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创新的意义——与傅谨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报》艺术周刊近期发表了“泼水”系列文章，对目前的一些戏剧现象提出了尖锐的直率的意见，这对于活跃艺术批评，促进创作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但作者们的见解不可能一锤定音，他们所提到的有些现象和问题还应继续深入讨论。比如，傅瑾先生的《给“创新”泼点冷水》（《文艺报》2001年3月8日）批评了目前创新中的匆忙、浮躁，对传统和大师尊重不够，等等，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此文对当前戏剧创作实践的估价失之片面，特别是由此又推导出强调重复和模仿、贬低创新的理论主张，就更值得商榷了。
一、当前戏曲创新的实践
话剧中几部有争议的戏，笔者没有看，没有发言权。但就戏曲来说，我认为当前创作的主流是扎实的、有成效和有价值的。
十多年前，曾出现过一阵“探索热”。戏曲的“探索”出现在话剧之后，虽然有点赶时髦的味道，虽然不少作品还有些模仿和重复别人的痕迹，但探索者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面对着“戏曲危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我辈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魏明伦说这话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他们在进行艺术探索时确实冒着某些风险。探索戏曲受到人们的责难，以致《山鬼》的作者盛和煜赌气说：我不探索！十几年过去了，那时的作品还留在舞台上的已很少，但有一些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们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20世纪末一批创新意识较强的作品可以看成是探索戏曲的继续。
当前戏曲创新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创作者更强烈地表现自己的审美追求，要表现比较深刻的文化内涵。为此，他们不惜放弃剧种固有的优势，努力打破题材和表现方法的局限。二是努力适应观众娱乐性的追求，放下高台教化的架子，也放下古老剧种严整规范的架子，试图与流行性艺术一争高低。简单点，可以说是求雅、求俗两种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倾向从不同的出发点逐步向一起靠近。黄梅戏《徽州女人》观众踊跃和京剧《宰相刘罗锅》（一、二本）得到较高评价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一批创新的作品能否具有长久的价值，进入戏剧史，现在还难说，但对它们创新的动机和效果都不宜贬低，更不能一笔抹杀。
二、继承传统并非模仿、重复
近年许多学者（包括傅瑾先生）强调重视民族文化传统，这是正确的。丢掉传统，文化艺术就失去了发展的根基。但重视继承传统不等于只是重复与模仿。所谓传统，包括民族精神、思维方法、审美特点等等。当然它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中。就戏曲艺术来说，又包括剧本文学和舞台演出两方面。在戏曲表演中，模仿和重复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向老师学戏，刻模子，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对一些“经典性的”流派剧目，力争保留流派创始人的特点，也是必要的。但既然是活的人的演出，就必然也必须加进自己的创造，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完全的模仿。流派创始人都有“学我者活，似我者死”之类的格言，这里边是包含着艺术传承中的深刻经验的。至于传统剧本，包括古典名著，要在今天演出，那就不能不改。《窦娥冤》《西厢记》确实都是经典，但程砚秋演出的《窦娥冤》、荀慧生演出的《红娘》都大大不同于原著。你可以说他们改得不如原著，但他们迫于戏曲艺术舞台规律，不得不如此。他们并没有受到今天这可恶的“创新”思潮的感染。
每一个时代都应该重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就戏剧演出说，应该演一些前人创作的优秀作品。戏曲中有传统剧目，正是这个意思。但每一个时代都应为艺术殿堂增加新的财富。所以要演前人创造的剧目，一则为了直接利用这笔精神财富，二则是为了给新的创造提供借鉴。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就必须进行新的创造。福建的梨园戏剧作家王仁杰特别强调继承传统，他把自己的书斋叫“三思斋”，强调对传统要有敬畏之心。然而王仁杰的成就在于他创作了《节妇吟》《董生与李氏》等新的作品。所以我认为他是“畏传统而后超越”。如果王仁杰没有新作品，那么他关于重视传统的话就没有什么力量。
“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重复与模仿的历史。”这个断语令人惊讶。如果唐诗之后没有宋词，没有元曲，而只有对唐诗和杜甫的重复与模仿，那还能说中国有诗歌艺术史吗？
“在更多的场合，本该由对大师及经典的学习、模仿和继承，构成一个时代的艺术主流。”大师和经典都是前代的产物，由他（它）们构成的艺术主流只能是前代的艺术主流。如果我们的时代不能有新的创造，那倒真会产生“我们的艺术没有主流”的现象。我们经历过只许演“样板戏”不许走样的时代，那是政治的悲剧；即使没有那样的时代背景，但如果只允许学习、模仿和继承，而不许创造，那至少会造成文化的悲剧。
“人类要多年才能出现一位真正的大师，就意味着这多年里，众多的创新都毫无意义或意义很小”。那么，大师是怎样出现的呢？没有众多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大师会突然冒出来吗？我们知道有些大师是在他们死后才被戴上桂冠的，如果他们未成为大师前的作品都被认为毫无意义而不许出来，那我们的大师一定会少得可怜。
三、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艺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是不同的。科学技术新的取代旧的，有了性能先进的飞机，人们就不会再使用古老笨重的飞机。而传世的艺术作品却不会被新作品所取代，它们具有长久的价值。但这不等于艺术就不需要创新。与科学技术一样，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之所以要进行艺术创作，就是为了要表现出独创性，模仿那是匠人的事情。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偏好，是各个时代各门艺术的共同规律。古人强调诗歌创新反对模仿的主张不胜枚举，戴复古诗：“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元好问：“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赵翼更是极而言之：“瞒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画家中有些人标举宗法某某，但凡能自成一家的，必不以模仿和重复他人为目标。石涛反对“知古而不知我”，要求“借古以开今”，他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吴昌硕诗：“画当出己意，模仿堕尘垢，即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正因为有这些勇于创新的诗人、画家，我们的艺术史才没有到唐代或宋代便中止。戏曲也一样，如果明代人只去重复元杂剧，近代人只去重复明、清传奇，那末被称为大师的梅尚程荀就不可能出现。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固然经过艰苦的学习和模仿的阶段，但经过这一阶段之后，他们便不断创新，这中间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批评。没有创新，他们成不了大师。所以应该说：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历史。要使戏曲不在我们这一代消亡，续写出我们时代的篇章，那就必须有超越前人的决心、勇气和艰苦的实践。
傅瑾先生很鄙夷有些文艺理论书老是引用第一个把女人比喻成花的是天才，第二个第三个则如何如何。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些书之所以被鄙夷是因为它们的引用已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已经落于庸人和可怜虫之列了；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比喻应该重复，只能重复。试想一下，如果在文艺作品中和生活中，见到美丽的女人就说：“你真像一朵花呀！”比喻者和被比者岂不都觉得很乏味？
创新是不容易的，受主观客观各方面限制。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化积累，没有广阔的艺术视野，没有创作的天才，都不能有真正的创新。客观上也必须有民主和谐的环境和鼓励创造的文化氛围。当今良好的创造环境来之不易，所以众多想成为大师或者并无此奢望的艺术家都撸胳膊挽袖，想试一把。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当然创作出的作品是高下不一的。但是本文第一段所说的那种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应该说是主导方面。至于浮躁、浅薄的创作，把创新看得容易甚至以为可以用它包装懒惰和平庸的认识，也不能没有。傅瑾先生指出这一点，泼一瓢水引起人们思考，是有益的。但我这里又不得不重复一句“老掉牙的名言”：泼脏水不要连孩子一起泼掉！