就藏于人的五脏之中，所以，养神就是养五藏神。其具体办法就是恬静寡欲，使五藏不伤，骨骸无病。为此，《河上公章句》并不认为世人所采取的加强营养，锻炼身体等使人身体强健的措施，可以达到长生久寿，恰恰相反，这正是人们短命而夭的根源，是人们追求长生久寿的一个误区。因为这样，人们就会把肉体之身看得高于一切。从而千方百计地满足肉体的各种刺激和欲望，使人伤精耗神，从而不得寿终。因此，《河上公章句》认为，把血肉之躯看得高于一切的养生方法，是人们保养精神的最大障碍，唯有除情去欲，清静无为，方能益生延年，长生久寿。
《河上公章句》所强调的养神，主要在于保持心灵的宁静，使整个人心灵的节奏与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相结合，最后达到象婴儿一样，“无所造为”（《忘知》第四十八），“内无思虑，外无政事，则精神不去也”（《能为》第十），这种境地，实际上就是人与天地共存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指人的肉体能够羽化成仙，长生不死，而是说人在排除了各种欲望之后，保持内心平静，可以产生一种人与天地共在的心理体验。河上公认为养神可以长生不死，也主要是从人的心理体验而言，而不是求一种肉体的永生长存，所以它说：“人能养神则不死也？（《成象》第六），“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气不劳，五神不苦，则可以长久”（《守道》第五十九）。《河上公章句》也明确承认肉体不可长存，“人死则气竭，精神亡”（《戒强》第七十六）。由此看来，道家的养生思想，在《河上公章句》中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肉体长生的思想，至少还不十分明显。
为了爱气养神，《河上公章句》还提出了一套导引行气的功法理论，这套功法理论，既有专门术语，又有简单要领。“天门谓北极紫微宫，开阖谓始终无际也。治身，天门谓鼻孔，开谓喘息，阖谓呼吸也”（《能为》第十），“不死之有，在于玄牝，玄，天也，于人为鼻；牝，地也，于人为口”（《成象》第六），“鼻口呼吸喘息，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无有”。“用气常宽舒，不当急疾勤劳也”《成象》第六。通过这套功法，可以练气养神，延年益寿。
《河上公章句》的养生之法，虽然与神仙方术思想有关，但它不是寻求不死之药，以图成神成仙，而是主张怀道抱一，导引行气，依靠自身修练，达到长生久寿，这种长生思想为后来的道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某些理论上、思想上的契机。
2.道家思想的世俗化
所谓世俗化是相对于经院化而言的，我们说道家思想的世俗化，主要是指不将重点放在宇宙生化等哲学理论方面，而是将道家的理论、原则运用于政治和人生，这本来就是秦汉以来道家的一大特色，也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一大特色。《河上公章句》将道家思想世俗化，首先就表现为将道家思想政治化，也就是说，把道家思想的理论原则运用于治国，这集中体现于其“致太平”的政治思想中。
河上公认为人君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达到天下太平，使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它反复强调治国要以“致太平”为务，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河上公认为君主起着决定的作用，所以它围绕着“致太平”这一宗旨，论述了君主的一系列行为规范。首先，君主应当爱惜民力。它说：“治国者受民则国安”（《能为》第十），要爱惜民力，君主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老百姓免受徭役征召之苦，同时，君主对待百姓要如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应一视同仁，施以爱心，不可政烦令苛。滥用刑罚，“圣人爱念百姓如孩赤子，长养之而责望其报”（《任德》第四十九），所以《河上公章句》认为“治天下常当以无事，不当烦劳也。及其好有事则政教烦，民不安，故不足治天下也”（《忘知》第四十八），并警告当政者，如果滥杀无辜，将会失去天下，“为人君而乐杀人，此不可使志于天下”（《偃武》第三十一）。于是，《河上公章句》提出了君主对待百姓应以德化教之的主张，即使百姓未能为善，未能守信，君主也应用道德教化使其为善，让其守信。这种爱民主张，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反映，体现了有识之士对民与国的关系的理性认识。
道家认为，道不仅是自然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总规则，也就是说，道的规则性，不仅指自然规则，也指社会规则，在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河上公运用这一理论，认为要“致太平”，君主还须用道治国，依道而行，循道而动，所以它说：“用道治国则国昌民安”（《仁德》第三十五），河上公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一种社会规则，既然是一种规则，君主就不能姿意妄为，违道而行，应当根据道的本质来治理国家，统治民众。道既是社会运转的内在本质，又是一个人的一种德行，这种德行大至国家，小到身家乡里。培养了这种德行，于国于己都大有益处，河上公在《修观》章说：“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德如是，乃为真人。修道于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贞其德如是，乃有余庆及于来世子孙。修道于乡，尊敬长老，爱养幼少，教诲愚鄙，其德如是，乃无不覆及也。修道于国，则君信臣忠，仁义自生，礼乐自兴，政平无私，其德如是，乃为丰厚也，人主修道于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应上，信如影响，其德如是，乃为普传”。这样一来，就使道家的“道”从纯粹的形而上的领域，拖回到了现实人生和政治领域。这是秦汉时期道家的一个创造性功绩，也是《河上公章句》将道家思想世俗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正身立信也是河上公达到“致太平”宗旨的一个重要内容。《河上公章句》认为，君主为万民之父母，应当以身作则，诚实可信，如果君主欺骗臣下，臣下也会照样欺骗君主，这样，君主就会闭塞视听，弄不清事情的原委和真情，以致于奸谀之臣日进，忠廉之士渐远，最后去位失国。这实际上，也是道的质朴性、平等性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反映。
《河上公章句》使道家思想世俗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宗教化因素的出现。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道家思想在汉代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神仙方术思想的逐步深入，到东汉时形成了一股尚黄老，修仙道的社会思潮，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河上公章句》开始运用修道长生理论来解说《老子》，其养生之法，尽管不是寻求不死之药，以图成神成仙，而是主张怀道抱一，导引行气，依靠自身修炼，达到长生久寿，但有追求长生不死的倾向，其导引行气的功法理论运用神秘，隐晦的语言，更使其养生理论蒙上了宗教气息，正因如此，后来道教经典《胎息经》几乎完全照搬了其名词术语。另一方面，《河上公章句》对道进行论述时，受汉代天人感应论思想的影响，将道拟人化、神圣化，鼓吹道有意志，能决定人事，报应善恶。如说：“人能强力行善，则为有意于道，道亦有意于人”（《辨德》第三十三），“天道虽宽博，善谋虑人事，修善行恶，各蒙其报也”（《任为》第七十三），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正因为《河上公章句》中这些宗教化因素，所以后来道教《传授经戒仪注诀》规定，《河上公章句》为道门必读的经典，地位仅次于《老君道德经》。但《河上公章句》只是具有一些道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